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黨、向人民請罪

李三達手記：家父李慎之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經過無數次的批判會、斗爭會（當時叫“辯論”），經過獨自許多個晝夜的痛苦思索，反復深挖自己的思想與言行，寫出了一篇長達兩萬多字的檢討，并獲準在新華社的大禮堂（即曹錕時代的“國會”禮堂）做了沉痛到“聲淚俱下，泣不成聲”的檢討發言。爾后在新華社的機關報《前進》上用了四版一滿版還轉到三版上一部分的篇幅，登出了其中的一半，標題是《向黨、向人民請罪》。這個檢討寫得如何，希望讀者們看一看，想一想。

一、我的罪行

我現在是作為一個黨和人民的罪人站在同志們面前，向黨、向人民請罪。

我是一個入黨將近九年的共產黨員，長期受到黨的教育和培養。然而在今年５月的大鳴大放期間，在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整風的機會向黨發動猖狂進攻的時候，我也從內部參加了這一進攻，對黨的領導，對無產階級專政，對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作了惡毒的誣蔑和攻擊。這期間，我在國際部“春雷”墻報上發表了《只有大膽地放，才能真正解決問題》的文章，號召人們去懷疑，去反對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在同一期的墻報上，我還推薦了《人民日報》上的一篇反動文章，卜無忌寫的《廢棄庸人政治》，反對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外，我還在“新聞業務”上發表了《試揭一個矛盾》的文章，表示懷疑新聞服從政治的原則，實際上是誣蔑我們的新聞工作是“愚民政策的”而要求絕對的“新聞自由”。在蘇共二十大以后一年多中間，特別是鳴放期間，我曾和十多個下級同志在作個別談話的時候，以及在一些組的辦公室內談話的時候，發表了大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而且是一個負有一定責任的共產黨員，我在階級敵人向黨進攻的時候不是挺身而出保衛黨的事業，保衛社會主義的事業，不是把群眾緊緊地團結在黨的周圍反擊右派，反而同社會上的右派里應外合，煽風點火，向黨進攻。我的行為是直接拆黨的臺，拆社會主義的臺，把群眾引向資產階級右派的方向，在決定中國今后是走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道路這樣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中，我背叛了黨和無產階級的立場，成了一個黨內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我對黨對人民犯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我辜負了黨和人民給我的培養，給我的信任，成為黨和人民的罪人。我在這里向黨向同志們低頭認罪，請黨和人民給我以嚴厲的處分。

二、我為什么會墮落成為右派分子

我為什么從一個共產黨員墮落成為可恥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我長期自欺欺人地把我犯錯誤的原因歸之于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錯誤給我的震動，歸之于自己“憂黨憂國”而迷失了方向。其實我所以犯錯誤是我過去長期以來生活道路發展的必然結果。蘇共二十大以后的形勢固然對我起了很大的影響，然而它到底不過是一個外部原因，決定的因素是我自己思想意識上的原因。

我出生于江蘇無錫一個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家庭里，我父親是當地商會的秘書。由于我們那里的商會實際上是當地的太上政府，我父親也成為一個周旋于紳商官府之間的人物。

他小時境況極壞，靠苦學出身，自己有相當高的舊文化水平，但是卻總自以為不是正途出身而自恨不足。他四十多歲才生我，我是長子，因此就把全部希望都放在我身上。我從小一方面受到家庭特別的嬌寵，一方面又受到十分嚴格的管教，從這兩方面給我種下了極深的處處自命不凡，自視特殊，頑強地要求出人頭地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根子。

除了受到完整的資本主義的學校教育以外，我父親還親自給我加了一套完整的封建教育。他極力灌輸我以封建道德的中心思想——所謂孝道，其最高理想就是《孝經》上所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我父親常說“我沒有財產可以留給你，只有以學問來栽培你”。在他的教育下，我從小就成為一個老氣橫秋、脫離小朋友的人，把“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學而優則仕”看成為自己的畢生理想的人。我從小就確立了把智識神秘化，崇拜智識，把它作為一種私有財產，想依靠它來為自己贏得名譽地位的資本的根深蒂固的人生觀。

在我入黨的時候，我曾夸耀自己從小學時代起就不斷受到各種進步因素的影響，成為貫穿在我歷史上的一根紅線，一直到把我引向革命。但是現在再回頭來看，這個事實并不意味著我真正接受了共產主義的啟蒙。我在小學的時候，就有教員向我宣傳蘇聯，給我留下了印象。但是同時也有教員向我宣傳法西斯主義。到中學以后，我一方面是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書籍，但是也同時讀了更多的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書。我過去以為這不過是兼容并包，其中有好的成分，也有壞的成分，而強調好的成分比壞的成分多，其實“兼容并包”就是一種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F在看來，在我少年、青年時代給了我決定性的影響的決不是我過去所吹噓的共產主義思想，而是我的學校和家庭所給我的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思想。如果一定要說有一根線的話，那么這是一根黑線而不是紅線。

我過去自以為過去上的是帝國主義大學，做的是反帝國主義的事情，好像很革命。其實，帝國主義的大學教育給了我極深極壞的影響。我從初中時代開始接觸到一點馬列主義。１９３６年，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剛出版后，就有一位共產黨員的教員給我讀了。當時，我是第一次碰到“哲學”、“政治”這樣的名詞，因此立刻對馬克思主義發生了強烈的崇拜?？箲痖_始以后，我在上海讀高中，當時，黨在文化界的影響很大，許多馬列主義的著作大量出版，我由于抗日要求的推動，由于初中時代的那一點根子，確乎是如饑似渴地借、買這些書來看，固然絕大部分我沒有看懂，固然我也吸收更多的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我心目中總是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智慧的最高成果”。但是一進帝國主義辦的圣約翰大學和燕京大學，我的思想就有了變化，這些大學以自己打扮得十分莊嚴的學術氣氛來蔑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這些大學里根本沒有地位。而我也就確實受到了它的嚇唬，慢慢就有了學問無邊、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一家之言”的觀念。如果我不是后來到成都又接近了黨的領導，帝國主義的大學教育是完全可以把我拉開進步的道路的。而它在那時雖然并沒有做到這一點，但是還是在我頭腦里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正是它今天使我墮落犯罪。資產階級的政治學，我為它一共也不過化費了一學年每周三小時的時間，然而它竟在我頭腦里長上了一個毒瘤，使得黨多年來給我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民主的教育都吸收不進去，而一心向往于那套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

我過去曾經把我參加革命看成是長期接受黨的啟蒙教育的結果，因此好像在參加革命的時候，已經是一個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戰士了。但是，今天看起來，事實完全不是如此，我實際上完全不懂得社會主義。我參加革命是由于學生運動的推動，而我參加學生運動只是出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要求。在個人身上說，它并不違反我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而是正好適合這樣的要求。我在學生時代所追求的東西，實際上是個性解放、個人自由，我當時的個人理想，也還是個人的成名成家。中國的社會性質決定了，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是不能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因為資產階級有其不可克服的動搖性、軟弱性。我個人在民主革命中的表現也證實了這一條真理。我確實曾在學生運動中表現得很積極，曾經自夸“為政治可以犧牲學術”，然而實際上，這只是因為學生運動發展得很順利，滿足了我個人英雄主義的領袖欲，覺得走“做一個政治家”的道路比走“做一個學者”的道路更符合我的個人野心而已。（學生運動還使我的個人英雄主義更加膨脹了，我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更加頑固了。）到從大學畢業的時候，我面前擺著兩條路：響應黨的號召到解放區去，或者干脆賣身投靠走向上爬的道路。第二條路我不屑走，但是第一條路我也沒有決心走，因為那樣就要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個人前途。在這個尖銳的抉擇面前，我表現了動搖。我表示要停一停、想一想，我心里有激烈的內心斗爭，但是終于咬不了牙。我之所以選擇去中學教書，就是這種動搖的結果。然而就在這個時候，黨一直照顧著我，關懷著我，從遠處注視著我。我感到離開了革命運動的寂寞與痛苦，也感到個人實在是沒有出路，繼續在學生中搞民主運動，最后受到了特務的迫害，才逼上梁山，使我最后參加了無產階級革命隊伍，到了重慶，進了《新華日報》。

這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從這時候起，我就在黨的直接教育下，如果我能夠接受黨的教育，改造自己的話，我的面前就出現了一條一直通向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黨對我在政治上從來是愛護的、信任的，但是我反而把黨對我的愛護和信任看成自己在政治上保了險一樣。我夸大自己的革命性，把過去為革命做的一點微末工作看成是“獨力打天下”，自以為是黨的“孤臣孽子”，認為自己是對黨有功，黨應該對我“禮賢下士”，應該請我入黨。在我的入黨申請由于行軍、土改、三查等等關系被延遲了一段時期的時候，心中就大有意見。我在與黨的關系上保持一種客卿的態度。這些都說明了我的“革命性”如何有限，如何不純。但是黨仍然是給我以充分的估價，接收我入黨。當然，黨是看到了我的缺點的，但是黨仍然希望能改造我。黨當時就嚴厲地指出我的資產階級思想比較嚴重，必須在今后努力注意改造。但是我卻置若罔聞，把入黨看作是黨對我的革命性的承認，而不是看成是徹底改造自己的開始。我還記得在通過我入黨的支部大會上，有許多同志對我提出了嚴格的批評，也有一些同志對我說了較多的好話，我對好話就非常聽得入耳，對某些批評就不以為然。例如有一位同志批評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貧雇”，我就覺得誰都是一樣，不獨我一個。有一位同志批評我狂妄自大達于極點，我就覺得也沒有到這樣的地步。另外有一位同志說，我所以亂七八糟的思想多，是因為知道的東西多，我就覺得非常入耳。會議完了，就有一些同我較親密的同志來祝賀我，安慰我，我也就以能入黨而欣然自得，而不去嚴肅地對待黨的忠告。

我就這樣參加了黨的隊伍，跟著黨勝利地前進?？偟恼f來，在整個民主革命的階段，我同黨的矛盾還不算很大，黨的政策我還是擁護的執行的。但是盡管如此，我的抵觸仍然有，而且也并不小，因為雖然是民主革命，但是它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而我是在無產階級的隊伍里。無產階級的組織性、紀律性、集體主義和革命的徹底性常常同我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革命的軟弱性相抵觸，而我卻頑固地不肯放棄自己的一套。

首先這表現在我同黨的關系是，可以說，自從參加革命之后，除了在重慶和上海那一段攤子很小，幾個人同甘共苦，誰也沒有什么名，什么位，不可能有什么個人打算之外，自從一到解放區起，看到這么大一個天下，就一直不斷地有個人打算，想挑好工作。我想當編輯不想當翻譯，想當記者不想當編輯，想搞研究工作不想搞新聞工作，總之是想挑最能出人頭地的工作，而在這些要求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就牢騷很多。

在對黨的關系上，更加突出的是我從來只看到個人，而看不見黨。在我眼中，黨似乎不是一個戰斗著的集體，一個活生生的存在，而不過是一群黨員的集合體。我重視朋友之情，而不大體會同志之誼；重視知遇之感，而不大體會黨的培養。除了在運動中而外，我從來不向黨的組織暴露思想，接受黨的幫助，常常覺得小事應當自了，大事說也無用，我確實是一個與黨貌合神離、目中無黨的“共產黨員”。

在對黨的關系上，最嚴重的是，黨總是向我提出必須進行思想改造，但是我卻在實際上抗拒改造。我認為我已經入了黨，這就證明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了。我覺得自己政治上無問題，歷史上無問題，社會關系也無問題，思想上確乎是好發議論，好發牢騷，但是這卻不是什么大問題，有些問題雖然不同意黨的意見，也認為自己可以壓得住，還有組織性、紀律性。憑這一點就可以跟黨走到底了。殊不知思想問題是最根本的問題，只有有共產主義思想的人才能過社會主義的關。在這次的大鳴大放中，黨要考驗每一個黨員的時候，我堅持個人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尾巴就露出來了。

既然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既然我這樣一個保持著整套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直和無產階級的隊伍格格不入的，因而我在民主主義的革命中的表現也是不徹底的、軟弱的。我在土改中，看到農民打地主會覺得不文明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據。此外，我從頭起就對我們的許多制度有各種各樣的議論，過去的例子現在已難記得起來，但是類似“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這樣的想法就是我很早就有的。在歷次運動中，我參加了一些，但是都參加得不多，我總只是“完成任務”而不是十分積極的，我心里總是怕過火、怕傷人。我總是夸大副作用而要求穩健。我總希望看到我們專政的寬大的一面，而不愿看到它嚴肅的一面。我總是以資產階級民主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各項工作、各種制度。我并沒有真正站穩過無產階級立場，而我的右傾思想是十年一貫的。正是這些思想的日積月累，一直到形成我今天一系列的反動思想，自己也成了一個十足的右派。

我的思想問題逐漸進一步暴露而發生新的變化，是在1953年與1954年之交。就我個人的角度來說，我以為，1954年以后，我過去所崇奉的日丹諾夫的許多理論，在蘇聯東歐都開始有了翻案，我自己屢次出國，接觸到了更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覺得過去的看法是“教條主義”，未必對。同時，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蘇聯東歐的政治生活中也連續發生了一些事件，如柏林事件、貝利亞事件、納吉上臺下臺事件、蘇南建交事件等等，因此，自己的思想上發生了許多懷疑。拿這來比附中國，就覺得思想戰線上的許多是是非非很難說。同時，覺得從那時起，自己也接觸了一些外來的影響，對我們的文化政治問題上的懷疑抵觸就多起來了。但是，實際上這些都只是表面的原因，深入一點看，不為無因地巧合的是，這正是民主革命已經結束，黨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的時候，黨在這個時候，提出了統購統銷這樣一系列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政策。對這些，我并沒有什么抵觸，但是，社會的這些變動必然要在人們的意識上得到反映，而黨也就著手來解決這樣意識上的問題。因而在各個方面的思想改造都加緊了。以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以集體主義反對個人主義，以無產階級思想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就越來越尖銳了。如批判俞平伯思想、梁思成思想、胡風文藝思想、胡適學術思想的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地到來，報刊、雜志上批判各色各樣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出現。這是一場又一場思想戰線上的階級斗爭，正是在這個時候，一方面是革命深刻化了，一方面是我個人身上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的革命性已經發揮完了。而我的留戀資本主義，抗拒社會主義的反動性已經開始露頭了。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變化？現在看起來是自然的。我原來不過是懷著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追求“個性解放”的目的而參加革命的，實際上不過是要求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固然，我自己并不是資本家，我并不要求保持物質財富的私有制。但是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我把知識看成是個人的產物，個人的資本，因此實際上要求保持精神財富的私有制。而我所謂的精神財富，又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當然，這些東西是無產階級決不需要的，是社會主義決不能容納的，因此必須批判它們、改造它們。然而這樣的改造就觸動到了我的階級本性。各種各樣的批判在我看來都是對我的否定，對我所認為“真”、“善”、“美”的寶貝的否定。本來，如果我能夠把那些被批判的思想當作鏡子，積極地從這些思想斗爭中學習，努力改造自己的話，我就可以跟著黨一直前進。但是我卻不去利用黨給我的這種大好機會，反而因為這些運動沒有直接牽涉到自己而站在一旁竊竊私議，表面上是吹毛求疵，實際上是懷疑抗拒。

我現在還沒有回憶分析自己到底在哪些具體的思想問題上滋生了抵觸，這個工作我今后一定要細細來做，但是，總的說來是這樣一些感覺漸漸積累起來了：“黨管思想管得太多了”，“思想學術上的花色品種減少了”，“運動傷人了”，“思想批判太深文周納，成為誅心之論了”。

久而久之，我就感到這是一種“思想統治”，這是“從來沒有的對思想的壓抑”，我不去看看到底統制了誰，壓抑了誰，是不是該統制、該壓抑，是對人民有利還是不利，而是以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的本能，感到這樣下去會造成“千篇一律”，“眾口一詞”，會“蔽聰塞明”，會沒有智慧。這樣，我就認為我們的社會里“民主”太少了，“自由”太少了，個性太受束縛了。十分明顯，當我向帝國主義、向蔣介石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個性解放的時候，我還有點進步性革命性，當我向社會主義、向無產階級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個性解放的時候，我就只能是倒退的、反動的了。

漸漸地，我感到社會主義的經濟是我所要的，而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卻不能滿足我的理想了。我漸漸暴露出我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市儈本性，因為一個個人主義的牙齒發痛，而覺得好像整個世界都是黑暗的了。

然而，一直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前，我思想上的這種抵觸與懷疑還沒有明確地、直接地牽連到我們的政治制度上去。在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錯誤以后，國際上出現了帝國主義的反共高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也出現了修正主義的逆流，我身上原來頑強地保持著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就在這些外部因素的觸發之下急速地發展起來。我大量地吸收各色各樣的修正主義的、資本主義的觀點，然后一下子把我過去積累下來的一切牢騷不滿都明確地歸結到“社會主義制度沒有解決民主問題”上去。而當我抓住這么一個反動的中心思想之后，又把我過去的一切反動思想固定化、擴大化，推而廣之延伸到我們社會生活中越來越廣泛的方面去。我狂妄地以斯大林的錯誤和波匈事件為根據，公然要靠制度解決問題。而到匈牙利事件以后，我就形成了一套反動的政治思想。這時，我已經不是僅僅抗拒思想改造，而是要想以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來改造黨和社會主義了，這樣，我就直接走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

到今年年初，最高國務會議上主席提出大鳴大放的方針以后，我的狂熱就越來越高。我把從中央聽來的片言只語，一概按照我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串聯起來，作出極端夸大，實際上是完全相反的、機會主義的了解，來設想一個“從理論到制度都要作改變的新局面”要開始了，要“從上而下”地變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忘了黨的領導，發瘋似的追求資產階級“民主”，向人販賣自己的反動主張，以此來炫耀自己，影響別人，希望別人同我一樣來懷疑、來議論、來反對我們的政治制度。到中央決定提前整風以后，由于我對運動一貫害怕，我一度還有些情緒低落，但是后來看到社會上右派知識分子的言論越來越多，而且好像正是向著我所期待的改變制度的方向發展的時候，我就接受了“風氣論”，以為就是應當像社會上那些右派那樣來大鳴大放，來進攻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寫出了點火式的墻報文章，積極地同人談話來散布自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我過去曾把自己的言行的動機說成是好的，實際上我想的就是要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是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自由，我也正是這樣做了，這時，我一年來在政治上的激烈動搖就最后導向了完全的墮落，從一個共產黨員變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５月底，我的反黨言行因為社會上的右派狂風暴雨般的進攻使我恐懼，因為黨的警告而開始收斂，然而錯誤已經永遠地鑄定了。第一次使我感到警惕的是柯慶施同志在上海宣傳會議上的最后發言，他說：“有一些共產黨員證明只能作一個民主主義者而不能作一個共產主義者?！蔽耶敃r還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而現在，十分清楚，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共產黨員”。我經過了民主主義的革命，然而卻沒能通過社會主義的大關。這是我的恥辱，我的悲劇。然而，這卻正是一個對黨忘恩負義，不聽教誨，一意孤行，拒絕改造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應得的懲罰。

我的發展道路清楚地說明了我的罪是我自己造成的，是必然的。在反右派斗爭開始一個時期以后，我曾經怨恨黨會整到我身上。然而反本求源，不是黨有負于我，而是我重負于黨。黨多次伸出手來要帶動我前進，但是一次又一次被我拒絕了。歷史的車輪不能待人，我在急轉彎的時候摔到了車外，正是我自己應當從這里頭吸取畢生的教訓。

三、我的反動政治主張的實質是什么？

關于我的反動的政治主張，同志們已經在六次大會上作了全面的、深刻的、系統的批判。這些批判幫助我認識到了自己的言行思想的反動本質，并且給了我以馬列主義的武器、階級分析的武器來同我自己的反動思想作斗爭。我可以向同志們表示，在幾個月來黨的教育下，特別是在大家的批判以后，我的反動政治思想已經徹底破產，我決心全部地、永遠地拋棄它，向黨、向同志們繳械投降，至心歸命。

當我現在要在這里批判我自己的時候，我不可能重復同志們已經提到過的許多論點。但是，正如劉修學同志在《前進報》上所說，我過去是給別人也給自己搭了一座“迷魂陣”，我陷害了別人，也欺騙了自己，現在我應當親自來拆掉這座迷魂陣，讓它在同志們面前，也在我自己面前徹底消滅，不留殘跡，永遠地不再害人害己。

我打著追求社會主義的“民主”，防止“個人崇拜”，要使社會主義“千秋萬世”等等漂亮的旗號，然而要是以馬列主義來分析我的各色各樣的實際主張，那么，無論從哪一個方面分析下去，都可以看出，我所要求的東西結果都只能通到和社會主義相反的方向，都只能是破社會主義，而立資本主義。我在自己思索和向人宣傳自己的這一套政治思想的時候，常常還自欺欺人地說自己的目標是堅決維護公有制的。但是要是堅持我的這一套，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就根本不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社會主義社會內就只有再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去?！对僬摕o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里說：“那些離開無產階級專政而高談民主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而反對無產階級，實際上是要求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雖然他們中間許多人或者并沒有自覺到這一點?！蔽宜氲?、所做的就正是這一點。

最后，我把過去一年中形形色色的考慮都說成是“憂黨憂國”，好像自己所設想的一切都是為了黨的利益、國家的利益。然而實際上，我哪里曾經絲毫懂得或者想去懂得工人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的一套反動的政治思想不僅是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荒謬絕倫的照搬，而且從根本上說，只是我的個人主義人生觀、世界觀的反映。

再剖析一下，看看我是什么樣的一個人。

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教育給我種下了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它一方面培養了我的自我擴張，把“個人”看成是高于一切，一方面又把“自我”深深鎖閉在一個極其狹窄的小天地中，而不去同偉大的集體同呼吸、共甘苦。

我的日常生活充分表現了我的這種人生觀。我一方面是狂妄自大，一方面又是離群索居。我不要說不參加工農的集體生活，連知識分子的集體生活也不愛參加，以一個膨脹浮腫的自我，同二三知己胡吹亂捧，高談闊論，這就是我所沉醉的小天地。在我們的社會關系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千百萬群眾在熱火朝天地行動的時候，我不拿自己的身心去參加這樣的變化，卻只是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冷眼旁觀，評頭論足。我拒絕接受新事物，不要說是今天激動著千千萬萬從青年到老年的新的社會活動，就是新的文藝小說也從來不看，甚至連戲劇電影都要別人強迫去看。我身上充滿了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霉爛的臭氣和頑固的偏見，這樣我就看不見也看不慣新事物。偶爾看到一首新詩、半篇散文、幾段小說的時候，我常常不相信那里面所表現的新社會新人物的新感情，而對之投以輕視，我熟悉《紅樓夢》與《儒林外史》里面的死人要比熟悉我眼前的活人為多。

社會是在飛速前進，群眾是在飛速前進，而我的雙腳卻被墳墓中的死人拖住了，在骸骨之間徘徊迷戀。名義上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實際上卻成了一個沒落階級的遺少，心里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種腐朽的思想使我睜著眼睛看不見我們的人民今天享有的蓬蓬勃勃的社會主義民主，而當我的這種腐朽的思想感情被觸動的時候，我就以為是沒有民主了，沒有自由了。只有到今天，到大家以大量的事實和道理來證明我的極端愚昧無知、落后反動的時候，我才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經淪落到如此可恥的地步。這三個月來，我第一次以憎惡的感情來看待我過去那么迷戀的一切，第一次感到有必要深入到群眾中去，向群眾學習，來從頭認識。（名義上說來）我也算曾出過一份力量參與締造的新社會。

我曾經一直是這樣一個為斯大林所說的“甲殼里的英雄”，然而我還有所追求。從我少年時代起，在封建教育的影響下，我的理想就是隆中待顧的諸葛亮，是捫虱劇說的王猛這樣的人物，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樣“平步登天”的道路。到了接受資本主義的大學教育以后，我的理想就自然地變成了像凱恩斯、拉斯基那樣在我看來好像能夠以自己的學術來左右國家政策的人物。我看不見群眾，看不見集體的智慧，只崇拜個人，崇拜專家的鉆研，正是因為如此，我才那樣熱衷于議會民主，熱衷于專家路線，要求容許開放學術自由、新聞自由、思想自由，我托名為追求群眾的制約，實際上追求的不過是給這些專家以自由，讓他們退可以治學，進可以當政。我在這樣設想的時候，好像自己個人還沒有什么具體的目的，然而我的這套主張的實現，卻正可以為我自己以及少數同我這樣的個人主義者實現其野心打開一個自由天地。

除此而外，我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也彌漫到許多方面。我充滿了虛偽的個人尊嚴的感情?！笆靠蓺⒍豢扇琛钡脑?，總是能引起我的同情，我也總是瞧不起群眾，相信“暴民心理”的胡說，因此我總是不滿群眾運動，反對“不殺之威”，而要求“文明的”法治。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我醉心于“師友之間”、“二三知己”式的自由主義關系，而不習慣于嚴肅的組織生活，因而反對黨的思想政治工作，企圖以道德文章式的領導來代替組織領導。在工作關系上，我也存在著“士為知己者死”的“知遇之感”，只看見個人而看不見黨的領導和組織的作用，因此甚至要求能自由挑選干部。在干部政策上，我就不滿循序前進，而要求能夠使特出的人才有破格提升的道路。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看出，我想的這一套中間，并沒有多少“黨”和“國”的利益，有之，只有犯個人自大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利益。雖然我的一套反動思想，是我在蘇共二十大以后東抄西襲迂回曲折地羅織起來的，實際上，不論哪一條都不過是我的個人主義人生觀、世界觀的直接反映，確實，我在考慮這一條、那一條的時候，心中也還在嘀咕“對頭不對頭？”但是實際上，我已經是一往情深，因為它們正是我內心的要求。

我的例子證明了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是和社會主義決不相容的，而如果不改造，它就定然會爆發出來反對社會主義。鳴放以后，我就是這樣從一個甲殼里的英雄變成了一個堂·吉訶德式的英雄。既然我向人民的民主制度作了進攻，我也就不能不受到人民無情的回擊。但我愿我的慘痛的教訓能成為每一個還有著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同志的鑒戒。社會主義的大門是無限寬廣的，只有那被個人主義吹得無限膨脹的人才進不去。我希望再不要有任何人重蹈我的覆轍。

四、反右派斗爭給我的教育

我由一個共產黨員墮落到一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可恥而悲痛的道路說明了什么呢？我以為它首先說明了馬列主義的真理，階級斗爭的真理。在階級社會里，階級斗爭是貫徹一切的現象，沒有任何人可以逃避。

過去一年來，我躲在一個共產黨員的稱號下，自以為是在超然物外地尋求什么獨特的、新鮮的客觀真理。然而現在看來，我的這套思想第一并不獨特，它幾乎是一切右派分子共有的。和我共鳴的并不是真正“愛黨愛國”的堅強的共產主義者，而恰恰是那些連我都曾經羞與為伍的反動政客、十足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各色各樣的壞分子。第二，我的這套思想也并不新鮮。近四個月以來，當我開始感到自己的錯誤而去學習被我擱置已久的馬列主義著作的時候，才發現我的這一套正是許多無產階級的叛徒從伯恩施坦、考茨基到“左”派共產主義者，在好幾十年以前就不斷發表過的陳詞濫調，完全沒有一條我可以自詡為新發明的東西。我的這套思想的普遍性正好說明了它的階級性——資產階級性。

三個多月來，在激烈的思想斗爭中，我常常自己問自己：“我是誰？”我現在看到我并不是一個超然物外的“絕對的”個人。我不過是一個階級的存在。在我的身上凝固著濃厚的資產階級腐朽的意識形態，我的政治思想正是代表著沒落的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絕望的掙扎和抵抗。同志們對我進行的斗爭就不能不是一場階級斗爭，不能不是一場資本主義道路同社會主義道路之間的斗爭。

最近以來有三篇雜文曾經引起我的深省，一篇的題目叫做《狼的乳汁》，它以印度的狼孩因為吃了狼奶而很難恢復人性為例說明資產階級思想的危害性；一篇叫做《致死的因子》，作者借有一些植物從母體繼承到一種致死的因子，雖然一樣也可以長得高大繁茂，但是到一定的時候，就會自動枯萎死亡這樣一個例子來說明個人主義的危害性；最后一篇是說到一個我也認識的文藝界反黨分子陳涌的。作者借女優泰伊思的故事形容陳涌，說他在1955年曾經是首先向胡風戰斗的勇士，然而兩年以后，他卻完全繼承了胡風的文藝思想而墮落成了一個黨內右派分子，其原因就因為“六根不凈”，因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根”不凈。我拿這當鏡子來照自己，我過去在政治上也曾經參加過反帝反蔣反封建的革命，然而我在思想上卻接受了敵人的教育，喝了狼的乳汁，在體內留下了致死的因子。雖然黨多年來給了我不少教育，我卻拒絕接受，終于到了革命深刻化的時候，自己變成了原來所曾追求的事業和理想的敵人，變成了自己原來的敵人的應聲蟲和代言人。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我原來反對過的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在向我拍手叫好，而多年來同我一起戰斗過的同志在為我感到羞恥。十多年間，時移勢易，今天的我竟然為親我者所痛而為仇我者所快。

我看到，是誰使我墮落，使我痛苦，是帝國主義、是剝削階級！是誰在過去一直愛護我，在今天還以大力挽救我，是黨，是同志們！

這次斗爭給我的最重大的教育，是我過去總是站在旁邊看群眾運動，夸大群眾運動的陰暗面，看不見黨通過運動同群眾建立的深刻聯系，看不見群眾通過運動得到的改造和提高。我總是強調運動傷了人而看不到無數的人在經過群眾的批評或者斗爭之后不是同黨疏遠而是更加靠攏了。我甚至把運動看成是專政的手段而不是民主的手段，是高度的集中而不是高度的民主，是為我所反對而要求以“法治”來代替的東西。在這次的斗爭中，雖然我自己是可恥地成了斗爭的對象，然而我卻親自體會到了黨和群眾如何在真理的基礎上，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上達到了完全的統一。什么力量能把大家都動員起來？什么力量能完全拆穿我的謬論？我親身感到這是真理的力量，是黨的力量，而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真諦就在于此。我要在這里痛斥我自己的謊言，我們黨不是一個宗派，不是一個蓋子，不是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它過去從來就不是，今后也永遠不會是。黨和人民永遠是一條心，一條命的。

這次斗爭給我的重大的教育是，到社會主義去，個人主義的思想必須改造，也可以改造。我和大家一起看到了，思想不改造，黨籍是不能保險我進入社會主義的。當我在資產階級思想的迷魂陣里的時候，我總是把知識絕對化、神秘化，覺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在我看來改造幾乎是不大必要也不大可能的。這一次的斗爭教育了我，根本的問題是立場問題。只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那么真理就是可以認識的，可以掌握的。思想改造對于我來說，固然是長期的、艱苦的，但是也絕不是像我過去在迷魂陣里那樣認為是無所適從的。只要緊緊地依靠黨、相信黨，聽黨的話，思想就是可以改造的。幾個月來，我深深感到離開了黨，一個人的聰明才智，就是毫無作用的，而如果不是為了黨，一個人的聰明才智是毫無意義的。只要永遠以黨之心為心，我的新生是完全可以有信心的。

兩個月來，我在大會、小會上聽大家對我的揭發、分析和批判。大家的發言時時震痛我，但是更重要的是，這些發言使我逐步感到豁然開朗。正是通過大家對我的揭發、分析和批判，才使我逐步認清了自己的反動政治思想面目，原來是那樣的可恥、可鄙、可恨，使我辨明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和社會主義的道路，特別是使我分清了社會主義的民主和資本主義的民主（真民主和假民主）、集體主義的自由和個人主義的自由（真自由和假自由）。這樣，就使我也同大家一起分清了敵和我，進步和反動的界限，使我認清了改造的方向。

我在這里感謝一切在會上發言批判我的同志，揭發我的同志，和全體參加對我的斗爭的同志。我這樣說是傾吐了上兩個禮拜在批判大會上我從心底涌現的感情。從同志們的發言中，我可以想象同志們為了弄清、分析、批判我的言行思想，在黨的領導下作了何等嚴肅認真、細致周密的工作。每一個同志的發言我都感到是為我補課，是向我召喚。每一個發言都是針對著我的論據、我的邏輯（不管它們如何荒謬）來破除我的反動思想，每一個發言都是在一片片地切除我腦子里致命的毒瘤。我曾經希望能自己一個人把自己的反動思想偷偷地改掉，但是我現在懂得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證明，思想改造也要走群眾路線而不能走專家路線。我重又想起總理的話，只有政治上的震動才可以改造思想，只有黨，只有群眾的力量才可以改造思想。

同時，我也感到同志們的每一次發言都是在消除一分我過去所散布的毒素，是在消除我的罪行所造成的惡果。我為此向同志們表示特別感激。

在對我的斗爭正式開展以前，我曾經有過恐懼，有過委屈，有過怨恨。我害怕自己被一棍子打死，我也害怕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無顏見人。但是，我現在認為所有這些想法，都不過依然是可恥的個人得失的考慮。把我揪出來正是體現了黨的英明偉大、大公無私。如果我現在決心回到黨的立場上來，我就應當敢于把那個充滿了腐朽反動的資產階級意識的“我”一棍子打死，只有不留“舊我”的一絲生機，才可以重建“新我”。我應該勇敢地、堅決地戴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帽子，終生不再改口，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對自己永垂大戒，堵死自己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在我今后的有生之年，我將永遠記住這不能忘懷的1957年。我將永遠記住我向黨、向人民犯了罪的春天，也將記住自己在思想上走向新生的秋天。兩個多月來，我日日夜夜孤獨地坐在辦公室里，然而我也并不是沒有看到申德詒同志所向我指出的光明世界。就在這兩個月里面，從社會主義的蘇聯發射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在這個國家里，工業和農業正以飛快的速度在發展。在中國，在反右派的斗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以后，大鳴、大放、大爭、大字報、大辯論正在全體人民中間展開。千千萬萬的干部和學生去參加體力勞動，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已經到了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規模，這難道不是驚心動魄的、經濟的和政治的、雄偉的共產主義交響曲？這難道不是在我面前展現了共產主義事業的無限美好的理想？我有什么理由要去做資本主義的殉葬者而不肯把自己這點腐臭骯臟的個人主義人生觀和世界觀、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拋棄干凈呢？

我再一次向黨、向人民服罪、悔罪、請罪。我不但是口服心服，而且是心悅誠服。我認識到自己已經是在向萬丈深淵中掉下去的人，只有黨發動的反右派斗爭才把我挽救了回來。我犯了罪，但是我相信毛主席所說的“壞事可以變好事”，“毒草可以變肥料”。我從反面給群眾當了“教員”，但是正是我自己受到了最深刻的教育。我曾經辜負了黨多年來對我的培養教育，但是我保證決不辜負黨這一次對我的教育。我過去沒有改造自己，我愿意從現在開始，從頭改造自己，脫胎換骨，革面洗心，重新做人。我今天是一個人人鄙棄的右派，明天我一定要做一個“左派”。黨多年來花了不少心血培養我，希望我成材，成為一個工人階級的好干部，但是我卻成了一個忘恩負義的敗子，我現在決心要回轉頭來，回到革命的大家庭里來，我保證放棄我的一切反動思想，一切個人打算，永遠跟著黨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永遠不離開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