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電影界抗日反帝思潮的興起及影響
——以《影戲生活》雜志為中心

賴江坤

（廈門醫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 廈門 361000）

20 世紀20—30 年代是近代中國電影的重要發展時期，以九一八事變為界，近代中國電影在藝術風格和類型上出現顯著的變化。大體上，在九一八事變之前，中國電影界熱衷拍攝言情片、志怪片、武俠片等類型的影片，呈現出“娛樂化”的特征。之后，中國電影界開始重視攝制反映抗日反帝、愛國主義、民族精神等題材的影片，“硬性”左翼電影成為30 年代中國電影的重要類型之一。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導致中國陷入“國難”的危機之中，日寇的步步威逼使得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队皯蛏睢冯s志率先刊發大量抗日反帝文章，積極呼吁電影界奮起拍攝反映抗日反帝主題的愛國影片，引發當時中國電影界的抗日反帝思潮，推動近代中國第一次抗日反帝影片拍攝熱潮的形成。當前學術界尚未有學者深入探討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電影界抗日反帝思潮的興起，本文將以九一八事變后《影戲生活》雜志刊發的抗日反帝文章為中心，重點探究該時期中國電影界抗日反帝思潮的興起與影響，中國抗日反帝影片的早期發展及意義等。

一、《影戲生活》雜志與中國電影界抗日反帝思潮的興起

《影戲生活》雜志由主編湯筆花在1930 年12 月創刊于上海，由影戲生活社出版發行，譯名Movie Weekly，至1932 年 1 月因“一·二八”淞滬會戰的爆發而?？?，其間共出版 52 期，1932 年 9 月 7 日復刊于上海，1933 年3 月17 日?？?，其間共出版180 期，合計共出版232 期。該刊作為一份周刊，以其報道迅速、痛陳現實為主要特點，以討論電影藝術、提倡國產影片為宗旨，主要欄目有銀幕小言、通訊、影迷求婚熱、回憶、獨幕劇、編輯者言、銀幕消息、編劇等。在其發行的短短一年時間里，刊載了大量論及國產影片的藝術及生存問題，主張拍攝高格調的國產影片，反對無選擇進口格調低下的國外影片的文章，具有較為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傾向。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主編湯筆花意識到日寇步步威逼下中華民族面臨嚴峻的生存危機，極力呼吁電影界積極拍攝抗日反帝題材的電影，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時中國電影界抗日反帝思潮的興起。

《影戲生活》雜志之所以在九一八事變后連續刊載多篇呼吁電影界抗日反帝的文章，與湯筆花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愛國主義情懷有直接的關系。他多次撰文呼吁中國電影界積極攝制抗日反帝類型的影片，使抗日影片成為全民族抗戰的有利宣傳媒介，如在《國難臨頭！忠告電影界起來抗日！》一文中，他即強調了電影在宣傳抗日中的突出作用，“電影界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攝制幾部影片給人們消遣，娛樂罷了，但是別輕瞧了它，它有負著宣傳的責任，極應該跟著各界起來努力抗日”[1]。對于電影界如何參與抗日宣傳，湯筆花提出了三點建議，包括：“其一，制片公司在每部新片開映之前，多加映幾張觸目驚心的標語字幕，或加入諷刺畫和抗日片段；其二，電影院自動加入抗日標語的燈片，并在影院四周墻壁上貼上抗日標語；其三，電影界全體同人和男女明星等，團結起來抵制使用日貨?！盵1]

在湯筆花撰文呼吁之后，上海即有幾家電影公司起來響應，令其不禁感慨：“我在上期做了一篇‘請電影界一致起來抗日’后，聽說已經有幾家公司和影院實行起來，總算不枉我做那篇稿子的苦衷?！盵2]隨后湯筆花繼續呼吁電影公司應該努力拍攝有關抗日的影片，“把日本怎樣在東北橫行不法，殘殺我同胞，并吞我土地，凡是暴日的野心侵略、陰謀和種種詭計，一幕幕的映演到銀幕上去，同時把同胞們的愛國舉動，如抵制日貨呀！棄家投軍呀！沿途演說呀！分貼標語呀！組織義勇軍呀！一一穿插進去，好叫觀眾們見了深深地把愛國二字，印到腦海里去，務使人人仇視日本人，永遠和他們絕交！”[2]他認為電影生動的宣傳效果相較于文字、圖片更具影響力和召喚力，更能實現高效的抗日輿論動員。

部分熱心讀者甚至專門寄信向《影戲生活》主編湯筆花表達他們對當時電影公司盛行拍攝言情、志怪等影片的強烈不滿，憤怒地質疑道：“請看影片公司所出產的怪胎吧：香艷、肉感、離而復合的戲劇，貴族化的戀愛事件，神怪、大鬧、火燒、無聊的滑稽，愛與欲，欲與愛，循環不已。是誰的職責，這是誰的過錯？”[3]讀者們認為電影可以成為喚醒民眾頹廢精神，導正社會不良風氣的一種利器，“電影，應該是改造不良社會，充實人生，教育民眾而攝”[3]。言情、志怪、武俠等類型的電影在和平年代流行尚可以理解，但在內憂外患的國難時期，中國社會最需要的是可以揭露日寇罪行、激勵人民奮起抗爭的抗日反帝影片。

為此湯筆花特地撰寫《為暴日橫行接到讀者來函再告電影界》一文予以回應，稱：“本刊接到讀者要求向各公司攝制抗日影片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飛來，不下六百多封，答不勝答，惟有替這六百多位愛國的讀者再向我電影界請求，但不知各公司能否容納我們的提議嗎？”[4]湯筆花頗有為民請命之勢，言辭懇切之中卻略帶有悲涼，從電影傳入中國的數十年間，各種類型的電影層出不窮，卻在九一八事變國難迫切的危急時刻居然找不出一部抗日影片，用以激勵頹廢的民族精神，稱其為近代中國電影史的第一大缺憾亦不為過。

《影戲生活》雜志接二連三地集中刊載大量呼吁電影界奮起抗日的文章，客觀上推動了電影界拍攝抗日反帝類型影片的進程，越來越多有識之士參與到呼吁電影界加緊拍攝抗日反帝題材的隊伍之中，最終促成上海各大電影公司的幡然醒悟，紛紛制定攝制抗日反帝題材影片的計劃，“像明星、聯華、天一、友聯、錫藩等公司，都在分頭進行，也有攝制影片的，也有組織義勇軍的，也有發起救國團的，也有捐助救國的，照這樣情形看來，中國電影界，對于愛國舉動，不可謂不熱烈了”[4]。在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之下，電影界終于形成一股強有力的抗日反帝思潮，對激發中國人民進行堅決的抗日反帝斗爭具有重要意義。

二、批判商業片與中國電影界抗日反帝意識的覺醒

在九一八事變之前，中日兩國關系尚未完全破裂，倘若拍攝抗日影片必然會受到日本方面的抗議和國民政府的禁止。但在九一八事變之后仍有一些公司在籌拍言情片之類的影片，缺乏愛國主義精神和抗日反帝意識，引發廣大民眾強烈不滿和有識之士的深刻批判。正如《請電影界注意》一文作者言辭犀利地痛斥道：“自暴日逞兇以來，我國人士無不積極，各學校，各團體，各機關，均積極地奮斗，期挽救垂危之國基，以求民族生存。至于宣傳力量最大最有效力的影片公司，竟裝聾作啞，置之不理，還是努力地拍那兩性戀愛的賺錢片?！盵5]反觀《影戲生活》雜志每期刊文苦口婆心地勸導卻成效寥寥，不禁令作者唏噓感嘆：“在中國堪稱最爭氣的本刊‘影戲生活’，每期總有幾位同志們的鴻文，大聲吶喊，然而試問有效力嗎？”[5]在國家危難之際，言情、志怪等類型的影片不僅無助于抗日反帝，反而可能傳播負面消極的思想，遭受輿論的批判在情理之中。

《國難聲中電影界的責任》一文作者呼吁電影界應該擔負起宣傳抗日反帝的責任，認為：“電影宣傳的力量最大，有一部關于‘國恥’的片子出映，至少可以使看了這部影片的觀眾們，在腦海里有一個印象?！盵6]考慮到當時中國電影界對抗日反帝題材影片的淡漠，一大原因是相比較血淋淋反映戰爭殘酷的影片，富有趣味的武俠片和迎合大眾年輕人的情愛電影更有商業價值。對此，紹煒為說服更多的電影公司拍攝抗日反帝的影片，甚至充滿無奈地提出折中的建議，“叫電影界完全攝制‘國恥’‘國難’的片子，或者因為營業的關系，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每一部‘愛情’‘武俠’……的影片當中，加以有興趣，關于‘國恥’‘國難’的穿插，它所得的效果，也一定是很大的”[6]。從側面反映了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國社會迫切需要抗日反帝影片激發和凝聚人民同仇敵愾、抵御外辱的決心。

《現在電影界的偉大使命》一文作者先是對日寇在東三省的侵略行徑進行了痛斥，并認為要實現“根本的抗日反帝”，則“只有向著下層民眾進攻，激動那平靜的海面，推翻他們傳統的因襲的舊思想，革除他們腐敗的封建的劣根性，那才有希望哩！”[7]即充分發揮電影傳遞信息和思想的作用，通過拍攝抗日題材的影片喚醒民眾抗日反帝的民族意識，呼吁稱：“影界同胞??！偉大的使命，偉大的功烈，在前面正期待著你們！快不要沉醉在都會中，為一部分有產者，攝制幾張肉麻的戀愛作品，趕緊負起責任來，攝制愛國、革命、奮斗，尤其是這一次滿洲事件實地寫真的一類影片，深深地跑入下層民眾的隊伍去，鏟除他們的劣根性，改革他們的舊思想，激勵他們平靜的血潮，驚醒他們沉酣的睡夢，大家團結起來，一齊打進日帝國主義者的陣地，為我民族吐一口氣，完成電影藝術的使命，顯示電影藝術的力量罷！”[7]電影公司拍攝激勵觀眾精神的抗日影片，“多少總比那些怪肉麻的愛情片總要好得多哩！”[8]

《民族主義的電影論》一文表達出對當時中國電影界流行拍攝抒情文藝片的抨擊，作者認為：“表演得較深刻的愛情片子，終是含著一種有力的麻醉性。這種麻醉性，能把觀眾感到深深的悲哀，倘使我們常?？催@種片子，身體豈不要因之衰弱。那末還有什么精神去辦事？”[9]他明確指出在國家民族危亡的艱難時期，愛情片確實沒有價值，應該倡導抗日反帝的民族主義電影，可以從正面和反面的角度加以演繹，正面即為：“表現民族一切奮斗的歷史，我們中國確已受盡了異族的欺侮。另一方面，因之產生了許多努力奮斗驅逐異族的歷史?！盵9]反面即為：“表現種種帝國主義者的欺侮我大中華民族，使觀眾覺醒；表現種種滅亡民族的痛苦，使觀眾猛醒?！盵9]

在《國難聲中：電影界的救國工作》一文中作者倡議全國應該一致停止娛樂，拍攝抗日反帝有關的影片，而非制作“隔江猶唱后庭花”般的言情影片，“所以在這外侮日亟的時候，全國的電影界應該一致起來攝制救國的影片，一方描寫倭奴蠻橫侵略的行為，一方鼓勵人民起來共同努力反抗，不要再從事風花雪月兒女情長等等影片的攝制”[10]。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全國電影界應該覺醒起來擔負抗日反帝的宣傳責任成為電影界的普遍共識?！峨娪敖鐟M的責任》一文說：“咦！你們為什么只顧努力攝制那種戀愛片，肉感片，和一切無意識的武俠片，你們以為這類片子容易號召群眾，容易賺錢發財？哎！這是何等的痛心的事呀！”[11]作者對中國電影界長期缺乏救亡圖存的民族意識痛心疾首，認為國難之際的中國電影風格應該從宣傳享樂趣味轉向抗日反帝了，為此呼吁：“你們應當猛醒救國，以盡你們的責任，就是起來負起抗日反帝宣傳的責任，趕緊攝制抗日反帝的影片，喊醒一般將死的民眾?！盵11]

在國難時期，一切個人、小團體的利益都要讓步于國家民族的利益，對于電影界而言，轉而拍攝宣傳抗日反帝的影片就是國難期電影界的責任。事實證明，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電影界確實未能廣泛迅速地采取強有力的行動參與到抗日反帝的運動之中，仍幻想著又能很快實現“中日親善”，繼續享受紙醉金迷的情愛電影營造的“美好世界”。同期的日本電影界早已有了所謂“抗中”電影，即“描寫日本在華被辱情形的影片問世，在各機關、學校、團體、鄉村均有公開地映給日人觀看，均由政府補助”[11]。反觀九一八事變時的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抗日反帝題材的故事片仍在醞釀之中，斷言此時中國電影界愛國主義精神和救亡圖存民族意識的嚴重缺乏并非妄言，可見批判商業片攝制一定意義上反映了當時中國電影界抗日反帝意識的覺醒。

三、呼吁攝制抗日反帝影片激發中國人民抗日反帝的決心

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不久，雖然有些省份的政府迅速意識到電影在宣傳抗日反帝思想上的重要作用，通過強制行政命令要求電影公司參與抗日救亡的輿論宣傳，如在1931 年9 月24 日，河南省教育廳即要求影院在播放影片之前先行放映標語，以求喚起民眾注意，兩條標語分別為：“一，同胞??！殘暴日本……強占我沈陽、營口、長春、青島、山海關等處，并分兵三路，向內地進攻，轟擊我城市，殺傷我人民。亡國之禍已在目前！二，同胞??！要一致興起，團結奮斗，抵制日貨，擁護中央，為外交后盾，誓死與暴日決勝負！”[12]政府通過行政命令強制要求電影界參與抗日反帝愛國運動有一定的作用和意義，但這種被動的參與終究是片面不徹底的，積極主動地攝制抗日反帝類型的影片才是社會各界對電影界的要求和期待，才能發揮電影在抗日輿論宣傳上的最大效能。這表明當時中國電影界已然意識到喚醒全民族抗日反帝的民族意識，不惜一切代價進行徹底的反抗斗爭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必由之路。

《電影界應擴大宣傳抗日運動》一文呼吁電影界應該加強抗日反帝電影的拍攝和傳播，認為：“電影是藝術的宣傳，當然是很重要的，廣大的傳播，以中國的產業出產品，向全國的民眾怒吼，絕對要靠自己……”[13]此時日寇侵占東北三省并在華北、上海等地步步緊逼，其滅亡中國的狼子野心已經昭然若揭，全面侵略中國只是時間問題而已?；趯r局的預判，該文進一步指出中國電影界應該決心改變原本“利益至上”的電影攝制取向，轉而拍攝抗日反帝的愛國宣傳影片，并向電影公司提出兩點要求：“第一，我們不要中國的影片公司觀望；第二，希望全國的電影界一致起來擴大的宣傳一下，使人民都驚醒起來抗日?！盵13]電影具有傳播思想意識的社會功能，對社會思潮的形成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如不大力倡議攝制抗日反帝電影，任由商業片泛濫將對全民族抗日反帝思潮形成干擾，會對抗日救亡事業產生消極的影響。

對此，《影界之急務》一文作者則首先表達了電影界對“抗戰救國”消極參與態度的不滿，認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處在這樣的時局，各界都在很熱烈的抗日運動中，惟有電影界還是不聲不響的聾啞著。我并非說把電影工作丟開去干抗日運動，應當在可能范圍內，一致起來抗日?！盵14]對于具體的抗日反帝行動，其認為可以從拍攝抗日反帝的宣傳片、拍攝抗日實錄的新聞片、刊載抗日先進事跡的文章、拍攝反映日寇暴行的影片等四個方面進行?！峨娪敖缙饋?！參加救國工作吧！》一文更是明確提出電影界應該從謳歌中國人民抗日的英雄事跡、揭露日寇對中國人民的累累暴行、傳播一切關于抗日的工作新聞等三個方面著手拍攝抗日反帝的宣傳影片，一面集資募款支援東三省軍民的抗戰，一面派遣攝影隊趕赴前線拍攝戰場紀實影片，并最后呼吁道：“電影界諸君??！趕快起來吧！因為現在是國難已臨，危在旦夕，再沒有時間可容你們遲疑不決??！”[15]《國難聲中的救國片》一文亦疾呼電影界應該加強抗日反帝影片的拍攝，對孤星公司預備拍攝宣揚革命者愛國和犧牲精神的抗日影片“碧血丹心”予以大力支持，認為：“藝術是領導人生的，尤其是，電影是負有指導社會的使命，在這國難臨頭時，我們這班從事電影的同志們，雖然不能學著馬占山那樣的效命疆場，但至少也得盡一點藝術的厥職，拍攝幾部慷慨激昂悲壯熱烈的影片來發揚我們民族固有的光榮?！盵16]

在《讀“請電影界注意”后》一文中，作者對某些人寄托于“國聯”向日寇施壓以“坐享其成”解決東三省危機的觀點嗤之以鼻，他已頗有遠見地意識到只有中國人民激發救亡圖存的民族意識，同仇敵愾才能戰勝日寇，慷慨激揚地呼吁道：“同胞們！現在只有自己起來解決，勿再夢想有什么人來保護，將我們的赤血去洗凈民族的恥辱，為死難同胞復仇！但我們不要只單呼著口號，還要充分地實行，各擔起重要的責任：去為國犧牲吧！”[17]對于電影界而言，抗日反帝最直接有效的實踐無疑就是拍攝抗日宣傳影片，馬翎重申了電影界在抗日反帝中應該擔負的責任，即“電影是最高尚的實業，尤其是藝術結晶的先鋒隊，所以我們要提高電影的責任，必先從革命的途上走去”[17]。也就是希望電影界拍攝更多日寇對東三省殘酷侵略的寫真影片，以求喚醒沉睡的國人共同起來拯救瀕臨滅亡的中華民族。

面對日寇的侵略，中華面臨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在救亡圖存的歷史大背景之下，《影戲生活》雜志連續刊載大量倡導拍攝抗日反帝題材電影的評論文章，從不同視角分析探討了拍攝抗日反帝影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對進一步營造社會抗日反帝的輿論聲勢具有積極意義。在《影戲生活》雜志等左翼刊物的積極呼吁下，諸多電影公司紛紛停止拍攝非抗日反帝題材的影片，轉而籌備拍攝抗日反帝題材的影片，一大批抗日反帝題材的影片應運而生。如此，不僅促進了中國第一次抗日反帝題材電影攝制熱潮的形成，而且對激發中國人民抗日反帝的精神和決心也具有重要意義。

四、抗日反帝思潮影響下近代中國第一次抗日電影攝制的熱潮

九一八事變及“一·二八”淞滬會戰，極大激發了中國人民抗日反帝的民族主義精神，電影界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終于意識到攝制抗日反帝題材影片的必要性，然而抗日反帝電影的拍攝并不順利。在九一八事變后不久錫藩電影公司即計劃籌拍抗日反帝電影《想盡想絕》，時人認為這是“電影界反日運動中的先鋒”[18]，電影界應該切實地行動起來。隨后不久，明星公司亦發起“明星救國團”，以“救國與自愛”為宗旨，誓言決不購買日貨，并公推鄭正秋編制愛國影片“熱血”和“西施”兩片，引得其他電影公司紛紛效仿[19]。但事與愿違，抗日反帝影片仍一部難求，“……許多言情片、歌舞片，這（還）是層出不窮地生產出來”[15]。

“一·二八”淞滬會戰期間，備受國人期待的近代中國第一部抗日反帝題材的故事片——《共赴國難》才由聯華電影公司的著名導演蔡楚生、孫瑜和史東山聯合拍攝成功，由此拉開了中國抗日反帝題材故事片的發展序幕?！豆哺皣y》劇情以“一·二八”淞滬會戰為背景，主要敘述了居住在上海閘北一普通家庭的抗日事跡，一個老人和他的四個兒子及一個女兒在戰事爆發后，老人鼓勵兒女們參戰救國，四個兒子先后從軍，女兒則為戰場護士，后來五人都相繼不幸犧牲殉國，但老人強忍悲痛仍為兒女以身殉國、死得其所而由衷地驕傲。對于該片的評價，在藝術表現上，該片受到不少的批評，如在蘇州公映后有人撰寫影評稱，“該片除雜綴一·二八戰事背景為號召外，演員之各個表演，特無出色處……字幕之多竟占全片三分之一”[20]。更有甚者直指其劇情存在謬誤之處，即“該片導演對軍事常識不高明及處處節省，以致弄得一塌糊涂，臨時演員也叫小工替代，更有穿義勇軍服裝者領導十九路軍作戰，實奇聞也”[21]。但該片展示的抗日反帝主題仍受到了毋庸置疑的贊譽，如有人評價稱：“現代中國所需要的，便是像‘共赴國難’一樣的劇本，國難是整個民族的，比‘自己的難’還更要緊，這部片子就告訴你這許多?！盵22]誠如是，《共赴國難》在藝術表現上確實存在諸多不足，但在國難危機的特殊歷史時期，影片傳遞出的普通中國人在民族危亡之際不惜毀家紓難、忠勇壯烈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足以抵消藝術上的缺憾。

隨后，《上海之戰》《壓歲錢》《戰地二孤女》《逃亡》《中國海的怒潮》《民族生存》《風云兒女》《肉搏》《大路》《夜奔》《馬路天使》等多部反映抗日反帝精神的故事片相繼問世，以上影片都是以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淞滬會戰為背景，從不同角度歌頌了中國人民堅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不屈精神和英勇斗爭，民國影壇迎來攝制抗日反帝類型影片的第一次熱潮。但由于1932 年5 月，國民政府同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之后，中日兩國又重歸“和平”狀態，為維持中日兩國表面的和平，6 月份國民黨命令上海各大電影公司“禁止拍攝‘關于戰爭及含有革命性影片’，即使是紀錄片也不允許出現‘抗日’字樣，‘日軍’必須改成‘匪軍’以避免破壞‘和平空氣’”[23]。至此，短暫興起的抗日反帝題材的影片受到政策的制約，轉而只能采取委婉象征的手法表達抗日反帝的主題，如《壯志凌云》的故事主題就是呼吁全民族抗戰，但由于國民政府禁止影片中出現“日寇”“日本帝國主義”等字眼，只能以模糊的“匪賊”予以代替，大大降低了影片宣傳抗日反帝思想的效果和影響力。

總的來說，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淞滬會戰是民國時期電影發展史的分水嶺，近代中國電影開始走出言情片、志怪片、武俠片等類型影片的麻醉，轉向思想性、現實性、實用性更強的抗日反帝題材影片的攝制。雖然在《淞滬停戰協定》之后由于政策原因不能大張旗鼓地宣傳抗日反帝，但大量影片仍通過隱晦含蓄的方式表達了抗日反帝的思想，對廣大民眾抗日反帝意識的激發和培養具有重要的意義。這種思想的轉變使得近代中國電影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其傳遞出的英勇無畏、不懼犧牲的抗日反帝的愛國主義精神激發了無數中華兒女堅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決心。

結語

《影戲生活》雜志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連續刊載數十篇呼吁電影界積極攝制抗日反帝影片的文章，激發起中國電影界攝制抗日反帝影片的熱潮，深刻反映了當時中國電影界抗日反帝的決心和愛國主義情懷。比較同時期其他電影類?？恼螺^少呼吁攝制抗日反帝題材的影片，更加凸顯《影戲生活》雜志的難能可貴。以《影戲生活》雜志主編湯筆花為代表的一批早期中國電影界人士秉持崇高的民族責任感和愛國主義精神，推動近代中國電影界拍攝了大量社會影響深遠重大的抗日反帝題材的故事片。一部部抗日反帝題材影片向被壓迫被奴役的中國人傳遞了偉大的愛國精神和民族精神，對中國人民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取得抗日戰爭的完全勝利起到了重要的輿論宣傳和思想凝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