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識廬山真面目

胡松濤

文章作者的署名，不外乎用真實姓名和用筆名兩種情況。面對“文革”這個特殊時期的文章署名，人耶鬼耶？是耶非耶？筆者還真有些“不識廬山真面目”的感覺。姑且壯起膽子，慢慢道來。

以真實姓名署名的文章

“文革”中，一些作者坐不改名行不改姓，以自己的真實姓名在報刊上發表文章。這類文章占的比例比較小，但其影響卻比那些數量很大的化名文章大得多。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直接導火線是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上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的署名作者是姚文元。在十年“文革”中，姚文元是著名的“筆桿子”，被人稱為“無產階級的金棍子”，寫了不少文章，“橫掃千軍如卷席”，對“文革”的進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翻閱“文革”期間國家正式出版的報刊、紅衛兵和造反派自行編印發行的報刊，可以看到其中有許多至今我們仍熟悉的名字。

1966年6月2日，經毛澤東批準，《人民日報》發表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云鵬、李醒塵等七人撰寫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這張大字報對“文革”起到了“點火”作用。正如康生所說：“這張大字報不僅揭開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點燃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且點起了全國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火種?！?/p>

1966年11月8日，聶元梓等發表《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見1967年2月出版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通訊》第５期），這是“文革”中把矛頭指向鄧小平的第一篇大字報。

1966年12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王力、賈一學、李鑫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文革”開始后第一篇系統論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文章。

1967年第5期《紅旗》雜志和4月1日《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或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這篇文章首開在中央報刊批判劉少奇主席的先例。

1975年第3期《紅旗》雜志上，刊登了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1975年第4期《紅旗》雜志刊登了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這兩篇文章是“文革”后期開展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的基本讀物。

以真實姓名發表文章，如果得到最高領導人或文革小組的認可，是頗有些好處的。比如，北京大學的聶元梓以一張大字報一舉成名，名列“五大學生領袖”之首，成為風云人物。當時有民諺曰“老聶一張大字報，千年萬年吃不了”。

當然，以真實姓名發表文章亦有很大風險。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剛貼出時，曾受到圍攻和批判。如果是向“文革”小組提出挑戰的文章，署了真實姓名，后果就更嚴重了。北京林學院學生、“紅衛戰斗兵團”的負責人李洪山，1966年11月貼出針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對這樣的言論，“中央文革”很快采取了“措施”。12月14日，康生在與“三司”（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北航“紅旗”座談時說：“對反革命分子實行嚴厲鎮壓，這是最大的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頭目?！?2月16日，林院“東方紅”公社和“紅色造反團”聯合召開“批判斗爭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動大會”。12月17日，李洪山被逮捕。

有些以真實姓名署名發表的文章，并不是姓名的擁有者自己撰寫的文章。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楊成武的文章：《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這篇文章原署名“總參謀部無產階級革命派”，陳伯達征得林彪同意，改用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的名義發表。之后“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的提法在全國流傳，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林彪見風使舵，把責任推給了楊成武，成了楊成武的一條“罪狀”。

1974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小靳莊詩歌選》，書中每一首詩都注明作者及其職務職業，如大隊黨支部書記×××、民兵連指導員×××、婦女隊長×××、女民兵×××、下鄉女知識青年×××……那些“詩歌”都是他們作的嗎？值得懷疑。1975年6月，農業出版社的《貧下中農批判反動諺語五十例》，書中號稱“貧下中農”的文章，大多是由非“貧下中農”捉刀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以自己真實姓名發表的文章，在當時“革命”的強大壓力下，也未必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

“中共‘秀才們的一種通病，是悉心揣摩毛澤東以及上級領導的心思，然后形成文字——你左，我比你更左；你講得兇，我寫得比你還兇！在這方面，像我這樣從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起家的人，也概莫能外”（見《人民日報》辦公廳研究室主辦的《臺港澳報刊參閱》2005年第27期）?！拔母铩睍r期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后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徐景賢曾這樣說。這就是說，為了適應上級領導的指示，“筆桿子”在寫作中主動放棄了自己。

“知識分子是參與了文革主流話語生產的”，“有些人可能是真誠地接受階級斗爭理論，接受革命話語”，“還有一種情況是作者可能有所覺悟，但是在一種政治壓力之下為自保，就向強大的權利妥協”（韓少功的《革命追問》）?！?972年以后，部分知識分子已經能夠公開以個人的名義寫作和發表，但不意味著知識分子已經有了作為個人寫作的話語權，即使是工人出身的作者也只有在作為‘工人階級的一員時才有寫作的權利……知識分子以個人名義寫作的多數情況也只是個人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一種轉述……”（《作者之死》，《南方周末》2005年2月）。這說明署名作者的文章未必真實地表達作者的思想。

有意思的是，“文革”后，一些用真名發表文章的作者受到不同程度批評或批判。像余秋雨，因為在《學習與批判》等雜志發表過文章，在新世紀之初被人翻出老賬，從而引發了一場“懺悔還是不懺悔”的大辯論，打起筆仗，很是熱鬧了一陣子。

以單位或組織的名義署名的文章

以單位或組織（包括群眾組織）的名義發表文章，是“文革”文章署名的一個顯著特點。

1966年6月2日下午，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出現在清華附中的校園里。這是紅衛兵組織成立后第一次在社會露面，這張大字報也是紅衛兵的第一張大字報。６至７月，紅衛兵的發起者、北京清華附中紅衛兵連續發表三篇《論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被毛澤東所肯定。署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三論“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刊登在黨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雜志上。一時間，“造反有理”的口號傳遍全國乃至全世界，成為“文革”最著名的標志性口號。

1966年6月6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高三（四）班寫信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強烈要求廢除舊升學制度。6月7日，湖南長沙市一中高三（三）班共青團支部給團中央寫信，指出“升學考試制度的二十一大罪狀”。不久，升學考試制度真的就被廢除了。

1966年10月，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化名肖力到《解放軍報》工作。肖力組織了《解放軍報》社第一個群眾組織——“革命造反突擊隊”。1967年1月12日，“革命造反突擊隊”給《解放軍報》社長胡癡貼了大字報。其結果是，1月17日，葉群用林彪的名義宣布胡癡小集團奪權，把胡癡抓到衛戍區關了起來。

1967年2月22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聯絡站主辦的《東方紅》報上，首次發表署名“東方紅”的《群丑圖》，將一百來名所謂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排隊、丑化。這幅漫畫很快傳播到全國各地，隨之又出現許多新的版本。有意思的是，紅衛兵漫畫作品的署名，多是以“紅畫筆”、“紅畫兵”、“不是繪畫繡花戰斗隊”等“革命”的名稱出現，一般都不署真實姓名，或者根本不署名。

這些文章或漫畫，多是個人執筆創作，但都是以某某單位或某某組織署名。

1967年1月21日，一個名為“調查康生同志問題委員會”的群眾組織成立，他們貼出《調查康生同志的聯合公告》?？瞪侵醒胝尉治瘑T、“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有人要“調查康生”，這還了得！查！既然“公告”的后面有紅衛兵組織的署名：北京工農兵體院毛澤東主義兵團、清華井岡山兵團、天津大學八一三、中共中央黨校紅戰團等，這就好辦了。1月22日凌晨，陳伯達通過關鋒兩次給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負責人蒯大富打電話說：我們是支持你們的，你們的矛頭錯了，紅戰團是反動的，井岡山不要和它聯系。1月22日晚，江青將在“公告”上署名的紅衛兵組織負責人召集起來講話，她說：中共中央黨?！凹t戰團”是反動的，前三個（指《公告》署名的前三個紅衛兵組織）是造反派，對敵人提高警惕不夠。我們很驚訝的??！今天到會的大多是我們共患難的戰友。就拿蒯大富同志來說吧，當別人聯合整你的時候，就是陳伯達同志派人給你平反，你還記得嗎？“調查康生同志問題委員會”還沒有采取“調查”康生的行動，就夭折了。

當時，紅衛兵造反派組織多如牛毛，有的三兩個人也起一個很大的名稱，甚至弄出不小的動靜，他們的組成人員卻不為人知曉。

1967年1月20日，北京出現一張署名“全無敵”的大字報《勒令康生》，全文如下：“酷吏康生：老實告訴你，這個禍國殃民、殘害忠良和無辜黎民百姓的野心家、陰謀家、劊子手，你罪惡滔天，死有余辜，限你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交代你的罪行，否則，誓與你血戰到底！”這個“全無敵”的紅衛兵組織，沒有人知道它在哪里，所以“文革小組”就無法像處理“調查康生同志問題委員會”那樣處理它。

我手頭有千余種紅衛兵、造反派報刊雜志及資料，其中的文章、漫畫多以單位或組織的名義署名，根本無法弄清它的真實作者是誰。僅以北京大學的紅衛兵造反派刊物《文化革命通訊》、《文藝批判》、《文化批判》、《斗批改》、《教學批判》為例，上面發表的文章的署名五花八門，如：“赤衛”、“風雷激”、“巋然不動”、“黎明”、“橫眉”、“無限風光”、U235兵團、L618部隊、“金棍子”、“盛錫?！?、“延安”戰斗團游擊隊、“破私立公”、“孺?！?、“延安”、“刀尖”（漫畫作品署名）、“同心干”、“百萬雄獅”、“長纓在手”、“炮聲隆”戰斗隊、“橫掃千軍”、“紅槍”、“起宏圖”、“頂風船”、“逐浪高”、“滅資興無”、“狂飆”、“12.26”兵團、“輕騎兵”、井岡山紅衛兵、“紅老虎”、“紅聯軍”、“虎山行”、“紅野?！?、“熱槍冷炮”、“誓死衛東”戰斗隊、0263“爭流”戰斗隊、“韶山沖”、“迎九大”、“紅旗飄飄”、“窮追猛打”、“桔子洲”、“千鈞棒”、“熱風”、“紅鷹”、“報春”、“追窮寇”、“迎春到”、“長江橫渡”、“巋然不動”、“愚公”戰斗隊、“02”武工隊、“千鈞棒一支隊”、“紅五月”、“紅色清道夫”、批判王任重聯絡站、批判“虎山行”聯絡站……。這些署名，比武俠小說中武林大俠的名號還讓人眼花繚亂。這些署名的背后都有一個個具體、真實的人。北京大學的洪子誠回憶：“文革”起初，北京大學的謝冕聯合七八位有點“中間騎墻”立場的教員組成“平原戰斗隊”，一起開會，一起討論，一起寫大字報。如果沒有知情人站出來回憶，如今，你要找出這些組織背后的真實姓名，難，比蜀道還難，難于上青天。

署“筆名”的文章

筆名，又叫化名，有的叫代號。一般來說，筆名中都寄托著作者的一些想法，有的筆名后面還有不少故事?！拔母铩敝?，署筆名的文章最多，筆名之下云鎖霧罩。如今，幾十年過去了，“文革”中一些筆名的主人已經露出真面目，當然更多的筆名的主人已經無處追尋。

1966年5月8日，“何明”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假》?！昂蚊鳌笔俏母镄〗M成員關鋒的筆名。

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刊登《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開火》，署名“高炬”?！案呔妗笔恰督夥跑婈牎飞绲墓P名（“文革”后，一些文章稱，“高炬”是江青的筆名、這篇文章是江青組織的，關鋒、穆欣否定了這一說法）。

1971年8月1日，“峻嶺”的一張林彪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彩色照片刊載于《解放軍畫報》7、8期合刊上?！熬X”是江青的筆名。

1966年8月19日，清華大學的“向日葵”貼出批判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大字報：《王光美是清華園第一號政治扒手》。這是“政治”與“扒手”兩個詞第一次結合后組成的新詞的第一次亮相。據《清華大學文革紀事》的作者沈如槐回憶說，“向日葵”的主要作者是清華大學的唐偉和陳育延。

1966年11月15日，北京農業大學附屬中學高三（2）班學生劉振忠、張立才以“伊林”、“滌西”為筆名，寫了《給林彪同志的一封公開信》的大字報，張貼在清華大學。大字報批判了林彪在1966年9月18日在軍事院校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認為林彪關于“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太多，讀不完，他們離我們又太遠。在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中，我們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學習毛主席的著作”等說法是非常錯誤的。大字報貼出后，即被人當作“反革命大字報”撕毀。12月20日，劉、張被北京市公安機關逮捕，罪名是“現行反革命”。

以《高山下的花環》知名的作家李存葆回憶說，1968年，他當兵的那個地方叫茅山，他就用“茅山”的名字給《解放軍文藝》寄去詩歌《毛主席聲名傳天下》。后來又寫了《世界人民熱愛毛主席》等故事，署名“陸青文”——意思是來自青島陸軍的文章，這兩篇文章都刊登在《解放軍文藝》上（李存葆《我與她的關系源遠流長》，2006年3月27日《解放軍報》）。我查閱了這期間中國大陸唯一正式發行的《解放軍文藝》，上面還發表了“陸青文”的散文《黃海岸邊戰旗紅》等文章。

更多的筆名、代號、化名，我們至今不知道他的真實面孔。好在現在已經有人注意到這個問題。劉宗漢在《“代號”小記》中說：

以1972年的《文物》、《考古》為例，所見的“代號”就有“馬文?！?、“甘博文”、“京洛”、“群力”、“一冰”、“文展”、“龔愛文”、“周文”、“志工”、“史為”、“鐘依研”、“肖蘊”（后來得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正烺先生的化名）等。一些一時尚難確定的“代號”如“史言”、“魯波”等尚未列入在內。這些“代號”中，有的可以看出是一些科研單位的化名，如“甘博文”為甘肅省博物館，“鐘依研”為中醫研究院，有的則無法推測出到底是哪一個單位，如“群力”。由于近三十年的人事更迭，知情人早已退休，其中不少人又可能已經作古，恐怕也很少有人能知道這些“代號”的具體組成了。

“文革”中，大家為什么不用真實名字發表文章？

或者是要破除名利思想。江青曾說，農民種地，工人制產品都不署名，作幅畫還署自己的名?！八麄儯ò矗褐腹と耍┧鶑氖碌墓ぷ?，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都不屬于個人，就像他們在生產某一個機件時一樣，絕沒有想到這是我個人的產品，因而要求在產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周天《文藝戰線上的一個新生事物——三結合創作》，《朝霞》1975年12月）。如此推理，發表文章也不能署自己的真實姓名了。

或者是集體寫作，大家的勞動成果，不能署一個人的名，只好用筆名。徐景賢曾說：“這些署筆名的文章在寫作時，往往由一個人先執筆起草初稿，另一個人修改，集體討論后又有人作進一步加工，直到最后完稿、定稿，期間往往要經過很多人的手，所以現在要回顧哪篇文章是誰完成的恐怕很難，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以區別了。像后來市革會寫作組《魯迅傳》編寫組的十一個青年，用‘石一歌的筆名集體寫文章，正是繼承了這樣的傳統?！?/p>

或者是一些作者身上因為有“政治問題”沒有弄清楚，不能署自己的名，只好婉轉地用筆名。

或者是一些作者心虛，那些自己的文章，或違心表態，或捕風捉影，或無限上綱，作者自己也不敢署上真名。

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徐景賢曾回憶說：“即使完全是個人寫的文章，也往往使用各種筆名，使對手摸不清底細。姚文元曾給《文匯報》寫過幾篇批判文章，他說：‘毛主席《廬山仙人洞》詩中有暮色蒼?？磩潘傻木渥?，勁松，這兩個字含義很好，就用勁松作筆名吧！文章發到報社去，除我們外，只有《文匯報》總編輯陳虞孫知道，把‘勁松的文章發在顯著位置”（《人民日報》社辦公廳研究室主辦的《臺港澳報刊參閱》總558期）。使用筆名，頗似穿戴隱身衣帽，自己大手大腳行動，卻讓對手看不清真實面目，進可攻退可守。

寫作組的筆名

如果說“文革”初期的許多文章、大字報的署名多是紅衛兵、造反派組織，具有“民間”性質的話，“文革”中后期的許多文章是“官辦”的寫作組炮制的。這些寫作組根據上級的部署，適應政治斗爭需要，寫作了大量文章，送審批準后署上筆名，在報刊發表。那時，比較著名的寫作組有上海市委寫作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國務院文化組寫作組等。

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在“文革”中特別是在“文革”后期十分著名。徐景賢回憶說：“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成立于1964年，它即使不算全國寫作班子的始作俑者，也可說是各種大批判寫作組的‘領頭羊?！?/p>

上海市委寫作組的一個主要陣地是1973年9月創刊的《學習與批判》雜志。這本雜志名為復旦大學主辦，實際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主辦的。通觀《學習與批判》全部三十八期刊物上發表的文章，內容涉及工、農、商、學、兵等廣泛領域，文章的署名也讓人眼花繚亂：羅思鼎、丁學雷、方巖梁、石侖、石一歌、任犢、宮效聞、康立、梁凌益、齊永紅、翟青、方海、戚承樓、金風、靳戈、史尚輝、史鋒、曹思峰等。其實，這些署名不過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的不同筆名而已，據說這個寫作組共使用過八十多個筆名。

關于這些筆名的來歷，徐景賢回憶說：

寫作班成立之初，正值全國開展“學雷鋒”、“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的高潮，寫作班除姚文元的大塊文章由領導決定用真名外，其他人基本是用集體筆名，特別是重點文章，更是領導意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一概用筆名。文學組的重點筆名是“丁學雷”，寓“丁香花園學習雷鋒”之意，歷史組的重點筆名是“羅思鼎”，意思是“學習雷鋒，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思想文化界的人看署名丁學雷、羅思鼎的文章，就知道這是代表上海市委的聲音。

除了“丁學雷”、“羅思鼎”外，寫作班各組還用過很多筆名。比較有影響的如歷史組筆名“康立”（武康路歷史組的諧音）。文學組除“丁學雷”外，有的集體文章要另起筆名，我建議說：“我們剛開始做毛澤東的學生，就起一個叫‘方澤生吧！”后來寫了一篇較有分量的文章，我又起了筆名“方巖梁”（毛澤東詩“風物常宜放眼量”的諧音）。因為寫作班開始時住在丁香花園，筆名姓丁的特別多：兩人合寫的署名“丁加”，三人合寫的叫“丁川”，多人合寫的用“丁影”、“丁聞”、“丁葵”等名。

……在武康路二號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過程中，寫了一篇批判歷史學家李平心的文章，當時他正和歷史組同在二樓辦公，共同編資料。歷史組的基本班底是四個人：朱永嘉、王知常、吳瑞武、朱維錚。姚文元寫完后，開玩笑說：“你們歷史組四個人，加上我是五個人，共同來批李平心，這篇文章的筆名就叫‘伍丁吧！”這就是“伍丁”筆名的來歷。

“文革”后，上海市委寫作組使用的“石一歌”筆名曾引起廣泛關注?！冬F代作家筆名索引》中沒有此名。港龍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詞典》中有“石一歌”目：石一歌，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在“文革”中使用的筆名之一。用這個筆名發表的文章主要有《堅持古為今用，正確評價法家》、《研究法家要古為今用》、《再搗孔家店》、《不斷清除革命隊伍中的“蛀蟲”》等。雜文家何滿子在《筆名談屑》中說得更為形象一些，他說：“石一歌的聲名只在上海頗紅，外地人恭聆其名的大概只限于文藝界。知情人說，這筆名代表十一個才子，以人數而諧音而已。石一歌，即隱身在這個筆名下的十一位某某某們，是‘四人幫卵翼下的魯迅研究專業戶。所謂魯迅研究，就是把魯迅改造成‘四人幫的守護神。這部輿論機器由于起動較晚，且分工所限……事敗之后，這些機靈的才子就泥鰍似的滑掉，混入人海了?！?/p>

南有上海市委寫作組，北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

1973年10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成立批林批孔研究小組。1974年3月，調整人員改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遲群、謝靜宜負責，他們在江青等人直接點題授意下寫了大量文章。文章的署名多為“梁效”?！傲盒А笔潜本┐髮W、清華大學“兩?！钡闹C音。除“梁效”外，這個寫作組用過的筆名還有柏青、施鈞、秦懷文、高路、景華、安傑、郭平、金戈、萬山紅、祝小章、梁小章等。

著名學者周一良是“梁效”成員中的老教授之一。他在回憶錄《畢竟是書生》中說：“梁效設支部書記一人，由遲群、謝靜宜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隊的干部擔任，副書記二人，北大清華各一名。三十幾名成員中，兩校之外，還有少數人民大學的教師。成員除了老教授晚間回家外，都集中食宿，每天三段時間都須到班。梁效紀律森嚴，不得隨便請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的家人）透露工作內容。集中駐地在北大朗潤園的北招待所，門禁森嚴，給外人以神秘莫測之感。梁效主要任務是寫作，由中青年同志擔任，為‘四人幫制造反動輿論。寫作意圖由遲、謝兩人下達，或由《紅旗》、《人民日報》等報刊的編輯口頭傳達，有時甚至寫成書面提綱交給寫作小組。幾個寫作組之外，有個研究組，后改名注釋組，幾名老教授在內。江青聽毛主席談話，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典故，立即通知遲、謝兩人命令這個組查閱報告，起了供顧問咨詢的作用。梁效還要求老教授對于寫作組的文章在文獻典故方面發揮‘把關的用處?！?/p>

“文革”后，北京大學成立了“梁效專案組”，先后編印了《“梁效”部分反黨文章清查材料匯編》、《梁效罪證材料》等對“梁效”進行批判。

與“梁效”齊名的寫作組還有“國務院文化組寫作組”，使用“初瀾”、“江天”等筆名，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二十多篇。中共中央黨校寫作組使用的筆名為“唐曉”、“湯嘯”等，“唐曉”、“湯嘯”即“黨?！钡闹C音，用這個筆名發表的文章有五十多篇，有的文章還出版了單行本。

如今，我們離“文革”已經有些距離。隨著時間的流逝，面對“文革”文章的署名，我們越發看不清他們的面目?！安蛔R廬山真面目”，有時“只緣身在此山中”，有時是因為不在此山中……

何滿子說，“文革”中作者的署名，“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符碼”，“環繞著這些風云一時的筆名，還包藏著歷史風俗的色相，也許從這個角度切入，還可以淘出點歷史隱秘的信息來”。這也是筆者寫這篇文章的緣由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