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未結束的發展大辯論

黃方毅

國外發展戰略研究著作綜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平息后，昔日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相繼獲得了獨立。自那時起，探討涉及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發展中國家如何盡快得到長足發展的發展戰略研究，以及作為其理論基礎的發展經濟學，便應運而興。時至今日，它已成為學術界矚目的一個重要領域。三十余年來，國外有關著作汗牛充棟，一股股發展思潮層出不窮，正是它們，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里駕馭和影響了第三世界各國的發展。在世界面臨新技術革命浪潮洶涌沖擊的今天，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形勢更趨嚴峻，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制定適合本國國情的正確的發展戰略，以求縮小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便成為一個緊迫的課題。當此之際，對戰后三十余年來發展思潮的沿革變遷作一回顧，似是不為無益的。

傳統增長獨占整頭

戰后的五十至六十年代，戰前流行的決定主義思潮，如“種族決定論”、“地理決定論”等已經由于聲名狼藉而消聲匿跡。但在當時東西方對峙的“冷戰”條件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于關系自身利益的戰略考慮，不能不以新的發展理論取而代之。于是，后來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瑟·路易斯的《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理論》，羅斯托的《經濟成長的過程》、《經濟成長的階段》，多馬的《經濟增長理論》，赫希曼的《經濟發展戰略》，以及諾克斯的《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等著作，便在這一時期先后問世。盡管這些著作對經濟發展過程的解釋各不相同，它們都有一個明顯的共同之處，就是突出強調以儲蓄和投資為中心內容的經濟增長。而剛剛贏得獨立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渴望擺脫貧困迅速發展，卻因缺乏經驗而苦于無章可循。在這種背景下，主要來自西方的片面強調增長的傳統發展戰略便占據了統治地位。

被瑞典皇家學院稱為發展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開拓者”的美籍黑人經濟學家阿瑟·路易斯在前述兩部著作中，提出了解釋發展國家經濟發展過程的“二元結構”模式。路易斯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現代資本主義部門和傳統農業兩個部門，“我們發現諸如礦業或電力少數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工業與最原始的技術并存；少數高級商店周圍環繞著的是老式商販；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種植園被農民的汪洋大海所包圍。少數接受西方教育，會講西方語言，崇尚貝多芬、穆爾、馬克思或愛因斯坦的人與屬于極不相同社會的多數人共處”(《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增長》)。而在這種二元結構中，經濟發展是以勞動力無限供給為前提的，即在傳統農業部門中存在著“隱蔽性失業”的狀況。勞動力的價格是維持生活的工資，工資的最低標準是由農民的平均產品決定的，一般來說要略高于這一最低限度(其差額被稱作“心理成本”，即彌補離鄉背井造成的心理上損失的費用)。資本家要千方百計壓低農產品價格以維持兩類部門的收入差距。路易斯提到，只要在不變的實際工資上就能獲得無限供給的勞動，只要任何一部分利潤都投資于生產能力，利潤和資本的形成就會相對于國民收入而增加。

在當時，由于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式的盛行，強化了這種突出增長、突出工業化、突出投資的發展思潮。多馬系波蘭出生的美籍經濟學家，三十年代初曾就讀于我國東北哈爾濱。根據投資的乘數原理和投資等于儲蓄等觀點，他將凱恩斯的理論長期化和動態化，強調投資具有既能創造收入，也能擴大生產能力的雙重作用。他與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分別提出的增長公式，認為一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是儲蓄率(儲蓄占國民收入的比例)與資本產出率之比。而資本產出率一般是較穩定的，因此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儲蓄的提高即資本的增加。這個簡單的公式意在說明，加速經濟發展的重要辦法是設法多從國內外獲得投資。

在五、六十年代的國外發展研究中，W·羅斯托的實際影響并不亞于阿·路易斯。羅氏不同于一般學者，他直接參與了美國的國家最高決策，在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中擔任國務院安全事務副特別助理，國務院顧問兼政策計劃委員會主席。他的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尤為強調經濟發展過程中技術變革的作用。他說：“歸根結底，工業化和近代化經濟成長可以看成是依賴于近代科學和技術在經濟上的有系統和不斷增進的運用”(《從起飛進入持續成長的經濟學》)。他認為，傳統社會“是以牛頓以前的科學和技術以及牛頓以前對物質世界的態度為基礎的?！?《經濟成長的階段》)但是在傳統發展戰略的基本點上，羅氏與其他人并無二致。羅氏認為，資本同產量的比率太約達到3∶1，投資率達到國民收入的10％就將超過任何可能的人口增長，從而實現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起飛”。羅氏提出的“一刀切”的經濟發展世界模式即廣為人知的“六階段”說，將各國經濟發展恒定化地納入他的“直線”中。按照羅氏理論，發展中國家不過在步發達國家后塵，處在發達國早年經歷過的發展歷程上，因而，照搬他們早年實施過的傳統發展戰略，便全然是合乎邏輯的事情。

有必要指出的是，蘇聯在五、六十年代鼓吹和實施“高積累、高投資”的粗放型發展戰略，并在幾十年中取得了一定的建設成就，也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推動了發展中國家照搬傳統發展戰略。而戰后馬歇爾通過大規模投資重建歐洲的援助計劃得到成功，也為這一戰略增添了“有說服力”的現實依據，從而在五、六十年代里形成了這種以突出增長、突出工業化、突出投資作用的“三突出”為特征的傳統發展思潮獨霸天下的局面。

從傳統基本型到傳統改進型

五、六十年代里，發展中國家以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道路為模式，以它們達到的經濟發展水平為樣板，照搬未經改造的傳統發展戰略，力求在國民生產總值方面趕超發達國家。盡管這樣做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結果總的來講是令人失望不已的：一九五二——一九七二的二十年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上的差距不但未能縮小，反而從1∶12擴大為1∶13；片面發展工業而使農業生產偏廢，發展中國家由糧食凈出口地區變為凈進口地區；發展中國家國內的通貨膨脹、苦樂不均、失業、早天、人口劇增、大量農民涌入城市造成的城市化等等問題日趨嚴重；許多國家國內政局動蕩，社會人心游移；效法發達國家大規模推行石油重化工業，結果造成能源和資源緊張，并嚴重破壞了生物圈。這一系列災難性的后果促使發展中國家開始反?。簩嵤﹤鹘y的發展戰略，趕超發達國家的目標究竟什么時候才能得以實現？對此，權威的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給予了明確回答：如果工業化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均按一九六○——一九七六年間各自的年均增長速度增長，中等收入國趕上工業化國家還需要一百五十年，而低收入國家能趕上的日子則遙遙無期；即令工業化國家被假設為原地不動，停止增長，中等收入國家按同期速度趕上亦需要六十五年，而低收入國家以同期速度趕上則需要七百四十六年。

面對這樣的結果，當初名噪一時的傳統發展理論變得聲名頗為不佳，傳統戰略的鼓吹者們處于極為窘迫的地位。人們痛切地感到，有必要對戰后開始的發展實踐及經驗教訓作認真的總結。在這種背景下，各國的發展戰略研究日益蓬勃興起。當時這類研究充滿了對傳統發展理論和戰略的批判。這在七十年代之后的許多發展著述中都可以看到反映。

對傳統發展理論的發難，鋒芒首先指向初期發展理論對發展的認識問題。什么是發展？人們鮮明地回答：發展不等于增長，也不僅是增長。這就擊中了傳統發展理論的要害。如前所述，傳統理論是突出增長，以至用增長取代發展。增長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本來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門分支學科。增長經濟學是適應戰后西方國家謀求穩定的高速增長的需要，研究的是早已解決了啟動經濟發展問題的發達國家經濟長期平衡增長的途徑。它的產生完全是出自西方國家國內政治和對外政策的需要。對此，多馬也供認不諱：“現在對增長的關心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由于過遲地認識到，我們的經濟要是沒有增長就不可能達到充分就業，另一方面由于當前的國際沖突，使增長變成生存的條件?！?《經濟增長與理論》)然而這種以發達國家經濟為對象的增長經濟學包括它的主要公式之一哈羅德一多馬公式本身，卻被搬到發展中國家，構成最初發展理論即五六十年代流行的發展理論的主要內容。赫希曼在他的《經濟發展戰略》中企圖對此予以辯解：“在原則上，任何憑借發達國家增長經濟學的進步來使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學蒙受利益的企圖，不應遭受譴責?！边@無異于明確宣布要以增長理論取代發展理論，以傳統戰略挾持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難怪一位發展經濟學家羅·克勞瓦要以諷刺的語言批判傳統戰略是“沒有發展的增長”。

在對傳統戰略的一片討伐聲中，人們開始從單純強調增長的狹隘認識中解脫出來。美國經濟學家金德伯格對發展的定義就包括了物質福利，消滅貧窮、文盲、疾病、早天，投入產出的構成變化，群眾參與等多方面的內容。而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杰·馬耶在《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一文中，則提出經濟發展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工業化，經濟發展起碼是“整個社會制度的向上運動，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社會和經濟的平等、現代知識、改進了的制度與觀念以及使各種政策合理協調的體制。他認為作為一種“進程”的經濟發展，不僅是指一個國家在一段較長時期內的人均收入有所增加，而且要實現“絕對貧困線以下的人數沒有增加及收入分配沒有更加懸殊”。

發展思潮主流的這種轉變是與同一時期內發展戰略本身的轉向密切相關的。如果說七十年代以前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傳統基本型發展戰略的話，那么七十年代甚至更早些開始，它們實行的卻已是經過調整和修正的傳統改進型發展戰略。與前者比較，這種改進主要體現在下列方面：注重農業而非只強調工業的發展；注重國民收入分配而非片面突出經濟增長；注重人力的開發而非單方面強調物質的開發等。這種傳統改進型戰略的理論代表，是一九七四年世界銀行的報告《隨增長再分配》。這篇由世界銀行同英國蘇塞克斯大學發展研究會共同起草的調研報告雖堅持強調經濟增長，但卻表示“對存在窮人這一現實作了特別的考慮”。那么怎么解決這一問題呢？過去的傳統基本型戰略主張的是“先增長，后分紅”，這個報告開出的藥方卻可歸結為“邊增長，邊分紅”，即通過在節約和資源有效配置的基礎上持續不斷地增長，同時通過投資轉移、收入再分配等形式來實現財富有利于窮人的“轉移”。但是僅僅承認貧窮的存在是遠遠不夠的，這種改進型戰略沒有揭露造成貧困的原因和實質，它提出的措施也如后來的變通戰略提出者所抨擊的那樣“漏洞百出”，它沒有絲毫去觸動造成貧困的社會經濟體制本身。除這一報告外，一九七七年出版的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W·里昂惕夫的《世界經濟的未來》一書，也代表了傳統改進型戰略對未來發展的總體估價與藍圖設計，它堅持認為“……在二十世紀內對發展中地區的加速發展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物質障礙?！?/p>

傳統改進型戰略對傳統戰略的改進遠非徹底，稱之為“改良”，或許更為確切。就在前述的里昂惕夫報告發表后不到兩年，世界經濟危機再度爆發，發展中國家非但不可能再“加速增長”，就是僅僅維持六七十年代的發展速度也已不大可能了。然而，與傳統基本型戰略相比，它畢竟顯示了一種努力掙脫傳統戰略束縛的進步的趨向。

左右夾擊，力取傳統戰略而代之

發展思潮并未停止在對傳統戰略的修正與改進上。一種理論在實踐中失敗，必將引起作為其對立面的新理論脫穎而出。在發展理論的研究中，從七十年代開始逐漸形成了以變通戰略和脫鉤戰略為代表的兩股發展思潮，從兩個不同的方向上對傳統戰略提出了挑戰。

變通戰略對傳統戰略的挑戰，集中在對發展目標的選擇上。傳統戰略將GNP(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作為發展的目標及衡量手段。變通戰略卻主張一種“變通的”發展目標。它的理論代表是一九七八年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下由R.戴維和丹尼斯·列維斯坦共同主持撰寫的《變通戰略與適用技術》。這份旨在為美國參加次年聯合國科技促進發展會議提供政策思想的報告徹底否定了傳統戰略，認為它“遠不是能夠解決發展問題的有效途徑”，而且，“退一步說，即便這種發展戰略最終會給窮人帶來好處，也需要經過漫長的歲月”。變通戰略的提出者們認為，傳統改進型戰略只是修正了傳統戰略的某些政策，而變通戰略則要在社會經濟體制上做出重新安排，尤其要“變通”傳統戰略的中央集權與資源密集的大規模生產方式。如何“變通”呢？報告說：“變通戰略并不存在著某種特定的模式，或者說不存在一套特定的呆板的實現步驟，它所采取的政策和途徑，應是隨時間而變化的，但其基本點卻是一致的”，即變通的發展目標應是安排滿足人民群眾基本需求的物質生產。為此而采取的途徑，報告認為是“采取分散的和勞動密集的生產方式”來“給人民以自主權”，因為“人民有了生產的自主權，他們就能根據自己的文化和傳統找到解決辦法”。這種辦法也就是變通戰略所提倡的“適用技術”。何謂適用技術？報告認為即是取材于本地的可再循環的材料，使用的是可更新的能源，考慮到防止污染，并接近資源基地與消費基地，采取勞力密集、小規模的生產過程，適應本地的環境和文化態勢等。報告主張以這類技術取代從發達國家引進的資本密集的“先進技術”來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主要技術生產方式，顯然是有針對性的。與此同時，一九七六年國際勞工局在日內瓦召開的世界就業大會上提出“以滿足基本需求”為目標的發展戰略，則是屬于變通戰略的姐妹型。誠然，變通戰略的提出者們對滿足基本需求戰略有所保留，但在“滿足基本需要”這一基本點上，兩者確定的發展目標是相同的，因此變通戰略也可稱為滿足基本需求戰略。同屬或接近這派觀點的論著，還有舒馬赫的《小為好》(一九七五年)以及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賴斯特·布朗的《建立一個持續發展的社會》(一九八一年)。舒馬赫是英籍德國人，一九六五年在英國籌建起第一所推銷他所謂的“中間技術”的機構。舒馬赫認為，發展是一種進化的過程，因為發展所創造出來的“奇跡之巔”有賴于教育、組織、紀律三個方面的“無形因素”。這些無形因素既不能購買，也不能“制訂”，而只能在循序漸進的過程中日積月累。他將發達國家的技術稱之為“一千磅技術”，將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稱之為“一英磅技術”，認為介于兩者之間的所謂“一百磅技術”即中間技術，才是發展中國家應該運用的。布朗則對所謂“持續的發展”提出六個方面的步驟：穩定世界人口，保護農田，重新植樹造林，與浪費的社會決裂，節約能源，開發可再生能源等。對以變通戰略為代表的這類戰略所提出的主張，國外人士反應不一，有人指責它是使窮國政治上更加軟弱，同時又少找富國麻煩的戰略，是一劑麻痹藥。我們認為，變通戰略在整體上并不能為發展中國家所全部接受，然而如果從尋求適合發展中國家國情的戰略，防止從發達國家照搬抄襲的意義上去看，變通戰略仍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與變通戰略的出現同時，還有一批以“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為代表的激進派，希圖從另一方面取傳統戰略而代之。和變通戰略與傳統戰略間的分歧相比較，激進派提出的戰略與傳統戰略之間的分歧要更為深刻得多。這派理論不僅一般地批判傳統戰略的某些政策主張，而且涉及到它的整個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不僅在發展因素與政策要素上與傳統戰略的解釋大相徑庭，而且在對不發達的性質、根源等更加基本的問題上與傳統戰略分庭抗禮。因此不妨說，它與傳統戰略的分歧遠遠超出了一般戰略問題的范疇。這派代表人物是阿姆斯特丹大學發展中地區社會經濟研究所所長岡納·弗蘭克、非洲經濟發展與計劃研究所所長薩米爾·阿明等。他們各自的代表作《不發達的發展》與《不平等發展》，以及法國學者阿吉里·埃馬努埃爾的《不平等交換》等，從不同的角度抨擊戰后多數發展中國家實施的傳統戰略，認為這實際上是一種依附外國壟斷資本的“跨國化戰略”，這一戰略指導下的經濟發展，是依附性的增加，是“不發達的發展”；其本質是世界資本的需要和資本積累過程的一個方面，他們將馬克思的生產價格理論延伸到國際領域，認為不平等交換造成發展中國家價值外流，自身的積累受到嚴重的限制，卻使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不斷加速。他們認為這種現象是當代世界的“中心(發達國家)一外圍(發展中國家)”結構的一種必然機制。因此只要未從根本上觸動當代的世界經濟結構，這一作為世界資本主義積累的過程便會永遠持續下去。為此他們提出了一種脫鉤型發展戰略，即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切斷聯系而奉行自主發展，對內則改革不合理的社會經濟制度。激進派對于當今世界不合理的經濟秩序的抨擊，有其合理之處，但是作為它提出的藥方，脫鉤型戰略在本質上是一種倒退的主張。不過我們也應看到，這一戰略的提出，對于發展中國家擯棄傳統發展戰略，注重自力更生，以及促進發展中國家之間加速實行“南南合作”等，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從反增長到超增長，變通的變通

七十年代以來興起的對傳統發展理論和戰略的討伐，是建立在一種反增長(非增長)的情緒之上的。變通戰略等許多新的替代戰略，其政策主張背后隱現著一個復古的幽靈，一種渴望歸真返樸的情緒。而這不能不歸結到羅馬俱樂部那部題為《增長的極限》的頗具影響的著作的發表。

《增長的極限》系由美國學者唐奈拉·H·米多斯執筆的研究報告。它根據系統動力學原理，建立了包括人口、糧食、工業化、污染和非再生性資源五個要素的世界模型。這個報告堅決主張停止增長，認為人類“無法消除增長的最終極限”，即使“采取諸如核動力、資源再循環、盡力消除污染、提高糧食單產、控制生育等各種克服增長極限的技術政策之后，增長仍將在二一○○年之前結束”。雖然這一報告中充斥的那種悲觀和絕望的情緒難于為人接受，但由于它發表于石油危機之前，各工業化國家還處在高速增長的繁盛年代，因此我們不妨說它起到了狂熱增長的“預警”和“制動閥”的作用。在這部報告發表十余年后的今天，當我們讀到“我們不是盲目地反對增長，而是反對盲目地增長”等詞句時，仍不能不從它所揭露的狂熱增長給人類帶來危害這一點，對它所具有的進步意義給予一定的肯定。而且，這部著作首次將各國發展所面臨的問題置于全球總體的范圍內來看待，并建立起分析模型，這一方法對人們也是頗有啟發的。

然而，為羅馬俱樂部憂郁的學者們始料未及的是，它給工業社會開出的這劑大涼藥，一經人們服用，卻在“冷卻”和“緊縮”之余，最終引導出一種更富于樂觀、進取和擴張型的戰略思潮。近年來，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趨勢》、巴黎小組的《世界面臨挑戰》、松田米津的《信息化社會》、赫爾曼·卡恩的《今后二百年》和《后工業化文化》等著作為代表，直接或含蓄地提出了一種我們姑且稱之為“超增長”的新發展觀和發展戰略。這種戰略既抨擊傳統戰略使各國處于“惡劣的處境”，又反對變通戰略，稱它“是急救的繃帶，而非治病的良藥”，是權宜之計而非長遠之舉，批判它是傳統戰略“倒過來的翻版”。這類著作大多認為，傳統增長危機的結果，是引出一種以信息化為主要特征的新時代。面臨這一時代，托夫勒主張采用一種適用技術與高技術并舉的方針，例如實行“生態系統耕作制”(即農、林、牧、漁相結合)與計算機結為一體等。這就是所謂“甘地加衛星”的戰略。托夫勒等人提出的這套新戰略，反映出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戰略研究中的一些新思想和新主張，無疑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

頗有趣味的是，托夫勒等“超增長”派對變通戰略的抨擊，得到了某些初期傳統發展理論鼓吹者的認同。例如羅斯托便毫不遲疑地站在“第四次產業革命論”一邊。他認為，在這里他找到了繼“牛頓之后的社會”的新“分水嶺”。而來自激進派的薩米爾·阿明也毫不留情地鞭笞變通戰略，將它的出現稱作是“由于嬉皮士思想的大混亂、由于回到了黃金時代和崇尚野蠻文明的神話中去”云云。阿明對傳統戰略和變通戰略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認為發展中國家“絕對有必要”從這二者造成的泥濘中擺脫出來。

上述動向使關于發展的大辯論更加熱鬧起來。從改進到取代，從否定到否定之否定，從變通到變通的變通，從傳統增長到反增長又到超增長。獨角戲演成三角戲，又終于導致群角會演的熱烈場面。

目前，包括我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都面臨新技術革命的嚴峻挑戰。要在這一形勢下，制定出適合我國國情的正確的發展戰略，不僅需要回溯發展研究的歷史，從中引出必要的教訓，而且要密切跟蹤和研究當前及今后國外發展戰略研究的動向和演變趨勢，以之作為我們從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要借鑒。

一九八四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