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學界限”到“打成一片”*
——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后深入工人群眾的實踐經驗及啟示

胡曉陽，胡子祥

( 1.西南交通大學 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四川 成都 611756；2.西南交通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四川 成都 611756 )

群眾工作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歷來受到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多次強調群眾工作的重要性，并將“人民至上”作為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之一。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我們要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1]，充分體現了黨對人民群眾歷史地位的認識。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后，隨著“與勞工為伍”潮流的興起，從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深入工農群眾開展講演，到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長辛店開辦勞動補習學校，再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以長辛店工運工作為基礎向北方各地工人組織擴展，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群眾工作的最初探索，展現了早期共產黨人堅定的無產階級信仰和勇于實踐的偉大氣魄，也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中國共產黨群眾路線的最初萌芽。

一、“與勞工為伍”：響應時代潮流的呼聲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伴隨著資本主義矛盾在世界范圍內的激化而帶來的歐洲各國在政治、社會等方面的劇烈變動，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展現出勞動階級的力量，促使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關注中國底層的工農群眾，勞工問題也逐漸進入知識分子的視野。

早在1917年4月，李大釗在談及學生問題及解決之道時，即以歐美社會的婦女問題、工人問題為例進行類比闡釋，指出階級剝削使得歐美國家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之先聲，遂皆發于工人之口”[2]85，并特別指出俄國大革命的發端“亦以面包問題為武器，工人團體為先鋒”[2]85，新俄共和國由此誕生?；凇昂裎夜埠驼沃畡萘Α钡目剂?，李大釗較早關注了俄國革命，并通過對歐戰戰局中各國社會黨平和運動的剖析，認識到“社會黨之行動頗足與莫大之影響于戰局，則為不可掩之事實”[2]123。李大釗通過對歐洲各國社會黨平和運動的觀察，一方面對各國社會黨的運動模式有了深入了解，另一方面也察覺到國民之勢、工人力量對于革命運動的重要作用。

1918年11月，北大校長蔡元培在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上為參戰的中國勞工歡呼，喊出了“勞工神圣”的口號。同時，李大釗也指出歐戰的勝利是“庶民的勝利”，他高呼“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2]255，并將其視為一個只能迎不能拒的世界新潮流。此后，勞工話題迅速受到整個社會的關注，圍繞勞工話題的各種討論也逐漸熱烈。知識分子普遍察覺到“現在勞工社會，已經漸漸覺醒”[2]291，必須對戰后世界上新起的勞工問題給予高度關注。為此，李大釗強調在教育不昌、知識貧弱的中國設置勞工補助教育機關的必要性，主張在民主精神的引領下強化勞工教育。同時，他將對勞工問題的解決與青年教育結合起來，提出“想要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2]304。李大釗積極向青年們宣傳“尊勞主義”的勞動倫理觀，指出“人生求樂的方法，最好莫過于尊重勞動”[2]318。他從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肯定勞動的價值：“勞動為一切物質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勞動的結果?！劣诰竦姆矫?，一切苦惱，也可以拿勞動去排除他，解脫他?！盵2]319他希望青年尊重勞動、熱愛勞動，到勞動群眾中去，關心他們的苦痛，解脫他們的苦痛。他積極號召青年知識分子到農村去，做“農民伴侶的青年”和“現代文明的導線”，以民主政治的精神改造農村生活、造就進步的組織，“把黑暗的農村變成光明的農村，把那專制的農村變成立憲的農村”[2]306，從而消滅那些掠奪農工、欺騙農民的“強盜”。陳獨秀在《貧民的哭聲》中描繪了北京底層勞動人民的苦況，痛批國民政府的政治腐敗，并從歐洲、美國、日本預防社會革命的政策預感到“現在人心大變了，馬上就要和從前兩樣”[3]459。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充分展現了底層民眾所蘊含的巨大力量，大大影響了知識分子對勞動群眾的看法和態度。一時間，馬克思主義派、無政府主義派、資產階級改良派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等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們圍繞勞動問題展開熱烈討論，正如當時的人評論道：“勞工神圣！勞工神圣！與勞工為伍！與勞工為伍！這種聲浪，在雜志界和報章上，也鬧得很高了；一般講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講幾聲?！盵4]盡管各派別的具體主張不同，但他們對于勞動者在社會改造中的作用，以及倡導知識分子投身勞動界的認識卻是高度一致的。陳獨秀在《告北京勞動界》中指出，歐戰引發了各國勞動界崛起的潮流，推動了社會的進步，期盼中國的勞動界“有自身所處是什么境遇，并且有努力改善這境遇的覺悟”[3]520。隨后又在《勞動者底覺悟——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的演說》一文中提出要積極扭轉“覺得做工的人最無用、最下賤”的思想，大力謳歌勞動者——“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5]10。他通過觀察世界范圍內各國勞動者覺悟的情況，將世界勞動者的覺悟過程分為“要求待遇”和“要求管理權”兩步，并指出雖然“我們中國的勞動運動，還沒有萌芽，第一步覺悟還沒有”[5]12，但是期望中國勞動者能認識這個方向和趨勢，積極參與工人運動。

與此同時，各種報紙雜志也積極倡導知識分子投身勞動界。1919年11月，《國民》雜志社發表文章，主張在反軍閥的同時實行平民政治，就必須“加入勞動階級的活動”，“和他們打成一片，灌輸他們的知識，使他們有知識，有辦法，成為無數個精密完善的團體”[6]?！墩憬鲁薄吩诎l刊詞中指出：“改造社會，將由哪一種人擔任呢？將用怎樣的方法呢？我們以為改造的責任，在于工農勞動的；改造的方法，在于‘自覺’和‘聯合’……凡知識階級里面覺悟的人，應該打破‘知識階級’的觀念，投身于勞動界中，和勞動者聯合一致?！盵7]施存統甚至發表文章，為自己還不是一個工人而感到慚愧和沮喪?？梢?，當時的知識分子十分渴望跳出自己的圈子走向勞動群眾，在與勞動者的聯合中實現改造社會的理想?！八缘焦と酥腥?，成為當時一部分革命青年的口號?！雹賲⒁?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工人運動史教研室. 中國工人運動史參考資料：第1 輯[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內部資料）, 1959: 24.

二、“工學界限”：影響革命宣傳和組織深入的關鍵問題

(一)遭遇問題：講演“遇冷”和“遭疑”

伴隨著“勞工神圣” “與勞工為伍”聲浪的高漲，“與勞工為伍”逐漸成為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共識。將口號轉化為行動，走在前列的是進步青年學生們，其中以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深入平民群眾中進行教育普及并走向農村、工廠的實踐探索最為典型。當時，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中的學生們雖然信奉不同的主義、成分復雜——“既有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也有代表資產階級右翼成分如康白情、羅家倫之流”[8]254，但都無一例外地在這個潮流的影響下，從城市逐漸走向了鄉村、工廠，從市民走入農民、工人等勞動群眾中。

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春季，當平民教育講演團的青年學生們嘗試深入鄉村開展講演活動時，效果卻并不如人意，“雖有一些成績，但因為聽眾較少，收效不大，特別是在郊區農村或北京附近各車站”[8]253。鄉村雖然有廣闊的空間，農民群眾也樸實可愛，但學生最初在長辛店開展講演的現實場面卻讓人感到沮喪，“雖然扯著旗子，開著留聲機，加勁的講演起來，也不過招到幾個小孩和幾個婦人罷了。講不到兩個人，他們覺得沒有趣味，也就漸漸引去”[9]263。而對于講演的內容，比如“平民教育的重要” “女子應當和男子一樣讀書” “纏足的害處”等話題，聽者們或點頭稱贊，或持不贊同甚至反對的態度，更有甚者視之如洪水猛獸——“當講演時，有一位年輕的媳婦，才要出門來聽聽，立刻叫一位老婦人痛罵了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學好這類的話，那媳婦馬上關上門了”[9]259-260?？梢哉f，學生與農民群眾初次接觸時彼此的界限感是顯而易見的。對于鄉村講演“遇冷”的原因，朱務善曾在回憶錄中總結道，“因為一則他們不感興趣，即有時聽者不少，可是拿郊區全部農民數字衡量，簡直是滄海一粟；二則講演者不知道農民生活狀況，這種講演沒有和他們切身實際結合起來，講與不講，和他們沒有多大關系，而且這一星期在這個村講，下星期又到別的村講，聽者對之猶如耳邊風一吹而過，沒有什么用處”[8]253-254。

與此同時，青年學生深入工廠走訪調查、開展講演也遇到了類似問題。鄧中夏、張國燾、羅章龍等通過同學關系、同鄉關系逐漸走進長辛店工人群眾中，工人對講演的形式雖然并不陌生，因為“這二年他們是聽慣了講演的”[8]257，但是對于學生開展講演和接觸工人的動機頗持懷疑態度。羅章龍在回憶走訪工人區、嘗試同工人交談政治性問題時，深刻感受到“工人們，特別是老年工人，對學生隱約懷有若即若離的態度”[10]11，并言明這就是 “工學界限”問題。他認為，“工學界限使學生與工人不易接近，因而影響革命宣傳與組織的深入，這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10]11。

（二）剖析問題：“工學界限”的具體表現

眾所周知，長辛店是中國共產黨開展職工運動的起點。從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深入農村開展講演“遇冷”，到在長辛店深入工人群眾“遭疑”，他們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就是如何有效地融入工農群體，“工學界限”即是對學生與工人互動中問題癥結的一種集中體現。此時的“工學界限”主要是指青年學生在深入工人群眾時，因身份、話語、習慣乃至價值觀念上的差異，而造成的與工人群眾溝通和互動過程中的界限與隔膜。

“工學界限”問題的產生，在本質上與中國傳統社會“士農工商”的等級制度和根深蒂固的“學而優則仕”的文化觀念密切相關。當代表“士”階層的青年知識分子因潮流的觸動而向底層窮苦工人靠近時，雙方因身份階層的差異而帶來的觀念、語言、行為、習慣等各方面的隔閡是客觀和明顯的。這種隔閡對于青年學生和窮苦工人雙方而言實則是相互的：當時的工人生活條件惡劣、文化水準極低，他們對政治問題漠不關心，“極端利己主義盛行”，“沒有集體生活的習慣”，“浸透了保守的傳統精神”[11]121；而知識界也是各種思想混雜、觀念各異，五四運動雖然轟動一時，但“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精神還沒有在無產階級中扎下根來”[11]122，一些知識分子將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認為無產階級微不足道，“把無產階級看作是很無知的、貧窮而又軟弱的階級，因而可以利用他達到自己的目的”[11]122。因此，這種“工學界限”在本質上首先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即作為知識分子的青年學生和底層工人群眾是以何種價值觀認識和看待對方的。羅章龍在回憶和分析從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中難以征求志愿者參加北方書記部工作的原因時，就指出“大多數會員思想上存在著顧慮，除恐耽誤學業外，主要認為學生去做工人運動既無‘出息’，又無‘前途’，于己有損，于事無益”[10]6。而工人群眾“源于貧苦工人的自卑感，他們素來認為工人是命運安排才受苦受難，大學生是金枝玉葉，將來做官為宦的人，是統治工人的候補者，學生與工人并不是一伙，怎能一道結交共事呢？”[10]12這說明雙方在思想認識上存在著巨大隔閡。

除了以上談到的思想認識隔閡外，從北京馬克思主義小組成員參加北方書記部工作深入長辛店工人的具體情況看，青年學生還遭遇到很多實踐上的困難，比如生活習慣方面：“由于書記部的南方同學鄉音很重，生活習慣與本地勞動人民多所異趣，時時有格格不入之感?！盵10]15又如語言方面：“長辛店補習學校教員幾乎全是南方人，南人操北語非常別扭，不止是笑話百出，有時更構成誤會?！盵10]15再加上“來自工人以外的政客官僚對工人和學生關系的挑撥離間”[10]12，污蔑學生叛逆造反，利用工人來煽動工潮、擾亂秩序等，加深了工人和學生間的隔閡，使得破除“工學界限”困難重重。也無怪乎此前陳獨秀指派羅章龍負責北方書記部工作時，羅章龍以北方工人運動工作繁難、自身能力不足為由而畏難推辭。陳獨秀則回應：“你說誰有經驗？大家不都是一樣！你不做誰做？”可見，當時對于深入工人群眾開展工人運動工作的難度，大家普遍都有深切的體會。

從朱務善和羅章龍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在遭遇“工學界限”問題后，青年學生中就出現了認識和實踐上的分化，比如：有一些人（代表資產階級右翼成分）認為工人群眾不堪大用，僅依托講演團以講演的方式普及平民教育、喚起群眾自覺，不愿意再繼續深入探索，隨后逐漸退出，放棄與勞工群眾的結合；另有一些人，即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始終認為工人群眾的力量值得挖掘，不斷克服各種困難，繼續探索啟發工人的方法，開始有針對性地研究和解決“工學界限”問題。實際上，對于這一問題的探討和解決，成為當時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成立后的中國共產黨推進革命宣傳和組織深入的關鍵一步。

三、“工學聯合”：消除“工學界限”的思路與方法

（一）解決思想問題：樹立革命的人生觀

對于當時工人革命運動遭遇的障礙，鄧中夏指出：“我們面臨著需要著手解決的兩個重要問題：第一，怎樣使工人和貧民階級對政治感興趣，怎樣用暴動精神教育他們，怎樣組織他們和促使群眾從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樣打消他們想成為學者并進入知識界的念頭，促使他們參加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怎樣使他們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盵11]122-123可以說，這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對解決“工學界限”問題的方向性把握。對于有志于“與勞工為伍”的青年學生而言，面對當時知識界認為無產階級無知、貧窮又軟弱的普遍看法，要消除“工學界限”，首先要在思想認識上進行改造。青年學生立志獻身革命運動，在開始探索“如何動員工人群眾”這一革命實踐問題之前，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為什么要動員工人群眾進行革命運動”這一思想認識問題，這是一個樹立革命人生觀的問題。

羅章龍在回憶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工作啟動初期情況時，指出當時為了動員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中的學生會員參與志愿工作，就曾發起過一個“關于革命人生觀的辯論”，并取得了一定效果——“多數會員在革命與不革命之間有了明晰的態度”[10]7。隨后，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又組織辯論了“當前中國革命方向” 的問題，針對群體中“對工人持懷疑態度”和“工人階級在未來革命中必然占主要地位”兩種不同意見進行反復辯論，最終肯定工人階級地位的結論漸趨一致——“自此以后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大多數會員對社會主義革命實踐漸漸接近”[10]8。也就是說，只有當青年學生接受馬克思主義并開始以無產階級世界觀來觀察國家命運時，革命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才會逐漸在他們的頭腦中樹立起來，從而打消進入知識界的念頭而選擇更加深入地走進工人群眾。

對于已經具備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早期共產黨人而言，自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即明確宣稱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依靠無產階級領導的階級革命消滅資本家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同時，強調黨的基本任務是深入工人群眾、成立產業工會，“在工會里要灌輸階級斗爭的精神”[12]?？梢哉f，從理論上講，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無產階級力量的認識是不存在“懷疑”態度的，因而化解“工學界限”問題事實上就成了一個如何宣傳動員工人群眾的實踐性問題，即鄧中夏所說的需要立即著手解決的第一個重要問題。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的早期文獻中關于“工學界限”的討論、研究并不顯見，僅羅章龍在回憶北方工人運動情況時曾經提到。

（二）突破實踐困境：深入工人，消除隔閡

對于知識分子出身的早期共產黨人而言，雖然他們已經堅定地將工人階級作為自己的階級基礎來看待，但在深入工人群眾的實踐中依然面臨著與工人在認識、生活和語言等方面的隔閡，正如黃修榮所言，“先進知識分子同工人群眾相結合，并取得工人的信任，是一個非常艱苦的過程”[13]。

從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的創辦以及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打開工作局面的過程來看，從事工人運動的早期共產黨人選擇了一條引導工人從“經濟斗爭”走向“政治斗爭”的道路，而這條道路的起點是從調查工人階級的狀況開始的。早在1919年李大釗就親赴唐山煤礦實地調查礦工生活，關注工人的悲慘處境，提出改革包工制的建議。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平民教育講演團除了講演以外，還派遣鄧中夏、朱務善、楊人杞等同志赴長辛店走訪調查，同長辛店的工人積極分子進行深入談話。在談話的過程中，他們首先從工人普遍關心和關注的問題出發，了解長辛店工人自發組建夜班通俗學校的初衷和后續情況，細問工廠里工人的生活情形，主動調查工廠“鍋伙”①指舊時單身工人、小販等臨時組成的集體食宿處，設施簡陋。里工人的生活、工作情況并仔細記錄，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以務實的態度在夜班通俗學校的基礎上“來辦一個工人的補習學?！盵8]259。辦校的整個過程展現出早期共產黨人真誠務實的工作態度和非凡的組織能力：真正地替工人們辦事，教學的內容圍繞著工人的生產和生活實際展開——結合工人們生產、生活實際另編教材，“把工人的生活、工人日常用的工具、器物都編在這課本里。要叫工人讀了書就曉得他用的老虎鉗子怎樣寫、銼刀是哪兩個字”[8]262。這種生動而又貼近工人生活的教材，獲得了工友們的高度認可。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的創建是中國共產黨開展職工運動的起點。此后，隨著長辛店工人俱樂部的成立，加入者日漸增多、影響逐漸擴大，形成示范效應。各地工人視長辛店為工人的“天國”，紛紛派代表前往參觀學習并效仿其做法。鄧中夏等講演團成員也因此受到長辛店工人群眾的歡迎和喜愛，他在描述長辛店工人群眾與之的親密友好感情時寫道，“一種融合團結的氣象，令我見了很喜歡”[9]281。

此外，早期共產黨人自覺地在生活習慣和語言表達等方面主動向工人靠近，使工人感到學生不是外人，以此爭取工人的認同。張國燾回憶其率領一隊學生到長辛店講演時，工人們拿出開水、咸菜和饅頭款待講演的學生，“有些同學看見蒼蠅飛舞其間，饅頭似乎也不夠新鮮，因而托詞不吃；唯有我和工人們一樣，滿不在乎地張口大嚼，并一面跟他們大談愛國之道”[9]338。這種舉動拉近了學生與工人之間的距離，產生了一種“和諧感”。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的南方籍教員們為了在語言上適應溝通的需要，特別編輯《應用京話詞匯》供大家學習，“當時大家把這詞匯揣在懷里隨時閱讀”[10]15，以致后來可以說出對方能聽懂的藍青官話，從而消除了同工人們在語言上的隔閡。日常生活中，勞動補習學校的學生教員們也是盡心盡力為工人服務，比如補習學校的專職教員李實“態度和藹，又極有耐性，工人們找他問長問短，要他代寫家信或其他文件，要他做他們的醫藥顧問，還要他為他們排解家庭中和其他各種糾紛，他都樂意地照做。工人們還發生爭吵，學校就成了評理的地方”[9]342。

更為重要的是，深入工人群眾的這些知識分子深切同情工人們的遭遇，主動引導和幫助他們維護自己的利益。當工人遭受工頭欺壓，無處申訴而向書記部求助時，得到了書記部的細致關懷與鼎力幫助，比如：“某次修車廠工人吳國有屢受工頭欺壓，無處申訴，乃到北京大學西齋找書記部負責人商量對付辦法”，最后事情得到妥善解決，“吳事后逢人便講，王先生擺連環計把他從苦難中搭救出來?！瓘拇斯と酥械教巶鏖_了，說書記部真不錯，真正替工人們辦事”[10]15-17。

總而言之，對于當時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后來的早期共產黨人而言，彌合“工學界限”的思路在于抱著“工學聯合”的目標與工人在思想、生活和語言等各方面逐漸接近，推心置腹竭誠幫助，不分彼此。為此，他們采用了宣傳講演、走訪調查、深入談話等方式走進工人內部發現工人的需求，幫助工人群眾成長進步；在生活習慣和語言等方面摒棄偏見、主動適應；在涉及工人權益保障的問題上，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切實為工人解決問題，迅速獲得工人群眾的支持和認可，為創建中國共產黨和開展早期工人運動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四、“打成一片”：探索深入工人群眾工作的實踐啟示

在深入群眾的實踐過程中，從遭遇“工學界限”到踐行“工學聯合”并最終與勞工群體“打成一片”，積累了中國共產黨開展群眾工作的最初經驗。深入分析和研究這一歷史過程，對于新時代下的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人民立場、踐行群眾路線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首先，走群眾路線，要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是推動中國共產黨人深入群眾、破解難題的根本指引。確切地講，“工學界限”問題最初在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深入農村、工廠的講演實踐中就已顯端倪，但并未被當時成分復雜的講演團全體成員所重視。面對當時工人階級貧困凄慘、無知愚昧的現實狀況，恰恰是講演團中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因為堅持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具備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當深入勞工群眾的活動被“工學界限”的現實所阻隔時，才會觸動其進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故而圍繞著解決“工學界限”問題而展開了一系列理論探討和實踐探索?？梢?，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對于指引中國共產黨人深入群眾、破解難題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脫胎于無產階級的中國共產黨同廣大的人民群眾有著天然的血肉聯系。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相信人民、到群眾中去不是迎合時代潮流的一時沖動，而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擔當民族救亡使命、探索救國道路的必然選擇。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信仰則是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人民立場的精神支柱。當前，社會上重精英輕草根的傾向明顯，甚至不乏一些違背人民立場的觀點和言論，不實事求是地考慮和對待人民群眾的真實需求而隨意調侃人民、丑化人民，將人民視為群氓、刁民的現象時常發生，歸根到底是放松了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學習，動搖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因此，新時代下的中國共產黨人要不斷加強理想信念教育，認真開展、長期堅持并不斷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認真改造主觀世界，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共產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補足精神信念之“鈣”，從而堅定人民立場，相信群眾、尊重群眾、依靠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同全體人民一道凝聚起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磅礴力量。

其次，走群眾路線，要堅持在實踐中錘煉本領。堅持“實踐第一”是推動中國共產黨人深入群眾、破解難題的重要原則。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理論極為深晦，一部分知識分子出身的早期共產黨人曾一度拘泥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他們不太愿意從事實際革命工作，“滿足于像在溫室里那樣栽培共產主義”[14]，即使有深入群眾的活動，也以社會調查和宣傳講演為主。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要使革命宣傳和組織在工人群眾中繼續深入，就必須使以理論研究為主的知識分子參與到實際的革命工作中解決具體的問題。經過黨的多方面努力，很多同志才逐漸克服了脫離群眾的“小組習氣”，參與到工人運動的工作中去?？朔肮W界限”與工人群眾“打成一片”的實踐過程，使一些早期共產黨人在“書齋式”的理論研究之外，逐漸開始摸索出一條注重客觀實際的“社會式”革命實踐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新時代的偉大成就是黨和人民一道拼出來、干出來、奮斗出來的！”[1]空談誤國，實干興邦，脫離實際的坐而論道、空談造詞，于解決人民群眾的實際困難無用，于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無益。在當前全黨上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之際，共產黨人要堅持問題導向，發揚實干精神，以求真務實、真抓實干的工作作風深入人民群眾，錘煉自身群眾工作的過硬本領，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最后，走群眾路線，要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從群眾的利益和需求出發是推動中國共產黨人深入群眾、破解難題的核心原則。在走進工人群眾的過程中，早期共產黨人并無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在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引領下，他們深入工人群眾，真正從客觀現實和工人的具體需求出發，為了工人群眾而殫精竭慮，實實在在地為工人群眾解決困難，最終抓住了群眾的心，獲得群眾的支持，創造性地彌合了“工學界限”，積累了中國共產黨開展群眾工作的最初經驗。

歷史經驗證明：真正為群眾辦事，獲得群眾的擁護，黨群關系就密切，黨和人民的事業就能取得長足的進步；反之，忽視群眾的利益和需求，虛與委蛇、敷衍塞責，就會脫離群眾，造成事業上的困境與挫折。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牢記我們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用心用情用力解決好群眾‘急難愁盼’問題，讓群眾有更多、更直接、更實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因此，在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時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一切從群眾的利益和需求出發推動改革、促進發展，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只有這樣，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新的更大的歷史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