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禮

《全球公共問題與國際合作：一種制度的分析》蘇長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除序言、序章、尾章和索引外，正文7章，全書共370頁，約26.3萬字。

作者現任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講師，本書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補充而成。書中，作者從個體主義研究取向出發，對國際合作和國際制度兩個概念進行理論上的梳理和辨析，并且從規范角度提出一個中心命題：即全球公共事務中所存在的交易費用問題和國際政治時常失靈現象，使國際制度的設計和創新變得更重要。作者利用簡單的兩人博弈模型，區分出幾種典型的國際合作形式，并結合全球公共事務合作中面臨的問題，分析在不同的博弈戰略圖式下，國際制度設計與安排對全球公共事務管理的意義。在書的結尾部分，作者以海洋問題為例，對國際關系中的制度選擇、全球公共事務管理的制度解決方式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并對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的假設進行了批判和反思。作者認為，全球公共問題的興起，是當今國際社會發展過程中涌現的最為引人注目的問題之一，其最大的特征在于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而個體對公共利益的冷漠是全球公共問題治理過程中各國之間合作面臨的最大障礙。本書系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當代國際政治叢書"之一。（斯萍供稿）

《90年代美國經濟》郭吳新等主編。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全書共463頁，36.3萬字。

本書由武漢大學世界經濟系和美加經濟研究所的十幾位學者集體編撰，郭吳新、陳繼勇等學者擔任主編。本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所涉內容非常廣泛和全面。全書包括前言在內共有12章，不僅縱向介紹和分析了從80年代里根時期的經濟調整到90年代的經濟增長，以及對21世紀初美國經濟的展望，而且橫向對90年代美國經濟增長的特點和"新經濟"問題、高新技術發展的作用、政府的財政金融政策影響、企業重組及經濟結構調整、對外貿易、收入分配等相關因素和領域都進行了專題分析。全書以實證分析為主，并注意使用了較新的數據。（王榮軍供稿）

《美國！美國？美國……：世紀之交中國大學生的美國觀》鄧麗蘭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除前言、后記、附錄外，正文共4章，全書約34.9萬字。

作者現任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教師。該書是對該校課題組在1999年10月至2000年6月間，以"世紀之交中國大學生的美國"為題，對天津、北京、上海等地的千名大學生所進行兩次問卷調查和訪談的情況分析和總結，從一個側面形象地勾勒出當代大學生對美國的印象、有關美國的信息來源，以及他們對中美關系的一些看法。（斯萍供稿）

SueT. Rinehart & Jul J. Josephson, ed.Gender and American Politics: Women, Men,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M.E. Sharpe Press, 2000.

這本由10位美國政治學家撰寫的論文集著重研究性別對美國政治制度的影響。全書共分3個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在政治行為方面男性與女性的差異。第二部分考察了在具體的公共政策方面（如在福利立法、稅收法案、醫療改革和墮胎等問題上）不同性別所持的不同態度。第三部分考察了婦女在美國政府機構（如內閣、最高法院和國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由于本書的目標讀者是政界人士或從事相關研究的專業人士，因此，書中較多地運用了政治學和社會學的技術統計和定量分析方法，對所涉及的問題進行了深層次的分析。以著名性別問題專家卡羅爾 吉利根（Carol Gilligan）為代表的一派學者認為，女性的性別特點決定了在大多數情況下她們的政治行為模式與男性不同。但本書其他一些作者則認為，這種說法大大地夸大了女性的性別心理對他們所持政見的影響。以最近20年來在一系列重大立法問題上女性議員的投票記錄為例，她們的決策中看不到任何性別的烙印。

Charles T. Cross,Born a Foreigner: A Memoir of the American Presence in Asia.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9.

本書作者是前美國在臺協會（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Taiwan）主席查爾斯·克羅斯的回憶錄。書中記錄了作者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的幾十年的非凡的經歷，對中美關系以及臺灣、香港問題發表了他作為一個"知情人"的見解?？肆_斯的父母是早年的美國在華傳教士，克羅斯本人生于北京。當絕大多數美國人對亞洲的了解還僅僅停留在書本上的簡單介紹或報章雜志上偶爾出現的簡短消息的時候，克羅斯已經通曉亞洲歷史。不僅如此，他還是日本軍國主義野蠻占領中國的親歷者之一。之后，他作為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士兵參加了硫磺島之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他進入美國國務院駐外機關事務局（FS），先后擔任美國駐新加坡大使和駐香港總領事。1979年他從FS退休，這為他被任命為非官方的美國駐臺辦事處主任一職鋪平了道路。書中以較大篇幅回顧了他在臺期間處理美、中、臺三邊關系中眾多棘手問題的鮮為人知的經歷。

（高英東供稿）

Harold H. Saunders,A Public Peace Process: Sustained Dialogue to Transform Racial and Ethnic Conflicts. New York: San Martins Press, 1999.

作者哈羅德·桑德斯現為美國凱特林基金會國際事務部主任，曾任美國負責近東和南亞事務助理國務卿。他曾隨同基辛格秘密訪華，是促成五次阿以協議（1974-1979）的美國主要成員之一。同時，他還于1979-1981年間參與談判解決伊朗人質事件。1991年，有著30年在白宮工作經歷的桑德斯離開國務院，在凱特林基金會從事美國與塔基克斯坦、俄羅斯的非政府間的長期對話，以尋求解決地區沖突、促進民族和解。

本書是桑德斯博士對他所親身參與這些"長期對話"的框架、進程和歷史作用，以及危機處理和人類沖突解決等問題所進行的回顧和總結。他認為，今天許多引人注目的人類沖突，并沒有準備就認同、恐懼、歷史冤屈和非正義等問題進行正式談判。但是，"長期對話"在政府外為市民提供了一個改變緊張關系的空間。政府通過談判，簽定協議并使之強制執行，但只有市民才能真正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政府長時間地擁有他們的外交工具，如談判、斡旋、武力，以及資源分配，而市民所依賴的是不穩定的個人談話進程以解決民族、種族，以及根植于他們國家、社區內的一些沖突，從而鏟除和平的障礙。書中，作者進而提出了"市民世紀"的概念。（斯萍供稿）

JimmyCarter,"Free Elections Are Only the Beginning,"Foreign Service Journal, Vol.78, No.2, February 2001, pp.17-20.

文章中，美國前總統卡特討論了卡特中心在全球推進民主方面所展開的工作。他指出，自由選舉僅僅是民主體制的一個要素，并且重要的是選舉必須要受到監督，而這是卡特中心和其他組織的最突出的活動。鑒于選舉騙局已經變得更為復雜，卡特說，更多的重點現在是放在諸如核實選民的名冊和候選人的資格標準這些選前活動，以及選票統計列表和宣布選舉結果等選后活動上。

Anne Laurent, "Memo to the President,"Government Executive, Vol.33, No.1, January 2001, pp.28-34.

該刊副總編輯勞倫特認為，作為美國政府的首席行政官，布什總統將在其確立戰略和獲取富有政治意義的結果的努力方面受到牽制，因為聯邦政府工作隊伍非常缺乏高技能和高要求的職業素質。但她進一步指出，如果總統和他的班子迅速設定目標，將良好的管理放在首要的位置上，那么這些問題是可以獲得修正和解決的。勞倫特說，新政府面臨的首要管理問題包括：確立明確的重點，使同政府訂立合同的人員擔負起責任，吸引年輕而精通技術的工作人員進入政府，重新將預算過程的重點轉離對財政赤字的控制，監管浪費、欺詐和濫用權力，關注提供電子服務的機構，確立財政管理工作目標，重新評估信息技術與安全，使用政府購買和旅行卡制度等。

RobertB. Reich, "The New Economy as a Decent Society，"The American Prospect, Vol. 12, No.3, February 12, 2001, pp.20-23.

曾經擔任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的賴克認為，人們的生活正變得越來越不可預知，因為新經濟的快速增長帶來了新的變革和機遇。他指出，我們作為單個的消費者或工作人員所做出的一系列抉擇是由我們作為一個公民做出或者沒能做出的選擇所形成的。他進一步指出，達到一個更好的社會均衡的途徑可以是通過重新認識而拋棄過度的占有型個人主義。賴克建議，含括在一種"新進步主義"中的工作，將包括：通過充分就業而緩沖人們受到的突然經濟震蕩；通過提高教育機會來拓展經濟繁榮的受益圈；通過允許勞工人員有機動的時間和償付照顧年幼和年長成員所需要的休假來關注最需要關心的人們。

Stephen Hess,"Media to Government: Drop Dead,"Brookings Review, Vol.18, No.1, Winter 2000, pp.24-27.

赫斯指出，盡管新聞媒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涉足更為廣泛或是無所不在，但它卻較少地關注無論是州政府還是聯邦政府。赫斯引用數據顯示，有關"華盛頓"的報道在呈下降的趨勢。對于州政府的報道則更為糟糕。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更多的有關名人、生活方式問題和商業的報道。赫斯最終得出結論，認為媒體對于政府的報道是"不夠充分的"。

（袁征供稿）

Bruce R. Scott,"The Great Divide in the Global Village,"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1, pp.160-177.

作者是哈佛大學商業管理保羅·徹林頓教授。他說，認為市場全球化具有的能力必然在富國和窮國之間締造共同性的這種西方經濟理論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貧富差距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大，這種差距還將繼續加大；要想扭轉這種模式，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必須認識到政治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窮國面臨一系列問題，包括惡化的環境、市場距離遙遠、適于航行的水域有限、人口增長不加控制。但是，更麻煩的是這些國家缺少一個有效的政府。沒有一個強大、有效的立法和執法系統，巨量的人口不可能為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數以百萬計的人口所遭受的挫折還將繼續通過移民和暴力表現出來。作者認為，西方理論家和經濟發展的參與者應該在單個國家的現實基礎上協助他們培育經濟發展；商業政策也許是合適的發展模式，但自由市場戰略不一定適合所有的情況。

Warren P. Strobel & Kevin Whitelaw,"Preparing to Face the World,"U.S. News &World; Report, Vol.129, No.25, December 25, 2000, pp.28-29.

布什總統選擇了科林·鮑威爾任國務卿和賴斯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他和他的對外政策專家們共同啟動了新政府。雖然鮑威爾在1993年離開五角大樓后專注于社會問題，但毫無疑問，他現在將在外交政策和軍事政策上打上他的印記。競選期間布什總統許諾要控制維和行動，賴斯是這種主張的重要推動者之一。鮑威爾和賴斯可能在一些外交問題上發生沖突，但他們都會發現，選擇軍事部署在現今世界是不可能的。

Kent E. Calder,"The New Face of Northeast Asia,"Foreign Affairs, Vol.80, No.1, January/February 2001, pp.106-122.

作者是兩任美國駐日大使的前特別顧問。他將平壤首腦會晤后出現的形勢稱為新的東北亞地緣政治。作者分析了南北朝鮮緩和的潛在含義，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是最大受益者，美國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卻被晾在一邊。他認為，民主化和技術變革將帶來不可預料的危險，并危及到東北亞的穩定，這就要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大國更多地介入這個地區。尤其重要的是，作者認為美國必須加強其與日本的軍事、政治同盟，加強與韓國的關系。他還斷言，要想成為地區和全球發展的更為積極的參與者，日本必須經歷重大的經濟和政治變革。他呼吁南北朝鮮、美國、中國、俄羅斯和日本創造更廣泛的跨地區支持和全面合作機制，以防止民粹主義壓力和導彈擴散而導致的"為地區均勢而進行的、破壞穩定的斗爭"。

David Shambaugh,"Facing Reality in China Policy，"Foreign Affairs，Vol.80, No.1, January/Feburary 2001, pp.50-64.

作者沈大偉是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項目的負責人。文章中，他評估了美國的對華政策，特別是NMD、解決臺灣和朝鮮半島局勢建議所內含的政治敏感性。他強調，布什的新政府必須記住"塑造政策環境的五個根本現實"：（1）對華接觸政策是一個現實，而不是"政策優惠"；（2）美中關系是戰略合作和戰略競爭的混合體；（3）中國是一個所謂的"威權主義"國家；（4）美國的對華政策應該包括同亞洲和歐洲伙伴國家的更大合作，而不是停留在雙邊層次上；（5）一項成功的中國政策"起源于政策形成時國內的政治合作、實施時的公眾支持"。他還建議設立新的職位和程序，改變行政部門在中國政策問題上分擔責任的做法。

James Traub,"W.餝 World，"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14,2001, pp.28-34.

喬治·布什總統的外交政策顧問中有很多是來自老布什政府的熟悉面孔。然而，作者（在布什宣誓就職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前景、調子將迥異于老布什。作者認為，特別明顯的是，新政府的政策主張中沒有了以前各總統"威爾遜理想主義"特色的訴求，即人道主義干預、維和并締造國家；取而代之的是，布什政府鼓吹"現實主義"，贊美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不愿意將美國的軍事力量用于海外的地面行動。作者指出，布什政府對NMD的熱衷強化了許多美國的盟友，尤其是歐洲各國的懷疑：美國準備在此以及其他問題上單獨行動。對布什總統明顯缺乏外交知識的任何擔憂都因為外交顧問賴斯和科林·鮑威爾的存在而得到彌補，作者相信鮑威爾"可能會成為亨利·基辛格以來最強勢的國務卿"。布什總統的班底制定的外交議程似乎大大收縮了，而且并不激動人心，但"政府很少固守競選期間制定的抽象原則"。

Deborah Avant, James Lebovic,"US Military Attitudes toward Post-Cold War Missions，"Armed Forces &Society;, Vol.27, No.1, Fall 2000, pp.37-56.

在一項評估軍界對后冷戰時期各種使命的態度的調查中，作者發現，盡管軍官們對傳統的冷戰使命表現出強烈的支持，但是，一般而言軍隊仍能夠接受新使命。對于各種非傳統的使命--從禁毒到維和和人道主義援助，他們的態度"在每個部門內部（海軍、陸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的差異大于部門之間的差異"。作者注意到，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原因是"空中使命不同與地面使命"。調查的其他發現表明，對于新使命的支持并非與國家威脅的考慮密切相關，軍官們認為最大的危險在于他們不愿意應對這些威脅。作者在考察了不同派別的支持如何影響軍隊對新使命的接受程度后發現，"當各派別確信擁有總統、國會和公眾對他們的支持時"，他們才同意接受要求他們去執行的任務。（樊吉社供稿）

David E. Sanger,"A Grand Trade Bargain,"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1, pp.65-75.

作者為《紐約時報》駐白宮記者。他認為，小布什政府面臨著兩個重大挑戰：一是保持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二是讓富國和窮國都相信，美國正以對大家都有益的方式重塑世界經濟體系。小布什必須說服美國國會和公眾，強有力的世界貿易組織更有利于美國的工人和產業。同時，他也必須讓世界其他國家相信，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金融機構并不是美國的工具。作者斷言，為應對這些挑戰，富國和窮國得達成一個重大的貿易協議。其中，美國要承擔的部分，是必須對世界最貧困國家所生產的產品完全開放市場，并允許對制訂共同的反傾銷標準進行國際性討論。而發展中國家則必須同意保護知識產權，并開始就勞工和環境最低限度的保護進行討論。

Ricardo Hausman,"Prisoners of Geography,"Foreign Policy, No. 122, January/February 2001, pp.44-53.

作者認為，目前流行的經濟發展政策未能有效縮小全球窮、富國之間收入的差距，應針對窮國的不利地理條件采取新的對策。他認為，地理條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尚未得到充分認識，但最近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都表明，地理條件和經濟發展關系密切。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一般位于赤道地區，當地農業生產率低下，傳染性疾病難以控制。此外，窮國一般都深處內陸，沒有出?？?，運輸成本高，產品難以進入世界市場。作者建議，要緩解這些因地理條件造成的貧困問題，就要投入時間和資源來興建交通基礎設施，開發適用于農業和公共保健的新技術，并實施促進地區經濟整合的項目。他不同意經濟全球化帶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和不公正的看法。在他看來，"發展中國家擺脫地理條件所帶來的貧困陷阱的出路，就在于變得更加全球化"。（王榮軍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