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官難當

本刊記者　冷　嘯

或許他們經歷得太多，已經習以為常；或許他們認為說了也不起作用；或許他們在默默等待——等待農民命運的變革，也等待他們自己命運的變革。

紛紛請辭

仁壽縣某鎮的黨委書記楊士誠，已經兩次向上級黨委遞交了辭職報告，但上級黨委沒有批準?？h里的領導幾次下來做思想工作，要他“以大局為重，思想不要開小差”。他說，如果不是以大局為重，他早就撂挑子了?！艾F在這個年頭，隨便在哪里開個小吃店，也能掙三五百一月，還不比當個書記強？”

楊士誠辭職的正式理由不是嫌錢少，而是認為“縣里給的任務重，我當鄉干部的，完不成對不起組織，完成了對不起農民，兩頭不討好，當下去還有什么意思？”

近年來，像楊士誠這樣以書面或口頭形式提出辭職的鄉鎮干部還不少。據了解，四川西部仁壽縣最近有32名鄉官提出辭職，其中27人還是鄉鎮的“一把手”。而該省的某一地級市甚至有107名鄉官提出過辭職。

沒有正式提出過辭職，但有“辭職心態”的鄉鎮干部則更多。

據一位多年從事農村采訪的記者說，在經濟發達地區，鄉官是一個“肥缺”，許多人“削尖了腦袋往上爬”，但在落后地區，“鄉官辭職”現象卻有一定普遍性。

鄉官辭職可分為4種情況。

一種情況是作風正派、責任感強的鄉鎮干部，他們了解農村實際，體恤農民生活的疾苦，看不慣虛假浮夸的作風，不滿意上級不切實際的硬性指標，但又不得不跟著做有損農民利益的事情。盡管他們有“為農民謀福利”的抱負，但客觀上還是身不由己把自己置于和農民對立的位置，長期以來，不但身心疲憊，良心也頗受譴責。由于看不到真正“為農民辦事”的路在哪里，干脆提出辭職。

第二種情況是原來工作方法簡單、作風粗暴的鄉鎮干部，發現以往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行不通：農民不再像原來那樣“聽話”，好管，一旦觸犯農民利益，可能會引發上訪，上告。而上級對“依法行政”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他們稍不注意，就會面臨“摘烏紗帽”的危險，與其被上面貶掉，不如自動請辭。

第三種情況是在經濟大潮的沖擊下，覺得當鄉官不如干別的行當，整日操勞，報酬卻少得可憐，有的甚至工資被長期拖欠。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鄉干部還要自己貸款來維持鄉政府的運轉。權衡利弊，還不如早日下海。

第四種情況是那種本來就以牟取私利為當官動機的，原來當鄉官有利可圖，近年來，反腐敗風聲很緊，一伸手就有被捉住的危險。于是他們“見好就收”，另謀前程。

角色錯位

在仁壽縣的農旺鄉，筆者連續問了幾個農民覺得他們的鄉長或者鄉黨委書記怎么樣，他們大都回答：不知道，不認識?！拔覀兎N糧食的，哪里知道當官的在干什么？”再問“鄉干部平時都下來看你們嗎？”大多這樣回答：“平時不來，收農業稅的時候就來了?！?/p>

提起干部，許多農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當官的，都貪得無厭”，“官越大越貪”。有的說：我們一個村的村長幾年里就蓋起了樓房，鄉上的人誰不是有錢又有車？

有些農民則認為：中央天天在喊減負，而我們的負擔不但沒有減，還年年有增加。顯然，鄉鎮干部是罪魁禍首。

仁壽縣組織部的汪部長對此有不同的看法：盡管現在基層黨政干部中確有少數蛀蟲，而且有擴大的趨勢，但絕大多數基層干部都還是黨性強、講原則、可信賴的好干部。

筆者在仁壽、中江縣農村調查采訪的時候，到過不少鄉鎮，很難見到鄉鎮的一把手。其他工作人員告訴我，現在正值農忙天旱，領導到一線抗旱去了。有的鄉領導為征繳農業稅，凌晨就出發，到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家。筆者所遇到的不少鄉鎮干部勤奮務實的作風與農民眼中的鄉鎮干部也是頗有差距的。

鄉鎮干部這一整體形象被誤解、扭曲，有其深刻的體制性因素。記者在四川的幾個縣市采訪，面對基層干部的時候，他們都十分無奈：“按縣里的規定，必須要有縣委宣傳部的介紹信才能接受采訪，否則板凳可能坐不穩?！倍h委宣傳部的官員又明確表示：如果涉及負面報道，縣里的領導看了會不高興，找我們的麻煩，介紹信不能開。由于鄉鎮干部不能獨立就基層情況向媒體作解釋說明，使媒體在報道或透視某一現象時難免不會失之偏頗。在鏡頭面前，鄉鎮干部不論是拒絕采訪，還是“無可奉告”，或者是“你問我我問誰”的無奈，都被老百姓當作“心里有鬼”的明證。而一旦造成社會影響，上級又以“官僚主義”、“不關心群眾疾苦”為由，拿鄉鎮干部開刀，以平民憤。

另外，從《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實施以來，農民民主參與意識加強，對村務公開的呼聲加大。但在許多地方，村里的事務還是由村干部一人說了算。一些村的村官確有貪污腐敗、揮霍浪費、驕橫跋扈的行為。農民把這種對村官的憤怒與不滿轉嫁到鄉干部身上，認為“官官相護”，鄉干部是村干部的后臺。

自顧不暇

在河清鎮，筆者看到一份稅收任務表，記錄了每季度落實到村的稅收任務，任務的計算根據其實就是按人口分攤的。鎮長魏某直言不諱地說：表上的任務總額是縣里定的，鄉鎮沒有講價的余地。

魏鎮長還說：稅收任務與鄉鎮干部的工資掛鉤，完不成任務，扣發干部工資。鄉鎮又按人口分攤給每個村，同樣拿稅收任務與村干部的待遇掛鉤?！巴瓴怀扇蝿找芴幜P，完成了任務上面又會增加新任務。而事實上，這幾年農民的收入并沒有增加?！蔽烘傞L無奈地說。

魏鎮長所在的地方在發展藥材，政府給的收購價是28~32元/公斤，而離河清鎮20多公里的百川鎮的藥材收購價是36~40元/公斤，農民種出藥材后都愿挑到百川鎮去賣。為防止農民異地出售，魏鎮長安排了他的村長們晝夜派人攔截?！拔疫@樣做是坑害農民，但我沒有辦法。藥價是縣里定的，我們的收購價比別處定得低，縣里壓了那么大的收購任務，我不堵住他們，就完不成任務?！?/p>

鄉鎮財政困難，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為維持政權機構運轉，許多鄉鎮干部只好以個人的名義四處借貸。有些地方，平均一個鄉鎮干部的個人負債就有1萬多元了。河清鎮有2萬多人口，鄉鎮負債達430多萬元。而魏鎮長以個人名義借款達50萬元，債主有20多人。用魏的話說：“如果政府也像企業一樣可以破產的話，全縣90%的鄉鎮都已經破產了?！?/p>

許多鄉鎮不能按時發放工資，有的甚至一拖就是半年以上。在這種情況下，還要鼓動干部們激情飽滿地工作，這真讓鄉鎮的一把手們為難。吉新鎮的黨委書記經常在開會的時候，一邊動員干部們克服困難，一邊暗自想掉淚。

但仍然有人覬覦他們的口袋。吉新鎮政府辦公室負責人憤怒地控訴：短短幾個月，縣里各個部門連續來了各種培訓通知：有文書培訓、財務培訓、公務員培訓、涉外知識培訓、計算機培訓等等。少的70多元，多的幾百元。有的培訓只有3天，每人收了320元，僅發了一本薄薄的書。不參加培訓就不給調工資。

該鎮的一位老會計透露，為迎接北京方面的檢查，縣生態辦要求各鄉在熾熱的5月到處調集核桃樹苗，臨時栽種在山腰供領導參觀，后來成活率不到5%，讓每個鄉耗費了數萬計的錢。

至于上邊借各種檢查的名義到鄉鎮大吃大喝，鄉鎮干部十分無奈：我們連工資都發不起了，還要在老百姓面前背罵名。

一位鎮黨委書記說：我們自顧不暇，連上面的任務都難以完成，怎么可能去增加農民負擔呢？

鄉官成了稅官

湖北某山區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某鄉干部向一戶農家平攤并收取了兩頭牲豬的屠宰稅，農民納稅人拿著索要的稅票向縣法院起訴，說鄉村干部合謀偷了他家兩頭豬。法官進村調查后對原告說："你根本就沒有養豬，哪能誣告鄉村干部偷豬？"原告反問："我沒養豬，為何要交屠宰稅？"最后，法院判鄉官因違法收稅而敗訴。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這種“刁民”，所以鄉鎮干部還沒有鬧到官司纏身的地步。但顯然，現在的農民沒有以前那么“聽話”了，動輒會問收稅的項目、依據，乃至索要稅票。有的甚至直接指出：鄉鎮干部沒有收稅的權力。以此拒不交納。

過去，許多地方的鄉鎮干部進農民家中，趕豬牽牛，抱走電視機，甚至動用公安、法警抓人，以此懲罰不交納稅費的農民。但現在，再使用這些粗暴的手段，恐怕連烏紗帽都保不住了。對于不按時繳納稅款的，也只能按稅法規定收繳“滯納金”。但如果正稅都收不上來，“滯納金”則更是希望渺茫。

現在的鄉鎮干部能動用的手段基本上只有“磨嘴皮，跑腿子”，因此，一到稅收征繳的時節，鄉鎮干部都是由一把手親自率領，到各處去走村串戶，挨戶收稅。

玉興鎮的一位農技干部告訴筆者：在農村經濟普遍不景氣、農民收入低的情況下，征稅工作十分困難。許多地方青壯年勞動力都外出打工去了，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田地拋荒，僅有維持基本生活的一點收入，不但稅不容易收上來，稍不注意，就會激起干群矛盾。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管法》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職能是“支持稅務機關依法執行職務、完成稅收征收任務”，而不是直接充當“征稅人”，稅款征收應由稅務機關依法執行。因此，鄉鎮干部直接走鄉串戶地向農民征稅，確實有“集體違法”之嫌。

然而，真正有收稅權力的稅務部門卻穩坐釣魚臺。龍興鄉鄉長介紹說：財稅部門都知道，全鄉稅收任務完不成，鄉干部就會被扣發工資。鄉官還要討好財稅干部，請他們給予一定的寬限。稅官也有征稅任務，但稅官一旦遇到個別“釘子戶”、“硬骨頭”，還是要扔給鄉官去解決。

鄉官們感慨道：我們一年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征稅收款上，群眾見了我們都怕，哪里還能帶領群眾脫貧致富！

鄉鎮干部，靠什么支撐？

合興鄉位于中江縣的邊遠的山區。有一次，鄉長吳德勤到農民的家里問老鄉有什么要求。山里的農民說：吳鄉長，我們希望能有水吃。吳鄉長差點掉淚了。他說：“共和國誕生50周年了，共產黨成立快80周年了，而我們的農民的要求是那樣的微薄——要求吃水?！?/p>

那種強烈的震顫讓他刻骨銘心。他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我也是農民的兒子，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為老百姓辦實事?！?/p>

事實上，許多基層干部，在面對各種壓力、困難和委屈時，最終還能堅守崗位，靠的就是這種對黨和人民樸實的信仰和感情。

省、縣的組織部門和宣傳部門，對基層干部的思想工作抓得也很緊。特別是近來大興“三講”、“三個代表”的學習之風，對基層干部的穩定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許多原來思想矛盾比較大的干部，通過學習，拋棄了個人的患得患失，以忍辱負重的姿態投入了新的工作。

從另一個角度上看，“鄉官難當”是一件好事，是社會的一種進步。農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促使政府的行政行為越來越走向“法治”?！班l官辭職”現象也表明，傳統的官本位意識也正在開始沒落。鄉鎮矛盾的積累客觀上也會促進基層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目前，由于歷史原因，讓鄉官們長期處于一種“體制性尷尬”和“角色錯位”的痛苦中，這是與現代行政管理的理念格格不入的，這種局面不能長期維系。

在采訪中，鄉官們對自己的難處談得不多，偶爾發發牢騷，又打起精神干自己的工作。對于具體事例，他們更不愿多談，只是說“太多了”?；蛟S他們經歷得太多，已經習以為常了；或許他們認為說了也不起作用；或許他們在默默等待，等待一次時代命運的變革，等待農民命運的變革，也等待他們自己命運的變革?！?/p>

（文中涉及部分人物、地名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