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版《茅山志》的作者究竟是誰

孫王成

陳國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一書中，對《茅山志》的編纂及各代版本進行了較詳的考證，最后得出結論謂："此書實即張天雨所修，劉大彬竊取其名而已。"《道教大辭典》中"張雨"條、《道藏提要》中"茅山志"條等也都紛紛引用了這一結論，認為《茅山志》的作者是張伯雨而不是劉大彬。而《正統道藏》收錄的《茅山志》中卻清清楚楚著有"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那么《茅山志》的作者究竟是誰呢?

我們先來看一看陳國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一書中是怎么說的，《道藏源流考》附錄一云：

"錢大昕元史藝文志卷二另著錄張天雨茅山志十五卷。成化杭州府志卷十五云：張天雨，字伯雨，錢塘人。嘗屏居修茅山志，因號句曲外史。劉大彬志元原刊本明永樂及成化重刊本皆為十五卷。吳全節序，劉大彬敘錄，胡儼序亦皆云十五卷。正統道藏本則析為三十三卷。又胡儼云元原刊本張伯雨所書。蓋此書實即天雨所修，劉大彬竅取其名而已。此志詳審而有條理，非通常道士所能為也。"

從以上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出，陳國符先生之所以說《茅山志》作者是張伯雨而不是劉大彬，其主要的依據有以下四條：1錢大昕《元史·藝文志》中收錄有"張天雨茅山志十五卷"；2背苫《杭州府志》有張伯雨曾修《茅山志》的記載；3焙儼序中有"元原刊本張伯雨所書"；4薄睹┥街盡廢晟蠖有條理，不是一般道士能夠編寫的。下面我們來逐條分析考證一下。

一、錢大昕《元史·藝文志》中收錄有"張天雨茅山志十五卷"

陳國符先生認為，《茅山志》元刊本以及后來明永樂和成化年間的重刊本皆為十五卷，而《茅山志》中吳全節序、劉大彬敘錄和胡儼序中也都談到原《志》是十五卷。因為《正統道藏》版式有定規，每卷字數不能超過一定的定額，因此《茅山志》在收錄入《正統道藏》之時又進行了重新分卷，由原來的十五卷劃分為三十三卷收錄入《正統道藏》。既然《茅山志》原為十五卷，而《元史·藝文志》中又錄有"張天雨茅山志十五卷"，那么《正統道藏·茅山志》三十三卷的作者自然就應該是張伯雨了。但是陳國符先生忽略了一個問題，也就是錢大昕在《元史·藝文志》中不但收錄有"張天雨茅山志十五卷"而且同時收錄有"劉大彬茅山志三十三卷"。前面已經說過十五卷《茅山志》和三十三卷《茅山志》實際上是同一個版本，只不過是收錄《正統道藏》時根據《正統道藏》的版式需要才進行重新分卷的。既然是同一本《茅山志》，為什么錢大昕在《元史·藝文志》中要二次收錄，而且一個作者是張伯雨另一個作者是劉大彬呢?張伯雨與劉大彬是同一時代人，而且又同為茅山道士，他們不可能二人同時同地撰寫出二個版本《茅山志》，即使他們真的撰寫了二個版本的《茅山志》，那么這里也不存在陳國符先生所說的剽竊行為。這里唯一的可能，就是錢大昕在《元史·藝文志》的編錄過程中同時看到《茅山志》的十五卷版和三十三卷版，以為《茅山志》有二個版本，便一同收入《元史·藝文志》。因為收錄《正統道藏》三十三卷版，著有"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便有了《元史·藝文志》中的"劉大彬茅山志三十三卷"。而十五卷版上又有"張伯雨書"字樣，于是錢大昕便在《元史·藝文志》中又錄下"張天羽(小誤：應為雨)茅山志十五卷"，但這里的"張伯雨書"并不代表編撰的意思，而是書寫的意思(這一點我們后面還要說到)。

二、成化《杭州府志》有張伯雨曾修《茅山志》的記載

成化《杭州府志》卷十五記載有"張天雨，字伯雨，錢塘人……嘗屏居修《茅山志》，因號句曲外史"。事實上張伯雨并不是因為他曾經編修過《茅山志》而有句曲外史這一稱號的，他的句曲外史這一稱號是他的朋友兼老師趙孟瞓為他所起，這一點在劉基撰《句曲外史張伯雨墓志銘》中可得到證實，"趙每以陶弘景方雨，謂雨曰：昔陶弘景得道華陽，是為華陽外史；今子得道于句曲，其必繼陶，后乃號雨為句曲外史。雨遂自居曰句曲外史，四方人稱之曰句曲外史。"但有一點就是張伯雨確實參與了《茅山志》的編撰，同時參加編撰的還有趙孟瞓、虞集等。這在后面我們還要說到。如果說憑這一點就說張伯雨是《茅山志》的作者，那么同樣參與《茅山志》編寫的趙孟瞓、虞集豈不是都可以說是《茅山志》的作者了嗎?

三、胡儼序中有"元原刊本張伯雨所書"

胡儼序中是這樣說的："茅山舊有記而志則始於嗣宗師劉大彬，故元時所編集也，又外史張伯雨所書極精潔"。明江永年在序中說："舊志編自前元宗師劉大彬，傳于翰林承旨趙孟〖FJF〗瞓，贊于大學士虞集，書于華陽(小誤：應為句曲)外史張伯雨，世稱四絕。"從以上兩則序錄中，我們可以看出元原刊《茅山志》是由劉大彬編撰，而其中"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傳"和"上清四十五代宗師贊"二部分則分別是由趙孟瞓和虞集撰寫的。而文字書寫工作則是由張伯雨來完成的，這一點在《六硯齋筆記》中可以得到證實?！读廄S筆記》卷三云："在書法方面，張雨是早得趙孟瞓之墨妙。他所寫刻的《茅山志》就是典型的趙體字，并為世所稱。"在這里陳國符和錢大昕犯了同樣一種錯誤，就是錯把"張伯雨書"中這個"書"誤解成了編撰的意思。如果說這個"書"是代表編撰的意思，那么前面二則序錄中"編自劉大彬，書于張伯雨"之說就根本沒有辦法解釋，所以說"元原刊本張伯雨所書"，只能說明元原《志》是由張伯雨書寫的。

四、《茅山志》詳審而有條理，不是一般道士能夠編寫的

由于張伯雨在元時的文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素有"精詩、能文、善書、工畫之名聲"，是一名多才多藝的道士。因此陳國符先生便認為只有張伯雨才能編撰出這么有條理的《茅山志》。事實上作為一代宗師的劉大彬也不是泛泛之輩，雖然在文學界的聲望沒有張伯雨高，但作為一名道士來說，他在道教界的影響力卻遠在張伯雨之上。他不但被元室賜封為"洞觀微妙玄應真人"，而且還是張伯雨書法教師趙孟瞓的傳度之師，虞集在《跋趙承旨書高上大洞經》云："近世吳興趙子昂……嘗親受訣于劉真人"。陳兵在《元代江南道教》一文中曰："劉大彬集撰《茅山志》33卷，搜集茅山歷代文史資料甚富，猶表現出茅山派道士長于撰述的傳統"；"茅山派道士杜道堅深于玄理，撰有《玄經原旨》、《玄經原旨發揮》釋《老子》，《通玄真經纘義》十二卷釋《文子》。"也就是說茅山道士中除了張伯雨之外，還有像劉大彬、杜道堅等一大批長于撰述的道士。換言之，就是劉大彬、張伯雨、杜道堅等都不是一般道士。因此單憑張伯雨在文學界的聲望，便斷言《茅山志》的作者是張伯雨，也是不切實際的。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茅山志》的編撰過程。吳全節在《茅山志》序中說：

"至大庚戌予以祀事至茅山，因閱其山之舊志遺闕甚多，嘗次語之四十四代宗師牧齋王真人，未幾真人傳真，山志無所聞，後五年復祀其山，又以語之嗣宗師劉真人，十又三年為泰定丙寅，天子用故事醮其山予實代禮。始獲觀其成書，凡十有五卷，自漢晉而下及齊梁唐宋之書搜括無遺。"

劉大彬在《茅山志》敘錄中稱：

"句曲有記尚矣，宋紹興二十年南豐曾恂孚仲，昭臺道士傅霄子昂修山記四卷，所書山水祠宇，粗名號而已，考古述事則猶略焉，大彬登壇一紀，始克修證，傳宗經錄，又五載而成，是書凡十二篇十五卷題曰《茅山志》"。

從以上二則序錄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茅山志》編撰的發起人是集賢院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吳全節在至大庚戌年(1310年)來茅山為皇室做醮事之時，看到由傅霄撰錄的《茅山記》四卷，覺得舊《記》遺缺很多，便提出讓四十四代宗師王道孟修編新《志》，但王道孟在接受任務不久就傳位與四十五代宗師劉大彬，因而沒能著手修編新《志》，一直到吳全節在延佑二年(1315年)再一次來茅山之時，重新又把修編新《志》的任務交給第四十五代宗師劉大彬，至此《茅山志》的編撰工作才真正啟動。劉大彬同眾弟子經過十年收集整理，在泰定甲子年(1324年)完成了《志》書初稿，并在同年征得集賢院大學士趙世延為之撰序，吳全節在泰定丙寅年(1326年)來茅山之時看到了《志》書初稿，并在次年即泰定丁卯年(1327年)春為新《志》撰寫了序言，又經過五年時間的修改與完善，終于在天歷元年(1328年)完成了《茅山志》的編撰，并由劉大彬親自為新《志》撰寫了序錄。

通過以上的分析與考證，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元版《茅山志》的作者是劉大彬而不是張伯雨，但張伯雨在《茅山志》的編撰中也是功不可沒的。確切地說《茅山志》是劉大彬同趙孟瞓、虞集、張伯雨等眾弟子大家共同合作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