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外一章)

至今還沉浸在國慶觀禮的震撼之中。成龍說他有幸被安排在觀禮嘉賓第一排，他在胡錦濤從面前經過時甚至想跨上去握一下主席的手：這是一種淚流滿面的沖動。我和他不同。我只是欣賞，我不曾產生一握難忘的念頭；要說距離，我應該比成龍更靠近主席，因為我與電視機熒屏不過是一米之遙，距離很近。

距離是個偽命題。同床可以異夢，天涯卻在咫尺，當知距離是人世間最難說清道明的東西。八天長假，孫女倆分別從南京和徐州歸來，讓我樂享了一番天倫。前天她們會同其表兄堂妹一行數人去修繕一新的新沂人民公園賞秋，一個個跑得紅光滿面，對四大藝術廣場和十余處自然界人文大觀交相贊美，無不唏噓。只是找來找去，“沒找到爺爺題撰之聯，”有點怏怏。我理解她們?；蛟S她們此游的第一動因就是想看看我的一副小聯，在她們相對純凈的眼里，那文字同她們最無距離：她們哪里知道，距離是一個因人而異、變幻莫測的家伙。這是我最近被動登臺配合演出的一幕鬧劇，某局一位與我相識30年的朋友，以文化強市的名義請我撰聯，擬用于人民公園的小小梅亭，我遵命撰得“一亭雅趣飄新意／萬朵梅香蕩古風”拙聯一副交給該友，不久他又專程來敝舍說是其領導想用我手跡。如此看得起我，我于是提筆一書，送交他們處置。事后我一連十多天高燒不退，該不是H1N1吧，就沒有進園一逛。而今聽孩子們歸來一講，知道我已被遺名或佚名，這屬于觀點上禮貌上由來已久的意識距離，這一類尷尬已司空見慣，不足為奇。

不料我一個曾專修法律的年輕朋友卻憤憤不平了，向我講起2003年那件轟動一時的“道”字官司，說如果步關東升后塵就署名權向法院起訴，他愿為我起草民事起訴狀，要求有關被告道歉并立即補上作者姓名，再就精神損害要求被告作出象征性的賠償，他主張違法必究、正氣必張：我只淺淺一笑，算是回答。我認定主事者在文化視角上與我不同，“道不同不相為謀”說的就是內在距離。寫到這，一首猴年馬月的舊作竟突然浮上腦來。

掐指算來整整折騰了／一天／夕陽以萬碧柔暉

漫過／擁擠的車窗

對我的勞頓／略施撫慰我／總算在傍晚時分／找到了座位

長長地／吁一口氣筋骨與靈魂／開始微笑／列車員很靚向我走來／她滿面春風說／先生請準備下車／您到站了

這一首13行的無韻小詩，寫的也是某種“距離”：晨昏之間的距離、尋找與得到問的距離、出發和抵達間的距離乃至生與死間的距離。人，無不在距離的出現與消失中了結自己的匆匆一生，對此無須嘆惋也不必憂傷。其實以上提及的種種距離都微不足道，就一個號稱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而言，超越并壓倒60年大慶喜悅的當屬攸關我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兩個大字：文明。值得全民痛切深思的，除如何竭盡所能窮盡智慧以縮短今日社會權錢弊端與我偉大民族理應達到的文明高度之間的距離之外，豈有它哉!

亮閃

歷史老了。故事依舊年輕。這“年輕”一詞指的是經久不衰的生動細節和鮮活張力，它或者勵志或者醒神。如一千年前被讒受貶猶“進亦忱退亦憂”的范仲淹和一千五百年前冒死直諫以宏茲九德的魏征，其人其事將千秋永存。那才教高山仰止，所以我說。無論是位居廟堂之高還是身處江湖之遠，你不由自己地憂國憂民。才是名副其實的政協委員。

我不行。我連前人顧炎武所謂的“天下興亡，匹夫有則”的匹夫都未能做到，頂多能入耳“風聲雨聲讀書聲”，但“家事國事天下事”卻總想那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了。以至于20多年前當我身在外地而意外得知我被增補為縣政協委員，恍然若夢，感慨萬千?回房照照壁鏡，鏡里形容枯槁面黃肌瘦的恐怖那廝，就是我么?一個“鏡子公正無私”的句子瞬間閃過，于是抓起紙筆，寫下了事后由《詩刊》發出的短詩《鏡子》：“鏡子公正無私／有歡樂就見笑眼／有霜雪就見云絲／倘若有所思戀／它便影印出情態癡癡／只是我不明白／它于生命有甚么價值／它重表象而玩忽內質／常將美丑倒置／我鄙夷喬妝打扮／我不照鏡子”。這是我1982年所寫小詩的開頭，而后抒發了本意：“唉，人間哪有一面鏡子／能灼灼照我全部歷史／為民族奮飛鼓我雙翅／為中華進取勵我沖刺／正由于沒有這樣的鏡子／你才來到塵世／我的妻喲／你默默來到我的身邊／替我備下了／你的眸子”。

想一想“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這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里膾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就不難明白百代過客中為甚么大多都與光陰同朽只有寥若晨星的少數人爍古燦今，關鍵就在人格。我們銘記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一比后天下之樂而樂”博大語境的同時，更為他屢屢以“越職言事”的罪名遭貶猶矢志不渝地仗義執言而感佩至極。一個又一個這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志士仁人，挺了文明的脊梁，壯了民族之魂。至于直言敢諫的另一歷史人物當數魏征。盡管唐太宗李世民開明賢達，弄了個貞觀之治，但他也有玩物喪志懈怠朝綱的時候。主要是當時寵鳥成風，這皇帝老兒也不甘寂寞，單各類鳥坊就修了五座，已近癡迷。一日正把玩坊主獻來的一只神鷂，說是能翩翩起舞，龍顏大悅，那鷂鳥在李世民掌心將“胡旋舞”跳得如癡如醉的得意當口，魏征來見。太宗對這位陳情死諫達二百余次的諫官是三分敬愛，七分懼怕。聞報忙將舞得昏天黑地的鰩子塞進龍袍，魏征則高談闊論老半天，直到伶俐舞者被活生生捂死袍中才跪安退出。這種拎人頭匡邪扶正的壯舉，幾個敢干?難怪魏征死后唐太宗嘆道：“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所以當衍美女士囑我為政協60年寫點甚么的時候，我想我可以寫寫鏡子，寫鏡子的為他品質，寫它的善美政協委員至少應是可當以一正時代衣冠的鏡子。

塵封是記憶之母。塵封的東西不會說話，但是它有思想，時過境遷，我幾乎忘了但其后卻每每攪我心潮的那段歲月即得知納我為委員的第一瞬間我感到的不是欣慰，而是沉重，而是我涅磐再生后所終于扛起的一份責任。從19歲投筆從戎作文工團員，到抗美援朝參加火線演出隊到28歲被逐出南京軍區。我過得快樂而自由：尤其是出過兩本詩集后又以一首《戰士的家鄉》榮獲軍區征文一等獎，正興沖沖翹首以待去南京軍區創作室的一紙調貪，卻不料風雷驟起，我便手持8行小詩《碎片》作入場券笑瞇瞇進了地獄。本以為短期升溫，結果是22載生死煎熬，伴我苦度這漫漫長夜的只有高爾基的《囚徒之歌》：“高興監視你就監視，我已逃不出牢監；我雖然生來喜歡自由，哎嗨吆嚯掙不斷千斤鎖鏈!”

允許我吶喊又進一步允許我踏進共商國事的莊嚴大門，我始信眷之真至。也由此才有了一張紙條的滄桑之憶。紙條是去年籌拍專題片《走遍靳沂》時從故紙堆里抖出來的，上面有新沂團縣委彭桂英于1982年4月29日寫就的文字：“今收到新沂酒廠王遼生同志給少年之家錢壹佰伍拾元整”。紙條系后來由廣德轉給我的。彭桂英是誰我不知道，錢多錢少我不知道；只知我從《雨花》文學獎頒獎臺領得150元獎金走下來的第一個電話是打給陳廣德的，請他立即墊付同等數額人民幣交給新沂少年之家，作為我向宋慶齡中國少年兒童基金會和“愛我中華修我長城”等兩次捐款后的愛心延續：只知這字條的要害并不是鈔票，而是憂慮與哲思在我l心中的沉積與蕩滌。沒有誰能夠留住時間。如何在短暫一生中作一次半次的閃爍，就是意叉。作為一個偶然出現又必將消失的個體，存在的價值究竟何在，這是我20多年前加入新沂、徐州政協之初所盤旋腦際的一個課題。在我看來，政協委員不是榮譽稱號，不是頭上光環。而是為民族嘔心瀝血為人民瀝膽披肝并能在前賢今哲的明鏡中學做一個鐵肩擔道義的角色，才可望不負萬民。我當時為自我警策而寫下“如果我不能與時代同笑，便讓我與之同哭”的詩句，就是我生命的座右銘。倘若我修煉不成一面利國利民的明鏡，至少也要求今生今世有一剎那的閃亮。所以我說。我活著并非奇跡，奇跡應該是死得豪邁，如無意間點燃一個青春，如閃電般劃破一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