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視角下防范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形成的政治學思考

黃大熹　涂　清　周　娟

[摘要]公平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一個建立在執政合法性基礎上的政黨，要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首先必須澄清誤識，正確解讀“黨的合法利益”與“黨的特殊利益”；其次要清楚，黨內一旦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就會腐蝕社會的公平正義；最后，需要通過完善社會公平機制防范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贏得民眾對其所控制政權的認同。

[關鍵詞]既得利益集團；公平正義；執政黨

[中圖分類號]D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1763(2009)04-0070-04

按照政治學的詮釋，任何階級社會中的執政黨都代表著本階級的利益和意志支配著社會公共權力。沿著這樣的邏輯理路推演，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就擺在我們面前，在以市場化為改革導向的今天，作為擁有公共資源支配權的中國共產黨是否會利用手中的執政權力謀求一黨一階級之私利，并由此在黨內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進而破壞社會的公平正義?正是出于這樣的擔憂，江澤民曾告誡全黨：“對于我們這樣一個長期執政的黨來說，黨內一些干部是容易產生所謂既得利益的思想傾向的，希望全黨同志都始終保持高度的警覺，自覺地同這種錯誤傾向進行斗爭?！辈绤柧妫骸八悬h員干部必須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權、用好權，而絕不允許以權謀私，絕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爆F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防范與化解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出現呢?

一澄清誤識：正確解讀“黨的合法利益”與“黨的特殊利益”

馬克思曾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蹦敲?，作為政黨，本來就是“一定階級、階層或集團的積極分子為維護本階級、階層或集團的利益，圍繞著奪取政權、鞏固政權或影響政府而結合起來采取共同行動的政治組織?！睉撜f，任何政黨為之奮斗的一切更是與本黨的利益相關，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亦不例外。雖然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旗幟鮮明地宣稱：“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我們并不能把這句話理解為中國共產黨不能擁有自己的合法利益，也不能理解為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完全等同于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的利襦。在筆者看來，這句話包括三層含義：

首先，中國共產黨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自創建尤其是執政以來就致力于消弭社會的階級區分，試圖用精神層面的價值導向行為取代物質層面的利益導向行為，強調“集體利益”、“國家利益”、“根本利益”、“人民利益”等一些抽象的利益理念，建立—個沒有利益對立與利益沖突的公有制社會。然而，“把人和社會連接起來的唯一紐帶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這說明抽象的利益理念不能把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作為現實利益表現出來，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率先打破了原有的那種抽象與理想狀態的利益格局，帶來了現實性的利益分化與重組。也帶來了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它們為了各自的利益訴求與利益維護，將會自在或自為地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以便分享盡可能多的改革成果。毫無疑問，利益集團之間存在著利益對立與利益沖突，這種“對立”與“沖突”只有通過相互博弈最終達成妥協進而上升為公共利益才可化解。那么，誰能夠獨立于各利益集團之外，充當博弈的仲裁者，成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呢?唯有掌握公共權力的執政黨和它領導的政府才能勝任這一角色。因此，中國共產黨就成了新時期理所當然的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其次，中國共產黨要正視其自身的合法利益。以上提到中國共產黨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這并不意味著該組織就不允許有自身利益的存在。按照政治學一般原理的理解，公共利益是公民自由的產物，是個體所具有的永恒價值所在，它不是抽象的、人們看不見摸不著的利益理念，而是實實在在的各個體利益相加的總和，當然，這一相加的行為不是簡單而機械地數字匯總，而是個體利益與群體、國家、社會利益的有機結合，這一結合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將個體利益上升為公共利益的過程。需要指出的是，這一上升過程并不是以犧牲個人利益為前提。相反，它呼吁公民個體和組織在公共利益的框架內各自盡可能地追求和實現“我的利益”，支撐這一觀點的簡單理由就是：公共利益是在個體利益的基礎上累積綜合而成的，鑒如此，個人利益之中包含著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之中也蘊含著個人利益。更直接地講，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并非完全處于對立的關系，有時二者可以相得益彰，互蒙其利。照這樣看來，中國共產黨雖說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但它首先是眾多個體利益中的一員，也有權利擁有其自身的合法利益，如果黨為了強調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否認自身的合法利益，這既有不可信之嫌疑，又違背了組黨的一般原理。從實際情況看，黨的組織和黨員個體都有自身的合法利益，黨組織是為了擁有公共權力而存在的，竭盡所能鞏固其執政地位就是黨的利益所在。對黨組織是如此，對黨員個體就更不用說了，每一個黨員個體都有其自身的基本需要和基本權利，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個體利益的要求更為迫切，正如江澤民所說的那樣：“共產黨人不是清教徒，也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也有正常的社會交往，黨員和干部要開展工作，也需要賦予一定的職權。隨著經濟的發展，黨員和干部的物質待遇和工作、生活條件也應該逐步得到改善。這些在法律和政策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是正當的?！庇纱丝磥?，黨的領導人并不是要黨員過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也沒有否定黨員個體正當合理的利益要求。既然如此，我們還有什么顧忌不敢正視黨的合法利益呢?

最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不允許有“特殊利益”的存在。麥迪遜認為，“特殊利益”是“一些公民，不論是全體公民中的多數還是少數，團結在一起，被某種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驅使，反對其他公民的權利，或者反對社會的永久的和集體的利益”。這是從廣義上理解“特殊利益”，但狹義的“特殊利益”按筆者的理解應該是，公權力在運作過程中，其執掌者與市場主體結盟，壟斷公共資源所獲得的利益。就法治社會而言，“特殊利益”的獲取不是凌駕于法律法規之上，就是置身于法律法規約束之外；就市場經濟而言，“特殊利益”不是利用正常資源、通過正常手段、遵循正常的市場規則獲取，而是濫用行政裁量權，通過增加市場經濟中的交易成本而獲取?？梢哉f，狹義上的“特殊利益”其“特殊”之處就在于它與公權力的密切關系，這種關系在現實社會中往往演化為一種特權。而“特權”會“對社會所產出的剩余產品的一部分擁有和控制”。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人絕對不允許獲取這樣的“特殊利益”。

二正視危害：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腐蝕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于2008年3月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強調：“如果說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職，那么推動社會公平正義就是政府的良心?！庇纱丝磥?，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已成為執政黨取得執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礎。

那么，現代社會的公平正義體現在哪里呢?按

照羅爾斯正義兩原則的觀點，每個人在社會基本結構框架內都擁有平等的權利，即使在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面前，制度安排應該適合于滿足每個人的利益，其地位和職務平等地對所有人開放。以此推斷，筆者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的“公平正義”主要體現在競爭領域的機會均等、公共政策過程中的公民參與和利益分配中的社會保障三個方面。

首先，黨內一旦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將會破壞競爭機會的公平性。在現代民主制度下，從表面上看每個利益主體獲得的競爭機會是公平的，他們都可以在公開透明、擁有平等權利和相同規則的前提下參與博弈，實際上，這種表面的競爭機會公平并不等于每個利益主體所擁有的資源對等，也就是說，利益主體本身的資質、能力、智商、財富、社會地位、階級出身、關系網絡等存在先天差異，這就需要執政者通過制度安排構筑一個競爭機會實際公平的起點性平臺，使各種機會盡可能地向他們平等開放。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看，只有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執政與社會主義的制度安排才能做到這一點。但是，一旦執政黨內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情況就會完全相反，一方面，在利益的驅動與市場競爭的壓力下，既得利益者為了維護其自身的利益，將會不擇手段，破壞競爭過程中的起點公平。另一方面，既得利益者有可能直接利用手中的職權將公共利益私有化，或者通過制度安排設置門檻，使每個利益主體在競爭面前無機會均等可言，破壞競爭中的過程公平，可想而知，競爭中的起點和過程不公平，必然帶來結果不公平，由此扭曲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

其次，黨內一旦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就會損害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一般認為，公共政策所凸顯的價值理念直接折射出社會公平正義與否，公共政策要體現公平，就必須有一個合法化的過程，這樣的過程是公權力執掌者在政策的制定方式、程序、內容上吸收公民參與，與公民溝通與協調中進行的，也就是說，公民的全面知情權與廣泛參與權是公共政策公平性實現的前提。眾所周知，公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執政黨的政策，尤其是我國的執政黨作為政策主體的核心和全國人民的領導，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監控、調整中起著主導作用，這種情況下，執政黨內如果有“既得利益集團”存在，他們就會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排斥公民參與，由執政體系內的“少數人”通過黑箱完成公共政策過程，將自利的動機隱含其中，更有甚者，如果一項公共政策威脅到自身利益，無論出于公心或者私心，他們都有可能阻撓這一政策的出臺。正如英國哲學家休謨的“無賴原則”所闡釋的那樣，一切公權力的執掌者都有可能成為“無賴”。執政黨內的“既得利益集團”一旦形成，就把休謨所描述的可能變成了現實。這樣的“無賴”將損害公共政策的公平性。最后，黨內一旦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將會扭曲社會保障領域的“公平正義”。中共十七大的報告強調：“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醮畏峙浜驮俜峙涠家幚砗眯屎凸降年P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边@就是說，我們在第二次分配中要彰顯社會公平的價值取向，建立起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的社會保障體系。第二次分配之所以成為現代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手段，其核心在于它體現了人的基本平等權利。正如羅爾斯在論述公平正義中所指出的，“一個社會體系的正義，本質上倚賴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權利義務?！憋@然，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取決于人的基本權利的獲得，第二次分配以公平的價值取向構建社會保障體系，從而使人的基本權利得到彰顯。

然而，如果執政黨內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第二次分配過程中所體現的公平價值就很容易受到侵蝕。其理由有二：一是掌控第二次分配資源的主體毫無疑問是執政者，而執政黨內的“既得利益集團”將主導或者介入第二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和資源配置，在這種情況下，“公平正義”就成了這個社會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二是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對利益的追求決定了他們將利用其執政背景在第二次分配過程中將社會財富據為己有，比如職務消費、高福利待遇、灰色收入等?？梢?，既得利益集團的存在會極大地威脅到社會財富存量的積累，使其在第二次分配時社會保障的覆蓋面縮小，直接損害社會的公平價值。

三完善公平機制：防范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形成的必由路徑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組建政黨時曾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但是，政黨作為階級的利益和意志的集中體現者，在取得執政地位并長期執政后，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甚完備的條件下，能否讓每一個黨員個體始終如一地牢記并貫徹這一宗旨，不在黨內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這還需要不斷地完善社會公平機制。

首先，科學理解“公平正義”的內涵是完善社會公平機制的前提。眾所周知，人類自進入階級社會后，由于私有制的出現帶來了貧富差距，隨之階級分化與對立成為社會現實，致使人與人之間產生了極大的不平等。從此，追求公平正義就成了社會發展進步的一種價值取向。但由于歷史和階級的局限以及認識上的偏差，階級社會里的制度設計本身就無法擺脫社會的不公，即使標榜“自由平等”的現代民主制度設計也會深深打上強勢群體的烙印。

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人自誕生之日起為之奮斗的目標就是為了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最終達到共產主義。但取得執政地位以后的黨其制度設計曾一度走進“平均主義”的誤區；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要在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的基礎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從而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納入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之中。但實踐過程中由于片面理解“效率優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致使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加劇，如今，無論是收入還是消費的差距都在迅速拉開。

理想和現實的距離說明促進公平正義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和一個不斷發展的歷史過程，尤其是受著“平均主義”傳統文化的熏染，又處在利益分化的時代，最關鍵的是要正確解讀“公平正義”的科學內涵，在此基礎上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才有可能構建社會公平機制，反之，如果誤讀“公平正義”的內涵，不但社會公平機制無法確立，黨內“既得利益集團”也會滋生蔓延。

其次，構筑權利平等與機會公平的起點平臺是完善社會公平機制的保障。在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過程中，需要采取以下措施設置公平的起跑線。

第一，從法律上界定利益群體的基本權利、公權力與執政權力的適用范圍。筆者認為，利益群體的基本權利是一種政權、所有權，公權力是一種治權、使用權，執政權力是一種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權，三者之間有聯系但更多的是區別。如今，執政黨在很大程度上履行著“利益表達”與“利益整合”的功能，這種情形如果沒有制度規范，就有可能造成利益群體的基本權利被模糊、公權力與執政權力一體

化、以黨代政、以黨代民的局面。因此，我們有必要通過立法為利益群體的基本權利、公權力與執政權力劃定清晰的邊界，使三者各就其位，這樣，社會公平機制即可完善，執政體系內也很難形成“既得利益集團”。

第二，保障公共資源流通的自由度以及市場決策的自主性。公共資源和市場之所以被壟斷，原因就在于執政權力和公權力憑借特權進入市場領域并在此設置人為障礙，比如不必要的行政審批、過度的宏觀調控等造成公共資源無法合理地自由流通，市場決策自主性不足。因此，減少甚至消除這些障礙是保障利益主體基本權利平等和競爭機會公平的必要前提，同時它也可以消弭執政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生存空間。

最后，建立規則公平與分配公平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完善社會公平機制的根本。所謂規則公平，按照現代制度主義的理解就是，任何公平都是在規則的約束下實現的過程公平。所謂分配公平，就是通過制度調節“給天生處于弱勢者以某種補償”。

根據上面的理解，筆者認為，作為執政黨，其綱領在轉化成可供選擇的公共政策方案時要滿足規則公平與分配公平的要求，其主張要經過法定的程序變成國家的意志，其事業要和公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連，尤其是不能將“公平正義”幻化成一個抽象的概念去宣傳。同時執政黨也有責任督促政府通過社會福利政策、財政政策、稅收政策、轉移支付政策等建構社會保障體系，確保不同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的利益群體公平受益。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能夠在公開、透明、公正、公平的條件下妥善協調。這些本身就是對社會公平機制的完善，也是對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有效制約。

另外，規則公平與分配公平的社會保障體系建構應從執政者的決策確立轉向國家的制度性確立。眾所周知，黨的決策與國家制度在功能、規范、穩定性和適用性上都有所不同，鑒于此，規則和分配公平的社會保障體系應建立在國家制度層面上，其目的在于減少社會保障的隨意性和不穩定性，以制度的剛性特點確保利益群體的長期、穩定、均等受益，而不是一種臨時性的對弱勢群體的救濟和施舍，若如此，黨內滋生“既得利益集團”的土壤將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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