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議《為政》篇二十三章及其諸論者

陳啟明

摘要：對于《為政》篇二十三章的解讀，第一個重點應該是子張所問者為何。不過，對于這個問題，卻未見有多大的爭議?；蛘哒撜咧衅鋵嵰膊]有誰真正注意到子張的問題一一他們關注的是孔子，而非子張。若對孔子之意的理解僅止于“禮”，那么孔子所談論的，“充其量”也就是一個“歷史發展觀”的問題。這似乎是許多論者所不能接受的事情。那么，將這一段話引中到政治的高度，也就無可避免了。

關鍵詞：“禮之?！薄岸Y之變”《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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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p>

對于這一章的解讀，第一個重點應該是子張所問者為何。對于這個問題，卻未見有多大的爭議?！短接[》中引鄭注：“世謂易姓之世也，問其制度變異如何?！比缓蟮贸隽私Y論：“子張是問后世禮也?！?/p>

或者論者中其實也并沒有誰真正注意到子張的問題——他們關注的是孔子，而非子張。所以說“子張問后世禮”的結論是否從孔子的回答中反溯而得，實屬難說。

《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孔子追跡三代之禮，編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曰：隨百世可知也?！北軐嵕吞?，肯定了孔子是在談禮，但是也并沒有對孔子的論證過程作出充分補充。

錢穆在《孔子傳》中指出：“孔子之治禮，其事亦一本于史?！鬃有闹?，未嘗認有百世一統相傳自天子與王室，特認有百世一統相傳之禮。禮有常，亦有變，必前有所因，是其常。所因必有損益，是其變?！?/p>

根據錢穆先生的理解，孔子在回答子張問題的時候所著重談到的，應該是“禮之?！?。至于“禮之變”，則應當見于《八佾》第九章：“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焙苊黠@，假如不分別把這兩章的“禮”看作宏觀上的“禮之?！焙臀⒂^上的“禮之變”，那么孔子的思想就出現了自相矛盾之處。

若對孔子之意的理解僅止于“禮”，那么孔子所談論的，“充其量”也就是一個“歷史發展觀”的問題。這似乎是許多論者所不能接受的事情。那么，將這一段話引申到政治的高度，也就無可避免了。

這樣的引申首先來自于孔子的弟子?！睹献印分杏涊d了子貢的言論：“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边@與孔子“雖百世而可知也”的論斷有著明顯的源流關系。

《法王百篇》則曰：“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圣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太平也，如欲太平也，會之而用它道，亦無由至矣?！痹谶@里，孔子之言“上綱”不言而明，而所作的辯護也跟著一起“上線”。為“圣人”的辯護和對“獨夫”的批判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精彩倒是很精彩，卻理據不足?！翱芍钡摹鞍偈馈碑吘故且粋€抽象的概念，用歷史事實去套用已經是失誤了，況且所用的，也并非什么事實，只是一個“符號”罷了。

《漢書·董伸舒傳》中，“仲舒對策曰：故王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當用此也?？鬃釉唬骸笠蛴谙亩Y，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圣相授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即亂世者其道變?！倍偈鎱^分了“變”的內容(制)和“不變”的內容(道)，并且沿著“三代”的歷史繼續向上追溯“不變”的“道”。最后得出了“繼治世者其道同，即亂世者其道變”的結論。

不難發現，在董仲舒的論證中，他也將“亂世”作為孤立、特殊的時間段，從整個歷史中分割出來。雖然他說的更隱諱；“繼治世者其道同，即亂世者其道變?！痹诒仨毚_保圣人之言無懈可擊的前提下。唯有強調與之不符(或者說，與其引申意義不符)的情況的特殊性。所以，“紂”、“秦”才被反復地當作異類而加以模式化地批判。

自然也可以想見，在這樣的論證中，“異類”的數量早晚有突破底線的一天。

有向政治方面的引申，當然也就有向倫理向度的引申。如馬注：“所因，謂之三綱五常。所損益，謂之文質三統。五類相招，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p>

禮，是聯系政治、倫理的共通點。所以，禮的相因與“可知”自然可以推導出倫理規范“經典化”的結果。這在《集注》中也能看到?！爸^之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其但十世而已乎!圣人所以知來者盡如此，非若后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日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圣人言其既往以明之也。夫修身以至于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無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徑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p>

與董仲舒不同的是，朱熹所追求的具有“普適性”的倫理規范，更具可操作性。因而他的論證也相對自然。既然倫理(“三綱五?！?應當居于“核心”的位置(“禮之大體”)，那么表層的“文章制度”自然成為相對不足道的東西。無論怎樣變化，都無法影響人們對歷史大致走向的把握。

在各種各樣的解讀里，最少有的，反而是從文本出發，考證“三代”的禮樂變化的。楊樹達先生在《論語疏證》中引用了《禮記·祭法》的內容：“大凡生于天地間者，借日命，其萬物死皆日折，人死曰鬼，此五代所不變也，……”還有《論語注》中的：“自周以后，以為變易損益之數，極于三王，亦不是過也?！苯Y論和理據似乎都難以服人。

那么，又是什么使得那么多論者做出如許繁雜的解釋和引申?而同時，為什么他們寧愿跳過一些基本事實和次要人物，在解讀《論語》時直奔孔子的每一句話?

叢闡釋者的角度而言，對孔子的解讀決不可能同單純地閱讀文本畫上等號?！傲涀⑽摇钡牧晳T名義上是不存在了，但還是長久地影響著諸多學者。對經典的注釋實際上是越出文本發表自己見解的機會。而作為后來的讀者，我們之所以并不覺得他們很出格，則是因為他們畢竟還是在針對儒家學說的幾個長久的“共名”發表見解。

由此可見，“十世而可知”的，倒也不只是“禮”了。至于“百世”后如何，我無法妄下定評，畢竟現在閱讀的心境和社會的語境正在進入一個漸漸“紊亂”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