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絕食抗議前英國對愛爾蘭共和軍的政策分析

嚴 露

北愛爾蘭問題一直是舉世矚目的熱點問題。它不僅與愛爾蘭和英國的關系息息相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歐洲地區的政治局勢和經濟狀況,對西歐政局的穩定也至關重要。進入1968年,“北愛問題”愈演愈烈,愛爾蘭共和軍在北愛地區所發生的一系列暴力沖突,嚴重影響了當地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進入70年代,英國開始對愛爾蘭共和軍施行一系列政策,均是以打擊,削弱共和軍的暴力活動以及鎮壓共和軍為目的,并且取消了曾給予共和軍的“特別類型地位”。另一方面,隨著英國政府的鎮壓政策的深入,共和軍堅決抵抗,堅持愛爾蘭民族主義理念,以把英國趕出愛爾蘭和建立32郡的愛爾蘭共和國為目的,并且誓要奪回“特別政治地位”。最終在1980年至1981年期間,發動了愛爾蘭歷史上最悲壯的共和軍獄中絕食抗議,并導致10人身亡。該次絕食也因此成為北愛問題的轉折點,使其由恐怖暴力向和平進程轉變,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英國和北愛和平解決北愛問題進程。

從二十世紀60年代末到英愛貝爾法斯特合約簽訂的1998年,這一期間被習慣地稱為“北愛問題”。自從1969年8月12日至8月14日的“八月事件”①開始,北愛爾蘭的情形可以說是每況愈下,不斷的陷入暴力的狀態中。這對北愛爾蘭造成了深遠和史無前例的影響。倫敦德里和貝爾法斯特,是北愛爾蘭種族分離最嚴重的兩個城市,在這兩個城市中,充斥著民族、宗教沖突和軍事斗爭。面對愛爾蘭共和軍和英國軍隊的對峙,以及后來和皇家厄爾斯特警察的對峙,英國政府擔心這些會對其統治造成威脅。因此,英國在不同階段對愛爾蘭共和軍所采取的政策均是以鎮壓為目的的。從無審判的拘捕政策、無陪審團的拘留政策,再到災難性的1974年?；鹫?以及罪犯化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之后,隨之而來的是愛爾蘭共和軍被分別認為是“被拘留者”、“恐怖主義者”以及“普通罪犯”。這些政策一次又一次地使共和軍被鎮壓、被削弱、被遏制。但愛爾蘭共和軍自己認為他們是正規軍,他們不應該被鎮壓,他們是為了愛爾蘭的自由和解放而奮斗的。所以,當共和軍的憤怒達到頂峰后,必然導致了他們會用獄中絕食抗議這種極端方式來爭取他們的政治地位。

首先,1971年英政府的無審判拘捕行動使得共和軍遭受了“不人道,有辱人格”②的待遇,大部分被拘捕的愛爾蘭共和軍嫌疑人遭受了特殊實驗審訊。1971年前半年,共和軍臨時派的炸彈攻勢有增無減,其中共和軍臨時派射殺了首位英國軍隊士兵,與此同時,首位愛爾蘭共和軍成員也在與英國軍隊交火中身亡。一時間,倫敦方面對愛爾蘭共和軍的抓捕行動呼聲高漲,認為該是大規模拘捕恐怖分子的時候了。布萊恩·福爾克納接任北愛首相職位后,下定決心把拘捕行動付諸實施,制定了無審判拘捕政策,并認定無論在有效停止暴力活動方面,還是在緩和政治氛圍方面,這都是一劑“萬靈藥”。1971年7月23日,一個代號叫“D行動”的大規模抓捕行動正式開始。上萬名武裝部隊和警察懷揣一份452頁的黑名單開始在貝爾法斯特和德里兩個地區搜查共和軍。依據《特別權力法案》第12部分,恐怖主義嫌疑犯不用被審判即可被拘捕。拘捕行動表面上是以共和軍及其他準軍事組織為共同目標的,而在執行拘捕行動的4年中,并沒有任何新教不法分子被拘,可見其目標直指共和軍成員。連福爾克納自己都說“目前行動的最主要目標就是愛爾蘭共和軍?！雹?/p>

其次,1974年共和軍的臨時?；鹗沟霉埠蛙娫獨獯髠?。進入1974年,愛爾蘭共和軍掀起了一股新的爆炸潮流,使1974年成為共和軍的“炸彈年”。1月5日和2月4日分別在英國倫敦和曼徹斯特散布炸彈。鑒于1972年的前北愛事務大臣威廉·懷特勞的談判失敗,新任北愛事務大臣里斯,此時重新轉向了與共和軍談判的道路。里斯決定創造一種方式可以最大限程度地削弱臨時派共和軍組織的力量。他認為,迫使共和軍?；鹗亲钣行Ф糁乒埠蛙姷姆椒?因為?；鸪掷m的時間越長,共和軍就越難恢復再發起爆炸事件的力量,在這一段和平時期,有利于緩和政治氛圍。④里斯與共和軍的談判終于使得?；鹪?974和1975年成為現實,盡管沒有證據表明英國從北愛撤軍的可能性(共和軍對?；鸬奈ㄒ灰缶褪怯④姀谋睈鄢烦?。在?；鹌陂g,仍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不斷被殺害,這說明?；鸩]有發揮如里斯所料的成效。反而削弱了共和軍在北愛天主教徒心中的威信,更重要的是使得英政府在這期間可以繼續對共和軍施行拘捕,而共和軍不能發動暴力反抗。但隨著最后一批當初被無審判拘捕的共和軍嫌疑犯被里斯釋放后,共和軍對?；鹪絹碓讲荒蜔┝?遂重新開始回歸炸彈戰役。在愛爾蘭共和主義者眼中,這次以削弱共和軍力量的?；鹗且粓鰹碾y。⑤也是從?；鹬?共和軍進入了一個更為暴力的宗派殺戮階段。

再則,英政府把共和軍推入絕食境地的政策則是厄爾斯特化。在英國工黨執政期間,對北愛爾蘭由政治手段轉向安全政策手段并沒有取得什么成效。里斯熱衷于制定更有邏輯的、更可行、更有效的安全政策。而接替里斯的北愛事務大臣羅伊·梅森和北愛皇家警察隊新任局長肯尼思·紐曼試圖逐漸侵蝕共和軍暴力斗爭的政治風氣,遂制定出厄爾斯特化、罪犯化和常態化一系列政策。在這一系列連貫的政策中,以試圖推動治安系統的厄爾斯特化和對準軍事組織暴行的罪犯化的政策最為重要,也最有爭議性。兩項政策,特別是罪犯化為共和軍鋪上了一條通向災難的不歸路,直接導致了1980—1981年絕食抗議的爆發。

厄爾斯特化是一種類似于美國在越戰期間實行的“越南化”政策,以改善厄爾斯特地區的安全體系為目的。實際上,其主要通過重組和擴充北愛皇家警察和北愛爾蘭防衛隊(UDR)的隊伍,與此同時逐步減少英國常規軍在北愛的數量,并最終完全取代常規軍。⑥北愛皇家警察和防衛隊一方面以打擊愛爾蘭共和軍和忠王者準軍事組織為目標,另一方面接管了北愛的安全問題,減輕常規軍的負擔。僅以對付愛爾蘭共和軍和其他準軍事組織的罪犯化,這則意味著將之定為一般犯罪而不論其是否有政治動機,從而剝奪任何的政治地位。

1975年底,無審判拘捕最終以里斯釋放了最后一批被拘禁者而宣告終止。伴隨著共和軍與警察在前線交火重新升溫,北愛問題再次被定義為安全問題而非政治問題。因此最切實可行的方法就是把共和軍和其他準軍事組織統統關進拘留室。⑦1974年頒布的《防止恐怖主義法案》,為此方法提供了法律依據,它允許警方在未起訴嫌疑人的情況下,將暴力活動的行為者拘留7天,進行長時間、持續強度的拷問和審訊,最后亦可將其驅逐出英國。隨后,他們就會被歸為毫無政治動機的普通罪犯。從而實現這所謂的常態化和罪犯化。

英國兩部法律《緊急規定法案》和《防止恐怖主義法案》的施行都給英國政府的安全政策提供了堅定的依據。按1973年的《緊急規定法案》建立了特別無陪審團“迪普洛克法庭”⑧,并只用于處理恐怖分子嫌疑犯。這種無陪審員法庭的建立是基于法官迪普洛克在1972年提交的一份報告,報告中重點強調了對嫌疑犯威脅陪審員的擔心,并同時提出了廢止陪審的建議。⑨除此之外,該法案還涉及到了要求逐漸取消無審判的拘捕,但是允許警方在未起訴嫌疑人的情況下,將暴力活動的行為者拘留7天。⑩1974年《防止恐怖主義法案》的頒布,適時地回應了臨時派共和軍在伯明翰發動的針對實施《緊急規定法案》的擴大化爆炸行動。該法案提出了一項特別的機制,稱其為“排他化命令”,即任何被懷疑是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的北愛公民都不被允許進入英格蘭、蘇格蘭或者威爾士,并且將被遣送回原居地且不給予申訴的權力。?輥?輯?訛英國內政大臣羅伊·詹金斯曾表示“這兩種法案的結合在和平時期是前所未有的。我相信,他們的結合是完全合理的,以滿足明確和現實的危險?！?輥?輰?訛

新審訊組由重組的偵探,新任命的負責專門收集分析證據的專家,以及訓練有素的審訊者們組成。座落于貝爾法斯特東部的卡斯而雷是審訊集中營,在這里準軍事組織成員,特別是共和軍成員被逮捕后均被拘留于此。他們中的一些最后被認定為行為惡劣的攻擊犯。然而,絕大多數的供詞是通過對被拘留者身體上、精神上的拷打和虐待獲得的。為此,一份臨時派共和軍的官員報告還譴責共和軍是缺少抗擊精神虐待的未被醍醐灌頂之徒。?輥?輱?訛據估計,在1976和1979年之間,大約3000名嫌疑人被判為恐怖主義攻擊犯。?輥?輲?訛但是自從這種非人審訊方式的實施后,并沒有證據顯示愛爾蘭共和軍的恐怖行動因此而減少,相反,在北愛地區恐怖和暴力似乎更合理化了。

從以上的分析看來,二十世紀70年代,愛爾蘭共和軍步入恐怖暴力階段,采取更為激進的手段爭取共和派的政治地位和實現愛爾蘭的民族統一。為此,英國為了穩定政治局勢,維護國內的安全,對愛爾蘭共和軍的政策由60年代的政治政策轉向安全政策,把愛爾蘭共和軍視為恐怖主義者,并對他們實行大規模的無審訊拘捕,促使他們簽訂?；饏f議,更采用厄爾斯特化政策把共和派罪犯歸為普通罪犯,而非政治犯。英國的一系列政策均是意圖削弱共和軍的力量,最大限度減少英國國內的恐怖事件。70年代英愛的關系陷入暴力斗爭的低谷,英國的政策和共和軍本身的思想指導使得雙方互相對抗,互相斗爭,一直處于鎮壓與反鎮壓、暴力與反暴力的循環反復中。正是這種尖銳的矛盾不斷激化北愛問題的發展,使得英國國內的政治局勢緊張,英國及北愛爾蘭地區的人民深受其害,日益飽受白色恐怖,時時擔心生命安全,而英國其他地區的社會穩定也很大程度上受到威脅,造成人心惶恐,經濟衰敗。這種不穩定的尖銳關系,為80年代共和軍的極端抗議埋下了伏筆,最終走向了1980—1981年共和派爭取罪犯政治待遇的獄中絕食抗議。

注釋:

①八月事件是發生在1969年8月12日到8月14日,一幫新教自衛隊員和特警猛烈攻擊德里市中部的博戈塞得天主教區,并且對居民施以恐怖手段。

②McKittrick, D. and McVea, D., Making Sense of the Troubles (The Blackstaff Press, 2000), PP.68.

③Adams, G., Before the Dawn: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Heinemann, 1996), PP. 153.

④Rees, M., Northern Ireland: A Personal Perspective (Methuen, London, 1985), PP. 224.

⑤Danny Morrisons interview in Bishop, P. and Mallie, E., The Provisional IRA (London, 1987), PP. 217.

⑥McKittrick, D. and McVea, D., Making Sense of the Troubles (The Blackstaff Press, 2000), PP.123.

⑦McKittrick, D. and McVea, D., Making Sense of the Troubles (The Blackstaff Press, 2000), PP.123.

⑧James, L., The Ulster Question since 1945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98), PP.80.

⑨McKittrick, D. and McVea, D., Making Sense of the Troubles (The Blackstaff Press, 2000), PP.123.

⑩Bishop, P. and Mallie, E., The Provisional IRA (London, 1987), PP.255.

⑾Rees, M., Northern Ireland: A Personal Perspective, (Methuen, London, 1985)

⑿Conroy, J., Belfast Diary: War as a Way of Life (London, 1988), PP.92.

⒀A Hennessey, T., A History of Northern Ireland: 1920-1996 (Basingstoke, 1998).

⒁Bishop, P. and Mallie, E., The Provisional IRA (London, 1987),PP.255.

(作者簡介:嚴露(1984—)女,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國際關系專業2006級碩士研究生,英國斯旺西大學歷史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