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當忘卻的故事

楊繼繩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結識了一位朋友，他叫于向陽，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1967年畢業生，改革開放以后當上德州紡織廠黨委書記兼廠長。這是一家很有名的國營大廠。他向我講述了他親身經歷的一個故事，他說：“1994年，我們需要30萬噸棉花，計劃調撥量不到需要的十分之一。而我們又不能到市場上公開采購。為了企業的生存，我們只好到黑市上去買棉花。一次河北滄州有40多噸棉花要出手，價值90萬元。對方不要匯票，只要現金。夜12點，我們一位副廠長帶兩個人扛兩袋鈔票乘吉普車到山東河北交界的一個大堤上交換，還特地帶了兩條槍以防不測。到約好的交易地點一看，對方4輛滿載棉花帶拖掛車的大卡車一字兒排開。好家伙!他們來了10個人帶了10條槍，在四輛卡車前一字兒排開。那場景就像電影里幫會交手一樣。但確是真真切切地發生在1994年的中國大地上?！?/p>

他后來把這個故事寫成了文章，發表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1997年第一期上。為了便于今天讀者理解，我需要交待一下他這個故事的背景。

自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政府為了防止“谷賤傷農”，總是用“保護價”收購主要農產品。當農業減產時，則提高收購價格以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經過多次這樣的循環，中國的糧棉價格超過了國際市場的水平。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國際市場上美國的棉紗比中國的棉花還要便宜。這使中國的棉花生產者和紡織工業十分困難。出于保護紡織工業的良好愿望。1994年，國家對棉花實行“經營不放開，價格不放開，市場不放開”的“三不放開”政策。這種作法的意圖，是想依靠行政力量把棉花統一起來，用以保證國有企業。當時的國務院負責同志在一次講話中說，這樣做是為了五千萬紡織工人的生存。結果怎么樣呢?由于不讓農民在市場上賣棉花，棉花都落到黑市上去了。國家不可能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收上足夠的棉花，也就不能保證供應國有企業，國有企業也只好進入黑市。

于向陽的經歷生動地證明，在改革開放多年以后，用計劃經濟的手段，來解決市場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是行不通的。良好的愿望造成的結果是，既損害了棉農的利益，也損害了紡織工人的利益。

在棉花政策失敗以后，又采用計劃經濟的手段解決糧食問題。于是又發生了糧食的故事。1998年6月國務院出臺了《糧食收購條例》。這個條例的出發點是：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確保國家每年能收購500萬噸糧食；保證國家糧食系統500萬職工的利益；防止農民賣糧的錢不被代扣各種稅費，在收購農民的糧食時，要“戶繳戶結”。為此，《條例》明確規定，糧食收購只能通過國家的糧食系統，私人不得向農民收購糧食。糧食由中央定價，要求糧食部門“放開收購”，然后按市場價格“順價銷售”。國家財政給糧食部門以補貼，財政補貼的資金要“封閉運行”，不能挪作他用。概括起來就是“放開收購，戶繳戶結，順價銷售，封閉運行”。實際上，按國家定價收購的糧食，是很難按市場價“順價銷售”的。這中間的虧損，除了中央財政補貼以外，地方財政要承擔很大的份額。所以，地方政府就不愿意收購了。不少地方還拿財政補貼收糧的錢蓋了樓堂館所，買了汽車。但是，地方政府又不愿意讓中央知道他們不執行中央政策。明明糧庫里沒有裝滿收購的糧食，卻向上報糧庫全裝滿了。國務院一位領導同志到安徽桌縣看糧庫，當地不得不抽調200多人和多輛卡車，連夜從幾個倉庫調運1031噸糧食供領導人參觀。這種剝奪了農民賣糧自由的《糧食收購條例》自然行不通，新一屆政府上任以后，不得不放棄這種作法，重新放開糧食市場，還農民以賣糧自由。然而，這一收一放，就損失了幾千億元。

上世紀九十年代發生的這兩個故事說明，無論政府的出發點怎樣良好，用行政權力代替市場，最后往往出現與出發點相反的效果。

為什么我重提兩個故事呢?因為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過分迷信政府能力的思想還很有市場。在某些領域還在重復這樣的故事，政府至今還越權管了一些市場本身能夠做好的事情。在國際金融海嘯發生以后，政府萬能的思想更是十分走紅，批評經濟自由的文章經常見諸報刊。有些人還認為中國的現狀最好，不僅不需要改革，還可以成為其它國家效法的榜樣。

只要稍微有點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市場有失效之時，有無能之處；都不會相信有不受政府干預的、純粹自由的市場經濟。所以，改革開放以來發表的主張搞市場經濟的論著中，基本上都強調市場“無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都要起作用。有沒有所謂“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呢?如果有的話，人數也會很少，對中國改革沒有、也不會起什么作用。但是，有些批評市場經濟的學者不知道是不了解情況還是其它原因，經常指責主張市場經濟的人“主張自由放任”、“否定政府干預經濟”，還說“新自由主義支配了中國的改革”?，F在好了，美國政府也收購銀行股份，出錢扶持企業。這些批評者好像一下子得了理：“還是我們說的對嘛!”甚至還有人認為，美國也搞國有化了，我們還需要改革嗎?

的確，為了走出金融海嘯的危機、各國政府都發揮了前些年很少見的積極作用。但這不是國有化，更不是仿效中國的道路。我們不要忘記，自“二戰”以后，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像一個鐘擺左右擺動。羅斯福新政是凱恩斯主義起作用。凱恩斯政策實行多年以后，政府干預過了頭，經濟發展動力受到太多的傷害，就出現了滯漲。為了解決滯漲問題，傾向經濟自由主義的政策起作用，就出現了美國的里根和英國的撒切爾。經濟自由主義傾向的政策激發了社會活力，使經濟走出了滯漲。但時間一長，經濟自由主義傾向的政策用過了頭，就會出現混亂和無序，凱恩斯主義又起作用了。這本來是西方市場經濟政策的一種自我調節，沒有誰對誰錯、誰勝誰負問題。在發達國家，各種“主義”各種“理論”像中藥鋪那個大藥柜里的小抽屜一樣。一味藥一味藥安放在每一個小抽屜里，不能說那一味藥好，那一味藥不好，都有用。政府就是郎中，郎中根據病情的需要來配藥。羅斯福配了凱恩斯這味藥，里根配了傾向自由主義這味藥，現在形勢變了，奧巴馬又換了配方。你怎么能說奧巴馬用的是補藥、里根用的是毒藥呢?怎么就憑發達國家政府今天較多的干預經濟，就說自由經濟思想失敗了呢?

政府干預經濟是市場經濟應有之義。但是，政府干預的著力點是放在那些市場無能和無效的地方，在市場有效的領域，政府不應當越權干預。政府的干預是為保障市場競爭能夠順利地、公平地進行，保證市場主體能夠正常經營；那些阻礙市場競爭、影響企業自主經營的政府干預是有害的。我們還必須指出，現在美國政府的干預是為了拯救企業，絕不是搞國有化；是為了拯救資本主義，絕不是搞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