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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析屈原愛國思想形成的原因及其悲劇結局

2009-04-06 05:54
群文天地 2009年3期
關鍵詞:楚國屈原愛國

劉 潔

屈原在中國文學史上和中國思想史上都居重要地位。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而且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先驅。在反復讀他的作品時,我們會深深地被他的愛國精神所感動。他不論是政治上得意,還是失意、被放逐,都表現了對國家、對人民、對君主的極大關心。他的作品充滿了強烈的愛國精神。屈原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已為古今一絕,那么,他的這種愛國思想和最終的悲劇結局是如何形成的?我們通過以下方面作一分析。

一、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考察屈原的愛國思想

列寧說過,所謂“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濃厚的感情”。毛澤東則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地位》里說過:“愛國主義內容要看在什么歷史條件之下來決定”,要談屈原的愛國思想自然不能離開屈原生活的歷史時代來探討。

楚原是商的屬國,商亡后,被迫向南遷移,后被周成王封于楚地。常被周人斥為南蠻加以剪伐,始終局促于漢水之南。周東遷后,國力衰弱,楚趁機發展勢力,縱橫于漢水、長江一帶,并向北發展,打敗了隋國、徐國,滅掉了申、息、鄧、弦、黃等國,屈服了陳國、蔡國,插手鄭國事務,與齊國爭霸。尤其是打敗了宋國之后,楚成了中原的霸主,控制了黃河流域的許多中小國家。公元前606年,竟陳兵于周的邊境,問鼎于周室,意在取而代之。公元前597年,楚征服鄭國,飲馬黃河,雄視北方,與晉國對峙。楚昭王時敗給吳國后,國力雖然大減,但直到春秋后期,它的疆域在諸候國中仍是最大的。戰國中后期的楚懷王時代,楚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山東諸國合眾抗秦,推懷王為縱約長,所以漢朝劉向概括當時的形勢說:“橫則秦帝,縱則楚王?!?/p>

源出于擷頂部落,在上古民族結構中曾長期處于特殊地位的楚民族素有愛國傳統。由于南遷,使它介于華夏、蠻夷之間,為求生存與發展,它必須利用夷夏雙方的力量,吸收相鄰各族的積極的文化因素,經600余年的艱苦奮斗,推行“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的路線,務使夷夏“閣不率服”,因而竟壯大發展成為戰國時期兩強國之一。到春秋后期,楚國已兼并了四五十國,疆域擴展非常迅速。到戰國中期前,楚已成為戰國時代疆域最大的國家。

楚民族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光榮歷史,使楚人有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從而更形成了熱愛楚國、報效楚國的傳統精神,君臣上下,普遍如此。屈原作為這樣民族中的一員,作為一個出身沒落貴族家庭、深諳歷史、具有偉大政治抱負的剛烈之士,繼承了楚民族的愛國精神傳統,是自然而然的??梢哉f是當時的客觀現實造就了屈原的愛國思想,使他成為一個偉大的愛國政治家兼詩人。

由于楚懷王昏庸無能,目光短淺,楚國內部貴族腐朽勢力把持政權,山東六國彼此爭奪,導致秦國趁機采取遠交威脅利誘等手段,完全瓦解了合縱聯盟陣線,使得楚國由盛轉衰,逐漸走向滅亡。屈原正是處在這樣歷史年代,在楚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被楚懷王任用為左徒的,“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在內政外交方面都居重要位置。在《惜往日》中,屈原自己回憶說:“惜往日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娛?!边@表明他在左徒任上時懷王非常相信他,命他明法審令,起草新的法制條文,而且他也曾在一段時間內,把國家治理得逐漸富強起來,新法也制定完畢且實行。從屈原遭到腐朽貴族們的誣陷,導致昏庸的懷王“怒而疏屈原”的史實來看,屈原的新法一定嚴重損害了舊貴族的利益,從而也證明屈原的新法有重要的改革內容。

屈原的外交路線非常明確—主張聯齊抗秦?!缎滦颉す澥俊菲涊d“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于齊,以結強黨?!笨梢娗谕饨簧系淖饔眉八麑Ξ敃r形勢的正確認識。山東六國中,齊最富,楚最大,只有齊楚聯合,才足以對抗強秦。然而昏庸的懷王因受張儀之騙,貪得商于之地而絕了齊交。在兵挫地削后,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再令屈原使齊,又結聯盟。由于昏庸的懷王反復無常,聽信了鄭袖等人的奸計,再次與齊絕交,與秦約為婚姻,致使一向主張聯齊抗秦的屈原遭受到更大的排斥,為理想的無法實現承受巨大的痛苦?!峨x騷》中“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北砻髁饲瓰閲鵀榫鴳n慮的心情。正如屈原所慮,懷王被騙,客死他鄉,頃襄王則完全屈服于秦國的壓力。

然而,屈原在黑暗的現實中,卻絕不與腐朽的貴族集團同流合污。為了拯救國家,他不怕打擊陷害,做著堅決的斗爭。在《離騷》中憤怒地寫道:“眾皆竟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在《惜往日》中寫道:“信諂談之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彼粌H痛斥腐朽的貴族,而且憤怒地“責數懷王”,他的悲憤的歌唱,一字一句都傾瀉了深沉的愛國思想情懷。

二、“思九州”體現了屈原的偉大愛國思想

屈原不僅愛自己的宗主國—楚國,而且愛整個中國。戰國之前,先后存在過夏、商、周三個大一統的朝代。周王朝在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名義下,諸侯林立,還有四夷之國與周王朝或諸候國發生某些聯系。各諸侯雖然不相統屬,但又能相互依存,共同創造著華夏文明,所以《離騷》才有“思九州之博大兮”的詩句。隨政治經濟的發展和個人地位的變化,時人所居之國也在變化,因此在時人的思想中“國”有三層含義:一是原籍之國,亦稱鄉國;二是居住或仕奉之國,亦稱君國;三是超越于鄉國、君國之上的,共同使用華夏文明的、傳統思想中所認為的構成神話譜系的大一統之國,即有著共同祖先的“祖國”或稱“天下”。正由于這樣,人們的愛國便有范圍的不同,一般臣民所愛之國,大抵是鄉國與君國。伍員棄楚奔吳,為吳伐楚,絕情于鄉國,所愛的只是君國??鬃又苡瘟袊?偏于諸侯,所愛的是祖國。屈原熱愛楚國,但是他心目中的國家并不僅僅局限于地處江南的楚國,他是要以楚國為基礎來統一天下,以結束“九州”分裂的局面,使中國成為傳說中堯舜、夏禹、商湯王、周文王、周武王所統治下的一統天下。

屈原在《離騷》中選用大量古代帝王興衰的經驗、教訓去勸說懷王,他所用的例證幾乎都是大一統天下時的君主,正如劉安所說:“上稱帝譽,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彼啻钨濏瀳蛩?、夏禹、商湯等大一統君主及皋陶、傅說、呂望、寧戚等華夏諸國共同認為的理想宰輔?!短靻枴分写蟛糠质顷P于整個中國歷史的敘述,而涉及到楚史的只有四五句而已。這正如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所言:“為統一中國起見,極力主張消彌各個氏族集團的個別傳統,特別是個別的氏族傳統,而倡導出中國民族的大公祖以為統一的基點?!鼻瓨O力稱頌堯舜、夏禹、商湯,正是這個用意?!峨x騷》一開頭,他就說明自己為高陽氏的后代,捧出這位整個華夏的始祖來,說明在他的思想中認為楚民族有著同秦齊等國一樣光榮的歷史,是有資格統一全國的。他要為懷王導先路,勸懷王舉賢授能,使楚國富強,為楚東使于齊以結強黨,反復勸戒懷王,“皇天無私阿兮,攬民德焉錯輔。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茍得用此下土?!边@正是希望楚懷王如堯舜,自評為皋陶,而用楚國力量統一天下。他迫切希望懷王“撫壯而棄穢”,“及前王之踵武”追蹤堯舜,“遵道而得路”,振興國家。他以夏啟、太康、夏架、奔、后辛等整個華夏諸國所公認的歷史上的昏君為鑒,用來勸導、指責懷王,這表明屈原的思想中是把楚國與整個中國緊緊聯系起來,認為楚國只是大一統的中國的一部分,楚又有數百年向北發展的歷史,擁有帶甲百萬、地廣人眾的條件,只要懷王能遵道得路,舉賢授能,修明法度,楚國一定能夠統一整個中國。他要使楚富足強大,并以此為基礎去統一全中國。他不僅僅愛楚國,而且愛祖國,他把愛楚國與愛整個中國緊密結合起來,這就是他熱愛祖國的思想核心。

三、屈原的悲劇性結局

“研究屈原,應該拿他的自殺做出發點?!鼻谋瘎⌒越Y局,其根本原因是時代的缺陷所造成的。屈原生活在君主專制日趨強化的時代。君主是以“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態體現著最高統治者的意志,其“唯我獨尊”的權威是絲毫不容侵犯的。而屈原卻偏要打著先王的旗號,不厭其煩地去開導楚王、說服楚王,甚至頌古而非今,不僅沒有收到正面效果,反而觸怒了楚王,乃至被逐出朝廷,過著悲慘的流放生活。雖然,他用詩歌“發憤以抒情”,揭露和批判了昏君佞臣中的種種丑惡行徑,這或許會對統治者的信譽產生一些沖擊作用,卻不能觸動君主專制的既存意志,更不用說會觸動君主專制實體了。正是這種時代的缺陷,造成屈原在政治上的失敗,也是產生屈原悲劇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屈原的悲劇還在于他為楚國所構想的“美政”社會,其中有一條最重要的內容就是:為政者必須以古代的明君賢臣為榜樣,始終保持高尚的人格,否則就沒有資格當政。這種要求,從理論上說固然無可厚非,但在君主專制日趨強化的時代是無法實現的。究其原因,這與屈原自我認定的理想化的人格標準有關,他將從政者的人格標準定得很高,且作為第一要素,要求為政者時時保持人格的高尚和尊嚴,不做任何有損人格的事,在政治上不做任何妥協或讓步。這在屈原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是人人都應該遵循的“繩墨”(準則);但在善良的人們看來,這不過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美好愿望而已,只是作為一種“精神”上的東西來表示崇敬;而在昏君佞臣的眼中,不是癡人說夢,就是迂腐怪異,遂嗤之以鼻。說到底,屈原為楚國所構想的“美政”社會,是一種自我認定的理想化了的圖景,當他為此而付諸實踐時,必然與社會現實發生劇烈沖突,使自己遭到接二連三的挫折,承受了種種痛苦和打擊。令人敬佩的是,他寧折不彎,“九死”不悔,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立起來,義無反顧地為其既定理想而奮斗,直到獻出寶貴的生命。

另外,屈原在政治上的失敗,與他在政治上不夠成熟有關。歷代政治家從政情況表明,大凡精明、成功的政治家,均具有這樣一些特點:胸懷全局,深謀遠慮,審時度勢,講究策略……由于某種政治目的需要,因而有時不免要受點委屈(或曰以退為進),做適度妥協或讓步。而性格剛烈、士人氣節極強的人往往做不到這一點,難免會沖動任性,感情用事,固守己見,不愿做任何妥協或讓步。這種士人氣節和詩人氣質,“尚帶有人類早期青少年時代狂熱、激進、純潔、氣盛、探索、無所顧忌等等不夠老練圓滑的種種特點”。正是這種個性化的剛烈性格和“以道自任”的士人氣節以及重感情、易沖動的詩人氣質,使屈原追求人格的完美更加執著,更加專注,無形中也就加快了他在政治斗爭中的失敗進程。

不過,從歷史的客觀效果來看,屈原畢生為之奮斗的事業,有得也有失。正是政治上的失敗,使他在文學創作上獲得了巨大成就,所謂“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這些不朽的作品,不僅影響了中國文學,而且影響了中華民族的精神。這種影響,從后世的各種“屈原文化現象”中可以看出,愛國情操、人格精神的政治道德意義似乎要比文學本身的影響還要深刻廣泛些。因為屈原的愛國情操和人格精神,是建立在深厚的人格修養和憂國憂民的思想基礎之上的。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離騷》)“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涉江》)……這些千古絕唱的詩句,如同穿越時空隧道的一道道聲波,在天地回蕩,讓人“驚起卻回頭”,肅然起敬!

(作者簡介:劉潔(1980.6—)女,陜西渭南人,陜西廣播電視大學,研究實習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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