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慈湖與南宋后期的儒學格局

趙燦鵬

[摘要]陸象山門人楊簡(號慈湖)是南宋后期最有影響的儒者，慈湖心學在南宋后期儒學格局中的主導地位，一方面與南宋中后期掌握政局樞機的史氏家族的支持有相當的關系，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慈湖心學在政治、文化中心地域的廣泛傳布。慈湖去世之后，在浙江一帶興盛一時的陸學，逐漸失勢讓位于朱學。

[關鍵詞]楊簡；慈湖；朱熹；理學

[中圖分類號]B24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1763(2009)04-0010-05

朱熹理學的興起，是南宋后期以來八百年間，中國學術思想史的重大事件，對于近世中國人知識與思想世界的影響至為深遠。關于這一事件的內在因素、外緣條件、中間環節、展開過程、勢力競爭、造成影響等方面，目前學界的研究尚頗多薄弱之處。筆者曾以南宋后期明州地區為中心，探討朱學與陸學勢力的升降，以展現儒學格局變動中朱熹理學的突出過程，茲將其中第一節先行發表，筆者見聞學力有限，所論必多錯誤，懇請方家教正。

南宋寧宗慶元六年，即公元1200年，是南宋后期儒學歷史一個特別的年份。這一年三月初九(4月23日)午時，在“慶元黨禁”陰霾的政治氣氛中，朱熹(1130—1200，字仲晦、元晦，號晦庵)在他退隱閑居的建陽考亭(今屬福建省)黯然辭世。朱子生前以他超絕的智慧與努力，奠定了自己在學術思想界中“泰山喬岳”的學術地位。這位思想巨人從歷史舞臺謝幕，一個“后朱子時代”自此來臨。

乾道、淳熙年間(1165—1190)的諸位大儒，即所謂“乾淳諸老”，除了朱熹之外，薛季宣(字士龍，號艮齋，1134—1173)、張械(字敬夫，號南軒，1133—1180)、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1137—1181)、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1139—1193)、陳亮(字同甫，號龍川，1143—1194)、蔡元定(字季通，號西山，1135—1198，朱子高弟)，以及同為陸象山門人、號稱“甬上四先生”中的兩位，沈煥(字叔晦，號定川，1139—1191)、舒磷(字元質，號廣平，1136—1199)已相繼辭世，走進歷史。時人劉光祖(字德修，號后溪，1142—1222)批評士習說：“……前輩長老，零落殆盡……后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同時魏了翁(字華父，號鶴山，1178—1237)也說：“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后生晚輩，不見典刑”，極為精煉地描述出當時的儒學情形。

在這個時代中，陸象山門人楊簡(字敬仲，號慈湖，謚文元，1141-1226)因緣時會，成為最有影響的儒者。

與慈湖同時的大儒之中，僅有一位陳傅良(字君舉，號止齋，1137—1207)比他年長，但他數年后即去世(先慈湖過世近二十年)。其余諸儒，年齒皆亞于慈湖?！梆纤南壬敝辛硪晃辉?字和叔，號絮齋，1144—1224)，比他小三歲；浙東葉適(字正則，號水心，1150—1223)約小十歲，朱門高弟黃斡(字直卿，號勉齋，1152—1221)小十余歲，陳淳(字安卿，號北溪，1159—1223)小近二十歲，蔡沈(字仲默，號九輩，1167—1230)小近三十歲，真德秀(字希元，號西山，1178—1235)、魏了翁小近四十歲，而黃震(字東發，1213—1280)、王應麟(字伯厚，號深寧，1223—1296)尤為晚輩。

清人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1705—1755)說：“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彼稳藙⒃?字平國，號漫塘，1165—1238)，關于晚宋學術曾有這樣的品評：

天下學者，自張、朱、呂三先生之亡，倀倀然無所歸。近時葉水心之博、楊慈湖之淳，宜為學者所仰。而水心之論，既未免快學者于有；慈湖之論，又未免誘學者于無。非有大力量如侍郎者，孰能是正之!

漫塘傾向于朱學，以朱子學為道統所在，對慈湖、水心、鶴山三家學術的評價，并不很中肯。葉水心以博贍經史著稱，所謂“誤學者于有”，“有”當是指博學于文之事，此不足為病，正是浙東經世之學所長。水心之失，在于學問無統系，與孔孟以來作為儒學精神所系的德性之學的大傳統隔膜之至。近人劉咸圻先生說：“至于水心，則不言道體、心體，凡周程以來所講者，皆以為不當講，且詆斥《易傳》、《中庸》，欲并周、程以來之根據而拔之……水心斤斤言學統，實不過守《詩》、《書》之粗義，朱子謂其‘渙無統紀四字盡之矣?！甭猎u慈湖為“淳”，可謂有見，惜語焉而不詳，至于“誘學者于無”，則系承朱子及其后學以陸學為禪的影響之談，不足為訓。而他寄予厚望的鶴山，亦依違于朱、陸之間，無有條貫宗旨。相較而言，在宋末三家之中，惟有慈湖一派，與儒家德性之學的精神有深切的呼應。我們從漫塘的品評中，正可看出慈湖、水心、鶴山三人，為當時最重要的儒學人物。

慈湖是慶元黨禁中，被禁錮的道學諸先生中的主要人物。嘉泰二年(1202年)，黨禁解凍，此后名列慶元黨籍的士人，“一切擢用，悉至顯官，無一人遺者”。慈湖于慶元二年(1196年)“得罪去國”，至嘉定元年(1208年)入朝，結束了十四年的家居生活。慈湖在朝中，將其“道心”、“心之精神是謂圣”、“不起意”的心學宗旨，多次向寧宗進講，而為寧宗所接納，無形中扮演了一種“帝師”的角色。早在嘉泰四年(1204年)，慈湖在給寧宗的奏札中，已將其“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則失之”之說合盤托出，不過他這時還是“待罪之身”，未能對君王有直接影響。他的“帝師”身份，直到嘉定年間才得以確立(這與當時權相史彌遠為其門人不無關系)。

嘉定八年(1215年)。慈湖告老回鄉，直至去世之前十余年中，“門人益親，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巋然天地間，為斯文宗主，泰山喬岳，秋月獨明也?！?，慈湖在政界、學界與社會大眾中的聲望都日益升高，被當時人譽為“儒宗”。

慈湖崇高的聲望，一方面與南宋中后期掌握政局樞機的史氏家族的支持，有相當的關系。淳熙十五年(1188年)，慈湖丁憂居家。自淳熙十六年(1189年)至紹熙二年(1191年)，約有三年的時間，在鄞縣西湖南面的碧停止書院講學，書院為孝宗時宰相、鄞縣人史浩(字直翁)創辦。史氏子弟有史彌忠、史彌遠、史彌堅、史彌鞏、史彌林、史守之、史定之等七人，從慈湖問學，后多顯貴。其中史彌遠任宰相兼樞密使，于寧宗、理宗兩朝，專權共二十六年。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慈湖心學的廣泛傳布。清人全謝山說：“慈湖弟子遍于大江以南”。慈湖亦曾說：

比來覺者，何其多也!

自古知道者大不易得，比一二十年，覺者浸多。

某內外親故，二十年來，亦多覺者，亦盛矣。

比一二十年以來，開明者何其多也!日月至者，相與切磨，以發憤忘食，惟精惟一，以無負先圣所以垂教所望于后學之旨。

在慈湖的自述與其他記載中，更有關于其門人數目遞進的紀錄。當時四明人林惟孝說：“嘉定丙

子(1216年)孟冬十有二日，惟孝省拜慈湖先生于浚明，嘗從容問四方從游之士，有悟道者得二十六人……”慈湖則自謂：

……胡為自古學者恁莫曉?二十年來寢多曉，是殆天欲亨吾道。屈指何止數十人，知及仁守或可保。

比一二十年以來，覺者滋眾，瑜百人矣，吾道其亨乎?古未之見，天乎?

千載覺者幾，邇來帝錫福。所知余百人，宗祖慈湖麓。

學者多覺近二百，事體大勝于已前。學徒轉相啟告又未已，大道行乎詎非天。

比一二十年，覺者寢寢多，幾二百人其天乎。

據此，知慈湖門人在當時約有二百人。同時朱子高弟黃勉齋曾感嘆道：“茍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其庶幾矣?！卑捶藉咦置鞲?，為勉齋門人。兩相對照，可知慈湖門下多士，是一股很強大的力量@。清代四庫館臣因此說：

……簡則為象山弟子之冠，如朱門之有黃斡，又歷官中外，政績可觀，在南宋為名臣，尤足以籠罩一世……

“籠罩一世”四字，極為精辟地概括出慈湖心學在南宋后期儒學格局中的主導態勢。

慈湖同時也受到日本佛教界的重視?！洞群z書》(3：9b)有《日本國僧俊芴求書》，《年譜》(2：4b-5a)系此文于嘉定元年(1208)下，文曰：

日本俊藶律師請言于宋朝著庭楊子，楊子舉圣人之言而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圣?！贝诵奶撁鳠o體，象廣大，無際量。日用云為，虛靈變化。實不曾動，不曾靜，不曾生，不曾死；而人謂之動，謂之靜，謂之生，謂之死。晝夜常光明，起意則昏則非。(《遺書》，3：9b)

按俊茍(1166—1227)，字我禪，號不可棄，是日本鐮倉初期八宗兼學之高僧，于寧宗慶元六年(1200年)來華習戒律，遍訪江浙名剎，先后與禪、律、天臺各宗諸名師問學論難，于嘉定四年(1211年)回國。他在華留居十二年，與儒者交往密切，兼通釋、儒二家學問，并購買大量儒書回國，是宋人著作、也是理學傳人日本的開始。慈湖的《日本國僧俊茍求書》，表明了俊芴對理學的興趣，也是證明他與理學家曾經往還、向他們請謁的唯一資料。在他攜返日本的儒書中，應該有包括慈湖在內的陸學人士的著作，惜今已不可考。黃寬重先生認為，俊茍與陸學人士(即指慈湖)往還，是地緣關系所致，因為俊茍的活動區域在臨安、四明等浙東地區。黃先生的看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忽略了慈湖在當時儒學界中的重要地位這個事實。

俊芴回國后，先后使高倉、鳥羽、順德諸天皇皈依，執權的北條泰時也敬重他的學識與德行。他于安貞元年(1227年)在京都泉涌寺圓寂，被追賜為大興正法國師。他擅長書法，至今尚有作品存世?？≤痰茏俞屝湃鹚度克虏豢蓷壏◣焸鳌分^：

法師上洛(指京都)后，與左府(指左大臣德大寺公嗣)面晤時，左府欣狎日：“幸今遏師，庶勿攸急?！狈◣熯尤恢Z。自是厥后，筆精之義，宋朝之談，日新月故，疊疊不怠。五經三史奧粹，本朝未談之義，法師甫陳，左府聞之，無不嘆異。

所謂“宋朝之談”，當是在華的見聞；“五經三史奧粹，本朝未談之義”云云，則是指宋代的新儒學(與日本當時流行的漢唐經學不同，故云“本朝未談之義”)，特別是包括慈湖學說在內的理學思想，這應該是慈湖心學傳到日本的開始。

關于南宋后期陸學在明州地區的興盛狀況，慈湖高弟袁甫(字廣微，號蒙齋)說：

寧宗皇帝更化之初，興崇正學，尊禮故老……于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絮齋先生，有位于朝，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稱善。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考學問源流所在，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

關于“甬上四先生”，宋末文天祥(字履善，號文山，1236—1282)曾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著名品鑒：“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秋霜肅凝。瞻彼慈湖，云閑月澄。瞻彼絮齋，玉澤冰瑩。一時師友，聚于東浙。嗚呼，盛哉!”而宋元之際王應麟撰《廣平書院記》，則稱舒磷與“沈、楊、袁三先生，道同志合，化東海之濱為洙泗”，此尤可見出晚宋時浙江一帶陸學興盛的情形。清人李紱(字巨來，號穆堂，1673—1750)亦謂：“蓋自淳熙以后，慶元一路悉宗陸子之學，名公卿良士，莫非楊、袁、舒、沈四君子之弟子?！?/p>

在朱子當時，已有“如今浙東學者，多陸子靜門人”的感嘆。隨后陳北溪也說：“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以楊慈湖、袁祭酒為陸門上足，顯立要津，鼓簧其說，而士夫頗為之風動?！?，“……兩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由其門人有楊、袁貴顯，據要津唱之”，今人劉子健先生指出，南宋時洛學中心在浙江，朱子學派在浙江樹立基礎之后，才努力在其它地區倡導學說。在朱子當時，朱學勢力主要在福建，故有“閩學”之稱。何以朱子、北溪師弟，對浙江一帶陸學勢力的興盛如此耿耿于懷?

從地理因素來看，浙江是南宋行在(杭州)所處，為舉國政治重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位于浙江東部的明州地區，經濟繁榮發達，在政治、文化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明州于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設立，由于地處東南沿海交通要道，居于海運和內水干線的交叉部位。自唐后期以來，隨著社會經濟重心的南移，長江流域取代黃河流域成為全國經濟中心，加之海上交通及貿易的日漸勃興，“海上絲綢之路”逐漸代替陸上絲綢之路，明州成為東南亞貿易圈的主要商埠，其經濟與政治地位迅速提升，為唐代四大名港(與交州、廣州、揚州齊名)、宋元時三大貿易樞紐之一(另外兩個是廣州、泉州)，系“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起訖港口，號稱“東南之要會”、“內以藩屏王畿，外以控制海道”。而且，南宋時明州教育興盛，儒士數量多，是文化發達的地區。李軍先生指出，當時中外文化交流中，廣州、泉州體現出吸納的特點，明州則以輻射傳播為主，由此也可反映出四明一帶在南宋的文化中心地位。

宋代四明地區文化昌盛，南渡以來，人才輩出，在南宋中后期逐漸占據政治舞臺中心。據載，“自嘉定戊辰(1208年)至淳佑辛亥(1251年)，四十四年之間，四明仕宦甲于海內?！币粫r有“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的說法。南宋后期三朝，理宗在位四十年(1224—1264年)，因青少年時期在四明接受撫育教養，受尊崇陸學的四明學風影響，而且他出身微側，因為與以史彌遠(字同叔，1164—1233年)為首的四明政治集團的特殊際遇，以一疏族平民的身份，被擁立入繼大統，故而于其治內，對陸學一度持尊崇的態度。宋度宗(1264—1274年間在位)曾回憶作皇太子時，理宗對自己的教誨，“先帝圣訓有日：‘……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圣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傳世守……大哉先訓，朕朝夕服膺?！庇善淅韺W論說的只鱗片爪中，也可看出陸學的印記。陸學因四明政治集團的勢盛而昌，強化了它在思想界的優勢。不難理解，上文提到朱子、北溪師弟對浙江陸學之盛耿耿于懷，正是出于要在國家中心區域爭奪“話語權”的努力。

慈湖心學在南宋后期雖然曾經有“籠罩一世”之盛，然而白寶慶二年(1226年)慈湖去世之后，其影響日漸衰退。紹定六年(1233年)，史彌遠去世；端平元年(1234年)理宗親政，一新政局，號稱“端平更化”，拔用理學名士，其中多為朱學人士，大力褒崇程朱之學，陸學漸次失勢?？梢哉f，陸學因四明政治集團的勢盛而昌，亦因其勢去而衰。到淳佑元年(1241年)，理宗下詔以周、張、二程、朱子從祀孔廟，褒崇濂洛諸儒，確認孔孟程朱的道統，表彰朱子《四書集注》，正式欽定朱子之學為儒學正統。此后通過科舉功令，朱學勢力日益強大，而陸學以“尊德性”為主、潛修自得的學風，使象山與陸門諸子在思想界與普通士人中的地位漸趨邊緣化。

王應麟曾經說：“朱文公之學，行于天下而不行于四明；陸象山之學，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边@個論斷向來為古今學者普遍征引，但并非南宋后期的全部情形，到了南宋末年，四明地區雖然是陸學的重鎮，朱學也已大為流行。生活在元明之際的學者貝瓊(字廷琚，號清江，1314--1378年)，對四明學風之變化，有“以朱變陸”的論斷。關于楊慈湖身后的儒學格局，從陸學到朱學的主流演變過程，容以另文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