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企：飯碗和增長之源

■策劃：本刊編輯部執行：張哲誠鄭作時

解決了億萬人口的勞動就業

“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彩虹？”人們用這句歌詞來形容私營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變遷是再恰當不過了。從“改造、消滅”到“不要急于取締”；從“有益補充”到“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私營企業理論和政策在經歷這3次飛躍的同時，社會的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統計，截至1999年底，私營企業的從業人員已達到2022萬，加上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6241萬，已達到8263萬。來自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數字表明，目前全國(城鄉)登記注冊的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為3300多萬戶，從業人員超過1億人。這幾乎是其它類型企業就業人數的總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經濟奇跡，而與此經濟奇跡并行的，卻是國有企業經營的日益惡化，近幾年終于提出全面展開國企改造，隨之而來的，是從國有企業中奔涌而出的失業浪潮，一夜之間就席卷全國。一時間，社會各界憂心忡忡，未來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還未能確立之時，社會穩定首先成了人們憂慮的焦點。

經濟學家胡鞍鋼認為：進入21世紀，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這種在城鎮突發性的大規模的“失業洪水”，遠比自然界的大洪水對中國經濟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和沖擊要廣泛得多，長遠得多，也痛苦得多。

問題的關鍵是下崗員工能否被社會消化，國企的改革有沒有回旋的余地。我們從最近兩年從業人員增長的情況可以看到問題的答案。截至1998年底，全國城鎮所有從業人員20678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71萬人，其中城鎮私營個體從業人口為3232萬人，比上年末增加563萬人。到1999年末，全國城鎮所有從業人員比1998年增加336萬人，其中城鎮私營個體從業人員增加了708萬人，國企下崗職工增加了400萬人。

很顯然，私營經濟不僅吸納了其他類型企業的下崗職工，而且還創造了幾百萬個新的就業機會，算下來，私營經濟1997、1998兩年吸納下崗職工650萬人，成為安排就業的最主要的舞臺。

即使在位于西北的陜西省，全省個體私營企業從業人員也達到了239.4萬人，吸納安置下崗職工27萬人。而東部的福建省90％的下崗職工進入了非公企業。私營經濟已不是要不要發展，而是必須發展，因為它已經成為吸納勞動就業、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柱。

誰在支持高增長的奇跡

據最新數據統計，私營企業已達150萬戶，在國有、集體、外資和私營四大類型企業中，只有私營企業數量能在近2年保持增長，而且是兩位數的增長，顯示了私營經濟正進入快速增長期。從1985年至1997年，私營經濟工業產值所占份額從2％上升到34％。

世界銀行屬下的國際金融公司最近首次發表了關于中國私營部門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整個非國有部門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可達到62％，而其中私營經濟在過去20年中是呈指數增長，其目前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率與國有部門幾乎持平。

令人矚目的是，個體私營企業的資本利用效率更高，他們平均一份產出所消耗的資本僅為國有企業的一半左右。1991至1997年間，私營經濟投資占全國投資總額的15％至27％，卻僅有不到1％的流動資本貸款給了私營個體企業。其業績與資源消耗的高效是90年代私營經濟發展的一大特點。

中國社科院吳仁彰教授指出：中國私營經濟的這種蓬勃發展，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深化的時刻發生的，是在中國許多生產部門產品過剩、經濟結構正進行深刻的艱難調整的時刻發生的；是在國營企業改革政策階段、大批下崗職工需要再就業的時刻發生的，是在中國經濟出現通貨緊縮征兆的時刻發生的。在面臨多重沖擊、中國經濟遭遇嚴峻形勢下，私營經濟卻以持續的高速增長，表現出強盛的生命力，支持經濟高增長的奇跡。

近年來，中國私營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實力不斷增強，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日益顯現。至去年底，全國私營企業戶均注冊資本，已達到了68萬多元；注冊資本達100萬元以上的私營企業達20萬戶。而在出口創匯方面,私營企業去年達到359億元，比上年增長172億元，增幅達91.8％，創歷史最高增幅。

在很長一段時期里，人們對于私營經濟的概念，還停留在小餐館、小賣部、小作坊、小修理部和在街邊吆喝的小攤販上，然而近幾年，中國私營經濟每年以20％以上速度增長，目前已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3。1999年百強私營企業第一名的年銷售額達35億元，最后一名的年銷售額也達到3.6億元。

經濟學家彭延光說：“不要害怕承認中國產生了一個新的資本家階級，我國的一些私營企業主，有的已經擁有幾億、幾十億資本，有的成為跨國公司，雇傭著成千上萬的員工……”

增強國家財政實力

長期以來，在國有、集體企業發展初期，國家都要投入一定的支持，它們對國家上繳的利稅高，往往國家的投入也高。而個體私營企業從成立之日起，未要國家一分投資，也未得到國家在資金、技術、征地等方面的優惠，地方政府對私營企業的態度往往也是“你發展我支持，你盈利我收稅，你破產我注銷”。它們的存在，并未給國家造成任何財政負擔，反而為國家上繳了相當數額的稅收，增強了國家財政實力。

目前，個體私營企業稅收在國家占8％以上，在省、市、自治區占10％至13％，而在地、市占30％以上。

其次，個體私營經濟對國家財政的貢獻，還表現在對財政依賴度很小，它們不僅不可能獲得國家財政補貼，而且難以得到銀行的信貸支持?！百J款難”已經成為個體私營企業的頭號難題，有的企業即使有財產抵押，也只能貸到抵押物價值50％的款項，且辦理時間長，款期短。目前，全國個體私營企業的貸款額只占貸款總額的0.55％。相比之下，國有企業不僅容易得到信貸支持，而且可以享受國家的財政虧損補貼。近幾年來，國家對國企的財政虧損補貼每年都有幾百億元。

可見，國家財政赤字的壓力很大程度上來自國有企業的長期虧損，相反，個體私營經濟對形成財政赤字基本上不構成壓力。

擋不住的民間活力

改革開放20多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在不同時期，國際上包括國內都會有一些經濟學家在預測，說中國經濟因國企的衰落，幾年內可能會全面崩潰，無論他們的動機如何，都能找出一大堆的理由說明我們面臨形勢的嚴峻性。

可是在種種危機的背后，在社會輿論和政策導向并未集中關注到的私營經濟領域，卻是無心插柳柳成蔭，表現出了強勢的生命力。

目前，除了經濟、政策環境外，有多方面的原因，仍然禁錮著人們的思想和觀念，導致對私營經濟發展不利的輿論環境。第一，中國城市的私人企業最初都是出于種種原因而不得不自尋“飯碗”的人搞起來的，這其中也不乏“投機倒把”之徒；第二，一些私營企業，在早期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也的確曾不擇手段，鉆了許多法律的空子，或者制造了大量“假冒偽劣”；第三，在長期的意識形態教育中，人們普遍認為，公是好的，代表公平、公義，而私只是為了賺錢，代表個人主義。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個體私營經濟產生了，比如“假集體”、“假國有”、“假合資”、“假校辦”、“假知青”、“假殘疾”等等所謂的“六假”企業，一方面可享受國家種種政策優惠，另一方面又可以避輿論之“嫌”，更重要的是在關鍵時刻能有人“罩”著。

直至今日，這類企業還大面積地存在。比如在廣州這樣一個私營經濟相當發達的地區，仍然有1/3以上的個體私營企業帶著各類“紅帽子”，目前各地都在限時要求所有“掛靠”私企全面脫鉤。但不可否認的是，雖然這類企業多少都留下了產權不清等等各種各樣的后遺癥，但是在保護私營經濟的法律法規既缺乏又不清晰的社會背景下，為了不致成為“唐僧肉”，為了保護和拓展生存發展空間，私企往往只有這樣委曲求全。

就是在一種近乎尷尬的生存環境之下，私營經濟仍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新希望集團金融事業部總經理李曉東認為：私營企業在發展初期，為了獲得生存發展空間，總是絞盡腦汁，將政策用足，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也會以非正常的手段，來謀求生存的權利，這是很正常的，假如沒有這種想法就和國企一樣了。

高德良律師為私營企業打了不少官司，他對此問題的看法非常耐人尋味：人們總是感到私營企業的官司案件非常多，這是由于私營企業的“痛感”要比國企強得多，只要是有任何權益受到傷害，就會極力爭取保護或者補償，而國企則相對“麻木”得多，即使出了一些問題，也感覺不到“疼痛”。

其實，正是因為私營企業對市場環境等生存環境的高度敏感性，才使其在不利的環境下，在自身還存著種種管理弊病和危機的情況下，從夾縫之中迅速成長壯大起來，對自身命運的高度敏感和關注，對現行政策的高度敏感和關注，正是其生命活力之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