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鬼子敢爾”論考

馬 玨 丹

(清華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北京 100084)

《世說新語》一書是研究魏晉南朝的重要材料,其“方正”一門第18條載:

盧志于眾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盧毓、盧珽?！笔魁埵?。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1]329-330

此條信息豐富:第一,盧志為北方士族代表,當時已沾玄風,陸機為入洛吳人代表,宿膺儒術,二者的爭斗不僅是個人恩怨,也是北方士人與吳人及雙方學問宗向沖突的表現;第二,“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安以此定之?！眳s未明言誰優誰劣,留下了爭議,如葉夢得以為“云優機劣”,余嘉錫則認為“機優云劣”,反映出時代及評論者審美的變化;第三,現存材料中此事首見于郭澄之《郭子》一書,但《郭子》中并無“鬼子敢爾”一語,《世說新語》或有所改寫或別有所本。后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取“盧充幽婚”的傳聞以解釋“鬼子”一語來源,“盧充幽婚”見于孔氏《志怪》和《搜神后記》,其中明言“子孫冠帶,相承至今”,可知故事創作者并非用這則故事攻訐盧氏家族,而“鬼子敢爾”一語則帶有明顯貶義色彩,故“幽婚”傳聞不足以釋“鬼子”一語來歷?！妒勒f新語》作者在諸多說法中選取貶義更濃的“鬼子”一語自有主觀原因。前人研究已對前兩點有精彩論述,本文則主要對“鬼子”一語及其背后原因進行探究。

一

“鬼子”一詞,因近代史的一些用法在中國文化語境內有了特殊的意義,但在中國古典小說中,“鬼子”一般指鬼所生之子或直接指鬼本身,如:

廣語老鬼:“殺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若不還者,終不置也?！崩瞎碓?“我兒等殺公?！北燃磫竟碜?“可還之?！盵2]266

這則故事中“比即喚鬼子”,便是指老鬼呼喚自己的兒子。因老翁為鬼,故對其子便徑以“鬼子”稱之。有時,“鬼子”也直接指稱鬼,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

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憐之,鬼子乃敢爾!”即從生弟來?！璠3]132

此處的“鬼子”即指女鬼,道士發怒,故以“鬼子”稱呼女鬼,加重感情色彩?？梢娫谥竟种?“鬼子”一詞多表示與鬼相關的事物。

盧志之所以被稱為“鬼子”,據劉孝標注,源于其先人與女鬼結合的傳聞。這則故事亦見于《搜神后記》(54)“盧充”一條,舊本《搜神記》《搜神后記》皆輯入,現據李劍國考證,歸入《搜神后記》。見陶潛撰,李劍國輯校:《搜神后記輯?！肪硪弧稹侗R充》,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582-584頁。、孔氏《志怪》?，F引《搜神后記》記載如下: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充以事對,此兒亦為悲咽。便賚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五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之貌。兒碗俱驗。姨母曰:“此我外甥也。我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暖溫也,愿休強也?！醋譁匦?。溫休者是幽婚也,其兆先彰矣?！眱捍?遂成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后植,字子干,為漢尚書,子毓,為魏司空,有名天下。[4]582-584

“幽婚”指的是人與鬼相結合的婚姻。人和鬼的婚姻可分為“幽婚”和“冥婚”,魏晉時“冥婚”風俗頗為盛行,曹操便曾為自己的愛子舉行冥婚,“冥婚”與“幽婚”間有細微差別(55)董舒心對前人關于“冥婚”的研究做了總結,指出:“‘冥婚’可以分為兩類:生者與死者之間的婚姻,按照性別不同又可以分為‘娶殤’(男性生者娶女性死者)和‘嫁殤’(女性生者嫁男性死者);死者與死者之間的婚姻,即將兩個異性死者的尸骨合葬?！覀兯f的‘人鬼戀’故事則相當于冥婚中的第一類?！币姸嫘?《漢魏六朝婚戀小說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8年,第159-160頁。?！氨R充幽婚”故事即當時流行的“人鬼戀”傳說,多見于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究者普遍認為“幽婚”傳說的盛行與當時的女性生存狀況和對鬼的新認識有關(56)如董舒心指出:“東漢以來人們開始將‘性情’與‘魂魄’聯系起來為亡魂小說奠定了思想基礎,宗法社會中男性中心家庭結構的確立使得‘女有所歸’成為古代女性基本的生存法則,這勢必導致未婚而夭的女性產生‘冥婚’需求?！币姸嫘?《漢魏六朝婚戀小說研究》,第202-206頁。李豐楙認為:“凡女子‘未字’‘未行’者就會面臨卒后無所憑依的難題,為之立祠或采取冥婚即是一種補償方式?！币娎钬S楙:《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版,第9-10頁。。就文本來看,“盧充幽婚”強調的是“幽婚”作為賢人(即盧植、盧毓)出現的先兆?！端焉窈笥洝?、孔氏《志怪》的記載并無貶低之意,其與當時志怪中“談生”“辛道度”等故事頗為相似。談生結局為:

呼其兒視,貌似王女,王乃信之。即出談生,而復賜之遺衣,遂以為女婿,表其兒為侍中。[5]389

辛道度結局如下:

秦妃始信之,嘆曰:“我女大圣,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彼旆舛葹轳€馬都尉,賜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后人名女婿為駙馬。今之國婿,亦為駙馬矣。[4]675(57)此條李劍國已指出非《搜神記》原書之條目,但據李劍國考證,仍為唐前小說,故風俗一也。見《搜神后記輯?！?第675-676頁。

這些傳說都強調女鬼與人相交不僅無害,還能帶來好處,是家族興旺的先肇。這類記載表現的是民間對世家大族發跡的想象和解釋。但新起的傳說無法在一時間攻下原有習俗的堡壘,志怪中也常見鬼怪害人的記載,如《風俗通義》載汝陽亭女鬼殺人、《陸氏異林》載鐘繇與女鬼相接后數月性異常和《異苑》載秦樹與女鬼相接后死亡等,可見在當時鬼與人相接有害于人的觀點并未被摒棄。解釋的差異性使得與鬼接觸的傳聞猶如幽明中的灰色地帶,其含義的褒貶取決于闡釋者的價值取向。

寫作如做衣,開始便面臨著選取與裁剪——哪怕因此不得不舍棄其他選擇,因而成品便蘊含了極強的個人主觀色彩?！妒勒f新語》中“鬼子”一語,帶有明顯的鄙夷色彩。但在成書時間更早的《郭子》里,陸機對盧志的謾罵并未涉及“鬼子”一語:

盧志于眾中問陸士衡:“陸抗是卿何物?”答曰:“如卿于盧毓?！笔魁埵?。既出戶,謂兄曰:“何至于此!彼或有不知?！笔亢庹?“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識者?”疑兩陸優劣,謝安以此定之。[6]1924

由此可知這一故事存在多種版本?！妒勒f新語》選擇“鬼子敢爾”進行記錄,反映了作者對盧志的強烈否定。在《世說新語》中,與盧志有關的記載還有一條,“尤悔”第3條載: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1]987

從行文用字來看,對盧志污蔑陸機的行為頗為鄙夷,可見盧志其人在《世說新語》中的形象。

《世說新語》并非是對歷史的嚴格記載,研究者已經注意到《世說新語》對前人材料的大量引用,尤其是對《語林》《郭子》二書的引用。但《世說新語》采用前人材料,并非完全襲用,常在細節處有變,從而突出所論人物與主題,試舉一例: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發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喭畢,便去?；騿柵?“凡吊,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睍r人嘆為兩得其中。[1]808-809

同條,劉孝標注引《名士傳》:

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吊之,遇籍方醉,散發箕踞,旁若無人?？奁M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1]808-809

《世說新語·文學》第94條載“袁彥伯作《名士傳》成[1]299,則《名士傳》先于《世說新語》。二書所記之事相同,但敘述重心有變化:《名士傳》強調的是裴楷面對阮籍不合世俗禮法的行為能“了無異色,安同異如此”;《世說新語》的行文則使故事核心由稱贊裴楷“安同異如此”一變為“兩得其中”,筆墨重心已經偏向阮籍。為了實現這一變化,《世說新語》在行文中增添了對裴楷發問的第三者,第三者的引入是代讀者發問,并由此引出裴楷對阮籍行為的解釋,突出阮籍“方外之人”的形象。這種細微的改寫雖未改變原事,但審美取向已然改變。

此類例子在當時小說中屢見不鮮,可見當時小說記載雖常有一事重出的現象,但部分重出之事作者已經進行改寫,往往細微處有變,而行文的差別常取決于作者的審美。這類細微之處的改變無論是源于作者的有意改寫還是作者對材料的選擇,都反映出個人的傾向。以此觀之,“鬼子”一語帶有強烈的作者意識,《世說新語》的作者在眾多故事版本中選擇這一記載必有緣由。

二

《郭子》中“寧有不識者?”反映出的是陸機對祖、父功勛的自豪?！妒勒f新語》中“鬼子敢爾”一語使士衡的形象更為剛烈,對盧志的貶斥也更明顯?！肮碜印币徽Z頗為突兀,劉孝標引孔氏《志怪》“盧充幽婚”之傳聞以釋“鬼子”一詞。對此,余嘉錫先生箋疏:“余謂此乃齊東野人之語,非實錄也?！蓪?、孔約喜其新異,從而筆之于書。孝標因《世說》有‘鬼子敢爾’之句,遂引《志怪》之說以實之。不知《世說》此條,采自郭澄之所撰《郭子》?！队[》三百八十八引《郭子》并無‘鬼子敢爾’一句。唐修《晉書·陸機傳》亦無此語,可以為證。此殆劉義慶著書時之所加。義慶嘗作《宣驗記》、《幽明錄》,固篤信鬼神之事者。其于干寶輩之書,必讀之甚熟,故于《世說》特著此語,以形容士衡之怒罵,而不悟其言之失實也?！盵1]332此已指出“鬼子”一語乃《世說》所造,但僅將其原因歸為劉義慶個人宗教信仰恐過于簡單。劉義慶的宗教信仰使其對志怪故事頗為熟悉,但《世說新語》成于眾手,作者對盧志的否定態度亦是其選用這一貶義色彩極濃詞語的原因。

首先探討“盧充幽婚”這一傳聞產生的原因。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的興盛雖然有時代風氣的因素,即佛、道、巫盛行,戰亂頻繁,六朝之人好言鬼神,但干寶等志怪作者以“實錄”精神記載坊間傳聞(58)干寶認為:“今之所集,設有承于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茍有虛錯,愿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币姼蓪氉?李劍國輯校:《搜神記·序》,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17頁。,則時代風氣之外,尚有觸發因素導致具體鬼神事件的傳播及其在傳播中的進一步變形。張慶民在討論鐘繇與女鬼相合傳聞產生的原因時曾指出觸發這一故事傳聞的現實因素(59)張慶民認為這則故事的產生“其旨意,乃是對鐘繇修煉彭祖之術的嘲諷、譏刺,也是對當時名士風流的嘲諷、譏刺?！币姀垜c民:《陸氏〈異林〉之鐘繇與女鬼相合事新論》,載《文學遺產》2008年第1期,第141頁。。在今天看來頗為荒誕不經的傳說,在當時往往有其根源。故而,在漢魏之際作為儒學世家而聞名的盧氏家族至東晉南朝時與“鬼”文化相結合,并被目為“鬼子”,當有現實因素。前輩學者對“盧充幽婚”這一故事產生的原因做了探討,如張慶民認為“盧充幽婚”故事的本意是夸耀盧氏之富貴得由神助,是民間對盧氏一門“子孫冠蓋,相承至今”的一種合理理解,并據此認為與鬼交往在當時是家族將興旺發達之神異表現之一(與天神、地祇、動物顯靈等故事相同)[7]。董舒心則認為這類“幽婚”故事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感生”類神話,“盧充幽婚”故事的出現可能與盧志向成都王穎建議收斂尸骨的善行有關,故民間故事中將其與“鬼女”相聯系并將其作為美談[8]170-171。這些解釋都有一定道理。對此,本文認為可從盧氏與道教的關系進行補充,盧氏家族與“鬼女”傳聞相聯系,可能與盧志等人信奉道教有關。范陽盧氏興起于儒學大師盧植,《后漢書·盧植傳》載:

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9]2113

后曹操詔令稱其:

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干也。[9]2119

據裴松之注《三國志》,漢末黃巾起義力量之一的五斗米教為張魯所承,其信仰者曾自稱為“鬼卒”?！逗鬂h書》載:

魯字公旗?！鋪韺W者,初名為“鬼卒”,后號“祭酒”?！痴吡扛谷∽?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9]2435-2436

對張魯等勢力的蔑稱即為“鬼道”。盧植的興起源于對儒學的精通與圍剿黃巾軍的功績,則此時盧氏家族當與“鬼”文化相隔甚遠。至盧植子盧毓則黨司馬氏,于《三國志·盧毓傳》中察其行事,仍本儒家立身之道。盧毓之后傳至盧珽、盧欽?！稌x書》載盧欽:

后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瑯邪太守。[10]1255

陳寅恪先生據此考證范陽盧氏在盧欽輩與天師道發生聯系,并從盧氏與劉琨的姻親關系論述其與趙王倫之關系進而證實盧氏對天師道的信仰[11]10。盧氏之與趙王倫發生關系,不特通過劉琨之姻親關系,也有盧志這一層因素。盧珽之子盧志已和趙王倫關系親密: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郞,出為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為謀主。[10]1256

趙王倫篤信天師道,陳寅恪先生已有論證,不煩贅述。盧志字子道,按陳寅恪先生觀點,“道”在魏晉南北朝之際取作字多有宗教因素,此或可做一旁證。由此可推知,盧氏之與天師道發生關聯,當在盧欽、盧珽一輩。

西晉時盧氏家族頗為顯赫,盧毓為助晉篡魏之功臣。陸機出自吳國,三代為將,世膺儒術。其入洛之時,西晉學風已經轉變,王弼等人的學說新起,由儒入玄已成新的風尚。故陸機與盧志的爭端可從學術宗向、地域和政治思想的關系考察,但此時盧氏家族并未與“鬼文化”相聯系。從現存文獻看,將盧氏先人與女鬼聯系在一起的傳聞當流行于東晉后期,《搜神后記》、孔氏《志怪》均記載“盧充幽婚”一事,可見此事的盛傳。但此時并未有貶義,而是將“幽婚”作為盧氏興盛的先兆。這固然是因為六朝之人愛言鬼神,但盧氏家族對天師道的信仰應也是重要因素。

當時的道教修煉方式頗為雜亂,“房中術”盛行,女鬼與人交合之傳聞很有可能源于道教的修煉方式?！侗阕印绕吩赋霎敃r房中之術的盛行:

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余事焉。[12]348

葛洪長于西晉,又對道教行事頗為熟悉,由他的言論可知當時房中之術的興盛。此時佛道兩家常因傳道思想而產生爭論,佛教徒攻擊道教徒的一大理論便是“不禁淫邪”,這也與道教廣泛采用房中術有關。道教的房中術修煉及利用鬼神故事神化自己的方法強化了其神秘色彩,更容易吸引下層信眾。然而故事一旦產生,其發展走向便不再由編造者控制,往往在傳播中不斷變形。正如張慶民對女鬼復生故事考察的結論:“由道教房中觀念而引發的再生傳聞,在其產生之初就發生著蛻變,并最終走向世俗化?！盵13]74盧氏的興起,加之其與天師道的聯系,在世俗對“房中術”等修煉方式想象的催化下,產生“幽婚”傳聞。

雖然研究者對“幽婚故事”背后的思想有不同的觀點,但就文本來看,志怪小說對崔氏女與盧充的“幽婚”描寫強調的是賢人(即盧植、盧毓)興盛自有先兆,強調神異性,更多的是展現民間對世家發跡的想象和解釋。彼時,盧諶雖沒于北方,但其曾跟隨劉琨輾轉抗擊外族,故在東晉王朝的評價并不低。在溫嶠等人的努力下,東晉王朝對劉琨進行了追贈:

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贈侍中、太尉,謚曰愍。[10]1690

因而縱使盧諶有出仕“偽朝”之舉,亦未從根本上影響其家族地位及評價。故“幽婚”傳聞為家族強盛之先兆,并不是對盧氏的攻訐,“鬼子”一詞的貶義色彩也并不能代表“幽婚”傳聞的感情色彩。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引孔氏《志怪》,使人們將“鬼子”直接與盧氏“幽婚”的傳聞關聯起來,認為是盧氏“幽婚”的傳聞導致此則記載。實則從“家族興盛”之征兆到“鬼子”之語,其褒貶色彩差異頗大。

三

“幽婚”的傳聞將盧氏與鬼神之說相聯系,但不是盧志被蔑稱為“鬼子”的唯一原因。署名劉義慶的《幽明錄》亦記載女鬼與活人相戀終復生生子的故事(60)“廣平太守馮孝將男馬子,夢一女人,年十八九歲,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不幸早亡,亡來四年,為鬼所枉殺;按生箓乃壽至八十余,今聽我更生,還為君妻,能見聘否?’馬子掘開棺視之,其女已活,遂為夫婦?！币婔斞篙嬓?《古小說鉤沉》之《幽明錄》,朝華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頁。此外《幽明錄》中還記載了如“崔茂伯之女”等人鬼相戀故事。,可見劉義慶并未對“人鬼相戀”特意貶低。從對范陽盧氏的發家史進行神化到明顯的貶低,其間的差異,應考慮到盧氏家族在南朝地位的下降。

漢末至西晉,盧氏皆為顯赫大族,盧植聞名天下,盧毓為司馬氏一大功臣。但永嘉之亂,盧諶陷于北朝,終生不得南渡。

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為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并淪陷非所,雖俱顯于石氏,恒以為辱。[10]1259

南朝對晚渡之人頗為鄙夷,“晚渡傖人,其先人一般與胡族政權有染,他們要在東晉得到仕進機會,除了武功以外,只有靠特殊的際遇。即令得到入仕機會的人,想要預于江左的士流,那就更不可能?！R氏子孫渡江,當在盧諶死、后趙亡、中原亂之時,其為晚渡傖人,更無可疑”[14]301-302。范陽盧氏雖然顯赫,但“他們的先人與東海王越為仇,祖輩臣事胡族政權,自己過江又晚。凡此種種,都使他們無緣進仕建康”[14]303。盧氏子孫在南朝已經無力維持往日祖輩的榮光。盧氏族人盧悚已嘗試利用道教起義,盧循更是與孫恩關系密切,希望憑借宗教的力量謀取政治地位。但二者都失敗了,導致盧氏與宗教進一步捆綁,且社會評價更加惡化。孫恩、盧循的起義帶有宗教狂熱色彩,《晉書·孫恩傳》載:

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嬰兒投于水,而吿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后就汝?！盵10]2633

恩窮戚,乃赴海自沈,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10]2634

這種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行為方式是很難被整個士族社會接受的。孫恩敗后,盧循復領其兵,他的對手主要為劉裕、劉毅。盧循雖然利用教徒的狂熱對部隊進行整合,但終敗于宋武帝。這次失敗給南渡的盧氏一支帶來覆滅性的打擊。

循勢屈,知不免,先鴆妻子十余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于是悉鴆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鄱热∑涫瑪刂?及其父嘏;同黨盡獲,傳首京都。[10]2636

至此,盧氏家族在南朝徹底淪沒,至梁時盧廣自北來,南朝史傳方又見關于盧諶后人的記載。

士族地位的保持需要強有力的現實基礎,“冢中枯骨”并不能完全左右后世的評價。如陸玩面對王導聯姻的請求答以“培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1]336。對此余嘉錫疏曰:“王、陸先世,各有名臣,而功名之盛,王不如陸。過江之初,王導勛名未著,南人方以北人為傖父,故玩托詞以拒之。其言雖謙,而意實不屑也?！盵1]337陸玩以祖宗之功名輕視王氏,而王氏終憑借王導功勛成為一流大族。當陸、王兩家的地位發生變化后,這則事例在《晉書》的書寫中情感色彩一變,成為陸玩對權勢輕視的例證:“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于玩。玩對曰:‘培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之始?！瘜酥?。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箋曰:‘仆雖吳人,幾為傖鬼?！漭p易權貴如此?！盵10]2024可見現實地位起伏對后世評價的影響。

東晉末年的廝殺,以劉裕勝利而告終,曾與劉裕對抗且帶有明顯宗教色彩的盧循等人的形象被進一步妖魔化。劉宋立國,盧循等直接被定為“妖賊”(61)見《宋書》卷二十五天文三,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32頁?！端螘贩Q“妖賊”凡一十五次,被其稱為“妖賊”的人皆與宗教有關,涉及之人大致如下:孫恩、盧循、黃巾軍、徐道覆、盧竦(按,即盧悚)。,以“妖”言之,足見其所具有的宗教屬性。此時,“幽婚”的傳聞已非家族興盛的先兆,而成為盧氏近妖的佐證。家族的覆滅進一步影響了世人對盧氏家族的評價。作為劉宋宗室,劉義慶自然不會給予盧氏族人贊美。

由此觀之,《世說新語》作者貶斥盧志為“鬼子”,并非僅因其家族先人有“幽婚”的傳聞,也源于其后人盧循與天師道的捆綁及其爭權失敗后盧氏家族的現實處境。

四

以今日眼光看,《世說新語》當屬于“志人小說”,然而魏晉南北朝時,今天被稱為小說的作品性質與現在有著極大差別。即使到了今天,研究者也沒有否定《世說新語》的史料價值。但《世說新語》等“志人小說”與正史依然存在區別,盡管此類書的作者都在標榜自己的“求真”意識,甚至《語林》因謝安譏其不實而遭摒棄,但作者個人的審美情趣或多或少滲透在寫作中,這種主觀性的滲入為小說的獨立不斷積累著因素。

在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時,門閥是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先輩的地位決定了后世子孫的地位,故有“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之語。但高門大族并非一成不變,王、謝、郗、桓、虞、蕭等家族次第興起,此消彼長。涉及現實評價時,不僅是先輩的榮光影響著后世的評價,子孫的現實地位也影響著前人的榮光?！氨R充幽婚”的故事既可以作為“門第將興”的征兆,也可以作為盧氏一族“近妖”的證據,其間的變化,不得不考慮盧氏的現實地位?；蛟S可以這樣說,盧志被稱為“鬼子”,不僅源于其傳聞中的先人盧充,更源于其利用天師道起義而失敗的后人盧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