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與仁愛之間：孟子仁道正義思想芻議

張伊蒙，敦 鵬

（河北大學 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古往今來，“正義”都是一個社會追求的基本價值目標，也是政治學、倫理學的基本范疇之一。孟子的仁道正義思想集中體現了儒家正義論的基本精神，它注重公平、尊重生命、呼吁平等、提倡仁政，充分表達了儒家對理想政治生活的追求。研究孟子的仁道正義思想，不僅可以展現中國傳統正義觀的獨特價值，而且可以從中發掘傳統正義觀念與現代正義觀念之間的連續性與差異性，亦為當代中國致力于建構本土化的正義論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

一、孟子仁道正義的基本內涵

孟子主張人有“仁、義、禮、智”四種與生俱來的道德潛質。其中，“仁”是個人修養的最高原則，實現仁政王道則是一個社會的最高理想；而其中的“義”，便是孟子的正義觀，它既包含著公平、公正的原則，又包含著仁愛、人道的原則。具體而言，保存生命和實現自尊是孟子及其儒家正義觀的起點，而通過國家資源分配和個體力所能及地幫助因為客觀原因失去生活保障的人，滿足其基本生存需求，是儒家正義論的優先任務。不僅如此，孟子和儒家對“得其應得”的理解也與西方正義論不同。在孟子看來，正義雖有利益對等的含義，卻未止步于此，正義與仁愛之間也不存在一條絕對清晰的界限。因為，在性善論的前提下，人人都有“惻隱之心”，面對孤苦無依的弱勢民眾，人們都發自本能地想予以救助。在孟子看來，仁愛必然會引起我們的憐憫和焦慮，但它并不是超越正義的“分外行為”①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的首要價值，正義要求個人應當履行自己的職責和自然義務，包括公平、忠誠、相互尊重和援助、不傷人等等，而像仁慈、憐憫、善行、勇敢、博愛等一些德性雖然是好的，但它們并非是人的義務和責任，這些分外行為“如果不是因為涉及到行為者本人的犧牲和冒險，本來一般會要求它們的”，“而在我們要為此付出巨大代價時，我們就可免除這一義務”。參見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第111～112 頁。，而是人們的義務或責任，是一種“應做之事”，是可以通過“推己及人”的方式“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的“分內行為”。

孟子賦予了正義以仁道的規定，他將正義的內涵從“得其應得”擴展到了“得其需得”。在孟子看來，正義的首要目標并非要求人們踐行底線德性，而是希望人們成為樂善好施、救人于危難的君子。他人利益也不應該處于個人利益的對立面，而應該獲得與個人利益同等的尊重和重視?？梢哉f，孟子的仁道正義表現在不傷害別人的前提下，力所能及地幫助別人。根據這種精神，孟子的仁道正義不僅要解決民眾如何實現溫飽，社會財富如何分配等基本問題，更要實現理想的政治目標，即社會資源的共享。在此意義上，孟子的仁道正義思想是正義與仁愛的耦合體，表現出正義與仁愛的雙重價值維度：它既包含公平、公正的對等性原則，又包含超越對等性的仁愛、人道取向，體現了由正義走向仁愛的更高追求。

因此，仁道正義不僅是一種基本的倫理規范，更是一種理想的政治原則，它從提高個人的道德修養出發，以滿足每個人的生存需求為基礎，最終指向理想的政治倫理秩序，體現了對資源共享和共同富裕的美好追求。正如《禮記·禮運》中所描述的一樣，孟子希望實現“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和諧穩定、安寧富足、互幫互助的至善理想社會。

二、孟子仁道正義的主旨與特色

孟子的仁道正義思想具有鮮明的邏輯特色?；谌寮易饑榔降鹊那疤?，孟子主張每個人的生存需求都應受到平等的重視。在分配理念中，孟子承認人格上的平等與現實中的不平等并存，并提出社會分工理論，要求職位、俸祿、身份以及地位應當依據人們賢能的程度和貢獻的大小進行分配，目的在于采取機會相對開放的方式使品行兼優、德才兼備的正人君子治理國家。不僅如此，出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的本性，孟子希望統治者（國家）擔負起滿足弱勢群體基本生活需求的責任，甚至與民眾在資源共享中同樂同憂，實現社會各階層利益占有的全面與均衡。

（一）尊嚴平等，生命至上

《孝經》中說，“天地之性，人為貴”，這肯定了人在天地萬物中的特殊地位。其實早在先秦時期，儒家思想就體現了重人輕物的仁愛精神，《論語·鄉黨》中有這樣一則故事：“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笨鬃舆@種對生命的尊重極大地影響了后世。孟子繼承并發展了這一思想，在《孟子·離婁下》中，孟子提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人與動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有道德尊嚴，人所獨有的道德性使其處于一種天然尊貴的地位，無論是圣人君子還是平民百姓，所有人都處于平等的道德水平線上。孟子又說：“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保ā睹献印じ孀由稀罚┍M管在現實社會中人與人是不平等的，但是只要培養自己固有的善端，那么“圣人，與我同類者”（《孟子·告子上》）、“圣人之于民，亦類也”（《孟子·公孫丑上》）。由此可見，孟子認為每個人都具有天賦的仁義德性（人格的道德尊嚴），應該受到一視同仁的人道對待，應該被同等地施以教化來遵循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禮義規范，從而過上一種富有道德意義的人道化倫理生活?？梢哉f，這是儒家正義論獨特的人道原則，也是孟子仁道正義思想的道德開端。

回到現實，任何嚴肅的思想家都必然將其理論建立在當時政治社會基礎之上，孟子也不例外。戰國后期，周天子名存實亡，國家連年戰亂，百姓命如草芥。在此時代背景下，如何救民于水火、解困于倒懸，是“濟蒼生，安社稷”的儒家首先考慮的問題。孟子認同孔子“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主張，得出了“春秋無義戰”（《孟子·盡心下》）的結論。于是，孟子對當時濫殺無辜的政治環境表示強烈的譴責：“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保ā睹献印るx婁上》）并要求統治者止爭息亂、重建秩序，給民眾提供安全的生存環境：“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猶）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勸誡襄王，不要發動非正義戰爭，因為只有“不嗜殺人者”（仁者），才可以俘獲民心，統一天下；但對于正義的、仁道的戰爭，百姓則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孟子·梁惠王下》）。無論是止戰息亂還是討伐暴君，孟子的目的都是為了改變民不聊生的社會現狀，他認為百姓的生命安全至高無上。由此看來，如果說每個人在人格上都具有天賦的道德尊嚴，都應受到同等的人道對待是孟子仁道正義思想的道義制高點，那么，停止戰亂征伐、保護百姓生命則是孟子仁道正義思想的政治起點。

（二）差等分配，機會開放

儒家主張人在本性上是相同的，都有著平等的人格尊嚴，但儒家同樣也承認人們之間的差別無法忽視。這包括人與人之間在體能、智力和能力等自然層面各不相同，又在財富、聲譽和地位等社會層面千差萬別。正如荀子在《荀子·富國》中所言：“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币虼?，儒家在社會現實中不僅承認等級差異的存在，還試圖通過社會分配將這種社會等級加以確立，形成親疏有別、尊卑有序的差序社會。

孟子認為，“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梁惠王上》），這無疑是說，依據人們在社會中分工不同從而形成的等級制度、差序格局來進行財富和社會地位的分配是符合正義的。相反，如果人們凡事親力親為，財富平等分配，反而會令人自顧不暇，阻礙社會發展。故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保ā睹献印る墓稀罚┯纱嗣献訄猿帧皠谛恼摺薄皠诹φ摺钡膮^分，把統領國家、治理社會的重任交給“大人”，因為他們擁有高尚的人格、專業的素養和超人的智慧，這是普通百姓力所不及的事情。他們自然也會比普通百姓獲得更多的芻豢、文繡、輿馬、余財，以及更高的爵位、官職、功名、權力等資源?！耙驗橹挥凶屓说牟町惸芰?、差異貢獻直接對應到分配結果上來，才能讓人感覺公平，也才能激發人們的活動積極性，從而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1]?？梢钥闯?，孟子所主張的政治上的分工和經濟上的差等是為了“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孫丑上》），即篩選出賢君，使其更好地治理國家、發展社會，帶領民眾實現“理想的善”，孟子的政治思想不僅具有理想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務實性。換言之，只有品德高尚、才華橫溢的人才有資格立于朝野、管理社會，仁道正義的政治理想才有成為現實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儒家分配原則所分配的益品可以是名位權勢，也包括物質財富，但是儒家分配的重點并非于此，而是存有更加寬廣的目的[2]。就孟子而言，雖然社會分工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階層，但孟子又主張“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每個人都具有實現仁義德性的平等天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向所有人敞開了機會的大門[3]。在孟子之前，孔子提出“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旨在發展一種不分貴賤賢愚的全民開放式教育，其目的也是通過教育上的機會平等，讓德才兼備之人掌握權力，治理國家。也就是說，讓“勞心者”擔當治理天下的重任，并非為了固化階級，讓其獨享特權。反之，在孟子心中，人們在差序社會中通過學習與修為可以改變自身處境。正如李晨陽所言：“在儒家觀點中，比例性的政治平等允許有教養、有品德和有才能的人制定政府決策，為社會的共同利益作明智的決定并領導社會。同時，儒家能容納有限的普遍性的政治參與。在社會的政治舞臺上，儒家的平等追求主要表現在給人們創造機會接受教育，成為有品德的人，并且發展才能，使他們有資格在政府中工作，以有意義的方式參與政府決策制定?！盵4]

由此可見，孟子將建立在人性論基礎上的平等理念與建立在社會現實基礎上的等差實踐巧妙地結合起來，使得“德位分離”成為可能，這種主張為士人乃至百姓在充滿等差的社會中追求一定程度上的平等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實踐路徑。

（三）關愛弱者，共享資源

盡管普通百姓在理論層面上有實現階層流動的可能性，但不得不承認，“欲多物寡”才是現實社會的常態。當社會資源有限，無法滿足所有人的需要時，怎樣避免出現“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涂有餓莩而不知發”（《孟子·梁惠王上》）的現象，成為儒家深思的問題?；凇叭收邜廴恕钡睦砟?，儒家提出了類似于帕菲特的“優先主義”分配策略，主張優先滿足那些生活更加困難的弱勢群體，即“貧困者優先”[5]。對孟子而言，出于責任和義務，統治者要保障社會民眾的基本生活，就要優先救助弱勢群體。由于社會的后天原因或者主觀的先天不足，他們無法依據自身能力保障溫飽，即“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上》）?！抖Y記·王制》中也提到，統治者應建立一種養老恤孤、照顧殘疾的社會救濟福利制度，即“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使鰥寡孤獨“皆有常餼”。對于沒有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五疾者（啞、聾、瘸、斷手、侏儒），如春秋時期常見的瞽人任樂師、刖者掌城門等，朝廷在給予最低生活保障的基礎上，還應為其安置工作，讓他們因其才、盡其能，從而過上體面的生活。

孟子“仁道正義”的獨特之處不僅體現在對弱勢群體的關懷，還體現在“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在答梁惠王問政時，孟子用周文王與百姓共賞靈臺、靈沼的美景和夏桀殘暴統治下的民怨鼎沸作對比，勸誡梁惠王與民同樂同憂（《孟子·梁惠王上》），即“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6]203。無獨有偶，孟子在覲見齊宣王時，也提及了與民同樂、共享資源的重要意義：“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孟子·梁惠王下》）在孟子看來，君主應推行仁政，與百姓共享資源，做到“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6]216。

因此，在孟子那里，無論是對弱勢群體的仁道關懷，還是對資源共享的美好追求，都是深深根植于人本性的“應做之事”，體現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積極正義感，這種正義感不僅強調對自我利益的合理要求，也有某種程度的利他情懷。在此意義上，我們說，孟子及其儒家的仁道正義表現為雙重維度：它既包含著公平、公正的對等性原則，又包含著超越對等性的仁愛、人道取向，是正義與仁愛的結合，從而也走向了更高的追求，即“大仁大義”。

三、孟子仁道正義的實現方式

《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意在表達物質生活資料的滿足是實現優良社會的必要條件?？鬃油瑯佑小笆薄案恢薄敖讨钡闹鲝?，認為君主應該先保障百姓的生活，再對其進行思想教化。孟子與孔子一脈相承，他希望民眾“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孟子·梁惠王上》）。于是，孟子提議當政者要創造一個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通過制度規范維護各階層的利益，最大程度上保障百姓生存。在此基礎上，孟子希望君主公平分配、劃分土地、減免稅收，增加百姓財富，促進經濟發展。出于儒家先富后教的傳統，孟子又呼吁官員提高道德修養，對百姓加以人倫教導，從而實現公正有序、友愛互助的理想社會。

（一）公正治國：政治之措

眾所周知，儒家心中的“仁道”表現為對生命的關愛，特別是對“無告者”的生存關懷。然而，如果一個社會沒有最基本的政治正義，那么這個社會的基本秩序便無法保證，甚至連社會本身也可能不復存在。因此，在政治上，儒家首先主張按照公平公正的應得原則分配各階層的利益，維護各階層的權利，實現有序的正義社會。出于儒家“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傳統，孟子明確意識到民眾的社會地位和重要意義：“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保ā睹献印けM心下》）在他看來，百姓是國家的根基，這既是從國家治理的重要程度來講的，也是對人民作為國家主體資格的肯定[7]。于是，孟子認為，正義首先是“民”之正義，而非“君”之正義?；诖?，孟子希望為政者能夠恪守本分，明確自己的權力范圍，恰當地行使自己的權力，以保障社會各階層的生命安全、個人權利和合理利益不受侵犯，實現基本的政治正義。否則，“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孟子·離婁下》），“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與此同時，孟子清楚地意識到“徒善不足以為政”（《孟子·離婁上》），只依靠道德而沒有法律制度難以實現政治正義，所以他希望君主依據先王之法治國理政，“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孟子·離婁上》）?？梢哉f，孟子看到了法律制度在社會中的意義和作用，即伸張政治正義，彰顯社會公正，為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提供政治保障。他不僅主張“依法治國”，還要求為政者公正司法，嚴格執法。例如在實施死刑時，孟子要求執法者謹慎作出審判的同時，要參考廣大民眾的意見，在司法過程中重視民情民意，以保證司法公正：“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后察之，見可殺焉，然后殺之?！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跸隆罚┟献佑终f，即使是舜帝的父親瞽瞍殺了人，法官皋陶也要公正無私地執法，就連舜也無法制止，因為“夫有所受之也”（《孟子·盡心上》），這體現出孟子嚴格執法的決心?？梢?，國君不偏不倚的執法才能保證整個國家治理以及社會運行過程和結果的公正，才能實現社會的仁道正義。

在儒家仁道正義的倫理倡導中，“選賢與能”作為社會公平的政治舉措一直受到推崇，成為儒家政治正義的重要表現[8]?！抖Y記·禮運》中說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贝蟮朗侵卫砩鐣淖罡邷蕜t，施行大道的重要舉措就是“選賢與能”?？鬃右舱J為“舉賢才”是治理國家的關鍵：“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保ā墩撜Z·為政》）孟子同樣將“尊賢使能”列為仁道正義的重要措施，他主張明君要尊崇賢達，任用品行兼優的人來治理國家：“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保ā睹献印す珜O丑上》）孟子認為：“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保ā睹献印す珜O丑上》）不僅如此，他明確提出，“不用賢則亡”（《孟子·告子下》）、“不信任賢，則國空虛”（《孟子·盡心下》）?？梢?，孟子將人才視為取得政治活動效果的重要標志。不僅如此，對于人才的篩選，孟子受到孔子“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論語·衛靈公》）的啟發，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跸隆罚┧鲝堅谶x拔人才時，要廣泛聽取意見，多作調查研究，公平公正地任免官員，這是儒家一以貫之的政治準則，體現了儒家對機會公平和權利尊重的倫理訴求。

當然，在儒家看來，政治正義只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底線原則，并不能夠充分地表達儒家心目中仁道社會的政治目標及其理想。只有超越差序社會，訴諸“一體之仁”，才能實現儒家心中的美好社會。為了實現最高的“善”，孟子闡述了一套“推己及人”的路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跎稀罚┟献哟瘕R宣王問政，舉出宣王對被宰殺的牛有“不忍之心”的事例，說明宣王完全可以推行仁政，即“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孫丑上》）。所謂王道仁政不過是將“不忍之心”由親人推及他人，由他人推及天下。既然齊宣王對禽獸都可以有“不忍之心”，為何對百姓不能施以恩惠呢？蔣國保教授將孟子“推己及人”的路徑稱之為“推恩”說，認為“推恩”說典型地體現出儒家文明特色，相較于墨家的“兼愛”而言，更貼近人的基本關切，也更具有實現仁道正義的可能[9]。

（二）保障民生：經濟之策

孟子看到，由于連年不斷的戰爭和繁瑣龐雜的稅賦，導致戰國后期人口急劇減少，社會生產凋敝，社會問題頻發。面對現實，孟子認為實現仁道正義，必須增加人口、保障民生、積累財富?；蛘哒f，國家在進行社會物質資源分配時，必然要優先給予社會成員最基礎的物質生活資料，以保障他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首先，“制民之產”是保障民生的首要前提。孟子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跎稀罚┪阌怪靡?，要保證民眾的基本生活需求，制民之產是首先要考慮的事情，也就是統治者要給予百姓一份固定的產業。孟子以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孟子·滕王公上》）。對民眾而言，沒有固定的產業，就不會有穩定的思想和堅定的心志，沒有堅定的心志，百姓就可能行不善之事。所以，為政者如果想讓百姓安分守己，就必須讓其有固定的產業。對于占據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而言，固定之產當之無愧是土地。因此，解決土地問題就成為孟子的關鍵任務：“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保ā睹献印る豕稀罚┟献訕O力宣揚井田制，主張劃分土地邊界，不僅方便了分田制祿，更重要的是便于“恒產恒心”，穩定社會。盡管諸多證據表明，孟子的井田制之說并非是歷史真實[10]，但其所追尋的人類社會生存理想卻具有永恒價值。

其次，“取民有制”是養民安民的必要手段。孟子對賦稅問題十分小心謹慎，他對周徹、商助、夏貢的稅種作了詳盡的分析：“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保ā睹献印る豕稀罚┩ㄟ^對比分析，孟子認為，“助”最為合理，“貢”最不可取。于是孟子提議，實行“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滕王公上》）的稅收制度，以保護百姓的合法財產。不僅如此，孟子盼望君主實行免稅政策：“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愿藏于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愿耕于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愿為之氓矣?！保ā睹献印す珜O丑上》）在一定程度上減免稅收能夠有效減輕百姓負擔，為各行各業安心生產經營提供良好環境，是養民、富民的重要舉措。

最后，“使民以時”是富民裕民的有效方法。孟子從農業、林業、畜牧業甚至漁業等方面勸誡梁惠王和齊宣王切勿耽誤百姓農時，才能達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毫不夸張地說，在先秦儒家之中，沒有人比孟子更重視這一問題。

（三）修身自?。航逃?/h3>

正如《大學》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币钥酌蠟榇淼娜寮冶帧叭诵愿哂谡?，修身先于從政”[11]的根本精神，將修己與內圣作為首要目標，以安頓百姓為旨歸作為終點，以期用人倫道德去改造現實政治，并希望通過提高普通百姓的人倫道德和官員的行政素養的方式，承諾實現理想的政治。

孟子仁道正義始于保存百姓生命，解決百姓溫飽，但孟子也主張，在解決百姓生計的基礎上對其施以教化，方能調治民心、和諧人倫、安定社會，乃至過上一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人倫道德生活。因此，孟子提出“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孟子·滕文公上》）。他希冀通過舉辦學校，使社會成員知曉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倫關系，履行人倫義務，規范日常行為，自覺地遵守上下有差的禮儀制度，從而形成一種差序格局，實現相對公平的正義社會。

而君主自身應當如何修身齊家呢？孟子的回答是主動反省內求，喚醒道德自覺，積極讓利于民：“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保ā睹献印るx婁上》）所謂“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盡心上》），對執政者而言，自身品德修養的提升，方能使百姓心悅誠服。孟子用“仁如射箭”的比喻提倡德行自反，即根據他人對自己的態度來反省自己的態度和行為：“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保ā睹献印す珜O丑上》）朱熹在點評孟子時，對反求諸己的觀點極其稱贊：“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盵6]278

實際上，無論執政者還是百姓，皆應注重德性之培養、禮義之化成，在合理利己的基礎上有限利他，積極主動地救人于危難，自上而下地形成親厚和諧的社會風氣，以實現“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的仁道政治理想。

結語

毋庸諱言，仁道正義不僅體現了儒家對公平正義社會的追求，還體現了對理想政治的向往。不僅如此，仁道正義與現代正義觀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之處。其中，孟子主張的社會分工和機會平等，蘊含著現代差等分配的思想雛形。不過，孟子所認為的“平等”，是從儒家人性論發展出的理想人格，并非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平等，儒家的平等觀與現代平等之間，依然存在很大的發展空間。但不得不承認，現代平等觀是孟子及儒家平等觀念某種形式的轉化——它既是在儒家思想中尋找平等觀念傳統資源的過程，又是平等在儒家系統中獲得現代詮釋的過程[12]。

此外，儒家認為利益既得者有責任和義務“讓利于民”，孟子的仁道正義觀讓“正義”不再局限于理性地維護自身的合理利益，對他人的悲慘處境袖手旁觀、置若罔聞；而是通過仁愛的方式實現與“應得”的結合，喚醒“正義”有溫度、有人性的一面。正如楊國榮教授所說：“仁道以肯定人的內在價值為核心，并由此趨向于對群體的普遍關切”[13]。因此，在儒家的政治倫理體系中，“仁道”是其正義論的題中應有之義。

總而言之，孟子仁道正義思想是儒家生命至上、現代分配正義以及社會資源共享三者的結合，這既不是單純冷漠的理性，也不是純粹熱烈的情感?？梢哉f，仁道正義思想既是一種執正持平、注重公正的政治原則，亦是一種崇尚道義、仁愛待人的公共品格，更是一種引導人們追求居群合一、民胞物與的美好愿景。作為儒家正義論乃至中國正義論的典型形態，孟子仁道正義思想既體現了基于現實的考量，又體現著對未來的理想以及對時代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