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兩次社會大轉型

崔振椿

一

今天的中國正發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大變革，中國大變革需要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大學習。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的面貌、中國社會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都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這個歷史性的變化需要從歷史的高度加以考察才能夠正確地體認，因為今天的中國是昨天的中國的歷史地發展。中國幾千年來都是一個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帝國專制社會，只是在近代以來，在世界大潮的影響之下才開啟了現代化的變革。早在清朝晚期，中國洋務運動的領袖人物李鴻章面對當時急速發展變化的中國社會，曾發出了“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感嘆。以今日觀之，當今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繼續，這個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指向是什么？就是中國的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是中國人一百五十多年來的夢，也是世界文明交流激蕩的影像。

中國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之點，就是一個國家、民族的文明程度不能以自己為參照，而應以全球人類的文明程度為參照，因而任何國家、民族的發展進步，必須具有開放性的胸懷和世界性的眼光。世界性，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不能不面對的一個重大的時代挑戰，因為在近代以前中國發生的戰爭大多是中華民族境內的戰爭，而在近代以后中國發生的戰爭卻具有世界性的特點。在世界性產生以后，在世界范圍內的文明比較中，中國無法自閉于世界，中國必須了解世界。近代以來中國一方面飽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和侵略，另一方面也不得不了解世界的文明和進步，這就是中國現代化的發端。

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化發展的主題，也是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指向，而中國的現代化只有在開放的世界范圍內才能找到自己的文明定位。但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在階級斗爭的深刻影響之下，在巨大的文化慣性之下，中國卻走向了另一種自我封閉的道路，雖然極想實現現代化，卻離現代化的目標越來越遠。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世界，離不開世界文明的相互交流激蕩。中國的改革開放正是從歷史的比較中，在世界開放的范圍內來實現自己的現代化。近代以來雖然中國的歷史發展波詭云譎，曲曲折折，但現代化的方向是不斷地前進的。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兩次真正關系中國出路的大學習。一次是在中國范圍內的，發生于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百花齊放，各種思潮學說相互交流激蕩，最終中國選擇了中華帝國的道路。雖然中華帝國有這樣那樣的缺陷，特別是它不得不通過王朝的更替來實現社會的變革，形成了幾千年治亂循環的周期率怪圈，以致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上打造了一種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特殊歷史觀，培養了幾千年的中國的臣民文化，但中華帝國深厚的民本主義、多元一體的民族格局、富有創造性的科舉制度，甚至于儒釋道互補的文化開放系統，也使中國創造了世界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農業文明。不過，從根本上來說，這種帝國制度和倫理文明適應了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的特點，它有很多優良的文化傳統，也存在很多黑暗的負面的文化因子，而后者的文化因子浸入到中國的國民性之中，從而使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化道路遭遇到重重的困難，也困擾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特別是中國的民主、法治和憲政制度的現代化。

另一次真正關系中國出路的大學習是在世界范圍內的，發生于中國的清末民初時期，也是諸子百家，百花齊放，各種思潮學說相互交流激蕩，最終中國選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帝國的根本不同在于確立了人民主權，國家是人民的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相應地它應當建立一整套人民共和的物質體系、制度體系和文化體系，顯然這是中國現代化得以成功的重要標志。近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對中國人民影響最大的思潮或思想莫過于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這三種主義代表了工業革命以來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這三種主義的相互交流激蕩是國家和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礎，也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保障，如同中國傳統社會的儒釋道相互交流激蕩是中國創造農業文明的基礎一樣。這是一種開放的文化系統，而它深層次的連接紐帶是中華的“和文化”精神，是中華文化對世界先進文明的開放性吸納。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砸爛“封資修”為名，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各種文明、主義、思想遭到扼殺，中國的現代化也走向了歧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化的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又逐漸出現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文明思想的相互交流激蕩，中國社會也相對地文明開放，也越來越具有現代化的氣息和強大的活力。

中國歷史上這兩次真正關系中國出路的大學習，特別是第二次世界范圍內的中國出路的大學習，也涉及對全球人類文明的共識。人類文明到底有沒有普世的價值不應該是一個可爭議的問題。一切人類美好的理想都必然包含著人類文明的因子，體現著人類的普世價值。但人類社會畢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它要求在經驗性、實踐性的基礎上逐漸地實現社會文明，那種企圖設定一個終極目標而采取畢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實現這個終極目標，往往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演化式的而非建構式的，只有前進的永無止境的目標，社會現實中就包含著人類文明的胚芽，應當在經驗性、實踐性的基礎上不斷地提升人類文明的程度。人類文明不可能追求到最好，只會追求到更好，而這種更好是在前人創造的經驗性、實踐性的基礎上的社會學習過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市場經濟，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社會轉型，因為在此之前中國曾經把市場經濟當作資本主義，視為洪水猛獸，而在此更早以前，由于世界性的革命和戰爭，中國人也沒有從容的時間和心態學習研究市場經濟。所以，中國社會的轉型，在現實的意義上，首先是市場經濟的轉型，包括經濟、社會、觀念的一系列變化，可以說沒有市場化的改革，就沒有中國所發生的歷史性變化，就沒有開放的多元的中國社會，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但是中國市場經濟的轉型，只是中國轉型社會的現實意義上的變革，從更長遠的意義上而言，從歷史的高度而言，中國轉型社會是近代以來就發生和發展的大變革，是中國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它的根本指向是中國的現代化，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世界范圍內的中國社會大轉型。這個轉型社會的大變革的跨度時間之長，過程之復雜，道路之曲折，是世界歷史上所罕見的，甚至可以這樣說，從近代以來的中國的洋務運動到中國大體上實現現代化，特別是創造出比較成熟的人民共和的物質體系、制度體系和文化體系的幾百年的時間里，中國都處于過渡型社會。

中國的現代化包括制度的現代化，而最重要最艱難的是在繼續發展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完成制度的現代化。市場經濟是民主的天然朋友。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公民社會乃是人類幾百年積累起來的文明成果，它是經驗性、實踐性的，也是當今世界現代化社會的共性。雖然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公民社會的產生最初帶有資本主義的陰影，但它畢竟不同于資本主義。人不能因噎廢食，也不能倒臟水把孩子潑掉，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學習借鑒市場經濟文明成果的基礎上，也要學習借鑒民主政治、公民社會的文明成果。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必然帶來民主政治、公民社會的發展，中國的經濟變革，也必然要求社會的政治的變革，中國經濟的自由，也必然要求政治的自由。這些也都涉及體制變革的問題?，F在有的人說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搞垮了蘇聯，如果一個人就可以這樣，正說明了蘇聯這個制度的脆弱性，說明制度現代化的重要性。美國的克林頓一個人是決不能搞垮美國的，因為美國有民主的法治的憲政制度。中國有的學者已經指出，有憲法并不一定有憲政，有法律并不一定有法治，中國的制度現代化最重要的是真正建立起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制度。對中國來說，人民共和憲政制度是近代以來中國先進人士追求現代化的重要內容，甚至是核心內容。因此，中國在整個過渡型社會里，應當創造出人民共和的物質體系、制度體系和文化體系，這是一篇大文章，是中國的現代化得以成功的重要標志，也是真正的制度創新。很顯然，無論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還是法治的發展和完善，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完善，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能否創造出人民共和的物質體系、制度體系和文化體系，這才是對中國人民智慧和意志的巨大考驗。

中國的民主化是大勢所趨，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向，因為沒有民主化，就沒有人民共和憲政制度，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所以，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最核心的改革，它已引起國內外人士的關注，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只能在世界文明的比較學習中，在中國經驗性、實踐性的基礎上逐步地提升，創造出既具有世界文明普世價值，又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人民共和憲政制度。這是一個異常艱難的戰略任務，也是人類世界文明史上了不起的創新。每一個現代中國先進人士，如果有這樣的蓬勃朝氣、浩然大氣、凜然正氣，自覺地為人民共和國的物質體系、制度體系和文化體系而努力，才無愧于人民。

二

在歷史上，中國范圍內的第一次社會大轉型發生于春秋戰國時期，是從中華邦國轉向中華帝國，中華邦國與中華帝國的最大不同是，中華邦國實行封建制度，中華帝國實行郡縣制度。不過在中國人的腦海里，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封建制度。中國的封建制的本來意義，也就是“封土建國”，“封國土，建諸侯”，因為在春秋戰國之前的西周王朝那里，就實行這種封建制度。這里的中華邦國，是指西周王朝建立到春秋戰國時期所實行的一種特殊的國家制度，是民族國家的初級形態，因為在此之前，中國的夏商王朝僅具有部落國家的特點。周王朝的中華邦國制度，是通過分封許多大大小小的諸侯國（封國），來締造民族國家（邦國），這些大大小小的諸侯國相互自立，共同擁戴一個邦國的天下共主，也就是周朝天子。那么，周朝天子作為天下共主的權力來自于哪里？來自于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諸侯國的共同擁戴，來自于下方，沒有這種共同的擁戴，沒有下方的共同遵守，就沒有民族國家，就沒有民族國家象征意義的天子；另一方面來自于上天，來自于上方，天子是上天之子，上天就是上帝，是最高的神道的存在，這就是“君權神授”或“天賦君權”。周公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深刻地闡述了天子的法理權威。按照周公的說法，人類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上天之所賜予，叫天下，那時的天下就相當于今天的宇宙。天下最高的管理者是上天的兒子，叫天子。天子既然是上天的兒子，那么天下的土地就是他的，這就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天下的土地都是天子的，那么，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就都是他的子民，這就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樣周天子就獲得了至高的權威，也就是天下共主，這是最大的私有制，也是最大的公有制。但是在西周末期到春秋戰國時期，上天作為神道的最高存在的信仰在減弱，上天越來越具有自然化和人文化的意義，因此天子至高的權威的信仰也發生了變化，加上各諸侯國實力的較量和爭奪，周王朝的解體不可避免，中國社會需要新的物質體系、制度體系和文化體系。

從此，中國經過春秋戰國的動蕩和戰爭，秦始皇最終依靠武力實現了民族國家的統一，建立起中央集權的中華帝國，這是一次制度的革命，或者叫制度的現代化。它廢除領主制，實行地主制，由過去的封土建國變成封土建戶，調動了基層人民的積極性，解放了生產力。它廢除世襲制，實行任命制，調動了官僚階層的積極性，解放了人的自由力。它廢除封建制，實行郡縣制，加強了中央集權，保證了民族國家的統一。秦始皇的制度變革，順應了歷史和時代發展的潮流，建立了初步的中華帝國制度，可是這樣一個中華帝國制度，必須有相應的物質體系、制度體系和文化體系提供長久的保證，特別是這種中華帝國的物質體系、制度體系和文化體系，必須貫穿到人民的生活樣式和文化心理之中。秦始皇的武斷是實行“焚書坑儒”，用一種極權主義的方式加強對人民思想的控制，不允許人民有任何的思想自由。這個方法顯然是行不通的，它與新帝國制度中那些好的因素是背道而馳的。此后漢武帝的探索則是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當然比秦始皇的辦法前進了一步。它把過去不允許人民有任何思想的自由，變成只能有一種思想的自由，而且這種思想的自由只能在官方的領導下進行，不能有任何的越軌。這種一元化的專制主義思想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當這種一元化的專制主義思想變本加厲地強調一元化的時候，它就變成了極權主義；當這種一元化的專制主義思想實行開明的專制，實行一體化的時候，允許僅存的一種官方思想向前發展的時候，中國社會就相對地文明開放。但不管是一元化還是一體化，都是一種專制主義，中國人在幾千年的專制統治之下，可以有生活的自由，但不能有思想的自由，或者有思想的模仿自由，但不能有思想的創造自由，所以中國幾千年來可以有偉大的詩人、畫家，但從來幾乎沒有偉大的思想家。中華帝國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和完善，它的物質體系、制度體系和文化體系相當成熟，比較好的優秀的方面，使中國能夠創造出無與倫比的農業文明，包括中國的科技文明、倫理文明和藝術文明，而它黑暗的負面的因素，則扼殺了中國創造的生機和活力，這也是近代以來中國落伍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華帝國的歷史發展中，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一個很復雜的現象。從當時的意義上來說，儒學是向后看的，即恢復西周初年確定的分封制和禮樂制度，終結以下陵上的僭越和戰亂局面，所謂“郁郁乎吾從周”，便是這個意思。按照孔子的儒家思想，理想社會應當是一個大同社會，是既有秩序又有和諧、既有等級又有詩意的社會?？鬃涌偨Y了春秋戰國之前中華邦國的文明，雖然他主張恢復周禮，但他的許多思想，特別是他的以等級和差別為核心的倫理學說又為未來大一統的中華帝國提供了精神資源。任何人類社會發生大轉型時，必然發生文化的斷裂，斷裂時需要有紐帶，不然這個民族國家就會解體，甚至在人類世界上消逝?？鬃邮且粋€繼往開來的人物，他是彌縫斷裂的紐帶。不管后世人因時代的變遷對孔子作出怎樣的評價，但他作為中國社會大轉型時的人物，為保持中華民族精神上的連續性作出了獨特貢獻。當周公提出上天之子，為天下共主的天子提供法理上的權威地位時，這只不過是一種制度思想的萌芽?？鬃拥膫ゴ筘暙I就是，要把這種制度思想變成現實，不僅要有物質的保障，有制度的變革，最重要的是這個民族國家的人民，必須從生活樣式、文化心理上產生這個制度流淌的血液。這就是孔子的“禮”，孔子的文化的禮儀，就是要通過人的生活樣式、文化心理的建構，塑造遵守禮樂的國民。中國幾千年的帝國社會，帝國皇帝除了要敬天，還要祭孔，因為孔子作為紐帶式的人物提供了美好的社會理想和文化倫理的脈根。當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在等級秩序之上的，它是為了求得社會的安定和諧，但它的歷史發展也給中國人帶來沉重的包袱?？鬃拥娜寮宜枷氡缓髞碇腥A帝國的統治者定為“國教”，恐怕是他本人所不能想到的。學習研究儒家思想沒有錯，但定為“國教”、“獨尊儒術”，就成為一種文化專制主義，必然扼殺多元文明思想的交流和創造。中國近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了科學、民主的口號，這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打倒孔家店可以，卻不能也打不倒孔子，因為孔子的儒家思想經過幾千年的潤澤，已經化為中國國民的生命，要想使科學、民主的新思想扎下根來，不僅要有物質的保障，有制度的變革，重要的是把新的思想同儒家的優良思想結合起來，這是一個艱苦的創造，不是簡單地搬用西方的人權自由民主思想就能解決問題的。而且，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社會大學習時間很短，由于救亡圖存的迫切任務，中國文化的慣性必然會發生巨大的作用。

近代以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人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是要順應歷史和時代發展的潮流，建設人民主權的中華民國。這是世界范圍內中國的第二次社會大轉型，轉型出現社會斷裂，斷裂時需要有紐帶。孫中山的新制度思想的萌芽固然需要制度的變革，但也需要在中華民族已有的經驗性、實踐性的基礎上，創造出共和的物質體系、制度體系和文化體系，并且轉化為中國新國民的生命，也就是說要在生活樣式和文化心理上形成新的制度的血液。從歷史的過程看，中國的近代革命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國民土地革命，是要在民主主義革命中注入社會主義的內容，但毛澤東的思想是把封建主義等同于專制主義，認為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就打倒了封建主義，也就打倒了專制主義。而且，毛澤東晚年的思想是把民主主義等同于資本主義，因而也就不能從深刻的思想意義上反對中華帝國的專制主義流毒。實際上，中國近現代革命雖然打掉了一個封建的軀殼，卻保留了專制主義的靈魂。它隨時隨地都會以現代的形式表現出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即便是“四人幫”，既是專制主義的制造者，也是專制主義的犧牲品。這里到底發生了什么問題？它實際上既有一個深入學習和研究世界先進文明的問題，也有一個中華民族的文化道統的問題。中華民族的文化道統是什么呢？不是說孔子的儒家主義是道統，不是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道統，也不是說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道統。中華民族的文化道統是，在一個民族國家，誰代表了天道又代表了人民。在中華帝國時期，代表了天道又代表了人民的是中華皇帝，在中華邦國時期，代表了神道又代表了人民的是天子，那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代表了真道又代表了人民的只能是人民共和憲政。有了這樣一個制度思想的萌芽，才有孔子的儒家主義、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的多元共和。這也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康莊大道。所以，在世界范圍內的中國近代以來社會大轉型產生斷裂是不可避免的，但維系社會不致崩塌的紐帶，是和的思想，是共和的思想，是多元共和的思想，并且把這種共和的生活樣式、文化禮儀轉化到人民的心理和思維之中。

三

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社會大轉型，不僅是中國范圍內的，而且是世界范圍內的，它必然要汲取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這里最重要的是民族國家的文化道統問題。因為無論中國過去的天子皇帝，還是中國今天的人民憲法，都要代表人民，沒有人民，天子皇帝就失去了統治的基礎，人民憲法也失去存在的理由。這一點很好理解，無需贅言。問題的關鍵是神道、天道、真道，也就是一個“天”的問題。中國的“天”一直在發展，世界的“天”也一直在發展，過去人類把天叫做“天”，現在人類把天叫做“宇宙”，將來叫做什么還不知道，但總之是個天，也就是說人類社會永遠面對一個“至高無上的存在”問題。這個至高無上的存在，由于各個民族、國家的歷史文化不同，經濟社會發展的道路不同，有的叫上帝，有的叫佛，有的叫真主，有的叫天命，有的叫自然，有的叫真理，有的叫規律，總之這些稱呼都是對那個“至高無上的存在”的指稱，而這個“至高無上的存在”是“多元共和體的存在”，無論怎樣的稱呼，都不能揭示它的全貌。中國的神道最初是命道，對天的敬畏也是對神的敬畏，但中國的神道一直沒有發展起來，也沒有歐洲中世紀那樣漫漫長夜的神權主宰的黑暗統治，這體現了中國古代文明的智慧和創造力。中國古人之所以在農業社會創造了無與倫比的農業文明，而且這個農業文明代表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文明，與中國古人對上天的認識有關?？鬃泳哂刑烀乃枷?，他經常提到天命，他說：“道之將行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五十而知天命”，但孔子的天命既不是神，也不是非神，總之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至高無上的存在。即便在今天，中國大多數人或多或少地都信天命，只是理解不同，體現了多元共和的精神。這種天命觀有宗教的色彩，但又不是宗教，可以因人而異，因地而異，也算是中國的一種宗教文明吧。中國最初理解的天就是神道，祭天就是祭神道，后來神道轉化為天道，祭天也就是祭天道，再后來天道轉化為自然道，自然道又轉化為文化道。中國的龍文化是神道的體現，也是天道的體現，龍匯集了各種各樣的動物形象，可以在天上飛，水中游，地上跑，是多元一體的存在。這是中國文化文明的創造。中華民族有五十六個民族，又統稱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存在。所以，這種多元一體的文明有很高的文明含量，但不是沒有缺陷。實際上，那個至高無上的存在，不是多元一體的存在，是多元共和體的存在。

中國近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的社會大轉型，不僅要創造出成熟的人民共和的物質體系、制度體系和文化體系，把中國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既體現人類的普世價值，又具有中華民族特點的人民共和憲政制度，這是中國現代化的核心追求。而且，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的近代以來社會大轉型，還要從人類世界的文明發展中，以多元共和的精神，創造出更高級的人類世界文明。人類產生以來，中國在農業社會的基礎上創造了農業文明，歐洲在工業社會的基礎上創造了工業文明，今天人類又在信息社會的基礎上創造著智慧文明。人類更高級的先進文明必然是在繼承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智慧文明的基礎上的新的創造。這種先進文明首先是人民共和憲政制度，它包括共和的思想、理論、文化，包括共和的生活、思維和精神，包括共和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人與心靈的關系。這是一個繼往開來的大變革時代，是一個多元共和的大學習時代，是一個需要新的紐帶的大創造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