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說漢字的構形

羅智強

摘要:漢字構形研究始于漢代“六書”說。南唐徐錯的“六書三耦說”上承“六書”,下啟戴震“四體二用說”,推動漢字構形研究深入發展。受“四體二用說”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唐蘭從漢字結構本身出發創立“三書說”,使漢字構形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80年代,裘錫圭基于漢字的實際完善了陳夢家的“三書說”,提出的“新三書說”一直被學術界所推崇。90年代,相繼有新的構形理論產生,影響較大的有詹鄞鑫的“新六書說”、張玉金的“結構模式說”、王寧的“部件說”,分別代表了漢字構形研究的不同方向。

關鍵詞:構形 六書 六書三耦說 四體二用 三書

漢字構形即漢字衍生的客觀規律和基本法則。最早研究漢字構形理論的莫過于“六書”說,其著眼于為語詞謀求書寫符號這一事實,反映了造字構形的客觀情況,一直為歷代學者所繼承。南唐徐鍇“六書三耦說”和戴震“四體二用說”,都是在六書框架內做一些解釋補充工作,使其逐步完善。深受“四體二用”的影響,現代學者唐蘭開始對六書理論提出質疑,著眼于漢字構形的劃分,提出“三書說”。50年代,陳夢家研究甲骨文時發現唐蘭“三書說”存在諸多不足,對其予以修改。80年代,裘錫圭在陳夢家“三書說”的基礎上又提“新三書說”,備受學術界推祟。近年來,漢字構形研究仍在不斷深入,又有學者提出了一些構形新說,如90年代初詹鄞鑫的“新六書說”、張玉金的“結構模式說”、王寧等人的“部件說”。其基本代表了漢字構形研究的方向,反映了學術界對此問題的關注和探索。

“六書”之名稱,始見于《周禮·地官·保氏》:“保氏掌諫五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逼渲?并未具體說明“六書”的具體內容,“六書”的細目始見于劉歆《七略》。然而《七略》已佚,“六書”一條被班固錄入《漢書·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睗h字成千上萬,非一地一時一人能制,必然遵循某種法則,故劉歆賦予“六書”內容之時便指明其乃“造字之本”,即構形基本法則。到許慎“六書”的出現,“六書”名目次序已有三種不同的說法。因此,史稱“六書”三家說。自南唐徐鍇撰《說文系傳》開始取許慎的名稱,依班固的次第排列。后南宋鄭樵的《六書略》將其邏輯化,使其更加符合人類思維邏輯和文字發展體系。一般以為,三家都稱是《周禮》“六書”的分目,班固撰《藝文志》以劉歆《七略》為藍本,鄭眾之父鄭興、許慎之師賈逵的父親賈徽,據說都曾師事劉歆。因此,三家之說都可能原自劉歆,只是名稱、次第有些小異,但象形、轉注、假借三者則不變。三家中,只有許慎從文化淵源對六書予以闡說,從理論上予以解說,將六書進一步系統化。其一方面從理論上揭示漢字初創是“依類象形”,其后孳乳是“形聲相益”這一總規律,一方面將“六書”付諸于實踐,把成千上萬的漢字歸為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類,系統的分析漢字的構形,追溯漢字的本義,在漢字發展史上產生深遠影響。

然而許慎“六書”定義簡略,分界不明,以至后人多有竄改。于是徐鍇在《系傳》中多次闡明他對“六書”的看法,提出“六書三耦說”,如卷一“上”字條說:“大凡‘六書之中,象形、指事相類,象形實而指事虛。形聲、會意相類,形聲實而會憊虛。轉注則形、事之別,然立字之始,類于形聲,而訓釋之義與假借為對。假借則一字數用,如行(莖)、行(杏)、行(杭)、行(杭)。轉注則一義數文,借如老者,直訓老耳,分注則為曹、為盆、為壽焉。凡六書為三報也?！毙戾|把“六書”兩兩一對分為三類,比較合理地對“六書”進行了歸納與總結,唐蘭解釋說:“他(許慎)雖然把‘依類象形跟‘形聲相益,來畫一個界限,一曰指事,二曰象形,都是‘文;三曰形聲,四曰會意,都是‘字;再加上了轉注和假借兩樣方法,把六書分為三類。后來徐鍇所謂‘六書三耦,我們可以說就是許叔重的原意?！毙戾|“六書三耦說”的提出,其最大貢獻在于開啟了歷代對“六書”的再闡釋,使漢字構形研究進入具體化、深入化階段?！傲鶗弊鳛闈h字構形理論基礎,并非十分完善和嚴密。轉注所下定義過于簡單而不能確定,造成后人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所謂的假借沒有體現為字的構形,似乎亦難自圓其說。

到了清代,小學大師戴震對“六書”理論進行實質性的改造。在《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中說:“大致造字之始,無所憑借。宇宙間,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事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于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于事,而字有可通之意,是文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則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于此矣。由是之為用,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為始,印、吾、臺、予、之皆為我,其義轉相為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于義以引申,依于聲而旁寄,假此而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于自然,立法歸于易簡,展所以信許叔重論六書必有師承,而‘考、‘老二字,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疑也?！彼J為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為字之體,乃造字構形。轉注、假借,為字之用,即用字之法,此乃著名的“四體二用說”。這就是說,漢字的造字法只有指事、象形、會意、形聲四種,轉注和假借不是造字之法而是用字之法。其劃清了造字方法與用字方法的界限,使研究文字的本義與引申義之間的關系有了明確的界說。而后其弟子、《說文》四大家之首的段玉裁對此大加弘揚,從文字、聲韻、義理三方面進行考證,否認轉注、假借為造字法,而是用字法,與其師相唱和。四大家中另一個王筠也對此深信不疑,以經緯之說啟承體用說。于是“四體二用”為廣大學者所接受,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

然而,“四體二用”說仍存有不足。首先,在“六書”次序上,許慎把“指事”列于“象形”之先,又將“形聲”置于“會意”之前,并不符合漢字產生、發展過程的由具體到抽象、由簡單到復雜這一規律。在這個問題上,班固“六書”說是可取的,然而,戴震是許非班,尚欠周密。其次,戴震提出“轉注”即互訓,過分相信許慎定義及其所舉例字,從而提出“數字共一用者,其義轉相為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于義以引申,依于聲而旁寄,假此施于彼者曰假借”。這就將文字的引申義也算作“假借”,是不妥當的。假借、轉注與漢字的產生、分化、孳乳相關,不是單純的用字法。

“四體二用說”是靜態的去研究漢字構形,犯了形而上學的弊病。于是現代學者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研究漢字構形,不拘泥于六書的框框,敢于突破傳統理論的束縛,試圖建立個全新的漢字結構體系。1934年戴君仁的《中國文字構造論》創造性地從漢字構形方法的角度,將漢字構形劃分為四大類型:形表法、義表法、形義兼表法和取音法?！按藭谥袊淖謱W史上較早地否定‘六書,擺脫‘六書束縛,為建立漢字構形理論體系作出了貢獻”。繼而張世祿《中國文字學概要》用“‘寫實、‘象征和‘標音來概括文字的構形?！畬憣嵵副硎揪唧w實物的寫實圖像構成的符號;‘象征即用象征符號或象征符號加寫實圖像來表示抽象概念,另外,用一個或幾個寫實圖像組合來表示抽象意義也屬象征;‘標音,有一部分表音,另一部分表意兼表音者,有借此詞語代表另一同音詞語意義的單純標音字,有寫實、圖像加一音標的合體字”。作者從文字形體符號和語言關系入手進行結構分類,比傳統六書理論更為合理。最有影響的文字學著作當數唐蘭《中國文字學》,在論述漢字構形時,對傳統六書進行了批判,認為“六書說”在義例上已有很多漏洞,在實用時,界限更難清晰,進而提出漢字構形“三書”:象形、象意、形聲。象形包括六書中的象形以及指事的一部分,象意包括六書的會意以及偏向于“事”的指事字,對漢字構形研究有很大促進作用,但沒有解決實際問題。因此,裘錫圭的《文字學概要》對唐蘭“三書說”提出了質疑,認為唐說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1)把三書跟文字的形、意、聲三方面相比附;(2)沒有給非圖畫文字類型的表音字留下位置;(3)象形、象意的劃分意義不大;(4)把假借字排除在漢字基本類型之外。對于第三、四兩個問題,1956年陳夢家在《殷墟卜辭綜述》中已經指出,并提出了自己的“三書說”,他認為假借字必須列為漢字的基本類型之一,象形、象意應該合并為象形,所以他的“三書”是象形、假借、形聲。陳氏的三書說基本是合理的。80年代,裘錫圭在陳夢家“三書說”的基礎上提出了“新三書說”,改陳氏“象形”為“表意”,“三書說把漢字分成表意字、假借字和形聲字三類。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稱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稱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聲字同時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稱為半表意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這樣分類,眉目清楚,合乎邏輯,比六書說要好得多”。的確,立足于表意和表音把漢字分成三大類,使漢字構形理論更趨細致、嚴密而完整,大大減少在應用過程中的分歧。盡管如此,裘氏“新三書說”中仍有一些問題值得商榷,如用“表意字”來總括“象形”、“會意”、“指事”等,未免失之籠統,其中小類的劃分,有的從字形出發,有的從字義出發,分類標準未能一致;其次,假借的概念是從文字的應用層面而言的,如果脫離文字使用的環節,假借其實只是一個很小的范圍,即使是造字之假,也是與應用層面直接聯系的。因此,“假借”能否作為構形類型之一,似乎仍值得研究。

現代學者何九盈也贊成把漢字分為表意、形聲、假借三種類型,但他的理論根據和劃分層面與唐蘭、陳夢家不同,他的“三書”是建立在二元化的表達機制之上。即造字表達與借字表達,造字表達又分為表意類、形聲類。他的由二元表達機制構成的“三書說”,既吸收了傳統“六書說”的優點,也區別了造字表達機制與借字表達機制的不同。造字表達屬于結構機制,借字表達屬于轉換機制。這兩種機制上的特點構成了漢字的系統性、完整性、靈活性。

幾千年來,“六書”在漢字構形研究中的影響是巨大的,直到現在仍被學術界、教學系統采用,仍有學者對其進行探討。詹鄞鑫認為“假借和轉注只是探討字的產生原因、途徑及涉及的問題,如不考慮每個漢字的歷史,就可以排除在外”。因此在《漢字說略》中將六書中的轉注、假借排除在構形之外,另外增加了“象事”和“變體”,從而形成了包括象形、指示、象事、會意、形聲、變體在內的“新六書說”,其中,“指示”即傳統“六書”中偏于“指”的,如寸、本;“象事”即無形之事的名稱,如大、永;新提出的“變體”即用改變一個字的字型來表意,包括了“取形變體”、“取義變體”和“取音變體”三種情況。詹氏的新“六書說”比傳統“六書”更為明確,既吸收了“三書”的成果,又避免了“三書”系統層次的繁瑣,是比較容易掌握而且便于實用的構形理論。

此后,漢字構形問題的研究仍在不斷深入,又有構形新說出現。張玉金、夏中華《漢字學概論》考察了漢字的結構單位,根據字符在具體漢字中功用的不同將其分為三類:意符、音符和記號。作者以此為依據,將漢字的結構類型分為六大類。另外,作者還從結構范疇引出了“結構模式”這一概念,提出了漢字的“左右結構”、“上下結構”、“左中右結構”等等19種模式,不僅注意到漢字構形類型的劃分,同時,也注意考察漢字的構形單位、結構模式等漢字構形的相關問題,這對漢字構形的系統性研究來說,無疑是很有價值的。但是,該書中對構形類型的劃分,某些方面仍值得進一步考慮,如“意符字”類型,與上述裘錫圭“新三書說”中的“表音字”一樣,有過于籠統之嫌。

此外,王寧、鄒曉麗在《漢字》一書中也提出了別具特色的漢字構形理論,首先提出漢字的“構形單位”——“部件”概念,分析了部件的類型和功能,重點闡述了漢字部件的組合類型和組合模式。作者將組合模式分為十種,與傳統構形分析法“六書”相比,這十種模式強化構形學,將所有漢字系統包括,既全面又系統,大致可以涵蓋各個歷史時期、各種形制的漢字構形,而且相互之間界限分明,不易混淆,避免了傳統“六書”適用面窄、歸類難、邊緣現象較多的弊病,是一種更為科學的漢字構形分析法。

中國文字研究走過了近兩千年,作為漢字學理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漢字構形理論研究,經過幾多探索,獲得了幾多經驗,應該相信,未來的構形學將會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