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字經》旋風之反思

李榮安　何志恒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政策，全面推動市場經濟改革。經濟改革引發了社會深刻而廣泛的變革，而社會關系的變動也沖擊了社會原來的道德觀念體系。在“轉型期”社會里，道德價值觀成了人們關注的課題，而政府對轉型社會中的德育亦十分關心，以1990年至1995年間為例，便先后發出了《關于頒發〈小學生日常行為規范〉的通知》（1991）、《關于創造良好社會環境保護中小學生健康成長若干意見的通知》（1991）、《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1994）、《關于貫徹〈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的通知》（1994）等指引文件(注：有關官方德育指引文件可參考國家教育委員會基礎教育司編《中小學德育工作文件數據必讀》（1996）。)。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國關注德育發展的1995年期間，廣東出現了一股新編《三字經》的“旋風”。

《三字經》原是我國一本著名童蒙作品，相傳是南宋學者王應麟所著。新編《三字經》的“旋風”，始于由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發起編寫工作，并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三字經》（下文簡稱廣東版《新三字經》）。廣東版《新三字經》自1995年出版以來，已發行近四千萬冊，又獲頒全國“五個一工程獎”，風行一時，掀起了遍及全國的“《新三字經》熱”。

以“旋風”稱廣東版《新三字經》的出版，是描述其在社會上引起反響的強烈與廣泛:廣東版《新三字經》在1995年1月出版，僅僅兩個月后，由全國政協委員，時任農工民主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李漢秋編寫，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新三字經》（下文簡稱北京版《新三字經》）面世了。1995年4月，上海也出現了《新三字經》（下文簡稱上海版《新三字經》），書中《序二》指出此書是“《三字經》族”的“后起之秀”，而這本書跟其它“《三字經》族”不同之處在于其“集中在兒童品德修養方面下了功夫”?？梢姰敃r社會上已有所謂“《三字經》族”的出現了。

廣東版、北京版及上海版《新三字經》爭相出版揭開了“《新三字經》旋風”的序幕，到了1995年9月，語文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的新編道德韻文，包括《中華英杰五字歌》《神州大地六字歌》及《近代風云七字歌》。1996年，類似《新三字經》的道德歌謠更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先后編制了《社會公德四字歌》和《家庭美德五字謠》，湖南岳麓書社改寫另一本童蒙篇章《增廣賢文》而成《新增廣賢文》，北京大學出版社也仿童蒙篇章《千字文》而編寫了《中華千字歌》，等等。

即使到了近年，這類道德韻文還是不絕于世的，如《兒童家庭教育五字歌》《“傳統童謠”六字歌》《道德規范七字歌》等等，比比皆是?？梢姟啊缎氯纸洝沸L”或許外表風力較它在1995年時有所退減，然而其實質精神，即通過童謠式韻文作為德育教材，卻仍可見。

究竟是什么原因驅動這股“《新三字經》旋風”？“《新三字經》旋風”跟中國近年德育發展，特別是學校德育課程發展，又有什么關系呢？

本文將以“文本分析法”將文件中隱藏的價值觀，用較系統、科學的方法整理出來。本文的“文本分析法”兼具“定量”和“定性”兩種研究特質。定量研究方面，具體步驟包括:確定文件中重復出現的主題、確定文件中的關鍵詞、計算關鍵詞的出現頻率及按照出現頻率計算關鍵詞和主題的比重。定性文本分析法，則選取有代表性的段落進行文義分析，從而增進對某些關鍵詞和主題的定義性的理解。

本文以廣東版《新三字經》為主要分析文本，同時比較北京版和上海版的《新三字經》，分析“《新三字經》旋風”中的德育教材出現的價值觀。為了驗證《新三字經》的特征，以及《新三字經》是否僅僅是一個短暫現象，本文嘗試選取《品德與社會課程標準》（2003）與《新三字經》作比較，以探究《新三字經》與學校德育課程改革的關系，并以“三角檢驗法”檢驗研究效度。

此外，為了更深入了解“《新三字經》旋風”的出現背景，本文采用“面晤訪問法”，面晤訪問相關德育讀物的作者、教育行政官員、研究德育的學者，以及曾在學校教授思想品德課的教師，分析相關德育讀物產生的背景、過程，以及其在學校的使用情況。

一、研究結果

從表1可見，廣東版《新三字經》中有關“傳統”的價值觀出現頻率最高，“歷史人物”出現了42次，其中主要是我國歷代帝王名將，包括“統一四?！钡摹扒厥蓟省?、“拓疆域”的“漢武帝”，又有“貞觀治”的“唐太宗”以及“多建樹”的“清康熙”，還有“復山河”的“岳家軍”、“寸心丹”的“文天祥”，令“倭膽寒”的“戚家軍”以及“復臺灣”的“鄭成功”。

廣東版《新三字經》也強調“歷史成就”，其所舉歷史成就，取證于文學思想等范疇。哲學方面，有先秦諸子學術:“孔孟出，儒學立，重教育，說仁義”;“老莊起，墨韓興，曰百家，各爭鳴”。文學方面，則有:“司馬遷，撰史記，不掩惡，不虛美”;“李太白，詩之仙，一斗酒，詩百篇”;“杜少陵，詩之圣，民疾苦，寄深情”。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廣東版《新三字經》有關個人及社會的出現次數，分別為51次及48次。個人價值觀的描述方面，出現頻率最高的是“正義”，特別強調“廉潔”:“漢楊震，拒受金，廉潔者，世同欽”。社會價值觀的描述，最重孝順，例如“能溫席，小黃香，愛父母，意深長”。

從表2可以看出，北京版和上海版《新三字經》雖然寫作地域不同，但卻跟廣東版《新三字經》一致地注重傳統、個人及社會價值觀的描述。只要將個人及社會價值觀的描述合起來，這兩種價值觀的比重立刻浮現出來，其在三書中的出現頻率均超過四成，而上海版《新三字經》更超過六成。上海版《新三字經》的個人及社會價值觀的描述出現頻率特別高，這或多或少跟其特別關注“兒童品德修養”有關。

比較廣東版《新三字經》與《品德與社會課程標準》（2003），可發現《新三字經》最重傳統價值觀，其次為個人和社會價值觀的描述，而在《品德與社會課程標準》（2003）中，社會價值觀的描述出現頻率最高，個人價值觀的描述緊隨其后，個人和社會價值觀的描述合起來已占71.12%。上述數據，顯示了廣東版《新三字經》對后來的德育課程可能有啟導作用。

《品德與社會課程標準》（2003）中有關傳統價值觀的描述遠低于廣東版《新三字經》，只有1次。這反映了隨著時代的發展，個人和社會價值觀在我國德育課程中日益受到重視。

比較所有文本，可見1995年出版的廣東版、北京版、上海版《新三字經》最重傳統價值觀，其次是個人及社會價值觀;而較晚推出的《品德與社會課程標準》（2003）最重個人及社會價值觀的描述，這一方面論證了本文通過《新三字經》，以“三角檢驗法”所證實的研究效度;另一方面也印證了近年來國內德育對個人及社會價值觀的重視。相對地，其它范疇的價值觀在本文各分析文本中的出現頻率較低。

二、自《新三字經》以來德育課程發展的新現象

1.回歸傳統。如前所述，各個版本的《新三字經》中對傳統價值觀的重視，呼應了政府在1991至1996年間發出的德育政策文件。這一期間，政府所發出的文件，除“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之外，較注重“國情教育”及“中國歷史教育”，更強調傳統價值。例如《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1994）指出:要認真研究和繼承那些在我國歷史發展中長期形成的優良道德思想和行為準則，賦予新的時代內容，并編撰成系統的叢書。要把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在人民革命及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形成的新道德典范結合起來，并吸收世界上其它國家的先進文明成果，提出有中華民族特色，體現時代精神的價值標準和道德規范，編寫適合不同年齡層次學生的教材、讀物，拍制影視片，廣泛宣傳，反復教育，長期熏陶。

2.學生主體。廣東版《新三字經》與《品德與社會課程標準》（2003）中對個人與社會價值觀的重視也與政府的德育規劃有關。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發出的德育政策文件較多地強調對學生的道德素質和心理素質的培養，例如《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1994）便明確強調要注重培養學生的心理素質，并重申德育要強調學生自主、勤奮、自我提升。又如國家教委頒布的《中學教育大綱》（1995）指出: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從基礎教育實際出發，遵循青少年的身心發展規律，分層次地確定德育工作的目標和內容，對中學生進行基本思想政治觀點、基本道德、基礎文明行為教育、良好個性心理質量和品德能力的培養。

3.針對社會問題。面晤廣東版《新三字經》的作者、德育學者、教師及有關部門的官員，可以發現，《新三字經》的出現，是與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在改革開放時期面對社會、經濟及政治變遷的挑戰顯得無力有關。受訪者認為，社會轉型期間，出現了嚴重的“道德失范問題”;而很多獨生子女嬌生慣養、自理能力不足、人際關系欠佳的狀況也令人擔憂?！啊缎氯纸洝沸L”其實是政府領導的德育改革，借傳統道德及歷史人物強化德育，回應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道德失范問題”及獨生子女問題等?！啊缎氯纸洝沸L”見證了德育“回歸傳統，回應群眾”的發展。

4.德育專家化。在廣東版《新三字經》的編制過程中，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泛邀請專家學者，如專研德育及語文的大學教授，參與其事，反復討論，他們的意見受到編委會的重視和尊重;廣邀一線教師參與編委會，利用其教學經驗增強作品的可讀性;邀請專責德育工作的教育廳官員參與編委會，以其現實經驗確保有關出版物切合德育工作需要，最后由專業的出版社審訂出版。以上種種做法，皆見證政府在出版有關德育教材的過程中，對專家學者及其專業知識的尊重。

5.德育群眾化。在廣東版《新三字經》的編寫過程中，廣東省委宣傳部邀請了不少家長及學生對文稿提出意見，并借助他們的意見來優化作品。編委會對稿件的嚴謹、認真反映了有關教材的編寫旨在響應群眾的需要，并希望得到群眾的支持。而“《新三字經》旋風”的出現，與其在編寫過程中獲得群眾的支持不無關系。

三、結?語

透過兼顧定性及定量研究的“文本分析法”及“面晤法”，本文發現20世紀90年代官方編制的德育教材，如《新三字經》注重傳統價值觀，這一方面反映官方的“國情教育”的趨勢，另一方面，亦見證我國德育“回歸傳統，回應群眾”的決心。其后出版的《品德與社會課程標準》（2003）側重個人及社會價值觀的描述，顯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個人及社會價值觀日漸受到官方重視，以重建道德價值觀，強化德育的效能，回應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道德失范問題”及獨生子女問題等。

“《新三字經》旋風”也標志著德育在改革開放社會里的四個走向:從教育接受者的角度來設計德育課程;德育“專業化”和“專家化”;德育群眾化，以強化德育力量;重視學生主體、心理素質，從“我”出發。

雖然“《新三字經》旋風”近年“狂”勢不再，但這只顯示其勢頭不再反映于書本印制的數量，而是反映于課程的實用層面上。從現時德育課程可見，《新三字經》的實用性及其對德育的根本改變的指標力量依然強盛。

【李榮安，香港教育學院院長，教授;何志恒，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助理教授。香港】

責任編輯/趙?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