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為什么出走？

程映虹

一九九七年是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三十周年忌辰。三十年前，“切”這個名字前面曾被西方和拉美報刊冠以“浪漫冒險家”、“紅色羅賓漢”、“共產主義的堂·吉訶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的”、“塵世的耶穌”等等令人目眩的稱號。經過相當長時間的沉寂之后，在“革命”這個詞頗受冷落的后冷戰時代，幾個不同尋常的事件卻使格瓦拉的名字再度回到了報端。其一是去年底秘魯的自稱信奉“格瓦拉主義”的阿馬魯游擊隊占領日本駐秘魯大使館并劫持大量人質；其二是曾經與格瓦拉共同戰斗的扎伊爾游擊隊領袖卡比拉推翻了蒙博托政權；其三是格瓦拉的遺骨在玻利維亞被發現。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就在今年春天，紐約的GrovePress出版了最新的包含大量第一手資料的格瓦拉傳記：《切·格瓦拉：革命生涯》，在美、 加同時發行，頗為暢銷。

遠隔重洋的中國也沒有忘記格瓦拉。七月某日《新民晚報》以整版篇幅用“漫漫革命路，縱馬走天涯”和“雖死猶生，精神永存”等標題對格瓦拉及其遺骨的尋找作了報導。令人略感困惑的是，格瓦拉其人固然大有新聞價值，然而較真起來，如果我們仍然承認“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國”這一原則的話，格瓦拉那種企圖依靠由外國人組成的游擊隊去推翻別國政府的行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值得飽嘗外國干涉之苦的中國人去贊頌，似乎已經超出了可以商榷的范圍。

然而，格瓦拉對于今日世界、今日中國確實仍然有其不可低估的歷史價值。如果我們對他當年放棄古巴高級領導的職位而重返游擊戰的更深層的動機作一番思考的話，我們也許會發現格瓦拉的出走，實在是本世紀革命史上極富象征性和耐人尋味的事件。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這個發生于大洋彼岸的傳奇故事實際上離我們自己的生活遠比我們所以為的要貼近得多。

格瓦拉為什么出走？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當他秘密離開古巴前往剛果時，他的公開身份是古巴黨和國家三個主要領導人(前兩位是卡斯特羅、其弟勞爾·卡斯特羅)之一。在他給卡斯特羅的告別信中他說他已經“在古巴的領土上”完成了對古巴革命所負的責任，“世界上其它國家在召喚著我去奮斗。我所能做的是你作為古巴的領導人所肩負的責任使你不能去做的”。他宣布放棄所有在古巴的職位，甚至古巴的公民身份(古巴革命后的新憲法有一特別條款，授予參加反對巴蒂斯塔政權斗爭兩年以上并擔任高級軍事領導職務一年以上的外國人古巴公民權，這條規定被認為是特意為出生于阿根廷的格瓦拉合法地成為古巴領導人而設置的)，這樣古巴不用為他在國外的所有行動負責。這封告別信無疑是格瓦拉自己和古巴官方對他為什么出走的正式解釋，也確實可以視為格瓦拉出走的基本動機。但這種解釋又未免過于籠統，過于原則，它除了對格瓦拉的突然消失向古巴人民作個交待，以及向世界表明格瓦拉此刻和將來的行動雖然精神上仍是古巴革命的延續，但法律上已與古巴無關之外，沒有再為這個重大歷史事件提供更多的線索。

格瓦拉出走的背景無疑要復雜得多，而最關鍵的是為什么他認為他已“完成了對古巴革命所負的責任”。在字面意義上，這可以理解為他在古巴已無事可做，但實際上古巴當時國內經濟狀況十分嚴峻，僅此一條就使我們有理由對國家最高經濟領導人的自己已完成了責任的說法感到困惑。實際上，格瓦拉告別信上的后一句話或許更有實際意義。筆者認為這前后兩句話應該解讀為格瓦拉所想做的在古巴已經無法去做(而并非無事可做)，他只有選擇出走一途。當然這并非意味著格瓦拉是被迫出走，只是說他必須在另一個地方以另一種方式去追尋他的理想。

那么，格瓦拉的理想是什么？這種理想又為什么在革命后的古巴難以實現？回答這個問題或許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我認為從“人”出發——即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塑造“新人”——是首先值得考慮的，也完全符合格瓦拉革命勝利以后的主要活動及追求。格瓦拉提出“新人”這個概念是在一九六○年八月一次對古巴醫務工作者的演說中，他以自己從一個醫生轉變為革命家為例說明革命的核心是消滅個人主義，號召用“徹底的批判的激情”去清除舊時代留給個人的一切，“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成為自己的設計師的話，創造一種新的人類——他們將是新古巴的象征——就將容易得多”。格瓦拉的這一思想被他用最直觀形象的語言表達在他一系列的演說和文章中，例如，他曾定義人為“一件半成品”，并把“新人”比作革命車輪上的一顆“幸福的齒輪”，一顆“有覺悟的，有自己特點”的齒輪。

格瓦拉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實現呢？六十年代初古巴實行了大規模的國有化，從體制上為格瓦拉理想的實現創造了條件。國有化的經濟目的是為了迅速實現工業化，把古巴從農業出口國轉變為工業國，這是由蘇聯經驗所提供的道路。然而古巴從此便開始陷入長期的經濟困難，主要是產量下降或長期徘徊(當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美國因其財產被古巴國有化和古巴向外輸出革命而對古巴實行的經濟封鎖)。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古巴政界和理論界爆發了一場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曾發生過的理論論爭，其焦點是兩種經濟體制的矛盾：非中央集權的獨立核算制(decentralizedself－finance)和中央集權的預算制(centralbudgeting finance)。前者在理論上享有財政的獨立自主權，通過市場與其它企業交換產品，其產品具有商品的性質，企業的成功視其效益而定，個人的收入直接與勞動量掛鉤。這種體制最先由農業部門提出并試行，后來外貿部門也隨之實行。后一種體制與它相反，每個企業都是國家計劃下的生產單位，產品在企業之間的交換不具有商品性質，勞動者的報酬與勞動量并沒有直接聯系。這種體制主要在工業部門實行。論戰的中心問題實際上是社會主義與商品、市場、利潤、價值規律和個人利益等的關系，而兩種體制的并存則表現了當時古巴經濟政策上的矛盾。

身為工業部長和國家銀行行長的格瓦拉是中央集權的預算制派的主將，然而他的立場并非單純地源于經濟問題，而是帶有更多的意識形態成份。從塑造“新人”是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這一點出發，他認為這實際上是一場“物質動力”(materialincentive)和“道德動力”(moralin-centive)之間的斗爭。他的觀點首先以古巴革命的歷史經驗為根據。針對論戰對手，特別是當時擔任古巴政府顧問的法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夏爾·貝特海的革命不能超越經濟發展階段和道德不能單靠教育灌輸的觀點他反駁道：古巴的革命就是在完全不具備客觀經濟條件的情況下由人的主動性和革命熱情所促成的(這一點成為他后來“游擊中心論”的基礎，即革命條件可以由少數武裝人員用暴力去創造)。另一個法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雷納·杜芒在考察了古巴的農業以后建議給在農場從事額外勞動的工人一定報酬，以利于他們培養起主人翁意識，但格瓦拉說古巴工人不需要這種建立在報酬基礎上的主人翁意識，而是義務和責任感?？傊?，“物質動力”完全不符合“新人”的道德標準。在一次采訪中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目的就是消除個人利益，用精神因素推動社會發展。在工業部一次勞模表彰會上他宣布為勞模們準備了一點獎品，但卻不打算在大會上拿出來，因為這種形式會給人以物質刺激的印象，“那是我不愿意看到的?！睂嶋H上，他之所以成為最高經濟領導人，某種程度上也正是因為他對經濟事務本身并沒有多少興趣，其注意力毋寧說完全在經濟工作的政治意義上。他的工業部長(最初應譯為工業化部長)一職是卡斯特羅點的將，出乎多數人的預料，因為這個工作的性質似乎與他傳奇般的游擊戰領導人的形象不甚和諧。然而，后來的發展證明，這樣的安排正是革命向經濟領域深入所需要的。他的銀行行長的任命無疑讓更多的人吃驚，尤其是他曾經說過要建立一個“不用錢的文明”。這里有一個后來格瓦拉在很多場合下開玩笑地說起的故事：在一次會議上卡斯特羅宣布要為新成立的國家銀行找一個“好的經濟學家”，格瓦拉聞言立刻舉手自薦，卡斯特羅驚道：切，我不知道你還是一個好的經濟學家！格瓦拉答道：哦，我以為你說你要的是一個好的革命家！

翻閱格瓦格在這一時期的演說和文章，可以看到他對解決經濟困難所提出的幾乎是唯一的對策就是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因為這是唯一與塑造“新人”的社會工程相一致的解決辦法。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次題為“對待工作的新態度”的演講中他說勞動競賽“是我們國家的核心任務”，“應該成為每個工人每天下班后的談論話題”。但與此同時他又深深地為已經“擺脫了異化”、“不再是商品”了的工人的現實勞動態度所苦惱。他大聲疾呼：工作應該是道德的必需！工廠應該是一個我們每天帶著新的熱情和樂趣前往的地方！勞動應該是美好生活中最幸福的時刻！在另一次對共青團的講話中他承認還沒有在工人中培養起為勞動競賽所必須的覺悟，他說他所領導的工業部老是在為勞動競賽制定規章制度，但“如果我們面對的都是只想回家的工人”，這些紙上的規定又有什么用呢？

這場經濟論戰到一九六五年在沒有一個明確結論的情況下突然中止了。一直沒有表態的卡斯特羅這時說：“作為革命者，我們的任務不是在哲學領域進行抽象的論爭?！闭搼鹬兄沟脑蚣扔芯S護黨內團結的因素，又有古巴已放棄迅速工業化的打算，退回到以農業為主并以蘇東集團取代歐美為出口對象的格局。此后報刊上再也見不到論戰的文章，而在這種政策變化中位居要津的農業和外貿部門也沒有改弦易轍，用格瓦拉的“道德動力”去增加生產。無疑，以維護革命純潔性為己任的格瓦拉對這個結果不會不感到失望。然而使他更為失望的也許是他已感到在和平年代塑造“新人”是一個幾乎不可能達成的目標。對人性中利己本能的克服乃至根除，只有在戰爭條件下才能實現。他在代表作《人與社會主義在古巴》中曾經說和平年間意識形態的主要任務就是把戰爭年代的革命熱情灌輸到日常生活中去，為此整個社會必須變成一所巨大的軍營和學校。他多次說“新人”就在游擊隊員之中，只有在戰爭條件下人與人之間才會有真正純潔的兄弟關系。很多和他關系密切的人都有這樣一種看法：切實際上一直期待著美國的又一次更大規模的入侵，這種入侵將會一舉解決古巴和平年代所產生的一切問題。而到了一九六五年，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美國敢于再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韙，于是離開古巴，尋找新戰場便成為必然的選擇。

促使格瓦拉出走的另一個原因是他的“大陸革命”的夢想。他一直認為古巴這個加勒比小島的革命是拉美大陸革命的先鋒和前奏，離開了拉美革命，古巴不可能“單獨建成社會主義?！笔聦嵣?，從古巴革命勝利的那一刻起，他就竭力企圖輸出古巴革命的模式。一九五九年古巴尚未宣布轉向社會主義時，卡斯特羅應美國報紙編輯協會的邀請訪美，留在國內的格瓦拉就派出受其訓練的尼加拉瓜游擊隊重返尼加拉瓜。此后他不但是推動拉美革命的官方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而且建立了他自己的訓練營地和派遣途徑，直接把來自不同國家的武裝人員派到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玻利維亞和其它一些拉美國家。他設立了“革命獎學金”用于訓練拉美各國的激進學生。美國對古巴的“豬灣入侵”失敗后，他在公開講話中警告拉美各國政府，說倘若他們不改善內政，等待他們的就是古巴模式的革命。然而，年復一年，他所希望的大陸革命遙遙無期，他所派出的游擊隊一再受挫，但這并沒有使他對拉美革命的形勢重新估量，反而使他感到拉美游擊戰需要一個更有能力和號召力的領導人。一九五九年，當他出訪途經東京時，一個隨行人員就記下了他的一段與那次出訪毫無關聯的談話：在南美的玻利維亞或巴拉圭，找一塊與巴西、烏拉圭、秘魯和阿根廷接壤之處，在那里投進一股游擊隊，革命就會擴散到整個南美。他把這個最有想像力的方案最終留給了自己，要不是六十年代中期非洲獨立運動的發展一度使他產生了非洲已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這個幻覺并選定剛果為出走的地點的話，很可能他就會去了玻利維亞。

六十年代國際共運的分化也是促使格瓦拉出走的重要因素。他常常對蘇聯持不加掩飾的批判態度，其原因之一是從“新人”的角度出發，他認為蘇聯對價值規律、利潤和個人利益等的承認與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馳，他說蘇聯工人的勞動目的與美國工人已沒有區別，都是為了錢。在他的剛果使命失敗后秘密返回古巴并等待去玻利維亞的幾個月中，他寫了一些類似理論總結的東西，幫助他整理的人震驚地發現他竟然說自從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開始蘇聯就有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先例。原因之二是他的拉美乃至世界革命的計劃與蘇聯的世界戰略尤其是“和平共處”方針相沖突。他說“和平共處”就是綏靖政策。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退讓使他怒不可遏，他不但在私下說這是背叛，而且在一次對英國記者的采訪中直言不諱地說當時如果按鈕在古巴人手里，導彈很可能就發射出去了。他對中國的態度和對蘇聯恰成對照。他公開說中國的公社模式和對精神因素的強調為亞非拉革命提供了榜樣。在他的工業部里的中國專家不從古巴政府那里領取報酬，格瓦拉說這體現了“新人”的道德標準。相反，蘇聯專家的工資是從蘇聯給古巴的貸款中扣除的。此外，當時中國的對外政策在他眼里也符合“世界革命”的要求，尤其是林彪一九六五年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引起了他的重視。他的這種態度無疑是古巴當時在中蘇論戰中遲遲未公開表態的原因之一。但隨著與蘇東集團的經濟聯系日益成為古巴經濟的基礎，蘇聯對格瓦拉的反蘇親華立場有了強有力的壓制手段。格瓦拉最終的出走，正是在他一九六五年二月在阿爾及爾出席亞非團結組織的經濟會議上幾乎是公開地譴責蘇聯之后(他說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要求把他們與正在從事解放斗爭的國家的經濟聯系建立在互惠的基礎上，這和殖民主義一樣)。而也正是在他出走之后，古巴政府于次年以中國削減對古巴的大米出口為由說中國加入了美帝對古巴的封鎖，挑起了中古論戰。

格瓦拉在當時，無論在第三世界還是在西方國家都有著大量的崇拜者，這在很大程度上和他的人格力量有關。他是一個真正忘我的無私無畏的革命家。他放棄高位重返戰場并不惜犧牲自己的事跡廣為人知，但他還有更多說明其個人品格的故事。例如，他身兼工業部長和銀行行長，但始終只拿一份工資，將國家發給的另一份交回；他公私分明，連年幼的子女生急病都不準用自己的公車送醫院，有次搬家時，妻子將原來公家住房里的吊燈一起搬走，他見到后令妻子馬上送回；在經濟困難時古巴政府給高級領導人的家庭發了特殊配給證，他得知后也立即退回。這類事例的確不勝枚舉。他以身作則，工余時間特別是周六都主要放在參加義務勞動上。更使人敬佩的是他從小就患有嚴重的哮喘病(這也是他后來學醫的原因)，但這從未動搖他走進叢林和戰場的決心?？傊?，他決不是那種只會號召別人奉獻的“革命家”。正是這種精神使得他甚至得到了敵人的尊敬。當時應玻利維亞軍政府的要求幫助追剿格瓦拉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羅得里格斯在回憶錄中回顧了在格瓦拉被處決前他與格瓦拉的談話(中情局當時想把格瓦拉送到關塔那摩基地加以利用，但玻軍政府執意將他處死，為避免處決俘虜的指責對外宣布格瓦拉死于戰斗)，他說他當時心中不但已沒有對政治死敵格瓦拉的仇恨，反而感到了對這個人的一種敬佩。

然而，人格的高尚與否在我們評價一個有無資格和能力主宰千百萬人命運的政治家時究竟有多大分量呢？說到底，一個人在何種程度上以何種方式為了一個他認為值得的目的犧牲自己(只要不影響別人)純粹是他個人的事。如果事關他人，那么對這種犧牲的評價就復雜得多。一個最基本然而卻常常被人們遺忘的倫理學常識是：犧牲仍然只是一個事實，它本身并不因其壯烈而自動成為唯一的評判標準。格瓦拉固然毫無我們通常所說的那種自私自利之心，他不但以解放拉美乃至世界人民為己任而且曾經說過對人民的愛是革命家最起碼的品質，然而他卻為什么偏偏不能理解普通人最基本的物質需求？他有什么根據把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目的說成是消除個人利益？如果革命最終革到了勞動人民的物質利益上來，這又是什么“解放”？更進一步說，是什么使得他自認為有權力和有理由不但重塑社會，而且再造個人呢？當他把人比作“半成品”和“幸福的齒輪”時，他意識到這種用詞中所包含的對人性的貶抑，已經遠超出他所痛斥的資本主義下人性的異化了嗎？

如果這么說仍然顯得抽象的話，那么最后也許有必要就格瓦拉是如何看待古巴人民的再說幾句。在《人與社會主義在古巴》中他說：古巴是拉美和世界革命的先鋒，是先鋒就意味著犧牲，以犧牲為核心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對古巴人民不但是義務而且是需要。他用這樣一句話來結束他的文章：“我們的自由隨著不斷的犧牲而膨脹，這種自由和它每天的營養物質就是鮮血?！币痪帕鹉暝诠吣钦匍_的第一屆拉美青年大會上格瓦拉這樣告訴從各國來的代表：今天的古巴人民想讓你們知道，即使他們在一場為徹底解放而引發的熱核戰爭中被全部消滅，只要你們接過革命的火種，“他們也會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感到無比幸?！?。

不知道是不是仍然有人認為這些話充滿了“氣魄”和“豪情”。

(JonLeeAnderson.CheGuevara：ARevolutionaryLife，NewYork：GrovePress，1997；BertyamSilverman，ed.ManandSocialisminCuba：theGreatDebate，NewYork：Atheneum，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