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嘲》中的“陽”與“陰”
——揚雄對西漢末年士人困境的思考與突圍

沈相輝

(武漢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解嘲》是西漢末年辭賦大家揚雄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有二“嘲”二“解”,內容側重各有不同。宋人樓昉論此文云：“此又是一樣文字體格,其實陰寓譏時之意,而陽詠嘆之?！盵1](P.24)在此一“陰”一“陽”的對比中,恰反映出揚雄對當時社會政治的敏銳感受。因此,《解嘲》對于考察和了解西漢末年士人心態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另外,由于揚雄作《解嘲》旨在說明自己創作《太玄》的緣由,故此文對于了解《太玄》的成書背景也頗為關鍵。但是,目前學界對《解嘲》的研究并不多,就筆者所見,除去傳統的文章注解、字詞考釋類著作(1)如張震澤《揚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鄭文《揚雄文集箋注》(巴蜀書社,2000年)、林貞愛《揚雄集校注》(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等古籍整理類著作中的注解,以及像李小龍《〈解嘲〉補箋》(《古籍研究》2005年卷下,安徽大學出版社)等文中的考證。外,僅有龍文玲先生從士人文化的角度專門探討過《解嘲》一文,指出“《解嘲》采用回環自釋的兩問兩答結構,側重于隱士處世方略與漢世人物命運的反思,關注到衰危之世生存策略的探尋,啟東漢玄儒交融境界之端,為后世文人提供了一種全身遠害的心靈家園,具有重要的創新價值和典范意義”[2](P.60)。龍文分析細膩,結論令人信服,但仍有剩義有待闡發。因此,本文嘗試從漢代政治文化與士人書寫文化的角度切入,重新對《解嘲》進行考察,以期進一步揭示此文的學術史意義。

一、陽詠嘆之：《解嘲》中的歌頌之辭

樓昉認為揚雄寓“譏時之意”的方法是“陽詠嘆之”,就賦而言,所謂“詠嘆”即歌功頌德?！督獬啊分凶蠲黠@的一段歌頌文字如下：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找约m墨,制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云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3](P.182)

此段文字極力鋪陳大漢的豐功偉績,表面上是在歌功頌德。首句從左右前后四個方位盛贊大漢疆域之廣,重在歌頌天子的武功。大漢開疆拓土之后,又需得猛士守四方,所以“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即言邊防外事安排妥當。外事已安則言內政,故“徽以糾墨,制以質鈇”一句意在表明刑法完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故自“散以禮樂”至“結以倚廬”,重在贊頌王化大行。自“天下之士”以下,則意在歌頌盛世之下人才輩出。孟子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4](P.5807),故以詩書禮樂教化之后,連五尺童子也羞比晏嬰和管仲,而以稷契、咎繇、伊尹自比。而如此多的人才,皆入天子彀中。所謂“當涂”“失路”與“握權”“失勢”之說,其實皆取決于天子?！捌┤簟币痪?據顏師古注,“雀”字或作“崖”,“鳥”字或作“島”,顏氏以為其意兩通,臧琳則認為應以“崖”“島”為是,其云：“此言江湖之崖,勃解之山島,其地廣闊,故雁鳧飛集,不足形其多少,以見人之得失窮達亦甚無定也?！盵5](P.157)王念孫、張震澤、林貞愛等皆贊同此說,但李小龍認為應以“雀”“鳥”為是,他說：“這句話很簡單,就是說江湖之雀和海濱的鳥很多,四雁同集不會為之增多,雙鳧飛去也不會為之減少,以此來比喻‘魚鱗雜襲’的天下營營之士?！盵6](P.131)從《解嘲》上下文來看,應以李說為是。因天下已安定,人才又多,所以對天子來說,士人多一個少一個都無所謂。這種情形,正與揚雄描繪的戰國情形形成強烈對比。但是,在沒有對比的情形下,這樣的描寫又可理解為對天子的歌頌。因為士的重要性降低,是由于在天子英明的治理下,內外安定,教化大行,天下太平。因此,上面這段話從表面上,確實很容易被視作詠嘆和贊揚之詞。

然而,“陽詠嘆之”的背后卻是要“陰寓譏時之意”,其方法則是對比?！督獬啊分杏性S多相反的概念,如“有事”與“無事”、“世亂”與“世治”、“可為”與“不可為”等,都統攝在“上世”與“當今”這一對概念之中,揚雄的“譏時之意”也正是在對比“上世”與“當今”中得到體現和加強。在《解嘲》中,無論是“客”還是“揚子”,都對“上世”與“當今”發表了看法。假想的“客”主要依據表象來提問,“揚子”則揭露本質來作答。雖然二者都是揚雄的分身,但在《解嘲》中,“客”所代表的是揚雄料想中的世俗之人,因而“客”所提出的問題,即揚雄草《玄》時所感受到的,或者說他估計最可能需要面對的問題?！翱汀碧岢龅牡谝粋€問題是：

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說十余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才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3](PP.176-177)

在傳統論述中,“上世”通常指賢君圣主治理下的治世?！稘h書·文帝紀》“此皆上世之所不及”下,師古注云：“上世,謂古昔之帝王也?！盵7](P.139)傳統儒家厚古薄今,所以古昔帝王治理下的天下往往是正面和積極的?！墩摵狻R世篇》云：“語稱上世之時,圣人德優,而功治有奇?！盵8](P.811)此即表明在當時一般人的認識中,上世是圣人以德治理天下的昌明時代。既然有圣人教化,士人自然也如魚得水,能夠盡情施展抱負?！督獬啊分小翱汀彼枥L的“上世之士”,便是教化大行的治世中士人應有的典型形象。在“客”看來,古今一理,上世之士能夠憑借才能獲得功名利祿,那么當今之士如揚雄也理應如此。否則,要么是揚雄自身存在不足,要么就是當今之世不是治世。換言之,揚雄的不成功,只能從內、外因中尋找。此一提問邏輯與東方朔《答客難》基本相同,《答客難》中“客”說：“(東方朔)悉力盡忠,以事圣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9](P.2864)《解嘲》中“客”對揚子為官拓落的質疑,言下之意也就是懷疑揚雄有“遺行”。由于設難文中的“客”都只是作者的夫子自道,所以“客”的刁難或嘲笑,所反映的實際是作者的自我懷疑。但無論是東方朔還是揚雄,都很快從自我懷疑中走向自我肯定。在內、外因之間,揚雄和東方朔一樣,也首先選擇了外因。在《解嘲》中,“客”很明確地說《太玄》是“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3](P.177),這就表明并非揚雄無才,從而把內因給排除了。但自我肯定之后,很容易將自己的失意歸咎于世道,這就會犯下誹謗之罪。

揚雄接下來的回答巧妙地躲過了“客”所挖的陷阱,但又成功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一方面,他當然不會說自己沒有才能,但同時他也絕不會直接說當今非治世。相反,揚雄將“上世”視為亂世,而將“當今”視為治世。這樣一來,“揚子”所說的“上世”就與“客”所說的古昔帝王治理下的上世有所不同。揚雄說：“往者周罔解結,群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并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壞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盵3](PP.179-180)在回應“客”的“上世”之問時,直接從戰國講起,而不將更早的古昔帝王時期納入,是因群雄逐鹿的戰國確屬亂世,而更早的“上世”則包含了堯、舜、禹、湯、文、武等賢君圣主管理下的治世。揚雄之所以要偷換或縮小“上世”的概念,是因為他只能說當今是治世,否則便面臨著誹謗當朝的大罪。于是在描繪了戰國時期的“亂”之后,揚雄緊接著就說了前引“今大漢左東?！币韵履嵌巍瓣栐亣@之”的話,從而避免了政治錯誤。顯然,將“上世”描繪成亂世,“當今”描繪為治世,只不過是為了躲避政治審查而已?！吧鲜馈彪m亂,但凸顯了士人的重要性;“當今”雖治,士人卻可有可無。兩相對比,譏時之意已露其端倪。

二、陰寓譏時之意：《解嘲》中的批判之辭

本來,“客”的提問主要是針對揚雄個人而言,而“揚子”的回答則迅速將個人問題上升到整個士階層的遭遇問題,從而其譏時之意也就更加明顯。在對“當今”進行了一番“陽詠嘆”之后,揚雄便開始針對當時的政治環境進行猛烈而縝密的批判,這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其一,人才選拔制度僵化,英俊沉下潦。西漢末年,世家大族逐漸形成,階級已經固化,下層士人向上晉升的渠道減少。而在揚雄看來,統治者用人應不拘一格?！督獬啊分辛信e上世之士獲得機會的不同渠道時說：“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盵3](P.188)管仲曾為公子糾射殺齊桓公小白,齊桓公卻親釋綁繩,拜管仲為相。傅說只是一建筑工人,武丁得之,便拜其為三公。其他如侯嬴、呂尚、孔子、虞卿、小臣稷、鄒衍,或為門監,或為漁夫,或為沒落貴族,但都能夠得到一展抱負的機會,建立不朽功業,名垂青史。所謂“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3](P.188),就是說上世士人可以暢所欲言,淋漓盡致地展現自己的能力,塞補君主之過失,即使說錯了,也不會受到君主的刁難。所謂“無所詘”,是指在“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的上世,士與君主可分庭抗禮,而不為權勢所折腰。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俯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3](P.188)這里所批判的,實際是漢代的人才選拔制度。自“縣令不請士”至“將相不俯眉”其實是互文的說法,即謂上自天子,下至郡守、群卿、將相等統治階級,皆不請士、迎師、揖客、俯眉,也就是不重視人才選拔?！班l使”以下這段文字,照字面意思,是說假如上世之士身處于今世,他們若不能在對策中獲得甲科,又不是孝廉、方正,那么就只能通過上疏來發表對時政是非的看法,運氣好的僅得待詔,不好的則石沉大海,又怎能獲得高官厚祿。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話是“下觸聞罷”,顏師古注說“報聞而罷之”[7](P.3571);李善說得更為透徹一些：“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盵9](P.631)也就是說,統治者對于持不同意見的士人,雖然表面上給予上疏發表政見的機會,但是實際根本不會任用。曹道衡先生解讀此段文字時亦說：“表面上是說天下已經太平,用不到奇謀異策,其實是說皇帝和官僚都無意政事,見到人們提出政見,則加以壓制甚至打擊,以致雖有賢才,也無所舒展其抱負?！盵10](P.65)上世君主重視人才,所以士人可以“窒隙蹈瑕,而無所詘”[3](P.188);而當今統治者卻無視人才,所以士人“下觸聞罷”,相形之下,優劣自見。

揚雄的深刻性,更體現在他對當時具體人才選拔制度的批判。揚雄深知,即使是“策為甲科,行為孝廉,舉為方正”[3](P.188),也未必就是真正的人才?！督獬啊分兴婕暗臐h代選拔政策,主要有策問和察舉兩種。策問分為射策和對策兩種?！稘h書·蕭望之傳》顏師古注云：“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于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盵7](P.3272)可知射策與對策的區別,主要在于問題的隱顯。但無論是射策還是對策,名義上都是由皇帝出問,舉子對策。甲科為第一,補郎中,如蕭望之、馬宮、翟方進、何武、王嘉、召信臣等皆以射策甲科為郎;乙科為太子舍人,丙科為文學掌故。據《漢書·百官公卿表》：“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盵7](P.727)可見即使是在策問中獲得甲科第一,所擔任的也不過是比三百石的郎中,“無員,多至千人”,更可見職位之卑微。甲科尚如此,其下之乙科、丙科更可想而知了。當然,郎官雖卑微,卻有機會接近權力中樞,所以不失為一條晉升的捷徑。但是,能夠參加策問的人員,除地方薦舉的賢良、方正、文學等人才之外,主要是博士弟子?！稘h書·儒林傳》記載了在公孫弘為官時漢代博士弟子的擇員標準：“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h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盵7](P.3594)這一制度在最初確實起到了選拔人才的目的,促進了漢代官員的儒化,造成文質彬彬的文治景象。但隨著博士經學日益成為利祿之途,這一制度也慢慢地喪失了活力。至西漢末年,博士弟子專講章句,恪守家法、師法,已成常態。劉歆在《讓太常博士書》批評當時的博士經學時說：“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茍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于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盵7](P.1970)即謂當時的博士弟子既不通經義,又于現實政治無所作為?！督獬啊分姓f：“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圣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余?！盵3](P.182)章句之徒,即博士經學之產物;坐而守之,即指當時博士弟子恪守家法、師法的風氣。揚雄所說之“庸夫”,也就是指前面的“章句之徒”,其“庸”的具體表現,就學理層面來看,即《法言·學行篇》所說“一哄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11](P.20);就現實政治層面而言,即劉歆所說的“至于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7](P.1970)?！稉P雄傳》說“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7](P.3514),故揚雄視章句之徒為“庸夫”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而比較劉、揚的說法,可知二人對博士弟子的看法頗為相似,足見揚雄所說,實為有識之士的共識。

至于察舉制,其涉及的具體科目頗多,孝廉和方正即其中重要的兩種。察舉是指由地方官吏考察后予以舉薦,其初衷是為了避免基層人才蔽塞壅滯。但察舉制中有一個弊病,即推薦人必須對被推薦人進行擔保,一旦被推薦人有罪,推薦人也會被問責。因此,對于有薦舉資格的官員來說,薦舉賢良、方正其實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所以有的州郡官員往往不惜浪費薦舉的名額,以求明哲保身。揚雄說“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俯眉”[3](P.188),就是在批判這種行為?！翱h令”即天子,天子雖然下詔求賢,但是下級執行時變了樣,所以仍舊可以說是“縣令不請士”。盡管元朔元年(前128)武帝曾下詔“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7](P.167),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既要避免因舉人失誤而被牽連,又要完成中央政府的推薦指標,那么最保險的辦法就是推薦有門望的世家子弟。由此,普通士人被舉為孝廉或方正,就變得非常困難。劉毅曾批評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12](P.1274),當階級逐漸固化,大都會出現這種情形。西漢末年,恰就是一個階級固化已頗為嚴重,既得利益階層壟斷仕途的時代。

其二,外戚、佞幸專政,士人不得不依附之以求進身。林劍鳴先生說：“西漢王朝自元帝以后的歷史,可以說是宦官、外戚迭相掌權的歷史?！盵13](P.584)此種情形在哀帝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而揚雄草《玄》正值此一時期。史載：“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盵7](P.3565)丁、傅皆外戚代表,董賢則為佞幸之首,哀帝一朝的權力,基本為這二派所把持。丁為哀帝母定陶丁姬,其兄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氏一門凡侯者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余人;傅為哀帝祖母傅太后,太后侄女即傅晏之女被立為皇后,傅晏被封為孔鄉侯,傅氏一門侯者凡四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余人。又《漢書·五行志》載：“哀帝即位,封外屬丁氏、傅氏、周氏、鄭氏凡六人為列侯?！盵7](P.1450)可見哀帝時外戚遠不止丁、傅,二氏只不過是其中之代表而已。哀帝時除外戚之外,佞幸勢力亦極強大,其中之代表即董賢。董賢字圣卿,哀帝為太子時,董賢任太子舍人,“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7](P.3733),于是寵幸日隆。董賢二十二歲被任命為大司馬衛將軍,“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7](P.3736)。其父董恭徙為光祿大夫,其弟董寬信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7](P.3736)。哀帝甚至曾開玩笑說要效仿堯舜禪位于賢,董賢之受寵如此。哀帝對丁、傅、董賢的寵幸,如果僅僅只是封官加爵而不給予實權,那也無妨。不幸的是,哀帝不僅給予他們高官厚祿,而且也賦予他們實際的政治權力。由此,朝廷的人事任免權就被外戚和佞幸把持,所以才有“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反之,如不趨附于丁、傅、董賢之類的寵臣權臣,士人就很難平步青云。即使像孔光這樣的大儒,他在擔任御史大夫時,“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7](P.3738)?？梢娫诖吮尘跋?很容易導致士人品節的喪失,士風也因之不振,這對整個士人群體而言,簡直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揚雄初入長安時,也曾依附于外戚王氏。史載：“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余,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并?！盵7](P.3583)后來揚雄三世不徙官,說明他沒有再趨附外戚,但無論如何也無法否認,揚雄得以待詔,后又被除為郎、給事黃門,與外戚的推薦密切相關。揚雄一開始附麗于外戚,所以仕途順暢;當他不再依附時,則三世不徙。這樣的人生經歷,自然會讓他更為強烈地感受到外戚、佞幸專政下士人命運的無奈,而此種無奈實為西漢末年士人群體之共同感受。明人方弘靜說“子云之《解嘲》,自鳴其位卑耳”[14](P.394),今人韓兆琦等也指出《解嘲》是表現揚雄“仕途失意的發牢騷的文字”[15](P.182)。此種理解固然不錯,但略失于狹隘,揚雄的牢騷,應非僅為一己的不得志而發,而是代表了當時那些因不愿依附權勢而晉升無路的士人之共同之心聲。

其三,刑上大夫,誅殺大臣?！抖Y記·曲禮》中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盵16](P.2704)士大夫之所以能享此特殊待遇,是為了保全君主和士大夫兩方面的尊嚴?？追f達疏云：“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賢也?！盵16](P.2705)如果刑上大夫,容易給人以士大夫無德,或君主不能辨別賢愚忠奸的印象。然而,漢代君主并未遵循這一政治潛規則,所以大臣動輒得咎甚至被滅門之事屢見不鮮。揚雄熟悉漢室掌故,對此問題自然有著深刻的認識。在《解嘲》中,“客”以上世之士為例,問“揚子”為何不能“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挓紫,朱丹其轂”,揚雄回答：“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顏注云：“跌,足失厝也。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盵7](P.3567)可知所謂“赤族”即滅族,而能夠使人滅族的,自然是君主。揚雄這句話絕非夸大其詞,西漢時大臣被族滅者非常之多。如武帝時期共有十三位丞相,《漢書》中除田蚡、公孫弘、石慶、田千秋書薨之外,衛綰、竇嬰、許昌、薛澤被免職,李蔡、莊青翟畏罪自殺,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下獄死,其中公孫賀與子公孫敬俱死獄中,慘遭滅門?！稘h書·公孫弘傳》云：“(弘)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后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余盡伏誅云?！盵7](P.2623)可見丞相實為高危職業。其后昭、宣、元、成、哀、平諸帝時期,大臣被誅乃至滅門者仍數見不鮮,其中尤以宣帝、哀帝最甚。僅據《宣帝紀》所載,宣帝時期大臣自殺者就有大司農田延年、祁連將軍田廣明、虎牙將軍田順、廣川王劉吉、楚王劉延壽、司隸校尉蓋寬饒、廣陵王劉胥七人,下獄而死的有光祿大夫王遷,被處死者有京兆尹趙廣漢(腰斬)、河南太守顏延年(棄市)、左馮翊韓延壽(棄市)、平通侯楊惲(腰斬)?？梢娦壅D殺大臣之頻繁,較之武帝有過之而無不及。蘇轍說宣帝此舉,使得“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凌遲至于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17](P.972),并非虛言。再以揚雄主要活動的成、哀、平三朝而言,三公下獄被殺或被迫自殺者,有丞相朱博、王嘉和御史大夫尹忠,下獄者有御史大夫趙玄,被貶者有御史大夫王崇,其他被免職的公卿則更多。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哀帝十分喜歡效法武、宣二帝,故在誅殺大臣方面也絲毫不遜色于武、宣?！稘h書·哀帝紀》贊語中就說：“(哀帝)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婁誅大臣,欲強主威,以則武、宣?！盵7](P.345)當時朝廷大員的命運,雖然能夠“朱丹其轂”,但一朝不慎,便將遭赤族滅門之災。揚雄在內心當然也希望能夠施展抱負,封侯拜相,但血淋淋的政治現實,又使得他產生畏懼心理?！督獬啊分姓f：“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盵3](P.191)揚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之態躍然紙上。慕容彥逢曾作詩云：“《法言》譏異戶,《解嘲》懼赤族?！盵18](P.303)這恰道出了揚雄身處漢末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對自身性命以及家族命運的擔憂。在《解嘲》中,這種擔憂借“揚子”之口道出,而“揚子”不僅是揚雄之化身,更是當時整個士大夫階層的代表。因此,漢代士人在內心雖渴望建功立業,但這種刀口舔血的政治生態又讓他們心生畏懼。

曹道衡先生說：“《解嘲》所以為人傳誦,主要在于作者對西漢末年的社會狀況頗有清醒的認識?！盵10](P.64)由以上的三點來看,揚雄所提到的政治弊病,多與士人的遭遇息息相關,所以此文才能引起后世士人的強烈共鳴。而就《解嘲》與《太玄》的關系而論,此三點亦恰是揚雄作《玄》之主要時代背景。

三、獨守《太玄》：揚雄的突圍之法

上世之士深受國君重視,施展抱負的機會多,所以可憑立功而實現不朽。世異事變,“當今”之世,君主不重視人才,選才機制又僵化,朝廷人事任免又為外戚、佞幸所把持,故士人立功以求不朽的機會十分渺茫。揚雄欲濟無舟楫,最后乃選擇了作《玄》。但是,作《玄》真的只是唯一出路了嗎?這一問題,當時必定久久縈繞在揚雄心中,由此才引出《解嘲》中“客”的第二問：“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3](P.193)

“客”之所以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因為在時人看來,成名的方式有很多,未必就一定要靠著書立言來實現?！胺?、蔡以下何必《玄》哉”一句,實是對前面問題的間接回答,即在時人看來,大丈夫完全可以像范雎、蔡澤那樣立功于當世,而不必如揚雄那般“空自苦”[7](P.3585)以作《太玄》。班固《答賓戲》中的“賓”也曾對“主人”這樣說：“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余事耳?！盵7](P.4225)可見即使到了東漢,在一般人的眼中,著書立說仍然被視為“余事”。被視為“上務”的“取舍”又指的是什么呢?劉德說：“取者,施行道德;舍者,守靜無為也?！盵7](P.4226)施行道德,即叔孫豹所說的立德;守靜無為,則又溢出了“三不朽”的范圍,是漢代士人的一種新的價值選擇,即隱居。在《解嘲》的后半部分,揚雄就探討了多種成名的可能性,其中便包括詭計、立功、立言、隱居、詼諧等。姚鼐論《解嘲》時說：“今進不能建功,退不能高隱,又不肯失于放誕之行,是不能與數子者并,惟著書以成名耳?！盵19](P.34)其中的“不能”頗能反映揚雄被動選擇的無奈,而“不肯”又體現了他對內心信念的堅持,因此其最終選擇作為“余事”的立言以成名,有消極和積極兩方面的原因。

就消極方面來說,選擇立言,是因立功以成名在當時求之不得,故此舉實屬無奈?！督獬啊返那鞍氩糠种?揚雄已比較了“上世”與“當今”的時代差異,十分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所處時代已經難以通過立功來成名了。在后半部分,他又再次審視了范雎、蔡澤、婁敬、叔孫通、蕭何等人的發跡史,在他看來,這些因立功而成名的歷史人物之所以能夠成功,不僅與他們的膽識有關,更因他們“會其時之可為也”,即時勢造英雄。郭店楚簡《窮達以時》中說：“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無其世,雖賢弗行矣。茍有其世,何難之有哉!……遇不遇,天也?！盵20](P.145)揚雄的思想,與此無二致。所謂世、遇、時,龐樸先生說“是運氣,是人們所無從預知也不能控制而不得不受其支配的超人力量,是或忽然來去或周期出沒的機會,是得之則興失之則衰卻無可揮招的條件,是人們戰戰兢兢俯仰其中賴以生息的環境”[21](P.92)。正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中,揚雄深刻認識到了個人成敗與世運之關系,于是便開始認命。他說：“故為可為于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于不可為之時,則兇?！盵3](P.193)這里說的“為”當然是指立功以求成名,而在揚雄看來,他所處的時代顯然是“不可為之時”,他說的“兇”即前文所說的“一跌將赤吾之族”。揚雄既然看清了當時的政治現實,所以在“不可為之時”,也就只能通過作《玄》來成名了。

然就積極方面而論,在“不可為之時”,揚雄仍然發揮了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因為他拒絕了通過詭計、隱居、詭道、詼諧等方式來成名?！督獬啊纺┪苍疲?/p>

夫藺先生收功于章臺,四皓采榮于南山,公孫創業于金馬,票騎發跡于祁連,司馬長卿竊訾于卓氏,東方朔割炙于細君。仆誠不能與此數公者并,故默然獨守吾《太玄》。[3](PP.193-194)

揚雄為何說自己“不能與此數公并”呢?筆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這幾位歷史人物成名的方式都不符合儒家之道。藺相如雖有完璧歸趙之功,但他所使用的是詭計,而非正道。隱居南山的商山四皓雖幫助劉盈保住太子之位,但隱居非儒家所提倡?！墩撜Z》中孔子評價隱士桀溺時就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22](P.723)揚雄以孔子為門戶,事事都要“折諸圣”,對隱居自然也就持拒絕態度了?！斗ㄑ浴Y騫篇》中論及東方朔云：“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盵11](P.484)這里所排斥的便是東方朔似是而非的假隱。公孫弘雖以儒生而封侯拜相,但《史記·公孫弘傳》謂公孫弘“學《春秋》雜說”,又言“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余,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23](P.2950),是其學之不正,所以轅固生說他“曲學阿世”,揚雄則說“弘容而已矣”[11](P.471)。驃騎將軍霍去病立功西域,然一則借外戚之寵,二則其為將不恤士卒、不尊賢養士,故揚雄在《法言》中雖許其為名將,但認為他距離“古之名將”甚遠。至于司馬相如之竊訾、東方朔之割炙,皆屬文人無行之表現,更是為揚雄所不齒。再者,二人在武帝朝,雖皆博得龍顏大悅,但在武帝眼中,亦不過倡優蓄之而已?！稘h書·揚雄傳》所載揚雄悔賦的原因之一,就是賦家“頗似俳優淳于髠、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7](P.3575),故而作為賦家的司馬相如、東方朔同樣難入揚雄法眼?？傊?自藺相如至東方朔,他們的行為雖皆可以使自己成名,但揚雄經過審慎的考量之后,都予以了否認。崔骃模擬《解嘲》而作的《達旨》中說：“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盵24](P.1715)揚雄鄙視司馬相如、東方朔等人的成名方式,亦與此種心理有關。也就是說,即使在通過正常渠道來立功成名已經絕無可能之時,揚雄仍然拒絕通過不合道義的方式來換取功名利祿。故就此角度而言,揚雄“默然獨守吾《太玄》”,其實也有其主動選擇的成分。

揚雄作《玄》既然同時有消極和積極兩方面的原因,所以相應的,其守《玄》也就體現出消極和積極兩方面的意義?！督獬啊分姓f：“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盵3](P.191)這幾句話,就消極的層面上看,是揚雄對現實的被動逃避;從積極的角度來說,則是對天人合一創作環境的主動追求。鐘惺說：“雄《解嘲》篇云：‘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木錁O力寫出《太玄》之妙,知后人決不能看到此,故代言之,此作者苦心也。然文章之傳,傳于精神。精神者,誠也。雄之傳,蓋精神為之。于何處得其精神,寂寞清凈是也?！盵25](P.194)所謂寂寞清凈,既是相對于熙熙攘攘、追名逐利的現實而言,更是指揚雄創作《太玄》時的心境,且尤其側重于后者?！吧钫呷朦S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幾句,不僅是寫《太玄》境界之妙,更描繪了揚雄覃思宇宙、神游八荒的過程。在陸機《文賦》中,此一過程被稱為“玄覽”,而寂寞清凈則是玄覽者努力希望達到的境界?！段馁x》中說：“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旁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彌鮮,物昭晣而互進。傾群言之瀝液,嗽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盵26](P.25)這一段話,恰可作《解嘲》中所說的“深者”“高者”“大者”“細者”之最好注腳。后來劉勰說“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27](P.493),也特別強調虛靜在創作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借助陸機、劉勰等人的說法,可知揚雄守《玄》雖有逃避現實的消極情緒,但同時也體現了其主觀能動性。揚雄主動摒棄外事,通過集中精神來進行高級的思維活動,不僅實現了高質量的文化創作,而且也促進了士人自由意志的升華。

概言之,揚雄在比較過去與現在的基礎上,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所遇到的困境。為了消解此種困境,他選擇了寄希望于未來,故而《太玄》便成了他唯一的寄托。就此角度而言,《太玄》實際上是西漢末年政治文化的產物。

四、余論：作為方法的揚雄

以揚雄為代表的西漢士人,在政治遇挫之后,雖會經歷短暫的意志消沉,但很快便能調整心態,變被動為主動,自覺地將精力轉向個人書寫,從而為自己,也為后人開辟出一條在困境中實現突圍與超越的道路。就此而言,揚雄的解嘲、守玄,已逐漸成為后世士人超越個體、超越時代的一種方法。在后世士人的爭相效仿下,無論是自我解嘲,還是獨守心玄,都發展成一種獨特的士人文化傳統,從而對中國文化產生不小的影響。

解嘲的本質是自我安慰,雖然它在表面上是要緩解自身與他人、與社會等外在關系之間的沖突,但根本上是要解開自身的心結,自我和解,接受自身的不完美。揚雄的心結,在于自身價值沒有得到現實政治的認可,這也是古往今來絕大部分失意文人的共同遭遇。在此情況下,要么歸咎于現實政治的不公,要么自我否定。前者容易產生憤世嫉俗的狂狷,后者則容易導致個體生命的沉淪。如何在二者之間形成一個平衡,成為士人共同面對的課題。外在矛盾易解,心中塊壘難澆。因此,在緩解外在矛盾的同時,真正消除內心的憤世嫉俗,實現個體生命的淡泊寧靜,才是解嘲的至高境界。

文學史上經常將揚雄《解嘲》與東方朔《答客難》相提并論,認為前者是模仿后者而成。如洪邁就說：“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杰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盵28](P.90)此說雖認為《解嘲》是模擬之作,但也肯定了揚雄的“馳騁自得之妙”。另外一些論者,則直接認為《解嘲》只是模擬,毫無新意,較具代表性的如俞樾。他曾說：“《答客難》之后,有《解嘲》《答賓戲》之篇。陳陳相因,固無怪矣?！盵29](P.173)事實上,這種指責是比較片面的。如果仔細比較《解嘲》和《答客難》,就會發現二者除了相似性之外,更有許多不同,而這些不同,恰是揚雄超越東方朔之處。龍文玲的研究已經指出,《解嘲》與《答客難》相比有多方面的不同,如同為設問體,《解嘲》突破了《答客難》一問一答結構,而采用了兩問兩答的“回環自釋”結構;同為托古慰志,但《解嘲》“托古”的范圍更寬,所慰之志也不同;同樣批判現實,但《解嘲》較《答客難》更為深刻。[2](PP.63-65)這些分析是可以成立的,但揚雄后來居上的地方其實不止于此。如果跳出文章形式層面的比較,直接就思想內容而言,就會發現揚雄的境界要遠遠高于東方朔。東方朔《答客難》只揭示了士不遇情況下,個人與社會、時代等外在關系的矛盾,最終以時移世異來自我寬慰,實際上并沒有真正消解自己內心的憤懣。換言之,東方朔在表面上完美地化解了“客”的刁難,卻沒有在根本上為自己找到真正的解脫。揚雄的《解嘲》則不同,他也意識到時運的今不如昔,也對現實的不公表示不滿,但儒家的中庸之道,使得他即使要表達不滿,也是通過“陰寓譏時之意,而陽詠嘆之”的方法。更為重要的是,他不僅要解答“客”的詰難,更要解開自己內心的心結。因此,在批判現實之后,揚雄又能坦然接受現實;在無法改變現實的情況下,他選擇與現實和解。他接受現實世界的方法,是寄希望于后世;與現實世界和解的方法,是將《太玄》作為心靈的寄托。獨守《太玄》,意味著他要在現實世界中創造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而創造的方式就是玄想與書寫。因此,在揚雄這里,智力活動成為他消解心中郁結的良方。對于絕大多數的讀書人來說,思考和書寫無疑是他們最為擅長的事情。因此,揚雄開出的這一劑藥方,不僅可以醫己,也可以醫人,而《解嘲》便是保存這一藥方的文本。后來的讀者,在東方朔《答客難》中可以讀到牢騷,引發共鳴,但可能會加重憤世嫉俗之情;而在揚雄的《解嘲》中,除了同病相憐之感外,還附贈了消愁解憂之方,這便是揚雄超越東方朔的高明之處。換言之,東方朔只是提出了問題,揚雄則不僅深化了問題,而且還提出了解決方案,樹立了士不遇之后如何安頓身心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