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普世價值”風波

肖雪慧

2008年5月12日，四川發生了一場大地震，不多幾天，《南方周末》編輯部文章一段話引發了針對“普世價值”的討伐。沖著“普世價值”一撥撥輪番出場的，無論直接反對的還是稱“中國價值就是普世價值”的，個個調門高得不尋常，搞出了很大動靜。而不同意見在平面媒體上失聲，更放大了討伐動靜。

一時間，“普世價值”成了敏感詞。這很像上世紀思想解放運動之前的情景：“人道主義”、“人性”等詞匯統統犯忌。但隨著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文革”的反思，人道主義、人性良知問題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然而一些人為了對付這些語詞承載的思想和價值理念——它們恰恰都是普世價值的基本要素，掀起了一輪又一輪運動，可是無論“清污”還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雖然次次來勢兇猛，但都沒蹦跶幾個月便偃旗息鼓。因為，長期封閉的精神之門一旦開了一道縫，便再也封不住。最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過去幾十年間拒斥人道主義、人性、良知所導致的惡果：這種拒斥顛倒全社會的善惡是非評判準則，敗壞人的心性，造成的社會環境使很多原本善良的人也不得不經常抑制和批判自己的正常人性表現。

可以說，上世紀的八十年代，許多人都在進行恢復常識、回歸文明的艱苦努力。歷經若干反復，對人道主義、人性良知，總算由不承認到有限承認。但終于可以大大方方、不加什么限制詞地談及人道主義等等，已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了。

這一段曲折，如今在價值問題上顯擺“曾經闊過”，而且堅稱“現在正闊著、將來還繼續闊下去”的人，是不會提的。不提也罷，但現在這一輪對普世價值的討伐傳遞出一個信息：一股力量又想把中國拉回到好不容易才擺脫的那種與文明世界主流價值為敵的境地。

一、“普世價值”究竟觸犯了什么？

“普世價值”無非指存在一些跨地域、國界、種族、文化的人類共享價值。人在存在差異性的同時也存在共性，比如，基本特性和需求上有某種一致性，在面臨的基本生存問題上有相當的共通性，共享價值就基于這個事實。存在于不同人類群體道德信條和實踐上跨文化的相似性就是一個證明：每種文化都禁止謀殺、亂倫、說謊，這類禁令性準則體現了維護群體共同生存條件的價值理念，普遍性毋庸置疑。但除此之外，隨著人自我意識覺醒產生的權利要求具有的跨文化的普遍性，也越來越被意識到。這便是關系到人的本質和尊嚴，后來主要由人權概念來伸張的個人權利，如人身自由，思想、信仰和表達自由，免于匱乏和恐懼的權利以及對平等的要求等等。盡管這種伴隨人的自我認知過程而產生的權利要求和價值原則出現較晚，在不同地區或不同文化、經濟、政治條件下，人們對權利的認知程度也很不平衡，但一經產生，就具有強韌的生命力和廣泛傳輸的影響力。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在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標志著人權價值已經超越地域、文化和種族界限被普遍接受，與人權相應的民主、法治所內在具有的普遍價值也在日后半個多世紀中越來越得到公認。在當時聯合國五十六個成員國中，中國是投贊成票的四十八個國家之一。近十來年，中國政府又陸續簽署了十幾個相關國際公約，其中包括《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兩個公約跟《世界人權宣言》一起通稱“國際人權憲章”。它們延續了世界人權宣言的精神，內容上跟世界人權宣言相對應，并對宣言中各項基本人權作了更為細化的說明，提出了更加具體的標準。

簽署這些國際公約，就是對以人權為核心的普世價值的認同，當然也是在普世價值問題上對國際社會尤其是對本國人民的承諾。

可是詭異得很，《南方周末》編輯部文章恰恰因為贊揚國家救災行動是在兌現這種承諾而惹火上身，“普世價值”一詞也突然間成眾矢之的。

然而“南周”究竟說了什么呢？翻開原文，說的是：“這一切是執政黨和政府身體力行并積極倡導的結果。以國民的生命危機為國家的最高危機，以國民的生命尊嚴為國家的最高尊嚴，以整個國家的力量去拯救一個一個具體的生命，一個一個普通國民的生命。國家正以這樣切實的行動，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兌現自己對于普世價值的承諾?！?/p>

意思明明白白：中國在進步，尊重每個個體生命的人道主義在救災中得到切實表現。

可不知怎么的，發難者偏偏從中看出了“普世價值”搶“抗震救災的頭功”的驚天陰謀?！皳尮Α币徽f特別奇怪。至少有數萬條生命消失了；數十萬人留下了終生殘疾和病痛；無數家庭殘破了……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不堪承受之痛。在如此慘重的犧牲面前居然能把腦筋轉到“搶功”上，真可謂世間百態，無奇不有！但即便按“搶功”說的思路論功排座次，“南周”文章所說的“兌現自己對于普世價值的承諾”，也已經有了“政府”這個明確主體。既如此，何來“普世價值”搶政府的“功”？然而最吊詭之處還不在此，而在于循著“搶功”思路以及隨之而來的具更明顯政治構陷意味的種種指控——“普世價值傳銷是世界性的有組織的政治欺騙”，“販賣普世價值的人另有自己的一番深意”，搞“顏色革命”〔1〕等等。就差沒用上“顛覆政府罪”了，但已經呼之欲出，發難者口中的普世價值成了必須嚴加防范的敵對價值，它對中國政權簡直如“木馬病毒”般危險，政府絕無理由表示認同和承諾。但事實上政府確實已經通過簽署上述國際人權公約作了承諾。如果簽署公約作為承諾還不夠明白的話，那么當中國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后，新華社通稿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簽署，進一步表明了中國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堅強決心，也是中國紀念《世界人權宣言》五十周年所采取的實際行動?！钡前窗l難者的邏輯，對這種承諾就只能有一種解釋：承諾是虛，韜光養晦是實?？蛇@豈不是說政府在欺騙國際社會和本國人民？

這類政治構陷最終落了個自打嘴巴。而且高調反來反去，普世價值究竟觸犯了什么，卻叫人看不明白。不過另一些人提出的“否定特色”論倒一下把問題點明了：“‘普世的要害是否定特色，妄圖用一個模子來規劃地球上所有國家與民族的發展道路?！薄?〕

二、脫離普世價值的特色成了什么？

“‘普世的要害是否定特色”的判斷，點到了敏感處?？墒沁@個判斷并不具有不言而喻的合理性，喜歡抬杠的人完全可以用“特色的要害就是否定普世價值”來回敬。

然而，“普世”與“特色”的關系其實是或類似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差異的關系，誰也離不開誰。講普世價值，決不意味著要否定特色；講特色，也不能脫離普世價值。

特色源于差異。差異是互補與合作的前提，差異也使人類世界呈現出天然的多樣性。但任何一類事物都是差異跟共性相并存；同樣，多樣性只有在人類共享價值原則提供的基準線上展開，才是建設性的。沒有自己獨具的特色，失去的是不可替代性，一味強調特色而拒斥普世價值，不尊重人類社會共存與發展所需的共同評判標準，失去的是作為人類社會正常成員的資格。在現代社會，奴隸制肯定很“特色”了，中非那位著名的吃人皇帝就更“特色”了，但這樣的“特色”可憎可惡，使國家脫離進步和發展軌道，置人民于悲慘境況之下。

普世價值提供的是人類共存、發展必不可少的共同目標和評價尺度。其中部分是高端目標和尺度——譬如實現普遍的幸福與公正，這類目標和尺度標志著對人類最佳狀態的關注和人類追求的開放性。而前面提到的那些反映維護群體共同生存起碼條件的需要、具跨文化相似性的禁令性準則無疑是最低目標和尺度；而人權直接源于人的基本特性和基本需求，是對人的本質需要的確認，不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機構授予，任何人（無論多數或少數）、任何組織也都無權剝奪或限制——除非經過公正的法律程序。人權標準雖近現代才逐漸確立，卻并非高標準，而是人類發展至今已然不可或缺的基本尺度和目標。由人權劃出的只是人類社會須共守的底線。關于人權標準的性質，我是這樣看的：人權神圣，但并非因其標準高，而是因為它作為文明的公分母具有超越任何文化或制度分歧的不可違背性。在人權無保障、被踐踏之處，必定充斥人為的災難和不幸。這不僅使人最重要的類特性（如思考力、自主能力）受到遏制，甚至使許多人喪失這些特性而不能保持在人作為人的維度上，而且，人權不張，人的基本生存條件也缺乏保障，如果不在權力系統之內，無論貧富，都缺少使自己不被剝奪的必要手段，弱者面對權力唆使、縱容下的拆房奪地牽牛搶物，更難有維護自身權益的渠道和機會；人權不張的地方，權力在釀制人禍方面效率奇高，而對真相的習慣性和體制性封堵，在釀制人禍之后還使許多受害者連姓名都留不下就消失在封口機制之下。

國際社會把保衛人權作為基本目標，依循的是類似卡爾·波普爾在《猜想與反駁》中提出的那種思路：“把反對可避免的苦難作為公眾目標，而把增加幸福主要留待個人發揮首創精神去解決?！本褪钦f，保衛人權是基于防范罪行和不幸的考慮而不是出自增加福利的考慮，是基于維護人追求幸福的起碼條件而同最緊迫的社會罪惡作斗爭，而不是基于提供幸福本身。這個目標很實在。如果說禁令性準則作為底線側重于約束社會群體中的個人，那么，人權標準主要針對政府這一現代社會的必要的惡，為無論何種政體下的政府行為都劃出了一道不得跨越，一旦跨越便墮入野蠻和罪行的界限。

無論國家、民族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人類群體，都有權擁有和保持自己的特色，可是保持特色不是終極目標，人的生存狀態的改善才是終極目標，只有不悖于這一目標的特色，才值得珍視和發揚。如果某種文化或制度具有鼓勵蔑視人權、扭曲人性的價值傾向，那么這種特色的價值傾向需要的是變革而不是固守，比如，在高度耦合的文化和制度支撐下成為社會顯性價值的權力崇拜。固守這種與人的尊嚴敵對的特色價值，人們就不得不接受官權囂張的現實，譬如，官員敢于大白天酒后無證駕車撞了小孩，非但不施救反而試圖倒車干脆壓死重傷孩子，事后既可以叫囂“誰也不敢處理我”，又可以找下屬頂罪；可以流氓到強拖陌生小女孩入廁，膨脹到當民眾是“算個屁”的賤民；可以辦公時間為嫁女在機關大院設五百桌盛宴，并呼風喚雨招來幾十名警察、法官為婚宴抬菜……此三例的主角分別是阜陽市太和縣物價局長、“交通部派下的級別和你們市長一樣高”的深圳市海事局黨組書記、云南省昭通市永善縣公安局黨委成員。

官權囂張和民生多艱是人權不張的一體兩面現象。它們為人權對于人的不可或缺性提供了絕佳反證，讓人明白通過人權概念來表達的基本權利絕非可有可無的奢侈品。

可以說，人權標準超越文化的差異和沖突，更超越意識形態之爭，提供了文化、價值觀、社會體制、政治架構的多樣性賴以展開的統一性基礎和道義基礎。

三、民主憲政應對著權力的天然沖動，普世性毋庸置疑

人的基本權利需要良好的制度來保障。人類已有的各種政治制度中，尊重人權、能為人權提供保障的制度縱然由于歷史文化等原因呈現多種形態，但在核心問題上是一致的，即政府權力源于人民，而且權力在有限范圍內行使。今天，權力民授、權力止步于人權的政治架構已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走到這一步，應該說是基于對權力本性以及由這本性所衍生事實的認識。權力是一種可以支配、控制他人和社會資源甚至可以使人屈從的力量，從管理社會的需要中產生的國家權力尤其具有專橫性、擴張性及潛在或顯在的強暴性，對掌權者的誘惑和腐蝕更是呈規律性。所以，擴張和濫權是權力的天然沖動，缺乏有效制約，不守本分是常態。事實上，歷史或現實中，對人權的威脅和侵犯主要來自高度組織化的國家權力。所謂“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早已被歷史（當然包括我國歷史）反復印證，阿克頓勛爵不過以這句名言概括了這條鐵律。本性如此，那么，強勢的國家權力只有在受到嚴格限制和約束的情況下，才能被規制在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上而不易越界去侵犯權利、為禍社會；而遏制權力的擴張沖動和濫權傾向不能指望權力機構的自體監督和自體管束，這跟不能指望外科醫生自己給自己動手術是一個道理。所以，應對著阿克頓勛爵總結的著名鐵律，是另一鐵律：只有通過制度性對權力設限和制衡、監督機制，才能規制權力，防范權力腐敗和權力侵犯權利。

迄今為止，能對權力實行有效規制的，是人類通過長期摸索試驗形成的民主憲政體制。

民主的根本關注是人民與政權的關系：人民是被統治者還是授權者！民主制特有的定期普選以最直觀的方式昭示了國家權力來自人民的授予，而選舉是授權過程也是授權儀式。

憲政意味著有限政府。通過立憲明確國家權力的來源、目的、授權方式，明確劃定國家權力的法律界限，并以相應的制度安排確保國家權力在法治軌道運行。

誠然，民主制度有它的缺陷，即使較成熟的憲政民主，也有無能為力之處。但民主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這種制度最大限度地把權力運作置于陽光下，腐敗被逮住的幾率和成本都很高。最重要的是，民主厘清國家政權與人民的關系，一人一票的選舉權和其他形式的參與渠道給公民以力量感。

權力的自利表現無需列舉，在缺乏有效制約的條件下，官位回報率太高。公務員成為第一熱門職業的社會現實再清楚不過地折射出權力高含金量之下社會的“趨官”價值取向。那些聲稱向全世界推廣中國價值的人，可是也要推廣這種特色價值？

權力缺乏有效制約，不僅使社會利益格局變得畸形，還一定伴隨著權力對權利的進攻。近年來，政府權力對私域強力滲透，已經可以長驅直入公民臥室去查夫妻有沒有看黃碟，可以在發現有人從自家窗口拍攝城管、警察施暴場面時砸開人家的門，直闖私宅搗毀證據。管控之手更伸向了人們的經濟活動權利。無所不在的準入審批衍生出了把許多勞動方式逼成“非法”的“辦證經濟”、“罰款經濟”，而真正的非法——比如野蠻拆遷竟在全國到處堂皇上演，而且致警察的職業尊嚴于不顧，動輒出動警力護駕，把警察置于社會沖突的火山口?？墒?，在權力無孔不入、四處擴張的同時，該履行管理職責之處卻經常缺位或者搞免檢之類把戲，該承擔的公共服務也越來越多的轉嫁給了民眾。

有人喜歡拿中國的經濟增長來證明不要民主也可以照舊發展。的確，權力高度集中也可以創造出經濟的高增長，然而利益集團對國家的劫持使人民并不能從經濟增長中獲得與自己的付出和犧牲稍微相稱的回報。何況，國家還為這高增長付出了斷子孫路的環境代價。有一個事實很能說明這種經濟增長的實質：中國已被公認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而且，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百分之七十的個人財富掌握在百分之零點四的人口手中。

中國跟民主并不相克，事實上，實現民主是中國的百年追求。六十年前的中國借助內戰實現政權更替，民主的感召力是動員民眾的重要原因之一?？扇缃裾Z境下，民主變得十分曖昧，在一些“反普先鋒”口中甚至有了敵對價值的意味。如此這般的時過境遷，令人唏噓不已。然而，民主畢竟是歷史的承諾和時代的政治主流，所以除個別“反普斗士”赤膊上陣，更多的是還是拿“特色”抵擋?？稍僭趺刺厣摹懊裰鳌?，都有一些共同的規定性使其叫民主而不叫別的什么，起碼，不能特殊成“你是民，我是主，你的事，我做主”。憲政當然也會因各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而各有特色，但無論如何，也不能特色到要崇奉一個凌駕于全社會之上、不受任何力量制約卻支配一切的至高無上的存在，更不能特殊成限“民”而不限“政”。

四、越被普遍事物所滲透，特征越鮮明

人類在自身進化發展過程中，逐漸發展出了一些穩定的、具可普遍性的價值觀。像對自由、幸福、公正的追求，是哪怕彼此隔絕的情況下也會自發產生出來、并已積淀在人性深處的追求。普世價值就是從人類具共同性的追求中抽繹出來的，如《世界人權宣言》，是二戰后反思剛經歷的那場人類浩劫何以發生的基礎上，對人類已有的具共性的需求和期盼的提煉或整合，這不是哪一國的專利，各國都以各自方式作出了貢獻。

其實我國近年提出的對和諧的追求，同樣是普世性的。和諧而不是撕裂、惡斗是無論東西方各國、各民族的主流追求。事實上，這種追求古已有之。在西方文明搖籃古希臘，“和諧”既是人們追求的社會理想狀態，也被思想家視為“四主德”之一；我國古代的大同世界理想中也表現了對和諧的社會理想狀態的強烈追求。倒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一度拒絕和諧而崇奉斗爭哲學。這個“一度”可不短，將近三十年。這期間，誰要提出“建構和諧社會”，一頂“階級斗爭熄滅論”的帽子就足以打人于十八層地獄。如今高調宣傳的“以人為本”也一樣，莫說那三十年間，哪怕八十年代去講“以人為本”試試？馬上就有“精神污染”、“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等著。帽子也是自來有因：“以人為本”確實是舶來思想，淵源是西方文藝復興以來“人本”取代“神本”，是“以人為目的”這一人道主義原則的近似表達。當然，這個意義上的“以人為本”不是為政者居高臨下的表示，而是一種社會價值觀；人道主義也不是那種內涵被限定在“救死扶傷”狹窄意義上的“人道主義”或帶有諸多前綴的“人道主義”，而是尊重每個個體生命，為人權標準提供了價值基礎的人道主義。

現在無論提倡和諧還是以人為本，都是對人類文明主流的回歸，是對人民世代健康追求的回歸，無疑是一種進步?？墒?.12大地震后一場針對普世價值的討伐突然發作，討伐者都很強調“特色”，都指“普世價值是西方話語霸權”，認定誰講普世價值，誰就是要把西方價值強加于我國。

然而普世價值無分東、西，不論來自何處，都是人類的共享價值。一個心態健康、智慧、自強的民族不會拒絕任何可以充實、豐富自身并有利于改善國人生存狀況的人類價值準則。如果西方國家因為我國高調宣傳“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就要加以拒絕，那一定是瘋了。同樣道理，中國是不是某些普世價值的發現地并不重要；不是，不丟人，丟人的是以種種理由拒絕而自外于世界文明主流。

任何具有普世性的原則都不是某個民族、某些個人玄思默想的產物，不是思想創造的產物，更不是某個民族或個人的意識形態制造。拿人權原則來說，歐美是它的誕生地，但這些權利決不專屬于歐美。說在歐美誕生，不過意味著首先在那里被發現和確認；而人權價值向世界各地的傳輸過程，其實是對傳入地人們內在特性和需求的喚醒過程，或者是傳入地人們對存在于自己文化中與之相似或兼容的因素重新認識和發現的過程。因為，整合在人權原則中的是人類已有的具共性的需求和期盼，它們發乎人的本質，即人權不是誰的發明，而只是發現，對于人來說有著內生性，無須強加——六十年前，中國對《世界人權宣言》這一歷史性文件投贊成票，就不是被強加的。要靠強加或者強力灌輸來使人接受的，是跟人的本質和正當需求背離的東西。

而普世價值究竟是不是會消解特色？還是拿人權來說吧?；镜娜藱嘣瓌t作為人類文明公分母，提供了一種共同標準和價值底線，同時又為創造性表現以及多樣性的展開提供了廣闊空間。其間關系，我借用幾年前在《多樣文化與普世價值》一文中表達的看法：

每種文化都存在根據共同的價值底線自我調節和更新的問題。所以，多種文化并存的前提是對以人權為核心的人類價值和相應公理的認同和尊重。正是這種認同和尊重才使每一種具體文化的獨特性是有價值的，因而才是值得保存的，各種相異的文化也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能成為國際文化共同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就是說，對普世價值的認同決不會導致世界文化的單一化。顯見的例證就在眼前：歐洲各國在對人權原則的尊重和捍衛上有著共同立場，但是其中任何一國都并未因為人權價值上的一致性而喪失使自己與別國相區別的特色；即使在實現了歐洲古老的統一夢之后，歐洲大大小小的眾多國家也沒有一個不保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沒有一個缺乏個性、面目不清而可以彼此混同。相反，共同的價值基礎保障了它們免于陷入具破壞性的沖突局面，各國得以在這個基礎上不斷發展自己的獨特性。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可以發現，許多明確支持以人權為核心的普世價值的國家都保持著自己特色鮮明的文化傳統……

脫離普遍原則去追求獨特性表現是無意義的，甚至是破壞性的。無論人類個體、民族或國家，在個性與普遍性的關系上存在著一種特殊的邏輯：越被普遍事物所滲透，越有個性；越拒絕普遍事物的反倒越缺乏個性。在古代，沒有比雅典文化更獨特的了，但也恰恰是它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最大限度地表現了普遍性；相反，那些借保持獨特性而拒絕普遍標準的地方卻或多或少表現出缺乏個性的部落一致性，或者一方面是部落一致性表現，另一方面是把個性表現等同于擺脫一切文明規范的胡鬧。所以，就各種文化來說，差異也好，獨特性也罷，都不是抵拒公理和藏污納垢的掩體，而只能是在不背離人類基本價值前提下可以作為自己個性標識的成分。迄今為止，沒有證據表明對人類基本價值的認同導致獨特性的丟失。除前面所舉歐洲各國事例之外，還有大量事實證明，那些認同公理而實現了根本轉型的文化繼續保持了自己的獨特性，并因其獨特性而構成世界文化共同體不可替代的組成部分。

我國曾經游離于世界文明主流，是近三十年間在克服阻力中艱難回歸。起碼，不必再避諱人性、人道主義了。5.12大地震中民間勃發的道德熱情，更是大難面前對文明世界主流價值的自發回歸?？墒沁@一事實在聲討普世價值的人那里似乎成了中國價值對普世價值的勝利。然而，那段時間如火山噴發而出的無疆大愛、無數自發迅速興起的自愿者組織在第一時間從四面八方奔赴救災第一線，這在我國是久違的現象，因為久違，也特別令人震撼。這些久違了的精神和行動，其實是積淀人性深處而無分東、西的天然傾向，只是，它們長期被在人之間制造隔膜、誘使人極端功利的現行教育和社會現實所抑制，但在災難時刻以令世界吃驚的方式釋放出來。

中國傳統十分豐富，很多內容跟世界文明相通，并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我們這個民族生活中較為健康的一面。但傳統的這一面在強力摧殘和擠壓之下十分邊緣，說還保存了這類特色，太勉強，它們倒是在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其他國家或地區還很鮮活。

這場風波，其他意義談不上，倒是把一連串不可回避的問題擺到了明處：是繼續保持這樣的特色，還是在一個共同的價值平臺上去挖掘和發展自己既有的文化特色？特色要不要與時俱進，跟人類普遍遵守的基本準則相兼容？否認共同價值平臺的特色將成為什么？

最后提一個事實。北京獲得第二十九屆奧運會主辦權后，向全世界征集奧運會主題時，從數萬條口號中脫穎而出的，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意思很明白：盡管人類生存形態千差萬別，但都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人類相互依存，有著一些基本的共同期盼和追求。普世價值就來自這共同夢想。溫家寶總理2007年春寫下長篇文章《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便涉及普世價值問題。2007年3月16日，他在人大會議結束后的中外記者會上坦言：“我說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008年9月，他在美國紐約回答CNN記者的提問，又再次表達了他對人類普世價值的一些看法。

一位哲人說，“沒有偉大的夢，就沒有偉大的覺醒！”普世價值就是偉大覺醒的產物！

注釋：

〔1〕《網絡上“震”出了一個司馬南》，見《經濟觀察報》對司馬南的采訪。

〔2〕毛曉剛：《“普世”的要害是否定特色》，見《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