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兒”文化異彩紛呈

人們稱頌中國西北的民間歌謠“花兒”是“西北之魂”?！盎▋骸币云涓柙~之浩瀚、曲調之豐富、傳唱民族之眾多、領域之遼闊及歷史之悠久,堪稱世界民歌之首。有文字記載五百多年之久的民間歌謠“花兒”,是中國西北各民族人民心中之歌,是老百姓口頭之詩。

“花兒”,讓文化藝術界引頸注目,展開較大規模的理論研究,并推動“花兒”向前涌動,進入高峰期,這其中的主要力量,依賴于“花兒”自身之美的本質,是平民百姓在與天道和諧的行進中,彰顯內心情感的天籟之聲。我以為,對“花兒”這一口頭傳唱民歌、所特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應該是要以有文字記載為開始、為依據?！盎▋骸崩碚撗芯康呐d起與發展,必須具備一定的有利條件,反映其時代的政治局面、經濟形勢和人文環境?！盎▋骸崩碚撗芯扛叻迤诘某霈F與形成,主要表現在參與研究人員的多寡和他們的理論水平的高低。

縱觀“花兒”理論研究的歷程,”花兒”的興盛,應該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但其中也因社會的變革和時代發展的階段性,“花兒”理論研究也躍現出不同的波瀾。期間,涌現許多有價值的理論文章和重要代表性著作,以至有幾年形成了多元化形態,催動“花兒”綻放播香的好時光,以至于達到了“花兒”理論研究的高峰期。在中國”花兒”步入繁榮時期的景象中,如何系統了解和認識“花兒”理論研究的現狀、發展規律,以及伴隨著興盛呈現出的諸多問題,將會對“花兒”事業繼續健康發展有其積極的作用。

“花兒”理論研究的回顧

一、“花兒”理論研究的興起

“花兒”理論研究的啟明期,應屬至今有文字記載的是十九世紀末,鄧華堂先生曾經編錄過的兩個手抄本《花兒集抄》和《花兒探索》,但都未能面世便遺憾地佚失了。其次是上世紀20年代初的袁復禮教授所寫《甘肅的歌謠-話兒》一文,連同他所搜集的“花兒”30首,發表于北京大學《歌謠》周刊1925年第83期。且把“花兒”誤寫成了“話兒”。 后來朱自清先生在講授“歌謠”時還引用過一首“花兒”:“焦贊孟良火葫蘆,火化了穆柯寨了;錯是我倆都錯了,不是再不要怪了?！苯又且詮垇喰邸痘▋杭窞榇淼男》睒s期;其實,張亞雄也早在20年代起,開始了對“花兒”的采集、研究和整理,雖然《花兒集》出版于1940年,他也屬啟明時期。

二、“花兒”理論研究的新時期

新中國建立后,“花兒”被朱仲祿等一些著名歌手引領到京城,曾經引起了民間文學理論家們的注意。有唐劍虹等所編輯的《西北回族民歌選》1950年蘭州出版,柯楊的《花兒朔源》一文1951年在《蘭州大學學報》發表,由朱仲祿等整理的《西北花兒選》1954年在西安出版。這時,國家組織開展了有關部門對民間文學和民間藝術的大規模搜集活動;同時,一并展開了對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藝術的整理、翻譯及研究工作。1956年,潘光旦、吳文藻、楊成志集體建議,制定了中國民俗十二年規劃,因“文化大革命”過早夭折。但大躍進時期,在全國征集民間歌謠為政治服務的前提下,對”花兒”的搜集整理與評論文章也出現了一個高潮。有許多歌謠集、“花兒”集與理論文章前后出現,有些集子和文章還是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如華恩的《青海民間歌曲集》、黃榮恩、朱仲祿等所編的《青海民歌選集》等。

但真正對“花兒”理論研究的興起,主要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在上世紀 80年代,由于顧頡剛、白壽彝、容肇祖、鐘敬文、羅致平等老學者聯名提出《建立民俗學及有關研究機構的倡議》,促使中國民俗學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人才培養、機構建設以及全國民間文學普查的形勢下,“花兒”理論研究,也得到了重視和發展。

“花兒”研究的繁榮期

“花兒”理論研究的發展和繁榮,應體現在“花兒”機構的建立、“花兒”歌手的不斷涌現、“花兒”詞曲的創新、“花兒”演唱活動多樣化形式的出現和社會文化需求的增強等諸多因素方面。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文化思想界打破以往長期的禁錮,逐步顯示出發揮中國意識形態的傳統,彰顯東方人類文化思想發展的連續性。這方面尤其凸顯在民間文化藝術的研究領域。隨著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全面深入,人們的意識得到解放,最能表現人們思想情感的大西北民間歌謠“花兒”,以及她的精髓愛情“花兒”,也隨著人們自由舒暢的群體心態表現出來。歡樂的人群歌唱“花兒”的場面隨處可見,田間地頭、豐收場院、鄉村廟會、大小公園、飄香茶園,都有男女老少歌手獨唱、對唱,特別是在具有傳統歷史的“花兒”會上,人山人海,傘蓋如花,歌手和酒香、花香融為一體,聽眾和唱家、藝術家陶醉一起,那生動可人的場面,讓每個觀者激動不已。人隨天道,許多“花兒”歌詞集,應運而出,匯集出版。1978-1999年間公開面世的“花兒”著作有:

1978年,《八億巧匠蓋金樓》青海民歌集,出版,1979年,內部出版了西寧市文聯編輯的“西寧演唱特刊 ——《花兒集》”,1980年,青海民研會編印了《傳統花兒專集》,甘肅出版雪犁 、柯楊所編的《花兒選集》,寧文煥出版了《洮州花兒散論》。1982年,青海文研會編輯出版《“少年”“花兒”》論集,青海出版朱剛的《傳統愛情花兒百首》和曹廷偉的《中國傳統情歌》。1984年,新疆出版《博格達》編輯部的《天山下的花兒》,介紹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流傳的河湟“花兒”,西北民族學院研究所郗慧民所編的《西部花兒》出版,中國民間文藝社出版雪犁的《蓮花山情歌》。1987年,青海出版雪犁 、柯楊合編的《西北花兒精選》。1989年寧夏出版徐興亞主編的《六盤山花兒兩千首》,青海出版趙宗福的《花兒通論》,蘭州大學出版郗慧民的《西北花兒學》,甘肅出版陶立璠等合作的《甘肅情歌選》。1991年,《花兒新論》魏泉鳴著由甘肅出版,11月臺北漢聲雜志社編出《西北高原的花兒》。1994年,甘肅出版張國元的《山鄉情歌》、楊少青的《大西北放歌》、張林的《西部歌王》,青海出版魏泉鳴所著《中國花兒新編》,新疆出版雪犁編著的《西北民歌精粹》。1995年出版劉凱著的《西部花兒散論》。1998年,寧夏出版高琨著張賢亮作序的“花兒”創作集《紅牡丹》。1999年蘭州出版王沛著《河洲說唱藝術》,香港出版董克義編著的《積石山愛情花兒2000首》。期間,陶立璠教授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撰寫有關“花兒”的許多詞條,眾多的民間歌謠集成與州縣志書都有“花兒”章節記述。

從這許多“花兒”專集和研究著作中,不難看出,在青海、甘肅、寧夏、新疆幾個省區所編輯出版的“花兒”集中,選取的“花兒”歌詞,有的幾百首,有的八九百首,有的二三千首,總共不下四五萬首。并且,有些著作中還錄用了一些典型的“花兒”曲令。唱“花兒”的民族有漢族、回族、撒拉族、東鄉族、藏族、土族等。雖說,許多“花兒”歌詞內容,不少互相重復,個別文辭粗劣,有些甚至并非“花兒”,盡管如此,還是瑕不掩瑜,其主流其成績,仍然讓人們深深感到,中國之西北正是“花兒”歌謠的海洋,那些美妙如春的愛情比興詞匯,如“四股子麻繩背扎下,濕柳條揭穿了背花;木籠里裝上了游天下,不死時不和你罷下?！弊屓诵淖?“蓮花山對的姊妹山,人伙里只有我難寒,心上沒有紐門寬,”讓人心顫。因為,許多傳統“花兒”在許多區域都在傳唱,但因不同地區的地方語言,又運用不同的曲令,從而,所演唱者的感情色彩也是異彩紛呈,各有所長。但這些“花兒”集與民間文學集成中的散見“花兒”,畢竟給予了“花兒”研究者豐厚的資料礦藏,提供了寬闊的創作素材。新疆《博格達》一文也編輯出書也反映出人們對“花兒”的熱愛和鐘情,這一時期促使“花兒”研究的歷史進入到平穩發展期。

“花兒”研究的論爭

改革開放30年中,以《青海日報》和《青海湖》雜志作為研究“花兒”的論證平臺,發表了許多有意義的“花兒”文章。首先,1980年3月,“花兒”研究前輩張亞雄先生在《雪蓮》發表《花壇往事及花兒探源》一文,接著青海民俗學家李文實先生4月在《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發表《“花兒”與“詩經·國風”》,探討了“花兒”與“詩經”的淵源關系。這年,甘肅省柯楊也在《蘭州大學學報》發表《花兒溯源》重要論文,文章從“花兒”流行的歷史地理、“花兒”產生的時代、“花兒”出現的歷史背景、“花兒”名稱的由來、“花兒”的起源、“花兒”的發展演變及“花兒”的研究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討。此文值得稱道的是,作者引用了翔實的關鍵資料,采用了比較學方法。但也引起了劉凱的質疑,在《雪蓮》發表《“花兒”探源淺見》一文。趙侖在《青海日報》發文《花兒故鄉辯》,“花兒”歌唱家朱仲祿等于1981年11月30日在《青海日報》提出《“花兒”故鄉之我見—兼與趙倫同志商榷》。很快段平等在《圖書與情報》刊出《“花兒”資料索引》(1982年3月),又給大家提供了寶貴的“花兒”資料。劉凱、魏明章、黃榮恩、魏泉鳴、丁勝、馬甘等,展開了一場有意義的爭論。許多“花兒”研究者、愛好者也不甘寂寞,紛紛在《青海日報》、《甘肅日報》、《寧夏日報》、《民間文學》、《青海群眾藝術》、《青海湖》、《雪蓮》、《寧夏文藝》、《新疆民間文學》、《河湟民間文學集》(內刊)、《隴苗》、《博格達》、《中央民族學院學報》、《西北民族學院學報》等報刊,發表了很多論文和文章。這些文章中蘇琴發表于中央民族學院學報的《也談“河湟花兒”與“洮岷花兒”的關系》、朱剛等在《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發表的《河湟“花兒”族源試探—從河湟花兒的若干語音現象談起》、魏泉鳴的《青海對花兒來龍去脈的探討》、馬甘發表于《青海社會科學》的《“花兒”的歌唱內容和社會價值》和朱仲祿的《花兒演唱技巧的探索》、蘇萍發表于《民間文學》的《“花兒”的藝術特征和演唱風格》、《談花兒的發展與提高》等文章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直到朱仲祿1987年 6月在《青海日報》提出《“花兒”與“少年”之爭可以休矣 》一文,算是告一段落。青海文研會先后編輯出版《“少年”“花兒”論集》和《花兒論爭集》,收納了這一時期有關“花兒”的探討文章。

其實,這一發展階段,對“花兒”理論研究的推動起到重要作用的,還在于王浩于1981年《民間文學工作通訊》14期上提出的:“關于召開花兒討論會及成立花兒研究會的建議”,得到了汪玉良、魏泉鳴、蘇萍的積極響應,并建議成立“甘肅花兒研究會”,并由甘肅省群藝館在蘭州主持召開了首屆“花兒學術討論會”。會上,柯楊發表了《努力攀登花兒研究的新高峰》,此文明確提出將“花兒”研究納入民間文藝學體系;要拓寬視野,擴大“花兒”研究的領域;要特別重視“花兒”研究的方法。以后,又將“花兒”研究會搬到蓮花山“花兒”會現場舉行,然后再回蘭州討論?？聴钤趦纱螌W術會上前后提交論文《具有代表性的回族花兒“出門人的歌”—臨夏花兒族屬探討之一》、《新疆傳統花兒瑣議》中,提出“回族花兒”是“出門人的歌”的歷史性特質與“花兒”隨民族遷徙的變異性問題,使之加深了研究“花兒”的深度與廣度,對西北地區“花兒”研究,具有驅動作用。

繼之,青海、寧夏也成立了“花兒”研究會,在青?！盎▋骸毖芯繒徒釉次幕芯繒慕M織下,先后組織舉行了多次“花兒”學術研討會?！盎▋骸崩碚撗芯恳嗤苿恿恕盎▋骸备柙~、曲譜的進一步搜集整理,相應地出現了諸如周娟姑、張更有1988年編選的《青海傳統民間歌曲精選》,增強了全國對“花兒”的認識和印象,擴大了研究“花兒”、演唱“花兒”的范圍。

“花兒”理論研究的高峰期

“花兒”理論研究的高峰期,應該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的新階段,也是新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最好的時期。從這十年中公開出版的“花兒”集和“花兒”研究著作先后有:《積石山愛情花兒2000首》(董克義編著)、《花兒詞話》(羅耀南著)、《青?；▋涸捛嗪！?滕曉天著),朱仲祿先生的《愛情花兒》、魯劍編著的《西北民歌與花兒集》、柯楊先生的《詩與歌的狂歡節—“花兒”與“花兒會”》和《民間歌謠》、青海馬得林編著的《新編大傳花兒》、陳元龍主編的《中國花兒新論》、魏鳴泉所著的《中國花兒學史綱》。在2006年這一年中,青海、甘肅、寧夏集中出版了寧夏高琨著的《綠牡丹》、屈文焜的《花兒美論》、徐治河編著的《中國花兒文化編年史略》,青海顏宗成、師守成、滕曉天、井石主編的《青?；▋赫摷泛汀肚嗪Ｐ禄▋杭?、《大西北新花兒選集”》和汪鴻明、丁作樞編著的《蓮花山與蓮花山花兒》、郗慧民的《西北花兒學》、劉凱的《花兒散論》、《花兒論集》,何富成的《花兒的絕唱》,以及朱亞榮、李凌主編北岳文藝社出版的《中國民歌精選》第2集,甘肅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叢書之一郭正清著的《河州花兒》、收錄“花兒”725首,王沛撰稿的《大西北之魂——中國花兒》,白庚勝、向云駒編著的《大西北之魂 “中國花兒——中國民間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推介叢書”》(黑龍江版)。進入2008年,寧夏出版了兩部很有意義的著作,武宇林的《中國花兒通論》和楊玉經、陶雨芳等主編的《寧夏回族花兒劇精選》。近期還有《中國花兒音樂曲令大典》、《新編花兒集》、《青?；▋捍蟮洹废嗬^問世。

這些著作可分為兩類:

一、是在以往“花兒”搜集整理的基礎上,又增加的新品類,并突顯出各自的特點。如《積石山愛情花兒2000首》,是以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為主的少數民族愛情“花兒”的集大成者?！痘▋涸~話》對700多首自然淳樸的“花兒”歌詞,初步進行了“花兒”特征的文學分類,并作了“花兒”的鑒賞和一些“花兒”詞語的注釋,對了解、傳播、研究“花兒”大有裨益?！肚嗪；▋涸捛嗪！?也是別開生面,通過對青?！盎▋骸钡馁p析,全面概括地展現出青海悠久的歷史,并以獨特的文學眼光,贊揚了大美青海的壯美自然景觀、高原淳樸的民情風俗和悱惻纏綿的愛情?！稅矍榛▋骸犯恰盎▋和酢敝熘俚撓壬?0多年來演唱“花兒”,搜集“花兒”、研究“花兒”心血的結晶,其中滲透著先生命運多舛的人生經歷,悲愴孤寂、血淚摻拌和悲歡離合。近160首“花兒”是他原來所搜集的3000余首“花兒”中的精選,并且都是親自演唱過的“花兒”歌詞,他定名為“愛情花兒”,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中國“花兒”的精神內涵與本質?！盎▋骸笔歉璩咴髅褡謇习傩諓矍榈母柚{,是生動反映高原兒女在生活現實中,對美好愛情的追求和向往。同時,如《索菲亞的心曲》等,也不同程度地融入了他個人的親身體驗。除了一些傳統愛情“花兒”以外,大多數是他數十年演唱“花兒”時的即興改編和創作的作品,許多經典“花兒”成為了眾多“花兒”歌手的演唱壓臺節目?！稅矍榛▋骸房烧f是“花兒”發展史上的經典之作,是給世界民間文學研究領域存留下的寶貴財富?！肚嗪；▋盒缕?、《新編大傳花兒》、《中國民歌精選》第2集、《河州花兒》等都有不同的特色,其中馬得林在記錄整理傳統“花兒”過程中,結合了中國幾部著名的的文學著作,還聯系生活實踐,創編入許多具思想內容的新“花兒”詞匯,堪稱為大傳“花兒”,總數達1059首,的確是難能可貴,對“花兒”的理論研究提供了可信有價值的寶貴文獻資料?！肚嗪；▋盒缕肥杖肓私仔戮帯盎▋骸??！吨袊窀杈x》第2集中,入選青海民歌3首《訴五更》、《遠看黃河是一條線》、《新編的花兒用車拉》,甘肅《山歌》、《跑馬調》,寧夏《抗拔兵》、《六盤山聚寶盆》。民歌改編《阿利瑪》、(馬景富編曲)、《吃果子不忘種樹人》(朱仲祿詞,黃瑞科編曲)、《尕妹是才開的牡丹》(馬倬編詞曲)、《河州花兒》(收錄“花兒”725首)、《花兒的絕唱》,卻是一幅幅反映民俗學的生動漫畫。

二、是“花兒”理論研究的專著。如:柯揚先生的《詩與歌的狂歡節—“花兒”與“花兒會”》是“花兒”研究史上的一個重大成果,作者將民間歌謠“花兒”提高到民俗學研究領域,稱贊“花兒”會是民間詩與歌的狂歡節,此專著中。著要提出了研究“花兒”的方法,由于“花兒”、“花兒”會的源流,完全來自民間,因此研究“花兒”不能只是坐在書齋里靜態、凝固地研究,要在深入現場和廣交民間歌手朋友的基礎上,結合資料進行研究。在這一階段,柯揚在荷蘭萊頓大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宣讀論文《聽眾的參與和幾個省的才能-兼論洮岷花兒對唱中的環境因素》,并把美國學者帕里·洛德口頭詩學理論,應用到“花兒”研究之中,寫出論文《蓮花山花兒程式論》,從“花兒”會的規律中發現了“花兒”對唱在一定的程式下“花兒”唱把式相互激發出的即興創造性,使“花兒”理論研究走向了世界。郗慧民的《西北花兒學》,則成為了許多綜合大學講授民間文學必不可少的“花兒”理論基本教材,很受學生歡迎?！肚嗪；▋赫摷肪庍x了近年來“花兒”理論研究者的70篇論文,其中喬建中先生《寫給〈愛情花兒〉的序》、曹萍女士的《努力打造青?；▋浩放啤泛椭焓揽壬摹逗愉一▋赫Z言藝術的散點透視》、趙宗福的《花兒理論研究與基礎工作的關系》、辛光武的《試論花兒走向世界的途徑》和《愛情花兒的社會地位》、朱仲祿先生的《花兒演唱技巧探討》、呂霞的《土族花兒的文化特征》、井石的《網絡花兒談》、李紅的《花兒與西北女性》、羅成的《青?；▋旱纳鐣W分析》、石永的《花兒在舊社會被避諱的社會根源》、張朵兒的《淺談花兒的唱法及發聲方法》等文章和論文,從“花兒”的社會價值、社會需要、社會效益與傳播途徑,以及“花兒”的民族特征、民間文學語言特點、“花兒”的音樂性和演唱藝術等等方面,進行了研究或論證,從此將青?！盎▋骸钡睦碚撗芯客葡蛄烁叱??！痘▋赫摷芳Y了甘肅省幾屆“花兒”學術討論會的精選論文,其中入選的郗慧民的《花兒的類型》、《花兒的流布》、《臨夏花兒藝術性考察》、雪犁的《花兒的搜集出版和研究狀況概述》、柯楊的《花兒研究在國外》、《洮岷花兒在港臺》、《洮岷花兒中的祭祀性歌謠》等,有很高水平?！吨袊▋盒抡摗?、《中國花兒文化編年史略》、《中國花兒通論》,甘肅出版的《大西北之魂——“中國花兒” 》和黑龍江版的《大西北之魂 “中國花兒” ——中國民間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推介叢書》等專著,都是大氣磅礴,上下貫通,具有非物質文化研究歷史價值。魏泉鳴從1979年開始,深入青海、甘肅、寧夏、新疆“花兒”流行地區,與“花兒”為友,采訪民間“花兒”歌手,通過“花兒”理論研究者和許多熱心“花兒”的編輯,經二十幾年的準備,搜集西北“花兒”歌詞近3萬首,通過在目前所掌握的大量研究資料基礎上,科學分析,查證勘實,尋找規律,終于撰寫出《花兒學史綱》巨著,初步明晰“花兒”脈絡,使之中國“花兒”發展歷史的研究系統化,功不可沒。他在第六編中提出:“中國‘花兒學歷史上蓬勃發展的繁榮期的第三階段,成自于明代萬歷年間山西人高洪,在河州做官期間的詩作中首先出現‘花兒一詞的文字記載以后的四百年間是令人陶醉的階段?！倍鴸|鄉族馬志勇卻提出異議,他經過對《河州志?？啊返牟檎?并未見高洪詩集《秦寨草》手抄本記載,但高洪應當是“高弘”之誤,山西人高弘在河州仁職時間是1465—1478年,共23年,如此,見“花兒”一詞,當是500年前之事了。

而甘肅版的《大西北之魂——中國花兒 》和黑龍江版的《大西北之魂:中國花兒——中國民間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推介叢書》等專著,在“花兒”研究系統化方面,各有自己的特長。黑龍江版“中國花兒”(簡稱),作者通過7章19節的系統排列,從“花兒”的載體、分布、性質、歷史、功能,“花兒”的傳承人及研究,“花兒”文化形式推介的達標程度評估,瀕危報告,保護、利用、發展計劃,國際與國內著名作家對“花兒”文化形式的專題評價與權威研究文章精選以及“花兒”傳承群體中代表人物點評等方面進行了歸納與論述。其中編著者對“花兒”文化形式瀕危的現狀與危機、原因、結果的評估很有見地,這一看法,實際上是既看到和肯定了目前“花兒”發展的現狀,但也提出了如果得不到社會應有的重視和保護,可能有低落、消失的危險。他們認為,“花兒”是西北高原流行的山歌,源遠流長,形式獨特,異彩紛呈,是黃河上游文明組成的重要部分。近年來受到中外專家學者及諸媒體高度重視,已經發展為獨立的文化學科——“花兒”學,成為中國民間文化領域深受矚目的一門顯學。同時他們認為從“花兒”的歷史淵源、藝術價值、演唱習俗、瀕危狀況方面來說,“花兒”都屬于珍貴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作者強調了在“花兒”保護中傳承人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花兒”演唱藝術與曲令音樂資料的珍貴性。人們用世界上最美好植物的“花兒”比喻西北山歌,其中充滿了無限熱愛之情?，F在我們將“花兒”稱之為活著的“詩經”、西北的百科全書、世界山歌之首等美譽,使之和世界各地的民間歌謠并駕齊驅,提高到中國“花兒”之高度,其所作的評估,都有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可以佐證。

《中國花兒通論》的作者武宇林原是個畫家,他用美學家的眼光看待“花兒”,“通論”以6章18節,依次記述了“花兒”的歷史、名稱、流派,“花兒”的基本歌詞形式、“花兒”的主題與其他歌謠的關系,“花兒”的修辭:比興、比喻和賦,“花兒”中的民族特征和民俗事象,“花兒”的田野調查,以及“花兒”的創新思考等等。集中、系統地突出了“花兒”的文學、民俗、民族文化、音樂的美學價值,并特別提到“花兒”未來發展的生命力,應該是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必須依靠創新發展思考的重要命題。

“花兒”的創新

“花兒”的社會生命力,在于創新和發展。這一點曾經有過爭論,但從“花兒”歌唱家朱仲祿、丁若蘭、蘇萍、馬漢東、馬俊、董秀蘭、張朵兒等人的演唱藝術實踐證明,只有在繼承優秀“花兒”傳統經驗的基礎上,創新才是健康發展的道路。朱仲祿先生曾對我說,“花兒”的生命在于發展創新,陜歌的《花兒與少年》為什么唱響全國,走向世界,那是對群眾喜聞樂見的傳統“花兒”,進行了改造、創編,才被廣大觀眾所接受,以至于延續到今天,還有生命力。民俗學博士張君仁在朱仲祿《〈愛情花兒〉跋》中說,《愛情花兒》所收錄的作品大約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來自民間的原始采集,屬于無名氏之作;第二種是經過老人改編的作品,雖然來自民間,但是它們融入了編者的創作意識;第三種類型如《花兒會贊》、《新花兒用車拉》、《育花吟》等就是純粹創作的新作品。并且肯定無論是哪種類型,它們都具有濃郁的民間文化精神,是民間文化的全面反映。寧夏高琨的《紅牡丹》、《綠牡丹》多是創編新“花兒”,作家張賢亮作序高度贊揚了“花兒”的創新精神。

蘇萍小時候第一次學唱“花兒”,就是化隆解放后從延安來的工作組李大姐教唱的新編“花兒”:高山要變個米糧川,旱地變成個水田;姐妹們翻身穿綢緞,活像個才開的牡丹。蘇萍演唱的“花兒”是“打扮過的花兒”,卻受到各地群眾和專家的認可和歡迎。年輕的“花兒”演唱藝術家張朵兒,是民間出來的青年歌手又經過高等學府培養的聲樂藝術家,她勇于創新,在保持“花兒”藝術特色的基礎上,所創編演唱的“花兒”唱片專輯《可可西里》,獲得全國金唱片獎,說明“花兒”的創新是人民群眾所喜愛的,是時代發展的需要。王洛賓的《在那遙遠的地方》也是經青海民歌改編創新,不徑而走,風靡世界。

“花兒”歌詞的出版發行是傳播“花兒”走向世界的途徑,“花兒”文學在大學作為民間文化課講授,是一種傳承發展必經之路,而“花兒”會、“花兒”的舞臺演唱、器樂演奏、歌碟、“花兒”網,都是傳播“花兒”的途徑,其中人們仍然寄希望于大型的“花兒”歌劇唱響全世界。青海、甘肅、寧夏都先后作過創作和嘗試。

“花兒”理論研究的問題與發展

“花兒”理論研究的道路,應該是與“花兒”在社會上的歷史興衰同步發展,先后都是經歷了開端、起伏曲折的發展、停止和興盛的諸階段。不管“花兒”歷史編年史家如何確定各個不同時期的“花兒”存在和發展的歷史階段,我們可以從以上所剖析的“花兒”歌詞的搜集整理后所出的專集和理論專著、“花兒”演唱歌帶歌碟的發行,“花兒”會的舉辦層出不窮、“花兒”歌手、“花兒”理論研討會的舉行、報刊雜志開辦的欄目和廣播電視電影中“花兒”演唱演出專題報道,以及新聞媒體的重視與有關文學界、藝術家的評論,“花兒”學進入高等學府等,都是仰仗了國家對民間文化的重視與好政策為前提,也與具有理論研究高水平的社會文化人,出于對“花兒”的由衷愛好、深入研究、科學分析分不開。不久,尚有《中國花兒音樂大典》、《青?；▋捍蟮洹?、《新編青?；▋骸返戎鞒霭?。這一切可以證實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中后期,是“花兒”理論研究的高峰期。

但在蓬勃發展的形勢下,目前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重復太多,許多傳統“花兒”被互相傳抄應用,造成了不應該出現的混亂和錯誤;二是著作專集名稱越來越大,但依然缺乏系統、科學的分類和精心的編排,顯得粗糙;三是有些“花兒”理論研討會上,所發表的有些文章,內容膚淺,只在一些枝節問題上爭吵,往往是探討不著邊際的問題。這些現象,反映出我們的“花兒”理論隊伍,仍然缺乏一定數量高深層次的研究人員所致。并且出現一些經紀人受功利思想侵蝕,為了市場盈利,組織不諳“花兒”基本規律的人編寫出版集子,組合一般演唱水平的“花兒”歌手出歌碟,形成作品粗制濫造,有誤“花兒”傳播,有損“花兒”理論研究的進展。我們知道,“花兒”理論研究的科學方法,與其他學科大致類同,首先要了解中國文化思想的脈絡是屬于東方人類所具有的連續性;其次,“花兒”理論研究再不是單一的,只靠一股熱情,而不具備深厚的文化底蘊可隨意進行的。同時,“花兒”理論研究發展到今天,雖然依舊需要繼續耐心挖掘、搜集、整理各地各民族散存的“花兒”資源,但更為重要的是對“花兒”的起源、發展的歷史,“花兒”的內在規律、“花兒”的社會功能、“花兒”的曲調特色、演唱藝術的特質及“花兒”歌手、演唱藝術家的特點等等,特別是有關口頭傳承人音樂特征等進行科學記錄與深入研究,主要是查找文字依據資料,并在比較學、多元化學科之間,展開分析探討,使“花兒”理論研究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