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上半葉中國陶瓷鑒藏與交易活動中的中外交流

常乃青

摘要：文章通過對陶瓷鑒藏者、營銷者的文化背景與社會身份，以及陶瓷鑒藏品類與價格的變 化趨勢、陶瓷類文物藝術品流通環節與交易方式的格局特征等的分析，綜合闡述 20 世紀上半葉 中國陶瓷鑒藏空前繁榮、交易規模迅速擴大的狀況。這一盛況的成因，既緣于國外鑒藏者旺盛 的購藏需求及多樣的鑒賞趣味，又與中國本土古玩經營業在清末民初的加速發展密切關聯。鑒 藏與交易，強化了中國陶瓷的文化媒介作用，推動了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陶瓷學研究體系的建 構進程，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鑒。

關鍵詞：中國陶瓷鑒藏交易陶瓷學研究中外交流

20 世紀上半葉，作為民族文化重要物質載 體之一的中國陶瓷，在海外漢學界備受尊崇。 旅華 56 年的美籍加拿大學者約翰·福開森（John Ferguson）聲稱 ：“在中國藝術中，陶瓷總是被 青銅器、玉器、繪畫擠到次要位置。但在西方世 界，情形卻截然不同。西方人學習中國藝術，是 從陶瓷開始的。直到今天（1918 年），西方學者 給予陶瓷的關注，仍然高于其他藝術門類?！盵1] 清末民初的瓷學名著《陶雅》與《飲流齋說瓷》 中，均提及中國陶瓷的盛名遠揚 ：“僅憑借其國 初所出之瓷之聲譽以相與夸耀”“誠以瓷質之美 冠絕全球”。對于當時的中國而言，陶瓷是為數 不多的能夠撐起民族自尊心的一張文化名片， 也是增進國家內部認同的“黏合劑”。20 世紀上 半葉，中國陶瓷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不僅源于中 國陶瓷外銷史的源遠流長，更與中國陶瓷收藏 與交易的繁榮息息相關。

一、流散潮：中國陶瓷文物對外交易規模的空 前擴大

在清末民初的重大歷史變局中，中國內地 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文物流散潮，陶瓷文物所占 比重較大。庚子事變期間，大量內府珍寶遭搶 劫，部分文物被就地變賣，宮廷藏瓷大規模散 入民間。民國初期，北京、沈陽、承德等地的前 清宮殿、園林、寺廟、瓷庫等盜竊案頻發，北京 專營清代官窯瓷器的古玩店“延清堂”的經理 丁濟謙，與時任北洋政府總理的熊希齡的下屬 劉鼎清聯合，在 1913 年前后多次派人赴承德收 購“熱河行宮”的被盜瓷器。參與該盜賣活動的 還有北京隆福寺惠記古玩鋪掌柜?；鄞ǎㄇ鍍葎崭蟪紤c寬的管家），以及北京隱秀齋、仿古 齋、永寧齋等店鋪的經營者。[2]溥儀、溥偉等遜 位皇族及其仆從也頻繁通過各種方式送出、變賣 已被明確列為“公共財產”的清宮陶瓷。恭王府 藏品（除書畫以外）在“1912 年 2 月 12 日溥儀宣 布退位前不久”（約 1911 年 12 月），被末代恭親 王溥偉變賣至海外，這批器物總交易額據估計 達 34 萬銀圓，[3]其中包含大量清代官窯瓷器。另 外，民國時期溥儀“小朝廷”在鹽業銀行、匯豐 銀行、大陸銀行等國內外銀行抵押的各類器物 中，瓷器雖不是單件價格最高的文物品類，但數 量較多。這些器物最終因無法贖出而被公開拍 賣。1924 年，鹽業銀行拍賣了一大批從清廷瓷庫 中運出抵押的器物，多是從未被皇家使用過的清 代官窯瓷器，其中有 400 多件康熙五彩十二月花 卉紋杯，被北京東四牌樓“榮興祥”瓷器店經理 賈騰云以每件 10 銀圓的價格打包收購。

在清民之交劇烈的政局震蕩中，一大批失 勢權貴因各種原因變賣家藏珍寶，如“曹錕政 府”的收支處副處長汪筱舫，曾向中南銀行借 款五筆，“均系以古代瓷器及紫檀木器抵押”[4]。 1924 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汪筱舫遁入 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今華風賓館），他抵 押的兩箱康熙官窯瓷器不能贖出，被中南銀行 以約 5 萬銀圓的價格，賣給了陶瓷藏家郭葆昌 （曾任袁世凱政府“總統府內庶務處處長”，實 為袁世凱管家，被認為是洪憲瓷器的督造官）。 郭葆昌去世后，其子女曾變賣家藏的名貴瓷 器，并按股份分配所得。[5] 上述這類珍貴文物， 有相當一部分流向海外。

隨著陶瓷交易趨于繁榮，一些“于史無載” 的地下文物開始陸續進入中外鑒藏者和研究者 的視野，成為古陶瓷鑒賞與交易的主要對象。 20 世紀初，外國人在華的文物搜掘活動更加頻 繁。當時，“文物國有”的觀念還未普及，文物 保護法規執行不力。而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 陶瓷研究逐漸科學化、精細化，陶瓷收藏的視 野大為拓寬，加之國內外古玩商的推波助瀾， 以及報刊、小說等印刷品對古玩交易訊息的大 肆傳播，使得那些被金石學家羅振玉稱為“海 內外好古之士尚無知之者……顧中朝士大夫無 留意者，海外人士乃爭購之”[6]的未知文物不斷 出土。隴海鐵路“汴洛段”修建至洛陽邙山區域 時，發掘出大量不為人知的多色釉陶器，被聞 訊而來的北京古玩商收購，后經羅振玉、王國 維等學者研究，才得名“唐三彩”；另如鉅鹿故 城遺址（今河北省巨鹿縣）出土的瓷器（當時俗 稱“鉅鹿瓷”）被學者和文物機構購藏，成為宋 代磁州窯瓷器研究的重要標本。[7]此外，還有各 地出土的先秦陶器、兩漢魏晉釉陶、遼金西夏 陶瓷、歷代墓室磚石與建筑構件，及其他名不 見經傳的古陶瓷品種，甚至以往無人問津的古 窯址瓷片、窯具等，都被中外人士競相購求。

二、供不應求：外來購買力介入對中國陶瓷價 格的影響

外來購藏者的強勢介入，引發了中國陶瓷類文物價格的全面上漲，陶瓷一躍成為可與法書 名畫、商周青銅器、高古玉器相提并論的文物門 類。價格在清代中晚期普遍不高的鈞窯瓷器，于 20 世紀初身價陡增，一躍成為價位最高的古陶 瓷品類，并漸漸取代了所謂“五大名窯”（柴、汝、 官、哥、定）中“柴窯”的位置。清末瓷學家陳瀏 所作《詠陶詩·均（鈞）盆歌》提及鈞窯玫瑰紫釉 器物價格的至高無上。在民間，“縱有家財萬貫， 不如鈞窯一片”“雅堂無鈞瓷，不可自夸富”“黃 金有價鈞無價，一具鈞器千重廈”等描述鈞窯瓷 器價高的俗諺廣為流傳。據筆者統計，當時鈞 瓷單件價格約在 1 萬至 5 萬銀圓之間，對比清晚 期一件古鈞瓷至多數兩白銀的價格，[8]已增長不 止萬倍。即便是鈞瓷殘片，亦價格驚人。據學者 傅振倫回憶 ：“民國時期，上海大收藏家彭子硯 打破了一件自藏鈞窯盆奩，一片瓷渣賣了幾千 元……瓷學家陳萬里買到一塊天藍釉瓷片，雖然 花了 36 元，還說很美，買得便宜?！笨梢娒裰V“鈞 瓷片瓦值千金”并非言之無據。

鈞瓷價格上漲，始于歐美藏家的狂熱追捧。 “民國二十四年（1935 年），世界各國收藏我國 歷史文物和工藝美術品，在倫敦皇家學會博會 頓大廈舉辦中國藝術陳展，整個第五廳都是陳 列鈞瓷，有故宮博物院藏的鈞瓷窯變蟠桃洗一件。瑞典王子（今國王）和英人大維德各有類似制品一件同時陳列?！盵9]在這樣一個高規格的國際展覽中，只有鈞窯瓷器被陳列在專設的單獨展廳內，足以說明西方人對鈞瓷的青睞。除鈞瓷外，兩漢至魏晉時期的陶瓷、唐三彩陶器、明代琺花釉陶器、清代官窯瓷器，以及部分隋、唐、五代、宋、元民窯瓷器中的精品，在 20 世紀前 期的價格都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上升趨勢。宋代汝、官、哥、定四窯器物，及宋建窯黑瓷油滴盞，宋元龍泉窯青釉瓷器，明永樂、宣德、成化時期的景德鎮官窯五彩或斗彩瓷器等受到中國古代 鑒賞家推崇的稀世珍寶，在 20 世紀前期價格都 達到了歷史頂峰。如《陶雅》所云 ：“歐美斐澳，恐后爭先，一金之值，騰涌千百。茗甌酒盞，嘆 為不世之珍。尺瓶寸盂，視為無上之品?！?/p>

三、探求中國趣味：外國人對中國陶瓷的購藏 需求與研究目的

購買中國藝術品的海外收藏家、收藏機構、 古玩商為數不少，他們或通過商人轉售或委托 代購的方式間接獲取中國陶瓷，或來華直接參 與陶瓷交易，帶回國后進行展覽、收藏、研究。 在外來陶瓷收購者與鑒藏者中，以日本、英國、 美國藏家購買中國陶瓷數量較多、頻次較高。 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藏家群體，對中國陶瓷的 購藏需求與目的也有所差異。

日本藏家的陶瓷鑒藏取向，最接近中國文 人士大夫的傳統趣味。日本人熱衷購藏樣式素 雅、釉色溫潤的宋元時期龍泉窯青瓷，偏重搜 集造型精巧的茶器與花器。日本古董商繭山松 太郎于 1914 年從北京琉璃廠博韞齋經理楊伯衡 手中以 4000 銀圓購得一件南宋龍泉窯梅子青 釉雙耳鼎式爐，為此繭山特意將其店名由“會 仙堂”改為“龍泉堂”。[10]此外，龍泉窯褐斑青 釉瓷器（日語稱作“飛青磁”）各類可作為插花 器的宋元時期龍泉窯青瓷瓶、尊、鬲式爐（民國 時期民間俗稱“鋼筋爐”），宋代建陽窯“油滴”紋黑釉瓷盞，明代的五彩瓷器（日語稱之為“赤 繪”）、紫砂陶器等都受到日本藏家的偏愛。歐 美人喜愛的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顏色 釉瓷器與各式粉彩瓷器，最初被部分日本收藏 家認為釉色過于明艷、紋樣太過繁縟，進入 20 世紀后漸漸獲得認可。這與北宋至清代中國文 人“厚古薄今，貴素賤華”的陶瓷審美趣味接近。

英國購藏者比較重視以收藏促進本國對中 國古陶瓷的研究。1868 年來華擔任英國駐華使 館醫師、京師同文館醫學教習的史蒂芬·卜士 禮（Stephen Bushell）是第一位系統研究中國陶 瓷的英國學者，他先后受聘于大英博物館、維 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負責為兩館搜集中 國文物。他于 1904 年、1906 年出版了《中國藝 術》（Chinese Art）上下兩冊。是西方較早出版的 綜合介紹中國藝術的英文著作，其中陶瓷藝術 占較大篇幅。他又于 1910 年翻譯并出版了清代 人朱琰所著《陶說》，是繼 19 世紀末法國漢學家 斯坦尼斯拉斯·儒蓮（Stanislas Julien）1856 年 翻譯《景德鎮陶錄》之后，又一部對西方陶瓷學 界產生巨大影響的中國瓷學名著。在卜士禮的 帶動下，英國學界掀起了研究中國陶瓷的風潮。

20 世紀以后，英國學者更加深入地對中國 古陶瓷進行了考察與研究，加大了陶瓷文物搜 尋的范圍與力度，引領了西方世界對中國陶瓷 的鑒藏方向。英國學者型藏家喬治·尤摩弗帕 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羅伯特·霍布森 （Robert Hobson）、玻西瓦爾·大維德（Percival David）等，在 20 世紀上半葉發表了為數不少的 陶瓷學專著、圖錄、論文，他們重視整理中國古 代文獻，嘗試梳理出一條比較完整的中國陶瓷 史發展脈絡。通過對中國古人的陶瓷收藏趣味 的探尋與詮釋，英國人逐漸了解到以往不為歐 洲人所熟悉的兩漢、魏晉、唐、宋瓷器，甚至時 代更早的各類高古陶器，這類古陶瓷的歷史地 位因學術研究的推進而大幅提升。1921 年，尤 摩弗帕勒斯發起成立“東方陶瓷學會”。時至今 日，該學術組織仍代表著西方研究中國陶瓷的 最高水準。英國人致力于追溯中國傳統的陶瓷 藝術趣味，這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方人受明清 外銷瓷影響而對中國陶瓷藝術產生的刻板印象 和狹隘認識。英國學者對中國陶瓷的研究，受 到國際收藏界的廣泛認可。收藏過近 2400 件中 國陶瓷 [11]并創建了沃爾特斯藝術博物館（The Walters Art Museum，位于今美國馬里蘭州巴爾 的摩市）的美國收藏家威廉·沃爾特斯（William Walters）和亨利·沃爾特斯（Henry Walters）父子， 為了提高其藏品圖錄《東方陶瓷藝術》（Oriental Ceramic Art）一書的學術價值，特邀請英國學者 卜士禮為該書做文字注釋。[12]

相比其他國家，美國人購藏中國陶瓷的 數量更大。美國藏家約翰·摩根（John Morgan） 與 洛 克 菲 勒 家 族 的 小 約 翰· 洛 克 菲 勒（John Rockefeller Jr），是 當 時 中 國 瓷 器 收 藏 的 巨 擘。1912 年，小洛克菲勒為了購取摩根名下 約 4100 件明清官窯瓷器，懇請其父親借出 巨款，斥資 200 萬美元購得這批瓷器中的 大部分精品。[13]受到英法陶瓷學研究的影 響，美國購藏者的鑒藏取向逐漸轉變，由愛 好明清官窯彩繪瓷和顏色釉瓷，轉而重視宋 元名窯的單色釉瓷器，尤其對宋金元時期的鈞窯瓷器最為癡迷。美國收藏家查爾斯·佛利爾 （Charles Freer）所創辦的佛利爾藝術博物館至 今收藏著 61 件鈞瓷或仿鈞瓷，包括花盆、碗、 洗、尊等多種器形。鈞窯瓷器的天青釉、月白 釉溫潤典雅，窯變的紫紅斑天藍釉、玫瑰紫釉 絢爛奪目，深受美國收藏家青睞。1902 年，佛 利爾購得一件詹姆斯·惠斯勒（James Whistler） 的油畫作品，畫中描繪的法國特魯維爾海濱的 海面和天空的色調，與其所藏鈞窯花盆的天藍 釉有異曲同工之妙。美國學者歐內斯特·芬內 羅薩（Ernest Fenellosa）是佛利爾的陶瓷鑒藏顧 問，他在著作《中國和日本藝術的時代》（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中提到宋瓷，認為 鈞瓷“醬色的胎體上有不透明乳光釉，其中有 雅致的紫色和天青色……惠斯勒的水彩和油畫 像宋瓷的釉色一樣，特別體現了這種色彩層疊 技法的效果”，并且指出宋瓷釉色對宋畫設色風 格的影響。[14]由此推測，歐美人對鈞瓷的偏愛， 或許緣于他們對鈞釉呈色效果的某種“親切 感”。這可能與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印象派風景 畫的盛行有關。中國學者荊子久（號“鈞齋”）在 《鈞窯考證》（1935 年刊?。┲薪Y合鈞瓷的數目 字銘文，推斷中國古人欣賞鈞瓷的方法是按數 字銘文順序排布器物，通過旋轉視線依次掃視、 觀賞，實現仿佛天空陰晴變幻的視覺效果。他 還認為，鈞窯是對傳說中五代后周時期柴窯的 承續，古文獻記載柴窯瓷器的“雨過天青”釉應 寫作“雨過天晴”，同時闡發了中國文人對陶瓷 理想釉色的追求。這與佛利爾對鈞釉的某些研 究結論相呼應。能夠與佛利爾相提并論的美國 陶瓷藏家還有瑪格麗特·富勒（Margaret Fuller） 與理查德·富勒（Richard Fuller）母子。在眾多 的美國陶瓷藏家中，與中國社會接觸最深，鑒 藏經歷最豐富的，是常年旅華的加拿大籍美國 學者福開森，他多次在北京琉璃廠收購中國瓷 器，并與郭葆昌合作修訂、再版了《校注項氏歷 代名瓷圖譜》（1908 年卜士禮在英國首次出版 該書）。針對《項氏歷代名瓷圖譜》的真偽問題， 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大維德等外國學 者曾與福開森展開過激烈的辯論，形成了不少 頗具價值的學術觀點，增進了西方漢學界對中 國古代陶瓷史的認知。

此外，法國人魏武達（Veroudart）、瑞典人 奧斯伍爾德·喜龍仁（Osvald Siren）、瑞士人阿 爾弗雷德·鮑爾（Alfred Baur）、新西蘭人路易·艾 黎（Rewi Alley）等，都是 20 世紀上半葉比較重 要的海外陶瓷收藏家。雖然這些收藏者的國籍、 職業、文化背景、學術出身相異，所持鑒賞偏好 不一，但他們對中國陶瓷的喜愛是趨同的，都 通過鑒藏帶動研究?？傮w來看，外國人不約而 同地探索中國陶瓷鑒賞觀的“中國視角”和“中 國趣味”，力圖向中國傳統的鑒藏觀念靠攏。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陶瓷的鑒藏與交易逐 漸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座橋梁。來自國外的 陶瓷審美偏好與研究成果，打破了成形于明代 中晚期的中國傳統陶瓷鑒藏次第序列，改變了 中國人的陶瓷審美觀，其影響延續至今。外國 人對中國陶瓷的認識也急劇變化，歐美人不僅 購買早已為西方社會喜聞樂見的明清景德鎮窯 顏色釉瓷器和彩繪瓷器，還想方設法搜集不為西方人熟知的唐五代至宋元時期的瓷器，以及 秦漢、魏晉時期，甚至先秦時期陶器。通過鑒藏 與交易，源出書畫品藻與金石考辨的中國傳統 陶瓷鑒賞學脈，與西方科學思維互鑒互融，促 進了中國陶瓷學研究與公私陶瓷收藏體系的現 代化轉型。

四、商業的力量：古玩經營者對中國陶瓷鑒藏 與交易的推進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陶瓷的高價格所帶來的 高利潤，對古玩商人形成了巨大吸引力。古玩 商是主要的陶瓷文物藝術品營銷者，在市場領 域為陶瓷的鑒藏與研究提供支持。早在清同治、 光緒時期，陳介祺、吳大澂、潘祖蔭、王懿榮等 一眾金石藏家就與古玩商人緊密合作。陳介祺 等收藏家在山東臨淄、鄒縣（今鄒城市）、滕州 廣泛收購帶有文字的出土陶器，又委托陜西古 董商蘇億年、蘇兆年等人，在陜西、河南一帶代 為搜購。光緒七年（1881 年），蘇州知府吳云在 致潘祖蔭的信中提道“簠齋（陳介祺）藏古陶至 五千種之多”，并且贊嘆“物聚所好，愈積愈多。 地不愛寶，古陶固層出不窮”[15] 這一盛況，反 映出清中期乾嘉考據學余波下，流行于晚清士 大夫階層的金石收藏風尚，這為 19 世紀末以后 中國陶瓷鑒藏與交易的繁盛積淀了肥沃的文化 土壤。

20 世紀初的工業化與全球化進程，使海內 外文物藝術品經營者之間形成了更加緊密的商 業互動關系，工商、郵政、運輸、新聞、出版、 攝影、展覽、拍賣等事業在近現代中國的進步 與發展，也為陶瓷鑒藏與交易提供了必要支持。 在此基礎上，一條聯動中國社會各地域、各階 層的陶瓷“交易鏈”逐漸生成，其中鄉村、城市、 口岸、國際四個“交易環節”發揮了樞紐作用。

（一）鄉村環節

鄉村是出土古陶瓷進入市場的起點。藝術品鑒藏與交易的繁榮，使城市藝術品市場中的 高價信息加速擴散到鄉村社會，“掘寶牟利”的 意識逐漸在農民群體中強化。在農務勞作中， 一些農民開始留心搜尋和保存出土文物，以待 商販下鄉收購（清末民初專門在農村收購古董 且無店鋪實體的商人被稱作“鏟地皮的”），或 主動送至附近城鎮的古玩商處售賣。在此基礎 上，出土陶瓷器由各地商人交易中轉，向大城 市聚集，民國收藏家周肇祥在《琉璃廠雜記》中 就描述了各地古物匯集北京的盛景 ：“高原古 冢，一旦發掘，奇品累累，奔集燕市?！?/p>

（二）城市環節

大多數傳世古陶瓷與新造陶瓷存放于城市 的宮殿、官府、寺廟、富戶宅邸等，近代中國戰 亂頻仍，各地政府無暇顧及文物資源的保護， 導致這些原為舊時皇產、官產、廟產、族產的陶 瓷文物流散市場。新制的陶瓷時玩與仿古器則 來源于陶瓷產業比較發達的城市，如民國時期 的景德鎮、醴陵、龍泉、宜興、欽州、邯鄲、唐山、 淄博等地。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陶瓷的繁榮，雖然開始 于外來購藏者旺盛需求的刺激，但是維持這一繁 榮的內在動力則源生于中國本土，依靠國內古玩 經營者的積極參與。陶瓷經營行業及經營者在 城市中相對集中，古玩店、陶瓷店（如專事釉上 彩定制的“紅店”、銷售各類陶瓷器成品的瓷莊）、 舊貨店（如民國時期北京城區特有的“掛貨鋪”、 景德鎮黃家洲地區銷售低檔瓷器的“洲店”）、禮 貨店（銷售作為禮物的工藝品）、當鋪，以及無店 鋪實體的古玩商戶（近代北方古玩業行話稱“開 包袱鋪的”）、走街串巷的攤販（北京稱“打小鼓”， 上海稱“抱筒子”）均是城市中主要的陶瓷經營 主體。此外，近現代工業、傳媒業、交通業、運輸 業、金融業、會展業等產業聚集于城市，都有力 支持著陶瓷交易與收藏活動的開展。

（三）口岸環節

大多數陶瓷器經過“城市環節”，成為國內 公私收藏的主要對象。其中更為珍稀的高端器 物脫穎而出，進入“口岸環節”后預備出口。北 京、天津、上海、廣州是 20 世紀前期中國對外 開放程度高、陶瓷購藏者多、文物藝術品經營 業發達的 4 座口岸都市，城內存在不止一處古 玩業聚集區。如北京的琉璃廠、煙袋斜街興隆 店、東四牌樓、新安市場、隆福寺、報國寺、法 華寺，天津的日租界“大羅天”游藝場、法租界 勸業場、紅橋估衣街，上海的五馬路（今廣東 路）、江西路（今江西中路），廣州的西湖路、文 德路等。在這些古玩業聚集區中，均密集分布 著眾多銷售陶瓷的古玩店鋪與攤位。其中，有 專向外國人銷售商品（包括陶瓷文物）的洋莊 （針對美國稱花旗莊、針對歐洲稱西洋莊、針對 日本稱東洋莊），還有由外國人開辦的專售中 國文物的古玩店，如拉脫維亞籍律師 E.A. 史德 匿（E. A. Strehlneek）利用其“上海江海關古玩 出口檢查部職員”的職務便利，創辦“史德匿古 玩行”，中國陶瓷是其經營的古玩中的重要組成 部分。

口岸城市的古玩業更能滿足高端陶瓷的購 藏需求，經營方式更加豐富。根據銷售場所的 不同，商家分別采取店面銷售、攤位銷售、上門 求售等營銷手段 ；根據消費者身份的差異，商 家還提供諸如掌眼、導購、代購、寄售等有償服 務。在口岸城市中，古玩經營者的營銷能力普 遍較強，且自發形成了一些地方性的商業行會， 以“北京古玩商會”（1909 年成立）與“上海古 玩同業公會”（1946 年成立，負責管理江西中路 的“中國古玩市場”）為代表。北京古玩商會在 京內外古玩商聚集的旅店“興隆店”后院設置 “串貨場”，僅允許商會內部的“會員”進入，場 內日常實行一對一“袖內拉手”議價的交易模 式。當出現引起多家商戶爭購的商品時，則在 行會管理者的主持下，對該商品進行暗標拍賣 （行話稱之為“封箱”）。一些珍稀古陶瓷經常成 為眾所矚目的拍品?！按泩觥钡脑O置本是為了壟斷高端貨源，但其能夠篩選出高端器物推入 市場，起到了維護行業信譽和市場秩序的作用， 眾多資深的古玩經營者在場內集中議價，也為 全國古玩市場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價格”。

民國時期，口岸城市的陶瓷銷售方式更加 專業化，出現了專營陶瓷的店鋪。北京的延清 堂、榮興祥、延茂細瓷店主營明清官窯瓷器，清 華齋、德泰瓷莊、憶盛瓷莊主營仿古瓷器。這些 陶瓷店鋪還會聘請專責陶瓷品鑒的鑒定師，俗 稱“瓷器把式”。天津也有專事仿古瓷銷售的同 泰祥瓷器店、仲盛公瓷莊。圍繞這些機構還共 生著從事瓷器仿古、修補、鑲嵌的一大批手工 藝人，如民國時期北京就有從事“后加彩”與“刻 瓷”工藝及其定制活動的工匠。

（四）國際環節

中國陶瓷進入海外市場后，價格往往遠超 國內，跨國商人是國際陶瓷交易的主要推手。日 本“山中商會”是 20 世紀初國際上經營規模較大 的古董和工藝品銷售機構，1917 年在北京設立 辦事處，曾陸續在倫敦、紐約、波士頓、大阪、東 京、巴黎舉辦了 50 余次藝術品展銷會與拍賣會， 其中包括至少 2 次中國陶瓷的專題展，[16]除以營 利為目的的陶瓷交易外，這一時期也有與外事 活動相關的瓷器定制。如 1947 年為祝賀英國王 室婚禮，景德鎮制作了 175 件“國禮瓷”，王室 還特為這套國禮瓷拍攝了彩色 紀錄片。接受這套瓷器的 伊麗莎白公主（即 2022 年故英國女王）致信 稱 贊 ：“ 這 些 瓷 器 質 量之高，恐怕只有中 國才能生產出來?！盵17]

五、結語

不可否認，在 20 世紀前期猖獗的不正當 文物交易中，作為民族文化資源的中國陶瓷文物大量流散海外。立足中華文化立場我們 看到，在中國人爭取主權獨立、捍衛民族尊嚴 的艱苦歲月里，中外藏家、學者對中國陶瓷的 鑒藏與研究，以及正當的交易活動，在一定程 度上增進了文化的交流，提高了中國文化的 國際影響力，擴大了世界認知中國文明的窗 口，讓中華文明更全面、更真實地展現于全世 界面前。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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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青 ， 黃山 . 國寶流失百年祭 [M]. 杭州 ： 浙江古 籍出版社 ，2022：304.

[4] 天津市檔案館 ， 天津財經大學 . 中南銀行檔案史 料選編 [M].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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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陳文平 ， 牛夢沉 . 山中定次郎與山中商會 [M]. 上 海書畫出版社 ，2020：1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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