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工會理論創新何以可能？*
——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重要論述的幾點思考

劉 佳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191 )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重要論述，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結晶和思想表達，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當代中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的規律性認識提升到一個新高度，以強大的真理力量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的時代內涵與實踐形態。從2018年中國工會十七大正式提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重要論述”（以下簡稱“重要論述”）的政治論斷，首次構建起“重要論述”的結構框架和闡釋體系，到2023年中國工會十八大從“八個方面”對“重要論述”的思想意蘊、邏輯架構和實踐要求作出再闡釋和再建構，不難看出，重要論述在概念術語上日益豐富，在思想意涵上更加深刻，在體系架構上漸進完備，在實踐效度上突出顯著，使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在21 世紀的中華大地展現出勃勃生機和旺盛活力，成為引領當代中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闊步前進的思想旗幟?！榜R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必須隨著實踐的變化而發展?！盵1]從大歷史觀來看，中國工會十八大對“重要論述”在理論形態上的新建構是中國共產黨推進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中國化時代化的具體環節。理論創新永無止境，“重要論述”必將隨著中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的發展而發展，必將隨著時代潮流的前進而前進。那么，作為一種引領性、原創性、科學性的知識生產與理論建構活動，新時代中國工會理論創新是如何發生的？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蘊含著哪些基本規律和內在規定性？這些問題學界鮮有研究。鑒于此，本研究結合相關文獻和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的實踐歷程，初步探討中國工會理論創新的發生學原理。這對于學深悟透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重要論述和中國工會十八大精神，在新征程上繼續以堅定的主體自覺和強烈的歷史主動精神推進中國工會理論創新，具有重要意義。

一、現實動因：新時代中國工會理論創新的社會歷史條件

“理論創新”作為社會實踐主體的人所具有的理性思維和理性能力的展現形式和活動方式，集中表現為人通過運用理性思維，特別是“理論抽象力”，在對客觀世界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重新構建起一套認知世界的知識體系和表達系統。這個知識體系和表達系統以一定的理論形式呈現出來，即為“創新理論”，“創新理論”的創造過程即為“理論創新”。理論創新在人的社會認知活動中位于較高層級。從理論生成的烈度看，理論創新一般包括漸進性的理論升華和突破性的理論飛躍兩種基本形式。前者是指在維系理論形態相對穩定性的前提下，推進理論要素的“新陳代謝”和理論結構的“優化重組”；后者則實現了對原有理論形態全方位、系統化、根本性的“更新換代”，是理論創新活動中烈度最為強烈、形變最為明顯、過程最為艱辛的一種形式。

理論創新是人的主體性能力的彰顯。但是，無論理論創新的形式為何、烈度如何、結果怎樣，歸根到底都是時代發展和社會實踐的結果，人通過創新創造活動所建構出來的新的理論形態都是對時代發展和社會實踐的能動反映。因此，理論創新的深層邏輯和根本原因，只能在時代發展的潮流和社會歷史的現實運動中去尋找和挖掘，而不能在人的頭腦中去“臆想”和“猜測”。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以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2]544。理論創新不是憑空產生的，這樣的“創新”只能被人為地披上神秘主義的外衣；理論創新也不是一廂情愿的，這樣的“創新”只會給外界造成標新立異的幻覺。

理論創新也必然要面對“合法性問題”。如果說“政治合法性”解決的是公眾對政治資源配置結果的接納和認同的問題，那么理論創新的合法性就是要回答理論形態變革的必要性、必然性與合理性的問題，“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2]12?！皣业男枰笔莿討B變化的，一個國家在世界現代化運動大潮中的情勢和條件、對本國民主政治進程和經濟社會發展議程的頂層設計和戰略謀劃、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分析和應對方略等，都是決定和影響“國家需要”的結構性因素。原有結構性因素的化解與消退、新的結構性因素的生成與重組，都對理論創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理論創新的主體必須對上述變動作出回應，以理論形態的自我變革與守正創新嵌入國家新的需求結構，以此滿足國家不斷增長的理論需求，“堅持理論指導和實踐探索辯證統一，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3]。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重要論述，就是在新時代中國工人運動和工運事業的偉大實踐和歷史性成就中把握到的科學理論，是滿足新時代中國工人運動和工運事業新的理論需求的思想結晶，是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工人運動和工運事業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成果，也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繼續”[4]，中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開啟而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融匯到新時代浩浩蕩蕩的歷史洪流中，成為推進偉大社會革命的關鍵性力量，“我國工人運動的時代主題，就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5]32。恩格斯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盵6]隨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開啟，中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如何更好承擔執政黨所賦予的使命任務，如何更好滿足職工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多層次、多樣化現實需要，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格局下更好發揮工會組織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功能作用等，這些都是必須回答的時代性問題。時代性問題的提出，為黨在新時代推進中國工會理論創新，開辟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打開了廣闊的實踐空間，提供了最具有現實針對性的物質動因。

一方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歷史性地展現出來，迫切呼喚用新的理論來引領新時代的中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工人階級集體行動的自覺性、堅定性和進步性建立在科學理論的指引下，“如果工人沒有理論感，那么這個科學社會主義就絕不可能像現在這樣深入他們的血肉”[7]。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經與中國工人階級相結合，不僅使中國工人階級在觀念層面獲得了關于階級地位、運動方向和未來命運的科學認知體系，而且加速了中國工人階級組織化的歷史進程，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并在政黨體系的外圍建立起規模龐大、覆蓋廣泛、輻射各產業部門以及基層生產單位的工會組織網絡。百年來，中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過恢宏歷程。歷史的進程從哪里開始，理論啟程的出發點就確定在哪里。在此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不斷深化對中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的規律性的認識，從毛澤東深刻闡述“中國無產階級突出的特點”[8]20，提出“關于工會工作的方針”[8]40，到鄧小平強調“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8]107，“工人階級要為四個現代化作出優異成績”[8]121，深刻反映出我們黨對工人階級歷史地位、工運事業使命任務和工會工作基本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拓展。進入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所處的新的歷史方位、肩負的新的使命任務、面臨的重大風險挑戰等都對工會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工會工作必須放到這個大目標下來謀劃和推進”[5]33。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目標”，中國工會必須做好充分的理論準備、理論籌劃和理論武裝，這就需要在理論上進行前瞻性思考、系統性考量、科學性預判，通過自覺主動的理論創新及時總結經驗、全面分析問題、探索求解之道，推動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用科學理論引領中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行穩致遠。

另一方面，中國工人階級群體特征的新變化與工會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挑戰，迫切呼喚用新的理論加以應對。問題是時代的聲音。黨的理論創新從來不是“坐而論道”，堅持問題導向是中國共產黨推進理論創新的基本立場和原則方法，“理論創新只能從問題開始。從某種意義上說，理論創新的過程就是發現問題、篩選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9]?，F實問題為理論創新提供了肥沃土壤，問題的有效解決為理論創新提供了基本素材。實際上，理論要素及其結構形態的細微變化，都是對理論創新主體鮮明的問題導向和強烈的憂患意識的直觀反映。比如，中國工會十八大對“重要論述”在內容和結構上作出必要調整，將“加強對職工群眾的思想政治引領”作為相對獨立的一個理論范疇。這種調整有著明確的問題指向和戰略考量。一是思想政治工作“泛化”和“空轉”問題是導致工會組織吸引力不強的主要原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有的地方，我們的工會組織吸引力不夠，特別是對青年職工、農民工等吸引力不夠，還不如一些民間組織發起的活動，不少青年職工、農民工同我們的工會基本不聯系，但很愿意到那些民間組織的場所去參加活動。這說明，這些地方的工會組織開展活動沒有吸引力，功夫沒下到人身上?！盵5]42-43二是外部敵對勢力試圖拉攏職工隊伍，職工隊伍的思想狀況和安全穩定更加復雜，“他們在那兒竭盡挑撥離間、混淆視聽之能事，目的就是想拉攏我們的職工群眾，動搖我們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5]43。因此，將“加強對職工群眾的思想政治引領”作為“重要論述”中相對獨立的一個理論單元予以突出強調，其實質就是我們黨對當前職工隊伍思想狀況以及勞動關系領域出現的重大風險隱患而作出的理論反應和有效應對。

總之，隨著新時代新征程的開啟，中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的使命任務發生新變化，職工群眾的群體特征和思想狀況出現新問題和新挑戰，原來的理論不是“不能用”，而是在面對新的時代條件和現實問題時顯得“不夠用”，難免有力不從心之感。這就迫切需要加速理論創新的歷史進程，以新的理論引領新的實踐、直面新的問題、作出新的回答。

二、顯著標識：新時代中國工會理論創新的鮮明特點

理論創新盡管存在烈度強弱之分，但它總是以“顯性”的方式存在于思想變遷和理論建構的歷史進程中，標注了理論體系“生成—確立—發展—演化—再建構”的關鍵路標，成為觀測理論創新“路線圖”的導航儀。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重要論述，回答了很多前人沒有遇到過的問題，講了許多前人沒有講過的新話，以體系化、學理化的方式提出了一系列事關中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長遠發展的原創性理論觀點。時代課題的新深化、術語革命的新推進、理論體系的新建構，是判斷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重要論述是否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創新發展的基本依據。

第一，立足新的歷史方位，深刻回答了關乎中國工人運動和工運事業長遠發展的時代性課題，把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推向新的時代高度。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哲學是在時代進程中所把握到的思想。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時代性課題，對時代性課題的回答方式和解決方案也必然有所不同。馬克思主義是在回答時代課題中產生的，也必將在回答新的時代課題中不斷向前發展，正如恩格斯在1872年《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10]。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必然締結出形態各異的理論果實，即使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也會“本土化”為千差萬別的理論形式。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圍繞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目標任務、領導力量、依靠力量等重大時代性課題進行深刻思考，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框架下闡明中國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先進優勢、歷史作用，強調中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應當遵循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邏輯，既要堅定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也要兼顧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進步性革命性的特點，與民族資產階級進步力量共同構筑穩固的革命聯盟和階級聯盟，“應當向工會同志和工人群眾進行教育，使他們懂得，決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記了工人階級的遠大利益。應當引導工人和資本家在當地政府領導下，共同組織生產管理委員會，盡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成，便利推銷，達到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支援戰爭的目的”[8]34。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接續奮斗中開辟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在2008年中國工會十五大上，習近平同志在代表黨中央發表的祝詞中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聯結”為一體，指出這條道路體現了時代要求與中國國情的統一[11]。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兩個結合”，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此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回答了新時代為什么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怎樣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建設什么樣的工會、怎樣建設工會等方向性、根本性、戰略性重大問題”[12]88，“重要論述”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工運篇”。

第二，以深刻的術語革命有力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話語體系的革新與突破，賦予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以新的理論亮度。概念和術語是構成理論體系的基本單位，是連通經驗世界和理性世界的橋梁紐帶，“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系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別。循此繼進，使用判斷和推理的方法，就可產生合乎論理的結論來”[13]。概念創新是理論創新的先導，任何一種理論形態的變革首先都是從術語革命開始的，“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14]。從廣義來說，“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重要論述”作為一個規范性的政治概念和理論學說，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術語革命”的結果。不僅如此，“重要論述”還是由一系列基本術語構成的整體性的理論形態，這些術語范疇不僅在話語形式上實現了變革，而且在意蘊內涵上也實現了突破。以“工匠精神”為例，該術語原本是指工場手工業者在生產勞動實踐中所形成的工作倫理和職業倫理，是同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勞動文化范疇。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以及現代化機器的運用，誕生于工場手工業時期的工匠精神就與現代化機械生產方式不相適應，成為勞動文化形態上的保守性力量。美國學者福奇說，“‘工匠’這個詞直到最近還帶有輕微貶義，指那些漫無目的，缺乏側重點和動力去創造心動的人們”[15]，“工匠精神”成為描述這些人精神狀態的代名詞。習近平總書記對“工匠精神”這一術語進行了根本性的政治再造。一是將其納入中華民族偉大精神和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之中，強調“工匠精神”與民族精神交相輝映，與偉大建黨精神同根同源，“大國工匠是職工隊伍中的高技能人才”[5]84，“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的生動體現”[5]86。二是從“執著專注、精益求精、一絲不茍、追求卓越”等四個方面科學概括和闡述了工匠精神新的時代內涵，與勞模精神、勞動精神一道共同構成了整體貫通又有所區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勞動倫理體系。三是使工匠精神的話語建構深深扎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沃土中，扎根于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歷史積淀中，賦予了工匠精神以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民族特色，實現了對中國傳統工匠精神“專一堅守、敬業誠信、傳承創造、精益求精”[16]的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

第三，依托規范性的框架結構，構筑起支撐理論形態的“四梁八柱”，有力顯示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的思想力度。理論邏輯的嚴密性、整合性、完備性是評判理論形態思想徹底性程度的重要指標。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認為，理論形態以思想群的方式存在，思想范疇之間的辯證否定運動產生思想群，“正如從簡單范疇的辯證運動中產生出群一樣，從群的辯證運動中產生出系列，從系列的辯證運動中又產生出整個體系”[2]601。理論形態中的思想群通過一定形式的結構體系呈現出來，這個結構體系即為支撐理論形態的“四梁八柱”。中國工會十八大從八個方面概括了“重要論述”的基本框架：（1）堅持黨對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的領導；（2）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3）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是中國工人運動的時代主題；（4）加強對職工群眾的思想政治引領；（5）深化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6）大力弘揚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7）堅持以職工群眾為中心的工作導向；（8）圍繞強“三性”深化工會改革創新。以上“八個方面”以體系化系統化的形式完整呈現了“重要論述”的豐富思想意蘊，具有邏輯上的嚴密性和主題上的貫通性。從邏輯上看，“八個方面”構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鏈條，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至二條是第一個層次，規定了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的“總體原則”。其中，第一條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的“靈魂”所在，是中國工會同西方工會的根本區別，是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在中國工運事業領域的具體體現，是黨的全面領導制度在工會系統的全面貫徹。第二條規定了工運事業的依靠力量是工人階級，這是黨的百年歷史傳統，也是顯著政治優勢，第一條和第二條共同體現了“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建黨原則和群眾工作原則。第三至七條是第二個層次，既是對第一個層次在戰略安排和工作舉措上的進一步展開，也規定了未來一個時期中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的“任務清單”。 第二個層次中也包含一個“小邏輯”：第三條闡明了新時代中國工人運動的主題和方向，明確了新時代工運事業“為什么，干什么”這一基本問題，是對第一條與第二條在使命目標維度上的進一步展開，同時也起到聯結前兩個層次的作用。第四至七條按照新時代職工群眾的政治觀念、勞動技能、精神狀態和合法權益的邏輯順序安排，涵蓋了勞動生產實踐的全過程和全要素，進一步明確了新時代中國工會的職責定位和重點任務。第八條是最后一個層次，提出了要以“強三性”“去四化”為目標，持續深化工會組織改革創新。這既是在組織形態變革維度上對第一個層次作出的回應，也是通過組織能力的提升以更好落實第二個層次確定的各項目標任務。上述“八個方面”渾然一體，不可分割，蘊含著一以貫之的人民立場、問題意識、歷史自覺和系統觀念，“系統闡明了新時代黨的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的領導地位作用、工運主題、發展道路、目標任務、根本保證”[12]23，體現了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過程導向與結果導向、戰略導向與政策導向的有機統一。

三、實踐檢驗：新時代中國工會理論創新的現實展開

理論創新是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統一體。它既是一個事實判斷，以揭示新理論對既往理論的聯系、區別和進一步發展；同時也是一個價值判斷，強調這個新理論滿足了新的時代需求和國家需要，是科學有效、切實管用的“好”理論。從事實判斷的角度看，我們可以從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發展史，特別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發展史的角度，來審視新時代中國工會理論創新同黨的十八大以前工會理論發展的一致性和差異性，通過差異性來把握理論創新的思路、方法和內容。從價值判斷的角度看，理論創新的評價問題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不應僅僅停留在思想史的視野中，它更是一個實踐問題，即需要通過實踐來證明自身的現實性和客觀性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2]500。理論創新不僅是一場深刻的觀念變革，它更以強大的真理力量作用于現實世界，使現實世界趨近于新的理論的規定性，新的理論的規定性在新的變革性實踐中轉化為生動的現實。因此，社會實踐是理論創新的基礎和根基，離開了豐富的社會實踐，理論創新就成為無源之水；同時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同頻共振，實踐創新既是理論創新引領的結果，同時又以新的實踐經驗進一步推進了理論創新的進程。新時代以來黨的工會事業和工會工作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取得的歷史性成就，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重要論述科學引領的實踐結果，也是檢驗“重要論述”在更高起點上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的根本標準。

（一）“重要論述”引領工運事業在偉大變革中取得歷史性成就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邏輯和世界現代化運動時代邏輯相統一，成功探索并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新的偉大斗爭實踐中開辟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人類事業發展和文明進步作出了中國貢獻，“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在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17]。中國工運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工會工作是黨治國理政的經常性、基礎性工作。事非經過不知難，成如容易卻艱辛。黨的十八大以來工運事業的發展，是新時代偉大變革的生動縮影和重要體現，新時代偉大變革的壯闊實踐是工運事業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守正創新、迎難而上、開拓奮進的最堅實的后盾。中國工會十八大報告按照由遠及近、由宏觀到微觀、由總體到部分的思路，詳細闡述了新時代中國工運事業的歷史性變革和歷史性成就。一方面，新時代中國工人階級和工運事業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貢獻度大幅提升，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構的重要力量，中國工人階級“在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脫貧攻堅、抗擊新冠疫情和各種自然災害、應對各種風險挑戰中勇挑重任、拼搏實干，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作出了重要貢獻”[18]。另一方面，中國工會不斷優化完善自身組織架構、職能體系、運轉方式、履職形式，“全國總工會和各級工會加強職工思想政治引領，推進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保障勞動者權益，維護勞動領域政治安全，深化工會系統改革，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不斷增強”[19]。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2015年中央群團工作會議以來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國工會的組織體系、職能體系、制度體系和運行體系得到了系統再造，不僅有效服務和支撐了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而且成功探索出一條馬克思主義政黨職工群團組織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新路子，賦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以新的實踐底色和時代意蘊。新時代以來中國工運事業的歷史性成就以不可辯駁的實踐偉力，進一步證明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重要論述的真理性和科學性。

（二）“重要論述”打開了工運事業創新發展的新空間

發展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需要擁有巨大的理論勇氣，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的戰略視野和使命擔當推進中國工會理論創新，有力彰顯了黨的核心、大國領袖對理論創新的引領帶動和示范導航作用。政黨領袖是理論創新的重要推動力量，其理論自覺和理論勇氣決定了理論創新的徹底性，正如恩格斯所說，“特別是領袖們有責任越來越透徹地理解種種理論問題，越來越透徹地擺脫那些屬于舊世界的傳統言辭的影響，并且時刻注意到：社會主義自從成為科學以來，就要求人們把它當作科學來對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20]。習近平總書記身體力行推進新時代中國工會理論創新，這在實踐層面上產生了雙重效應。一方面，“重要論述”以全新的理論視野深化了對工會工作的規律性認識，指明了新時代中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創新發展的基本方向、重點領域、主要環節和目標任務，內化為各級工會組織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以擴大基層工會組織覆蓋面為例，早在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擴大覆蓋面，千萬不要做表面文章。有的地方形式上工會組織建立起來了，牌子掛出來了，但沒有什么凝聚力和吸引力，也不注意吸引和團結職工群眾，結果工會工作成了自拉自唱，最后是一堆流于形式的統計報表和工作總結?！盵5]114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全國總工會在持續擴大工會組織的基層覆蓋面基礎上，注重發揮基層工會組織的政治引領、權益保障、社會動員、公益服務等復合型功能，建立工會干部赴基層組織蹲點工作制度、工會機關對口聯系指導基層組織制度等制度規范，加強對基層工會組織的政策傾斜、資金投入和技術賦能，以基層工會組織力提升為路徑更好地滿足職工群眾差異化的利益訴求和高品質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重要論述”為基層工會改革創新開辟了廣闊的想象空間。在“重要論述”所規定的框架內，在不改變中國工會組織性質和體制特征的前提下，基層工會組織和工會干部結合地區和部門實際，創造性地探索工會發展的新路徑，提出工會事業的新理念，構建工會組織的新體系，創設工會工作的新方法，形成了“上海顧村經驗”“深圳工會試驗區經驗”“上海非公企業工會微服務體系模式”等地方性工會創新經驗[21]。這些基層工會創新實踐，體現了“重要論述”的立場觀點方法同地方具體實際的有機結合，體現了統一性引領多樣性、多樣性寓于統一性之中的實踐特征，為進一步豐富“重要論述”的思想內涵、構建中國工會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豐富且獨特的現實素材。

綜上所述，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重要論述，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推進工會理論創新的標志性成果和集大成之作。這一原創性的科學理論是對中國工運事業和工會工作面臨的時代性問題的深刻把握和系統回答，以一系列全新的概念術語和邏輯架構有力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進程，新時代以來中國工運事業的創新發展進一步印證了這一科學理論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偉力，引領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要素更全、形態更優、效能更強，為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貢獻了“工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