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代翻譯批評中的排他性

宋曉春　秦緒華

[摘要]通過梳理翻譯批評主體以及各種批評標準之間的關系，發現其中表現出三種明顯的排他性，即翻譯批評主體中的排他性、翻譯批評標準中的排他性和翻譯批評模式中的排他性。針對這一現象，并結合當代哲學交往實踐轉向的趨勢，提出要真正實現翻譯批評的多元共存，未來翻譯批評的趨勢應是走向交往實踐的批評。這種批評的理論基礎是主一客一主的關系，要同時遵循知識客觀性、闡釋的合理性和表達的真誠性三大有效性要求。

[關鍵詞]翻譯批評；排他性；交往實踐

[中圖分類號]H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1763(2009)04-0084-04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翻譯批評進入了多元發展的新高潮期，呈現出翻譯批評主體角色分化、批評對象廣泛化、批評方法多樣化和批評手段現代化等特征，但在這繁榮的局面下，如若仔細梳理各批評主體以及各種批評標準之間的關系，就會發現其中表現出一種明顯的排他性，據筆者看來，這種排他性主要表現在批評主體、批評標準和批評模式三個方面。

一翻譯批評中的排他性

(一)翻譯批評主體中呈現的排他性

近二十年來，翻譯批評的主體成為眾多論者如楊曉榮、穆雷、余光中、王宏印、劉宓慶等談論的重要話題之一，盡管側重點和表達方法不一，但對于翻譯批評主體的觀念卻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都強調主體的學術能力、道德修養和責任感，都建立在一種普遍的假設之上：翻譯批評必然涉及原文和譯文、作者和譯者、原作讀者和譯作讀者等這樣成對出現的對象。在這種假設中，上述對主體的種種期待和要求基本上都將普通譯文讀者排斥到了翻譯批評的殿堂之外，顯示出批評主體上明顯的排他性。國外也有相當的學者持相同的觀點，如紐馬克將翻譯批評的主體歸納為五種，他說：“一部譯作可以由不同的權威加以批評，他們可以是公司或翻譯公司聘請的審校者；公司或部門的領導人；委托人；職業翻譯批評家或批改翻譯的教師；讀者?！钡珜Σ欢?，甚至根本不懂外語的翻譯批評者他是持否定態度；萊斯在論及文學翻譯批評者的資格時認為翻譯批評要求對原語文本與目的語文本進行比較，只有那些既懂原語又懂目的語的人，才能進行翻譯批評。

其次，為了使自己的批評具有權威性，一些批評家往往手持“理論武器”，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教導欲，居高臨下地對譯者評頭論足，語重心長地指點迷津，告訴譯者怎樣翻譯才算“信、達、雅”，如何翻譯才算“對等”，這使得他們的批評很容易模式化，產生排他性。另外，專家學者的批評往往過多地把目光集中在名家名譯的身上，而忽略對新人新譯的關注，忽視了數量更大的處于邊緣地位的非主流翻譯，如文學以外的各學科翻譯，顯現出批評對象上的排他性。專家學者中富有經驗的譯者的自我批評或對他人譯作的批評都表現出極高的悟性，但也存在著非常消極排他性狀況?！巴惺窃┘摇蓖瑯邮撬麄償[脫不了的窠臼，這使得某些翻譯家言辭激烈地互相攻擊，甚至謾罵，使批評成了斗爭和批判，如王佐良與許淵沖之間的爭論。

隨著翻譯理論研究的不斷發展，特別是接受美學給予翻譯理論的深刻啟發，使普通讀者(這里強調普通讀者是因為從嚴格意義上說，專家學者首先也是譯作的讀者)的地位在翻譯的生產、傳播和流通過程中得到了承認，而網絡批評的興起又從另一個側面為我們證明了讀者批評的地位和作用。但普通讀者的翻譯批評和專家學者的批評之間似乎處在一種斷裂狀態，普通讀者尤其是網絡翻譯批評往往對專家學者的批評采取排斥的態度，認為他們的批評充滿了生硬晦澀、高深莫測的理論名詞，是一種“玄談”式批評。如何促進專家批評與讀者批評的互動與互補，也是亟待翻譯批評理論界深思和研究的問題。

(二)翻譯批評標準中的排他性

翻譯批評和翻譯理論一直處在相互交織的狀態中，鑒于此，本文所舉批評標準中的排他性主要體現在受翻譯理論影響而設定的翻譯批評標準中的排他性。

傳統語文學式的翻譯研究因重視主體的個人感悟與語言天賦，同時把藝術世界看作是一個理想的家園，所以強調對原作的“忠實”，在語言的形式與內容發生矛盾時，則要求傳達原作的神韻(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或讓譯文達到如在另一種語言中投胎轉世般的化境。這屬主觀理想式的批評，是完全符合語文學那種冥想一頓悟式精神的。而在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下，這種空靈的，以印象式、點評式、隨感式為特征的傳統語文學翻譯批評很快被文本一規則式的批評如等值論所取代。20世紀80年代，翻譯研究開始了文化轉向，學者認為以“等值論”為代表的結構主義批評排除主體因素，強調主體的價值中立性，懸置主體的批評是違背事實的，于是譯者在翻譯中的主體作用開始得到關注。解構主義的翻譯研究又迫使我們把專注的目光從文本的靜態分析轉向文本生成與接受的動態成因，轉向了與文本傳播有關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環境，形成了以社會文化翻譯批評為中心的批評。但近幾年，有相當多的翻譯研究者(呂俊、趙彥春等)認為解構主義范式的翻譯批評只強調了主體原則，放棄或說反對一切客體原則，從而使讀者與文本對話所生成的意義無例外地具有合法性，使得評價活動完全走向相對主義的極端，否定了翻譯批評存在的理據，因而呼吁翻譯研究和翻譯批評應該回歸本體研究——文本的研究和批評。

回顧上述幾種翻譯批評標準，我們不難發現一個事實：每一種翻譯批評標準都是依據某一種翻譯理論提出來的，而每一種新的翻譯理論的推出大多建立在比較極端的否定、揚棄前人的基礎上，缺乏一種繼承性，因而呈現出明顯的排他性，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肯定一否定一肯定的循環陷阱。

(三)翻譯批評模式中的排他性

當今社會是一個多元文化共生的社會，翻譯批評由于評論者的身份、立場和批評方法的不同，形成了不同批評話語共生的局面。本文取譯本批評與社會文化批評兩種模式為例，在考辯“過死”與“過泛”的爭論的基礎上，探討不同批評模式的排他性和互補性。

在譯本批評模式中，批評者對比譯文和原文涉及具體詞的處理，著重于譯者的某種疏忽或語言轉換的對比與障礙。批評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翻譯作品本身，集中在譯作對原作是否忠實，集中在翻譯技巧的運用是否精妙、語言轉換是否傳神等問題上。譯本批評的方法大致可分為兩種：僅依照譯文的文字流暢程度和閱讀感受的譯本批評；比照原文和譯文的譯本批評?，F實中譯本批評模式屢遭詬病，如許鈞將這種批評定性為“過死”，只處于翻譯批評的基本層次，也可以說是最低層次。胡德香認為其批評視野狹窄，拘泥于文本與語言，不重視翻譯的外部因素。

社會文化批評研究翻譯文本生產的社會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因素對產品的影響、促進或制約作用，翻譯主體(譯者)在各種因素中所擔當的角色，以及翻譯在譯入語文化發展中的作用。對這種翻譯批評目前國內譯界反響比較強烈，持否定態度的學者如呂俊、侯向群、趙彥春等，他們認為文化翻譯

批評由于無限擴大翻譯研究對象的外延，使其學術邊界模糊，偏離了翻譯批評的本體，把本體研究消解在文化研究中，走向了歧路，從而使翻譯研究的學科建構失去可能。張柏然、辛紅娟兩位學者也認為文化學派不屬于翻譯理論的本體論范疇。薄振杰等提出要警示社會文化批評對翻譯批評的壓制和剝奪。

其實，譯本批評與社會文化批評孰是翻譯本體的爭辯，本質上也是如何處理翻譯內部批評與外部批評關系的問題。這兩種批評各自有所關注的層面，就如同硬幣的兩面，相互依存，有時側重于其中一面，而更多的則是需要兩者并重。

二走向交往實踐的翻譯批評——減低翻譯批評中排他性的理論訴求

分析了翻譯批評中所表現出的排他性后，如何解決這種排他性，增加互補性，是翻譯批評理論建構中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而交往實踐觀是從胡塞爾到哈貝馬斯再到后現代等當代哲學關注的主題，當代哲學思維出現了“交往實踐的轉向”，交往與主體際問題成為一個主要趨勢和方向。翻譯批評中的排他性問題本質上也就是交往和主體間的問題，“交往實踐轉向下”的后現代哲學為解決這一難題提供了重要啟示，以交往實踐哲學為理論指導的走向交往實踐的翻譯批評將大大減低批評中的排他性。具體闡釋如下：

(一)走向交往實踐翻譯批評的理論基礎不是互為主一客的關系，而是主一客一主的關系

受傳統的“主一客”模式的影響，主體間的關系設想包括哈貝馬斯的“交互主體觀”在內仍囿于這樣的設定：交往的多極項輪流或相互將自我設為主體，而將對方設為客體，即兩極化的交互主體框架。其結果，交往者都是主體，同時又是交往客體。顯然，這樣的設定仍是一種單一主體模式，這種主體-客體的關系中包含著更微觀的“主體-客體”關系，沒有真正擺脫“主-客”框架，而只是雙重“主-客”框架的易位和重疊，主體，仍未面對另一主體。這在實踐上勢必導致“單一中心論”或“自我中心論”，而與交往的本質相對立。其實，主體之所以能夠面對另一極主體，主體間性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存在著中介客體。它向多極主體開放，與多極主體同時構成“主－客”關系，它通過自身而建立起“主－客－主”三極關系結構。其中，任何一方主體都有中介客體作為范疇，相互規定，符合“主－客”相關律的定義規則。同時，作為異質主體的主體間關系，它是建立在“主一客”關系之上的、通過中介客體而相關和交往，成為某種共同主體。這種共同主體的主體性是一種共同主體性，在共同主體性中，主體不僅有與客體相對而言的主體性，而且有與其他主體而言的交往主體性。

具體在翻譯批評這一特定的范圍內，翻譯批評的主體間性是在翻譯批評主體以共同主體去面對共同客體(這個客體可包括譯作、譯者、翻譯過程和譯作影響等)共同解決翻譯批評中所面臨的問題中實現。處于翻譯批評這個共同主體中的個人的個體主體性，是一種既可能由于其他個體主體性而得到加強，也可能由于其他個體主體性而受到制約的主體性。這樣的個人主體既要時時意識到自身作為主體的存在，又要處處顧及到他人作為主體的存在，協調好主體之間的關系。這樣，處于共同主體中的個人主體性，就不僅有一般意義上的主體性，而且有了主體間性或交互主體性。闡明了這一理論問題，也就自然解決了單一主體模式下翻譯批評中所呈現的排他性和中心論的局限，真正實現了翻譯批評主體和不同批評話語之間的主體間性。

(二)交往實踐翻譯批評實現的有效性要求

哈貝馬斯在理性主義的立場上提出了現代性社會批評理論——“規范語用學”，設計了新的交流模式。他認識到，進行交流的任何人，如果想使交流成功的話，必須遵循交往理性的有效性主張，這種有效性主張不僅包含了命題的真理性，而且包括了表達的適當性和交流的真誠性，它們分別指稱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它們同時地存在于每一個交往行為中，任何成功的語言交往活動都必須同時實現這三種有效性要求。

翻譯批評也同時與三個世界相關聯，因此也同樣適合這三大有效性要求。翻譯批評要實現其共同主體性，走向交往實踐，批評的主體在進行翻譯批評時，要遵循知識的客觀性、闡釋的合理性和表達的真誠性三大有效性要求。

首先，翻譯批評的—條重要原則就是客觀性，即批評必須是可證實的，而不是隨意和不充分的。盡管隨著20世紀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認識論的主體哲學轉向了語言論的解釋哲學，譯者所追求的確定意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顛覆，原文的意義失落于無限解釋的可能性，但是翻譯畢竟是一種十分特殊的活動，有其自身的特點，即任何翻譯活動都必須是對原文意義的傳達。因此，翻譯批評也就必須要觀照這種傳達的效果，要尊重原文文本的框架結構所給出的規定性和定向性。

另外，上文已闡明處于共同主體中的個人的個體主體性是綜合于共同主體性，而又不消解于其中。任何個體主體的理解，都應是經過社會群體主體的檢驗才能更接近真理，即與社會群體的主體達成共識。這就要求譯者對原文的理解應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即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釋的普遍可接受性。最后，翻譯批評主體在表達自身的意向時應該是真誠的，必須滿足共同主體中的其他主體對其信任的有效性要求。

三結語

翻譯批評是一種特殊的批評，通過對當代翻譯批評中排他性主要呈現樣態的具體分析，結合當代哲學交往實踐的轉向，本文認為解決的途徑是建立走向交往實踐的翻譯批評，這種批評必須是建立在主一客一主三級關系結構之上，并同時滿足遵循知識的客觀性、闡釋的合理性和表達的真誠性三大有效性要求；這種批評能真正實現翻譯批評主體和批評話語多元共生的局面，實現翻譯批評以自身的存在對當代翻譯事業發揮重要而獨特的作用。

[參考文獻]

[1]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Reiss，Katharina.Translation criticisrn-The Potentials＆Limita. tions[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2000

[3]文軍.科學翻譯批評導論[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6.

[4]

呂俊.對翻譯批評標準的價值學思考[J].上海翻譯，2007.(1)：1-6.

[5]趙彥春.翻譯學歸結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

[6]許鈞.文學翻譯批評研究[M].南京：譯林出版社.1992.

[7]胡德香.文化翻譯批評初探[J].語言與翻譯，2004，(4)：52—56.

[8]張柏然，辛紅娟.西方現代翻譯學學派的理論偏向[J].外語與翻譯2005，(2)：1-7.

[9]薄振杰，孫迎春，趙巍.關于當前中國翻譯批評研究的思考[J].外語教學，2008，(3)：72—76.

[10]任平.交往實踐的哲學[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11]Jurgen，Habermas.On the Pragmatics of communication[M]. Massachusettes：The MIT Pres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