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研究的勃興

石家宜

近年來《文心雕龍》研究專著漫議

有人對《文心雕龍》的研究作過這樣的統計：近三十年來共出版了二十四部專著，發表了約六百篇文章。其中，僅從一九七八年以來的短短五年里，就出版和發表了專著十八部、論文四百余篇。這些都充分顯示著《文心雕龍》的研究已經進入了昌盛的新時期，現僅就筆者涉獵的一些專著，談一點感受。

《文心雕龍》的?？惫ぷ魇址睆?。誠如楊明照先生所說，“一字一句的差錯，并非無關宏旨”，老一輩學者為此付出了艱巨的勞動，楊先生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及王利器先生的《文心雕龍校證》成效尤著。楊明照先生積四十余年的努力，不僅對前人注釋中的疑難謬誤多有補正，而且將長期積累的歷代的著錄、品評，群書的采摭、因習，前人的引證、考訂及序跋、版本等分別輯錄，僅品評一項搜集竟達九十七家，這樣豐富的輯錄，給我們探討《文心》研究的淵源及《文心》的地位和影響，提供了相當系統可靠的史料，開拓了《文心》研究的領域。王利器先生的《文心雕龍校證》原名《文心雕龍新書》，新作雖大體保持著原貌，但也有不少增補，王著方法靈活、校訂精細，且因為晚出，又能吸收他家的某些成果，所以內容比原作更見豐富。

還有近年出版的一些譯注專著，也都從《文心》理論內容闡述的需要出發，在這方面作出了貢獻，使?？惫ぷ髟鎏砹诵缕鹕?。其中以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龍注釋》及牟世金同志的《文心雕龍譯注》最受人們注目。周先生的《注釋》因其“融會貫通、深入淺出”而深受讀者歡迎。淵博的學識和精縝的校證使他的注釋既豐且實，能采擷眾長而又有創造。如《原道》篇“人文之元，肇自太極”注云：“人文，《情采》中作‘情文，指五性，五性發而為文章?！珮O，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氣。太極生天地，天地的靈氣蘊育成人的五性，就是人文。這是從理論上說明人文與天地并生。其實，人文是人類產生以后才有，不可能始于太極?！币浴肚椴伞纷ⅰ对馈?，用“情文、五性”落實“人文”，這樣就避免了資料羅列和繁瑣考訂，而是抓住關鍵力求簡明、準確，不僅疏通了文意，也幫助讀者從理論上加深了對這個判斷的認識。這不過是信手拈來的例子。在其他一些重要而有爭議的理論問題上，周著也都提出了比較實事求是的見解?！对馈菲瞧饰觥段男摹返睦碚摌屑~，但目前學術界對“道”的理解有唯心、唯物、二元論等說，對“道”的具體內容又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家之道抑或“以佛統儒”諸見，作者不僅從本源上揭示劉勰之“道”的客觀唯心主義性質，更能從劉勰創作理論的總體上指出其唯物主義的觀點，肯定他以原道論文的積極作用；又如劉勰既稱贊《楚辭》，為什么又說它是“雅頌之博徒”并進而提出“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的原則？作者從恪守宗經原則與注重文學新變兩方面來解釋這種矛盾現象，就很有說服力，而且不象一般論者那樣離開全篇思想，把“憑軾”一句的特定涵意抽象化為什么提倡現實與理想的結合等等；至于《物色》篇“隨物宛轉、與心徘徊”說，作者認為是指情物交融、物我交融，而不硬套后世文家之所謂“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對于《比興》篇“擬容取心”說，作者把“擬容”和“取心”理解為兩種比喻，也顯得比較貼切。這些都顯示了周著理論闡述上的求實精神和可信見識。應當特別指出，這是和作者從劉勰理論體系特點出發，重視文體論研究密不可分的，對《文心》所涉及作品的精細研究，使他能對劉勰的理論作出比較準確和妥貼的評價。周著自然也是有缺點的，在注釋的詳明和剖析的周全方面還有可以提高之處，作者對《文心》研究現狀和爭議似也留意不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理論闡述的深度。

和周著不同的是牟世金同志的《文心雕龍譯注》。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有他和陸侃如先生合著的選譯本，這次作者將原有的二十五篇譯稿重新改寫，補全了另外二十五篇，新著面貌煥然，須刮目相看。首先，新著的整體感強：《文心雕龍》的各個單篇都是相對獨立的，而其間聯系卻又十分緊密，況且我們首先面臨一系列特殊的術語、概念和范疇，如果不從總體著手，就會被孤立的概念糾纏和割裂的局部探討遮住視線，所以作者早在二十年前就卓有見識地提出要重視《文心》理論體系的研究，而且從未懈怠過這種探求。作者抓住“銜華佩實”這個核心，以“割情剖采”為綱來進行環環緊扣的細致解析，取得了理論整體上比較準確的把握。其次，牟著的理論質地好：一篇引言，洋洋灑灑達六、七萬字，縱橫捭闔，層層推進，條分縷析，益見謹細，從《文心》整個體系上作出這樣全面深入的理論剖析，目前是不多見的。作者又在每篇譯注前的評析中把各篇的重心、結構以至段落大意都作了簡要提示，顯示出牟著高度概括而又剖析精微的理論特色。同時，新著的科學性也大大增強了。要“讀懂原文，搞清本義”，這是作者的甘苦言，也是他的方法論。如《史傳》“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數語，范注引《史記·匈奴列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生二子”，于史有據，似無大錯，但以淫亂為“亂秦”，與下面“政事難假”“名號宜慎”是齟齬難契的，精細的作者終于從《史記·穰侯列傳》中弄清了“宣后亂秦”的本義，于是作者下注曰：“昭王年幼，……宣太后理政期間，用魏冉、白起等，對秦國的強大起過一定作用，劉勰所謂‘亂秦，完全從封建正統觀念出發”，這樣的注釋是何等明晰和精確！作者博取眾長，尊重權威，但更尊重科學，他對所引的每一條資料包括范注的全部引文都找原文查核，從不用第二手資料，這種尊重歷史的基本態度貫穿在整個校注工作中。比如范文瀾、楊明照、劉永濟、郭晉稀諸家都說《文心》篇次有誤，有的對此作了很大調整。但是作者深入探討了《文心》的理論體系結構，在沒有任何資料和版本根據的情況下堅持從原文去探其本意。正是這種執著的注重論據使牟著充滿了首創性。比如翻譯，由于《文心》多喻理，直譯會使讀者迷惑，有時甚至是毫無意義的，意譯雖不拘原文，但易離開原意。所以牟著以直譯為主，又力求表其意蘊，更兼重詳注而不避難點，少數前人注以“未詳”者，作者也盡可能找出一種較為可能的解釋。如《論說》篇提到“敘、引”兩種文體，范注“引，未詳”，作者廣泛引證考辨，推翻前人誤斷，弄清了“引”本是一種“如序而稍簡”的文體；更困難的是許多喻理詞和術語，無論抽象還是形象，都無科學的明確性，前人對此多避而不談，今天要翻譯就非解決不可，如“神理”、“風”、“骨”、“情”、“采”等一系列重要術語，作者多通過“以劉注劉”的方法，從全書慣常用例的命意中把握它們的含義，盡管這些解釋還有可辯之處，但這種更為貼近原著的方法是可取的。牟著取得的成就是和他始終堅持尊重歷史、尊重事實的執著認真分不開的，我們應當從這里總結他的已經引起海內外重視的理論研究工作。

郭晉稀先生的《文心雕龍注譯》和原來的選譯本相比，引證更加豐富，譯文也更為流暢，在校注方面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資料，而且提出了不少新鮮見解，唯大膽變更《文心》下篇大多數篇次一舉顯得倉促，可能由于作者過分拘泥于《序志》篇的個別詞句，因而造成了對《文心》體系認識上的偏頗。趙仲邑先生的《文心雕龍譯注》也是一本有特色的書，比較之下更為簡要，譯文也明白曉暢，但有些地方以意為之，顯得不夠準確。

在理論探討方面，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龍創作論》開拓了一條深入揭示《文心》理論底蘊的新路子。王先生將他的研究原則概括為“根底無易其固，裁斷必出于己”，也即尊重事實、注重論據，用確鑿豐富的引證和精深入微的考辨來還《文心》的本來面貌，并在這樣穩固的“根底”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和方法論作武器，以高屋建瓴的理論氣概把劉勰的理論上升到規律的高度，作出我們今天的科學“裁斷”。這樣就在《文心》研究的理論深度上取得了可喜的突破。王著的創作論八說包含了《文心》創作理論的精華，作者懇切地表明他企圖在批判和清理古人理論遺產方面“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從《釋心物交融說》看，作者首先從創作過程中主客體對立統一關系上來探明劉勰心物交融說的真意，接著在“附錄”中把它與龔自珍的出入說和王國維的境界說加以比較，進行了理論淵源的深入考辨，復以“審美主客關系”為題重點介紹了西方，主要是黑格爾關于審美過程中人的能動性的見解，在遠為開闊的理論背景上全面深刻地評述了心物交融說的特點和價值，不象駱鴻凱的《物色篇注》僅用“神與物契”去闡釋心物交融理論，而能看到劉勰如何在《神思》的基礎上，從更為深入的方面發揮和豐富了自己的見解，這樣對心物交融說本來所包蘊的理論內容就可能作出比較客觀的評價了。王著上篇先從劉勰的世系表上無一祖先位列清顯到他本人的坎坷經歷，特別是聯系《文心》中流露的政治思想傾向，令人信服地得出了劉勰出身于庶族的結論；又從《滅惑論》的寫作年代和內容的考辨，論證了劉勰思想前后期的變化，使我們對劉勰的宇宙觀、政治觀和文學觀從比較中得出了更為清晰的多層次的了解；再從劉勰文學起源論與整個創作理論的關系入手，展現了劉勰文源論的客觀唯心主義本質，和他的創作理論如何在某種程度上突破其體系外殼，在不少重要問題上比較接近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錯綜復雜情況。我們簡直可以把這一組文章當作劉勰評傳來讀，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有思想血肉有感情波瀾，充滿著時代、社會和階級氣息，交織著各種思想矛盾的活的劉勰，在這樣的穩固根基上經過批判和清理的劉氏理論，也是生動具體和充滿錯綜變化和緊密聯系的活的理論。

可見，通過“總體戰”的方法，從哲學、政治、文化、宗教諸領域，聯系社會思潮、思想斗爭進行綜合考察，從整體上對劉勰的思想和創作理論進行了具體的“還原”，從而使自己的探索具有了一種歷史的深邃感和可信性，這是本書的首要特色；然后是他的批判和清理所具備的理論高度。作者根據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人體解剖對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的提示，特別注意運用今天更為發展了的文藝理論進行比較，并緊扣論題用外國有生命力的理論進行實事求是的比較，規律性的內容和理論的民族特色往往在各個特殊的比較中得到了明晰的顯示。創作論八說所涉及的眾多范疇也正是從這種“本來如何”與“應當怎樣”的辯證比較中，獲得了美學意義上的新的生命?？傊?，在探討劉勰理論的過程中，作者精湛的考據訓詁(這是貫穿全書各部分的)使我們明其然，他的科學剖析又使我們知其所以然，這是十分難能的。同時，作者也說過，他的書還有需要用新的研究成果去增補和充實，在用今天的科學理論去深探古人理論的時候，某些觀點的科學性也有待進一步推敲，不過這和簡單的理論比附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了。

詹先生新作《文心雕龍風格學》，把劉勰的風格主張當作貫穿全書的理論精華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是頗有創見的。其中有很多精到的見解，比如關于劉勰論風格與個性關系的好些具體評述，對于“風骨”與“崇高”、“壯美”關系的闡發，關于《定勢》與《孫子兵法》論“勢”在用語和內容上的聯系，特別是對于《文心》文體風格的精密論述，隨著作者的指引，讀者得以咀嚼《文心》風格論精華而感到會心的快意。我們當然不能要求詹著盡如人意，象認為“風骨”就是劉勰主張的最理想風格，甚至進而認為“風骨”就是與“隱秀”所標示的陰柔之美相對的一種陽剛型藝術風格，以及對于《定勢》與劉勰風格論關系的論述等，都是值得商兌的。有的同志認為詹先生把與風格相關的論述都當作風格本身來闡述，顯得龐雜和失之準確，這看法大體是不錯的，我們還可以冒昧地補充一句，《文心雕龍》嚴密的理論結構是不可能前前后后用好多專章來探討同一個問題的，固然我們應該將他的文體風格作為我們從廣義上研究《文心》風格理論的重要內容，但也必須以專論風格的《體性》篇作為中心，劉勰并無今天的“風格”概念而以“體性”名之，很值得玩味。

馬宏山先生的《文心雕龍散論》把“以佛統儒，佛儒合一”作為劉勰論文指導思想的看法，雖然由于論證未足和方法上的某些欠缺而頗有可斟酌之處，但是作者堅持從哲學世界觀高度去評價劉勰文學思想的努力是可貴的，馬先生對劉勰文學思想的不足之處注意較多，也給了我們一定的啟發，任意橫掃固然一無足取，而一味褒美曲為之解的所謂理論也應引起注意。張長青、張會恩同志的《文心雕龍詮釋》于眾多校注、今譯、專論之外另辟蹊徑，選擇《文心》中主要篇章進行單篇詮釋，既有旁征博引，薈萃英華，又不乏自己的高見，給讀者帶來不少幫助。此外尚有杜黎均同志的《文心雕龍文學理論研究和譯釋》也是能見出功夫的。陸侃如、牟世金同志的《劉勰和文心雕龍》、詹先生的《劉勰和文心雕龍》、張文勛、杜東枝同志的《文心雕龍簡論》等，都是既注意知識普及又有自己的系統見解，于讀者大有益的論著。

早年魯迅先生站在世界美學發展的歷史高度，這樣評價過《文心》的地位：“篇章既富，評騭遂生，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斯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式”(《<詩論>題記》)，和《詩學》的影響相比，《文心》的成就雖也引起了世界范圍的廣泛重視，但由于我們自己的研究還缺乏高度的科學性和系統性，《文心雕龍》理論的豐富內容和價值還沒有被充分揭示出來，目前還缺乏與《文心雕龍》的崇高地位相稱的全面系統的研究專著，因而，至今《文心》還沒有發揮出它應有的影響。展望未來，我們有責任加速新的開創。今后，如果研究者能繼承前人踏踏實實的考據、訓詁的傳統，集中智力盡快搞出一個完備的校本；在理論探討方面，能把微觀的“點”與宏觀的“面”結合起來，尤其是能加強對《文心雕龍》理論體系的深入探討，取得整體把握的主動；能更加重視先進理論的指導和講究研究方面的科學性和多樣化，有的放矢地加強比較研究；能從美學領域，從我們民族審美理想的演變歷程中深入揭示《文心雕龍》基本范疇的意蘊；特別是能從《文心雕龍》理論體系的特點出發，加強文體論全面深入的研究，盡可能地讀劉勰所讀過、研究劉勰所研究過的作品和著述，減少我們研究的隨意性，杜絕駕空設論的飄浮學風，這樣，我們一定能夠逐步接近我們的目標。

一九八四年元月

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楊明照，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版，3.20元。

《文心雕龍校證》王利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八月版，1.55元。

《文心雕龍注釋》周振甫，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版，1.85元。

《文心雕龍譯注》(上下)陸侃如、牟世金，齊魯書社一九八一年三月版，(上)1.25元(下)1.40元。

《文心雕龍注釋》郭晉稀，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三月版，2.10元。

《文心雕龍創作論》王元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月版，0.89元。

《文心雕龍的風格學》詹，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版，0.48元。

《文心雕龍散論》馬宏山，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版，0.78元。

《文心雕龍詮釋》張長青、張會恩，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版，1.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