論格日勒其木格·黑鶴小說的生態書寫*

司國慶

(中央民族大學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北京 100081)

自18世紀中期至21世紀,人類社會在短短三個世紀中接連實現了三次工業革命,現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達到空前水平。但與此同時,這種基于不斷開發、掠奪自然資源的發展方式,也導致了環境污染、資源匱乏、溫室效應、土地沙化、物種滅絕等一系列生態問題。更為嚴重的是,作為現代化進程的伴生物,現代主義思想極大刺激了人類的物質欲望,拜金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思想孽生,人類精神生態的危機逐漸凸顯出來。

從根本上說,生態文學是現代社會發展進程中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三重危機“詢喚”下的必然產物。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西方生態文學作品譯入、生態思潮引導和本土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現實語境下,我國生態文學逐漸發展起來,涌現出沙青、徐剛、張煒、葦岸、烏熱爾圖、郭雪波、楊志軍、賈平凹、葉廣芩、陳應松、鄧一光和李進祥等一批生力軍。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生態文學的書寫重鎮大都集中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及邊遠地區,一批少數民族作家成為生態文學創作的先行者,他們最先意識到生態惡化的危機,直面家園山河破碎的生態現狀,反思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與精神根源,并將之投影到文學實踐中,表現出強烈的生態關懷意識。黑鶴無疑是其中一個典型代表。

一、自然生態危機的展現和反思

大小興安嶺森林及內蒙古草原占我國近15%的國土面積,資源豐富。得益于這些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歷史上北方眾多游牧民族如烏桓、鮮卑、室韋等得以在此繁衍生息并形成燦爛的游牧文明。至今,在這片林海雪原中仍然生活著蒙古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達斡爾族等游牧游獵民族。一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也是一部具有特殊性的自然發展史,從漁獵社會、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信息社會,游牧民族敬畏自然、順應自然的生態理念逐漸被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觀念沖擊得七零八落,致使森林、草原生態狀況急劇惡化。

(一) 森林萎縮,草原退化

大興安嶺森林是我國面積最大的原始林區,歷史上長期實行封禁政策,僅有少數游獵民族在此生活,較好地保持了森林的原始狀態。19世紀末以來,沙俄為攫取我國東北地區資源,與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并于1897年開始修筑貫穿大興安嶺地區的中東鐵路,這一巨大的生態寶庫開始進入野蠻開發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基于大力開展工業建設的現實需要,曾掀起向森林進軍、向草原進軍的開發熱潮,條條鐵路、公路延伸進森林腹地,大興安嶺向人們敞開了她的懷抱,大量木材被源源不斷地運往全國各地。但是,隨著開發愈加深入,起初“護林為主、采伐為輔”“采伐與更新并舉”的方式逐漸演變為無視生態規律的盲動式開發,造成森林資源的嚴重損失。尤其在改革開放之后,交通運輸更加便捷,人口流動加劇,在經濟利益的強烈刺激下,大批盲目自流民涌入林區,濫捕濫獵、盜砍盜伐、毀林開荒。這種毀滅式開發、掠奪式開發使森林郁閉度降低、動物數量銳減、大量植物生長線退縮,生態破壞的嚴重后果逐漸顯露出來。黑鶴的小說就真切地反映了這一嚴峻的現實問題。

《黑狗哈拉諾亥》中的“黑人”,就是這樣一個擅自闖入林區的自流民,他在整片山谷里種滿了“錯落有致”的罌粟,格利什克老人第一次見到這塊罌粟地時大為驚奇,因為鄂溫克人知道,叢林深處向來是灌木叢生、物種豐富的。但金錢的刺激極大提升了人的行動力,這些罌粟花正是“黑人”以大量砍伐灌木為代價換來的,一堆堆散落在地上的腐爛的小樹和灌木與“紅得像經年的血”的妖艷的花兒形成了鮮明對比,“整齊與凌亂”“妖冶與腐爛”的強烈對比顛覆了慣常的審美習慣并傳達出前所未有的諷刺意味。所以,與其說是格利什克受花香魅惑而頭暈目眩,不如說是大興安嶺森林因生命力流失而表現出的切膚之痛。然而,“黑人”對森林的破壞遠不止于此,他還在自己的窩棚外安插了一個柵欄——那是用數不清的各種鹿角、狍子角、犴角和各種獸骨圍成的柵欄。鄂溫克人世代篤信神山神林神水,對森林中的動物、植物平等對待,狩獵時只取所需,從不濫殺無辜。然而“黑人”卻大量獵殺動物并將動物尸骸制成了圍欄,他悄無聲息地潛入森林,犯下一系列罪行之后卻成功逃脫了森林警察的制裁?！昂谌恕逼鋵嵳窃罅坑咳肓謪^的自流民的代表,他們在過往數十年中破壞森林的“歷史行為”已難以追責,畢竟“歷史是過去時,也是由眾多的手臂托舉過的一片天地。通常來說,那是無人為其承擔責任的、僅供現今參照的、由大大小小事件構成的時間序列”[1]44,所以黑鶴將“黑人”的所作所為稱為一個“傳說”,既諷刺又無奈。

魯樞元曾表達過關于“森林”變遷與人類命運的喻示:工業文明下“森——林——木”的變化過程也許正是樹木不可逆轉的命運,但如果人類依舊一意孤行濫砍濫伐,那么“木”終將會變成“十”——一個象征著死亡與寂滅的“十字架”[2]164。這段話語包含的警示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森林是大興安嶺地區的生態與安全屏障,如今這道屏障被撕開了裂口,如同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種種生態惡果已經開始顯現,如河流干涸、沙進人退、火災洪水、氣候紊亂等,警示人們保護森林生態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相較于森林,草原的生態系統更加脆弱。內蒙古草原東起大興安嶺西麓,西至甘肅河西走廊西北端,氣候區自東向西大致為濕潤區、半干旱區和干旱區,植被類型則分別以草原、沙漠和戈壁為主。遼闊的草原雖然蘊含豐富的畜種資源、植物資源和礦產資源,但由于氣候惡劣、土壤貧瘠,也并不總是人們想象中的“水草豐美,獵物極勝”。因此,游牧民族歷來注重保護草原脆弱的生態環境,成吉思汗曾在《大扎撒》中規定:“其國禁,草生而地者,遺火而炙草者,誅其家?！比欢F代以來,內蒙古草原經歷了同大興安嶺森林類似的陣痛。

近年來,將工礦業開發表述為“進步與發展”,在內蒙古牧區成為一種流行現象。碧綠的牧草下埋藏著“黑色的金子”——煤炭、石油等,此外還蘊含其他有色金屬及磚瓦黏土、建筑材料等非金屬礦產,“億萬年前的沉積物緩慢而耐心地蛻變,直到有一天人類在地上開出一個縱深的傷口,于是黑色的能源就從這在茫茫的草地中流淌出來了”[3]58。由此發展起來的礦業經濟固然為地方財政帶來不菲的收入,但同時也給地方生態帶來不少問題:大量露天礦場侵占草地,導致草場面積萎縮;大型裝載車輛碾壓牧草致使沙土外翻,給草場留下一道道“傷疤”,引起草場沙化;礦廠廢渣、廢水無序排放導致環境污染,此外還極易引起滑坡、地面塌陷等次生地質災害。在《鬼狗》中,黑鶴對這種無序開發礦產的行為給予了批判:“更多的人類涌向草地,瘋狂地鉆透地層,在大地上開出更多的傷口?！盵3]58“不斷有行駛時震得地面嗡嗡作響的大型卡車在院子外面停下,揚起經久不散的灰塵……”[3]58此外,卡車司機們在草地上建立一個又一個中轉站,公然進行斗狗、賭博等,把原本靜謐純凈的草原搞得烏煙瘴氣。如今,草原正面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峻的危機,受礦產開發、過度放牧和無序旅游等影響,草原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退化?！斑^去,人們通常用生產力標準即現代化程度來衡量一個社會的經濟文化的進步和發展程度,但這一標準卻衡量不出由生產力進步所帶來的不可持續發展問題,更難評價有些歷史事件和文化現象的對與錯?！盵4]草原被游牧民族視為母親,一定程度上也是游牧民族文化的母體,如果某一天母體被蠶食殆盡,那么一個民族悠久燦爛的文化也許將會無處依附。

(二) 濫捕濫獵,物種衰減

狩獵是游牧民族一項重要的輔助性生業,是他們得到生活資料的重要手段。狩獵通常具有季節性和選擇性,這不僅是因為受生產節奏、社會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影響,也是基于自然生態的現實考量。游牧民族在長久的生活中總結出一套獨特的生存智慧:維持草原“大命”與“小命”的平衡。草原是“大命”,人和其他動物則是互相平等的“小命”,生命與生命環環相扣,共同組成草原生態的“神性之鏈”。即使拋開生存意義而就生命意義而言,人與動物也是這個世界上并行的伙伴。游牧民族歷來重視與動物的伙伴關系,從眾多的史詩、贊詞、諺語等口頭文學作品中就可見一斑。在通古斯諸民族的“人與動物的神話傳說中,他們充分表現出人與動物間有超越自然和超越自我的親族關系之意識,甚至還描繪出人與動物間建立有人類社會最親密的家庭關系之情節。如,在獵殺熊的神話傳說里,他們尊稱動物為‘祖父’或‘祖母’,并以至高的禮儀葬送它。由此展現了他們在過去漫長的狩獵生產生活歲月及特定環境里,所形成的對動物的獨特認知態度”[5]。然而自步入現代社會以來,這種伙伴關系已難以維系。

《母狼》和《靜靜的白樺林》是黑鶴版本的“懷念狼”的故事?！赌咐恰分?獵人德子故意放走一只懷孕的母狼,這并非是他惻隱之心發作,而是希望待母狼產崽后連同幼崽一起抓獲。他為此特意制作了一柄長矛,往狼洞里用力刺戳后再大肆挖掘,最終“如愿”挖到四只狼崽并出售給商人。在本該萬物生長的春季,母狼永遠失去了生命,幾只狼崽永遠失去在野外生長的機會,它們將被賣進動物園,永遠失去自由,供人觀賞。獵人出于貪欲不僅破壞了春季禁獵的傳統,還磨刀霍霍伸向幼崽,“獵人扛支空心鐵棍,搜尋天涯,切不可見什么打什么”[6]199的教誨被棄若敝履。

而《靜靜的白樺林》中的殺戮則更為殘忍。母狼外出覓食前出于安全考慮把兩頭小狼埋在沙土里,僅僅露出兩個腦袋,獵人巴圖趁機抽刀割斷了小狼的頭,再把它們放回原處。母狼覓食歸來,刨開沙土卻只見兩個頭顱滾落下來,絕望的母狼圍繞著小狼殘缺不全的尸體無助又瘋狂地來回奔跑,發出凄慘的嗥叫。躲在暗處的巴圖享受著他的杰作,殺戮純粹變成了一場“游戲”。三年后巴圖帶著八歲的孩子出獵時再次遇到母狼,顯然母狼吸取了上次的教訓,它時刻叼著一只袋子,即使后來被巴圖一槍斃命,仍然緊緊咬住不松開自己的牙齒。男孩出于好奇查看袋子中到底為何物——那是三只毛茸茸的小狼,它們還不知道自己的母親已經永遠地離開了。男孩親眼目睹了殺戮過程,“他感覺自己身體里有些溫暖的東西就那樣慢慢地失去了”?，F實世界遽然變成一個死亡深淵,風吹過白樺林發出的簌簌聲響,那是生命和童真的挽歌,孩子和小狼就此一并成為“美麗世界的孤兒”。

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悲劇的本質是悲劇主體的苦難或死亡,“這苦難或死亡即使不顯出任何無限強大與不可戰勝的力量,也已經完全足夠我們充滿恐怖與同情”[7]33。在殘忍的獵人面前,原本兇悍的母狼被玩弄于股掌之間。黑鶴以孩子的視角,透過冷靜的語調和巨細無遺的細節描寫,傳遞出令人恐懼的陰冷氣息,這則叢林中的悲劇格外發人深省。

如果說賈平凹的《懷念狼》是防止文明時代人類整體或民族的“種的退化”,賈平凹“對原始生命力的喪失,形成了柔弱的中國國民性”懷有深深的憂慮與恐懼[8],那么黑鶴則表達了對背棄本民族傳統的獵人喪失精神信仰、敬畏之心而成為“異化”人的深深憂慮。失去敬畏之心的獵人,不僅將屠刀伸向了狼,還對黃羊、狼獾、天鵝等痛下殺手,導致草原上的物種迅速衰減。人類率先撕毀與動物之間的無字契約,也必將招致動物的反撲:艾特瑪托夫的《斷頭臺》中,母狼阿爾巴拉和公狼塔什柴納爾在幼崽被偷后,叼走了波士頓不滿兩歲的兒子,最終孩子與母狼一起倒在波士頓的槍下;滿都麥的《人與狼》中,紅衛老漢扒去一頭狼崽的皮,這頭無毛狼竟奇跡般地存活下來,并在20多年后出于報復咬掉紅衛老漢兒子的生殖器,顯然作者想要表達“人對狼趕盡殺絕也就是自掘墳墓”的觀念;葉廣芩的《長蟲二顫》中,老佘為了取蛇膽泡酒、做蛇肉羹,斬去了一條名叫二顫的老蛇的頭,最終卻被還未僵死的蛇頭咬中,失去了一條腿。無數類似的案例警示我們,人不是萬物的主宰,所有的生命都在共享這個世界。如果人類對其他物種不加愛護,一味地濫捕濫獵,結果一定會像吉狄馬加借雪豹之口高喊的那樣:“那最后的審判/絕不會遙遙無期……”[9]146

二、精神生態的異化和污染

現代社會用科學戰勝了愚昧,用理性征服了非理性,自然、神性被祛魅,但好景不長,現代性在謀求發展中很快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出現了科技吞噬人性、物欲迷惑心靈等現代性危機。人類精神世界、心靈世界遭遇了生態學意義上的“污染”,出現了精神“真空化”、行為“無能化”、生活風格“齊一化”、存在“疏離化”、心靈“拜物化”等現代社會精神生態惡化的典型征候[2]149,不僅給人類自身,同時也給大自然帶來無窮的危害。

(一) 精神冷漠,放逐生命

動物競技是一項具有悠久歷史的民間娛樂性體育運動,我國民間自古就有賽馬、斗蟋蟀、斗雞等活動。競爭是人與動物的本性,一般認為,以動物的爭斗代替人與人之間的角斗,是人類精神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的文明進步現象,動物競技的觀賞性、娛樂性也是人們調節生活的一項手段。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項活動自產生之初就存在畸形化發展的問題,并滋生出“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啄”的賭博行為。

黑鶴作品中提到的馴狗、斗狗情節,生動反映了動物競技的畸形發展以及現代人精神異化的問題?！逗谘妗放c《黑狗哈拉諾亥》中的“黑人”和《鬼狗》中的德子在一定程度上是異化的現代人“心狠手黑”的象征,他們獨有一套馴狗的野蠻而殘忍的“智慧”。為了鍛煉“鬼”的耐痛力,德子和工人們動輒掄起棍棒鋪天蓋地打過來,“鬼”越反抗越能激起他們施虐的快意。為了鍛煉“鬼”的敏捷度和力量,德子把一只貓吊掛在橫桿上,桿子的一頭連著“鬼”的鏈子,“鬼”一次次向前撲擊,又一次次把貓向前推離,貓與狗互相折磨,不斷滋生仇恨和恐懼情緒,這種情緒慢慢地滲透進彼此的身體和血液里;這種踐踏動物生命的訓練方式令“鬼”變得更加暴烈,撕咬、吞噬的瘋狂逐漸成為它的本能。為了鍛煉“鬼”的頸部肌肉,“黑人”把重達一百余斤的鐵鏈一圈一圈地箍在它的脖子上,把它拴在自制的“跑步機”上一跑就是五十公里,直至它的爪子已經麻木得感受不到不斷滾動的皮帶。在如此慘無人道的訓練下,另外兩條狗“貝貝”和“黑獅”很快發瘋斃命,盡管“鬼”憑借強大的生存本能堅持下來,但它的心靈已經扭曲,精神接近崩潰,喪失了一頭牧羊犬的優秀品質,變成一頭嗜血的斗犬。而為了“培養”牧羊犬的嗜血特質,在《黑狗哈拉諾亥》中“黑人”更是直接以生命獻祭:將九只幼犬關進山洞,不定期投放不足額的食物,引導它們自相殘殺,最終只有靠吞食兄弟血肉存活下來的兩只幼犬才有望成長為“獒”,其歹毒程度比《趙氏孤兒》中屠岸賈豢養西戎“神獒”攻擊趙盾的行為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人為安排的“優勝劣汰”,具有濃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將部分現代人倫理道德感喪失、兇狠冷漠的精神生態表現得淋漓盡致。

《黑焰》《鬼狗》和《黑狗哈拉諾亥》中的斗狗場面則更加血腥。礦場工人把斗狗當作酒后消遣的工具,旅游景點把斗狗作為招徠游客的手段,人與狗共同完成一場場觸目驚心的“表演”:“鬼”甫一被牽進斗場,圍觀者便扔石頭、酒瓶等來激怒它;當一方出現落敗跡象,觀賞者便瘋狂地呼喊號叫,期待接下來血肉橫飛的場面;一旦任何一方倒下,他們就鼓呼吶喊,對落敗者輕則斷腿殘廢、重則命喪斗場的后果漠不關心,只沉浸在血腥殺戮帶來的快感中,只有親眼目睹“鬼”把落敗者的尸體一塊塊撕咬吞食殆盡之后,他們體內的快感才會慢慢退卻并饒有興致地回味剛剛發生的一幕幕場景,“那些觀看了斗犬比賽的游客臉上都掛著一種近似癡呆的表情,很像春天在森林里游蕩的動物徹夜狂歡之后那種放縱的頹敗”[3]121。這種血腥爭斗讓人不由得聯想到杰克·倫敦的《荒野的呼喚》中,隱喻處于資本主義上升期的美國人與人之間相互壓榨、傾軋的斗狗情節,狂熱的圍觀者更是讓人想起魯迅筆下癡迷“看砍頭”的看客。一百年如白駒過隙,國人擺脫了落后病、軟骨癥,但依然存在著精神冷漠病,就像黑鶴不止一次在文中提到,毫無人性的訓練使牧羊犬“身上有些東西已經永遠損壞了”,其實,看客們健康的心靈和人性何嘗不是同樣永遠損壞、消失了呢?

E農1S是湖北省農業科學院糧食作物研究所以廣占 63－4S［1］為受體、以抗稻瘟病品種 GD－7［2］為供體，通過雜交、回交和自交，結合分子標記輔助選擇技術選育的攜帶抗稻瘟病基因Pi1和Pi2的兩系不育系。2016年通過湖北省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審定，品種審定編號為鄂審稻2016028。以E農1S為母本配制的雜交組合目前已有E兩優476［3］、E兩優186［4］和E兩優222通過了品種審定。

(二) 狂熱拜金,幸福匱乏

現代社會猶如一部高速運轉的機器,作為零部件的個體在日復一日的機械化、同質化生活中難以找到自身的價值和定位,經常處于幸福匱乏狀態,這就使得金錢與物質成為現代人的共同信仰,并導致消費主義、拜金主義等思想大行其道。消費主義使商品邏輯成為整個人類社會的邏輯,并制造出關于消費行為的一系列虛假想象,“人們在消費商品時已不僅僅是消費物品本身具有的內涵,而是在消費物品所代表的社會身份符號價值。諸如富貴、浪漫、時髦、前衛、歸屬感等象征衍生價值就像幽靈附身于商品上,散發出身份符號的魅力迷惑著消費者。消費者在一種被動迷醉狀態下被物化成社會存在中的符號——自我身份確認”[10]。在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理念的驅使下,人為賦予的“商業價值”“實用價值”“科學價值”“文化價值”等遮蔽和掩蓋了事物的本體性價值,導致出現種種反生態行為,其中對“沙圖什”的熱捧就是一則典型例子。

“沙圖什”是一種用藏羚羊絨毛織成的披肩,一條沙圖什圍巾售價一度高達上萬美元,被認為是上層社會人士地位顯赫、品味時尚的象征,但這種所謂的“顯赫”“時尚”實則是用藏羚羊血淋淋的生命換來的,每生產一條沙圖什圍巾,就需要犧牲三至五頭藏羚羊的生命。但在巨額利潤面前,人們往往置動物的生命于不顧,對沙圖什的虛榮追求導致了盜獵藏羚羊行為屢禁不止。黑鶴的短篇小說《黑眼睛》就極有可能是以此為背景創作的?！拔摇备S志愿者隊伍巡視藏羚羊生態區,親眼目睹了藏羚羊被殺戮的慘狀,“成片地被剝了皮的藏羚羊尸體鋪滿了足有一個足球場大小的谷地,血腥味夾雜著腐尸味撲面而來,幾乎讓人睜不開眼睛”[11]49。而盜獵者的罪惡行徑還遠不止此,面對國家的明令禁止和保護藏羚羊隊伍的干預,他們甚至還肆意開槍殺人。在《黑焰》中,韓瑪跟隨“野牦牛隊”巡查時遇到盜獵團伙,走投無路的盜獵者向韓瑪舉起了槍,關鍵時刻如果不是格桑突然出現并將盜獵者的槍摔到地上,韓瑪可能已經當場犧牲。小說中的情節絕不只是文學性的夸張,在西藏、青海、新疆三省(自治區)組織的反盜獵行動中,就有杰?！に髂线_杰、段興浩、羅布玉杰等志士在與窮兇極惡的盜獵分子斗爭中獻出了寶貴生命。

消費主義對人類思想的侵蝕不僅表現在穿著上,還表現在飲食上。時下人們已不再滿足于“吃飽”,還追求吃“好”——四處搜羅價格昂貴、物種稀有的食材,于是各種動物被端上人類的餐桌?！短禊Z牧場》中,原本高貴俊美的白天鵝被獵人毫不猶豫地扭斷脖子,“在他們的世界里,天鵝僅僅是更大的鵝而已,只代表著可以吃的肉,事實上,在他們看來世間萬物最終都是要從人的嗓子眼通過的”[12]55?！丢{童》中,鼬、鴿子、兔子、跳鼠甚至還有狼都一一滑進阿爾斯楞的肚囊,草原小鎮上到處都有狗肉館,人類忠誠的伙伴最終也難逃被吃的命運,正如郭雪波的《沙葬》中云燈喇嘛所說:“人是個太殘忍太霸道的食肉動物,你看看你們這些不信佛的人,啥不吃?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吃得那個全乎。那個貪勁……人啊,早晚把這個地球吃個干凈吃個光!”[13]79直到有一天,人類連動物都吃膩了,也許會轉頭向人類自己開刀!莫言的《酒國》就講述了一個消費主義心理畸變的酒國市地方官員食用嬰兒的觸目驚心的“吃人”故事。自魯迅以后,“吃人”主題在20世紀末期重現,不同之處在于,“魯迅是從啟蒙主義視角發現了人的歷史性被‘吃’的命運,莫言則從消費主義的帷幕里,揭開了‘人’被異化為‘物’(美食)而被‘吃’的真相”[14]183。

總之,在消費主義、拜金主義思想的蒙蔽下,人們總是將物質與身份、金錢與幸福劃上等號,但消費主義的虛假泡沫并不能使人們真正擺脫幸福匱乏狀態,也許小說中韓瑪的經歷能夠給予我們一定的啟示,相較于富足的好友楊炎,韓瑪并沒有華美的別墅和龐大的家業,他能做的只是和格桑一起參加保護藏羚羊活動,去孤兒院服務,到草原小鎮支教,在奉獻中收獲了人們的尊敬與愛護以及格桑矢志不渝的陪伴,同時找到自己的人生價值和意義。

三、重回和諧的追求與可能

中華文化向來重視人與天地萬物的和諧統一,儒家講求“仁愛萬物”,要求“釣而不綱, 弋不射宿”;道家奉行“道法自然”,倡導“天地與我并生, 萬物與我為一”;佛家則遵奉“戒殺護生”,教導民眾奉行“不殺生”“素食”和“放生”等行為規范,在一定程度上,儒釋道三家都把“天人合一”作為共同的哲學基礎,彰顯了古人對于自然萬物的共同感悟。隨著人類在現代化進程中率先打破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約定,最終招致自然的報復,愈演愈烈的生態危機使人類認識到,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于是倡導人類重返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呼聲愈發高漲。

(一) 樹立生態整體觀

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單獨存在的,日月山川、鳥獸蟲魚,所有的有生命體和無生命體共同構成了和諧統一的地球生態系統。人類必須從整體和全局上觀照自然生態問題,即秉持生態整體主義思想,客觀全面地看待人與動物、動物與動物的關系,理性對待生命的生死消亡,把不破壞生態系統的穩定和動態平衡作為最基本的價值判斷標準,把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當作最高目標和終極目的。對此,黑鶴有著清晰冷靜的認知,這主要來自游牧民族經過生活積累而總結出的生態智慧,一切以保證草原“大命”的整體平衡和諧為準則。

獾是草原上一種并不起眼的食草動物,但當它們數量過多時,不僅與家畜爭奪草料,還到處打洞破壞牧草生長,牧人騎馬一旦陷進洞里極容易別斷馬腿產生危險,所以在《獵獾》中,扎布不惜用兩頭羊去換一只可以捉獾的牧羊犬薩合樂。薩合樂成功鉆進獾洞并咬死三只獾,但扎布并沒有讓它趕盡殺絕,而是給獾家族留下幼小的成員,因為獾不僅可以控制草原上老鼠的數量,還會食用腐爛的動物尸體,間接保護其他牲畜免受病菌感染。

死亡是自然世界不可回避的一個話題。在《狼獾河》中,“我”外出狩獵遇到一頭被狼獾獵殺的馴鹿,“我”并未因馴鹿的死而過分悲痛并對狼獾深惡痛絕,而是冷靜甚至略帶調侃地描述“它那凝固的目光帶有一種傻呵呵的不知所措的古怪表情”,并把馴鹿的死歸結為命里注定的事。在這里,黑鶴關注的不是個體生命的消長,而是系統生命的延續,馴鹿固然是一條寶貴的生命,而且似乎處于“弱勢”地位,理應獲得同情和憐憫,但狼獾的生存權利又該如何保護?如果為了保護馴鹿而不惜消滅其他動物,勢必會導致生態鏈條的斷裂,那么系統的延續也就無從談起。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面對狼與狼獾、狼與熊、熊與馴鹿、狼與羊群之間的爭斗,“我”從來都是選擇“冷眼旁觀”。在自然世界踐行人類社會“懲強扶弱”的道德觀念,本質上是一種有悖于生態道德的行為。如果從生態整體觀念來看待,死亡的意義便獲得了超越,“羊食草,狼食羊,狼化塵土,滋養青草”,個體“小命”有消有長,但草原的“大命”得以生生不息,這樣生命才得以最終達到理想的和諧狀態。

(二) 人與自然“有距離”地同行

黑鶴在一次訪談中曾談道:“動物是與人類并行的精靈,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我寫小說就是想讓讀者知道,除了城市,其實仍然還有荒野。在荒野之中,人類和其他生靈是可以和諧共處的?！盵15]黑鶴的小說啟示我們,人類應該善待并尊重其他生命,這樣才能換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例如《雪地》中,“我”去森林滑雪,“我”的滑雪板可以翻開雪層,使藏身雪下的林鼠“抱頭鼠竄”,從而為烏鴉和狐貍提供了食物,并得以與烏鴉和兩只狐貍交上了“朋友”。而《額爾古納河的母狼》《紅色狼谷》《老班兄弟》以及《風之子》講述的都是“救助——報恩”的故事,一來一往間彰顯人與狼、人與熊、人與馬之間的篤厚情誼。在這幾則故事中,“我”作為人類,并未對野生動物抱有成見,而是勇敢地戰勝恐懼,或幫母狼取下鋼夾,或從“老班”大張著的熊口中取下魚鉤,人類付出了真誠并成功收獲動物的友好回饋,確證了人與動物和諧共處的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人與動物在荒野世界的邂逅畢竟是短暫的、偶然的,人類與動物雖然分享著同一個自然世界,但主要活動空間卻又迥然有別,任何一方的貿然闖入都可能釀成沖突引發流血事件。所以,黑鶴在作品中頻繁提及“教訓”與“距離”兩個詞,意在提醒人類與動物應該保持適當距離。

黑鶴在《黃昏夜鷹》中寫道,“我”曾懲治過一只到營地偷取食物的松鴉并堅信這對它是好事,否則它早晚會被人類捉住。果不其然,營地中一只夜鷹的經歷不幸驗證了“我”的判斷,它每晚定時在營地上空發出急驟的叫聲,在“我”沒來得及驅趕它之前,就被一個鄂溫克男孩用槍打死。在《艾雅蘇克河的猞猁》中,一頭猞猁進犯鄂溫克人的營地并捕殺了馴鹿,維加和“我”決定帶領牧羊犬驅趕猞猁,并用猞猁幼崽作威脅,最終它帶著一只受傷的耳朵和幼崽永遠離開了,“對這頭猞猁而言,這是一次刻骨銘心的記憶,以后,它會帶領著自己的幼崽遠離人類的營地”[16]36。

這種主張通過“距離”和“教訓”而非一味用“愛”或“信仰”來拯救失范的自然世界的思想,在《美麗世界的孤兒》中有更加明顯的體現。在可怕的森林大火面前,人與動物結下了深厚友誼。首先是柳霞不顧生命危險尋找跑丟的馴鹿幺魯達,隨后一人一鹿的逃亡隊伍不斷有新角色加入:兩頭熊(在鄂溫克神話中,人與熊本來就是兄弟)、一頭犴、兩只狍子、狐貍、野兔、林鼠甚至還有狼和狼獾,所有生靈井然有序地跟在熊的身后撤退,這時“捕獵與奔逃突然間退到次要的地位,林地間呈現出天堂牧場一樣和諧的景象”[17]161。很快,兩頭熊就確定了逃離火災的方向,前方是一棵折斷了的巨樹垂落地下形成的一個三角形的門,“此時,這個天成的大門正在燃燒,兩頭熊毫不猶豫地從火門下穿過,它們厚實的身影像蠟樣在火中熔化了”[17]163,其他動物隨后也一一穿過火門。但此時,柳霞和幺魯達卻猶豫了,隨后火門轟然倒塌,兩頭熊和其他動物隨即失去蹤影,人與動物未能同行到最后。

在鄂溫克的民間信仰里,火具有潔凈與再生的功能,那道熊熊燃燒的火門就像一道生命之門,阻隔了屬于荒野世界的熊、犴等一眾動物和屬于人類世界的柳霞和馴鹿,但阻隔線也是安全線,如果柳霞和幺魯達貿然穿過即將倒塌的的火門,那么后果也許不可想象。幸運的是,經過大火的“洗禮”,幺魯達體內那遠古的羅盤被喚醒,隨后成功帶領柳霞逃離了火海,他們同樣獲得了“再生”。人類盡管未能與動物同行到最后,但還是通過短暫的邂逅共同創造了生命的奇跡,人與動物達到真正生態意義上的和諧狀態。

四、結語

毋庸諱言,黑鶴的生態思想及生態理想主要是基于游牧民族生活傳統以及現實生活經歷之上的主體性自覺,并未形成系統的生態理念,也就不能就現實存在的難題給出切實有效的解決方案。事實上,這也是當下我國多民族生態文學創作中存在的主要弊病:或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地焦慮、吶喊,或是千篇一律地說教、訓誡,或是對西方生態理念亦步亦趨,將羅爾斯頓的“生態整體主義思想”、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說”和史懷澤的“敬畏生命”倫理等奉為圭臬,總之,是在一種“前現代守成、現代性訴求、后現代性批判”[18]的境況中戴著鐐銬跳舞。也許,“生存”與“生態”不必存在根本上的對立,肖亦農在《尋找毛烏素》一書中已經向我們證明,以“工業化思維”治理生態問題是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郭雪波在后期的文學創作中也嘗試給出了“科技+人性”的解決方案。所以,現代化和科技化本身也許才是現代性難題的突圍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