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理角度闡釋《紅樓夢》的現代誤讀

周　勇

陳文新教授的新著《紅樓夢的現代誤讀》(齊魯書社2008年9月版，以下簡稱《誤讀》)是該社策劃的“中國古典名著的現代誤讀”叢書之一，作為叢書主編，陳文新教授在總序中指出，古典名著的現代誤讀這一現象從文化上看，乃是因為自“五四”以來，在一波接一波的批判、蔑視傳統的革命浪潮中，中國數千年的精英文化傳統失去尊嚴，作為其主要載體的古典名著被重估價值，誤讀就不可能只是偶然現象。而另一方面，現代學術的負面后果也是造成名著被誤讀的原因，在治學方式上，更為強調敘述和論證的條理化、邏輯化，更為強調概念術語和觀念的國際接軌，不惜以剪裁、扭曲古典的思想和形式為代價來獲得學術增長點，誤讀就成為一種可操作性很強的學術產出方式。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缺乏“了解之同情”，最初反映的或許是一種學術態度，但后來，它還反映了一種學術能力。

《紅樓夢》是被誤讀最明顯、最嚴重的古典文學名著之一?！都t樓夢》首先是一部小說，是一部文學作品，這似乎應該是一個常識，但是現代以來的紅學研究，就其主導面和聲勢顯赫的潮流而言，基本上是忽視這一點的，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紅樓夢》在普通讀者的心目中誠然不折不扣的是一部小說，然而在百余年來的紅學研究的主流里卻從來沒有真正取得小說的地位。相反的，它一直是被當作一個歷史文件來處理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這種學術現象的始作俑者就是現代“新紅學”的開山宗師胡適，《誤讀》一書以胡適為主要批評對象，對于俞平伯、周汝昌、劉心武等以及種種“揭秘”、種種“解夢”的負面后果則重在“明其淵源，示其流弊”?！墩`讀》對胡適誤讀《紅樓夢》的清理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胡適對《紅樓夢》思想和文學技巧的價值判斷；二是胡適以“科學主義”的方法建構的“新紅學”。

就第一個方面而言，《誤讀》回溯了胡適之前《紅樓夢》與西方相遇的歷史情境。王國維是最早以西方眼光打量《紅樓夢》的學者，他以叔本華的悲觀哲學為視角，極力肯定《紅樓夢》的悲劇價值。這種觀照與王氏本人作為傳統文化“遺民”的身份是相稱的，而對于當時中國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則頗為無益，所以“新文化”運動中的中國知識分子選擇更為切實有用的理念來評價《紅樓夢》是必然的?？梢栽囅?，在一個生死存亡至為緊迫的時代里，在從西方引進的“德先生”“賽先生”成為文化思潮主流的氛圍中，《紅樓夢》的內涵被認為有害于國計民生就并不奇怪了。胡適認為“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見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257 258頁)，“《紅樓夢》的見解和文學技術都不會高明到哪兒去……《紅樓夢》比不上《儒林外史》”(1960年11月20日《答蘇雪林書》)，一直到晚年，胡適還在一次談話中表示“《紅樓夢》毫無價值”(見李辰東為羅盤《紅樓夢的文學價值》所作序言)。在解釋胡適的這些價值判斷的原因時，《誤讀》認為：“胡適一向被視為‘五四時期打到孔家店的旗手，但他骨子里是儒家人生哲學的信奉者和實行者”，“對國民生活是否有益是胡適判斷儒、佛、道價值的主要標尺，也是他判斷《儒林外史》、《紅樓夢》的標尺。他認可富于理性的有責任感的生活”?！墩`讀》還頗具創意地設置了九段胡適與吳宓、王小隱等紅學論者的虛擬對話情境，以凸顯胡適誤讀《紅樓夢》的關鍵所在。通過比較可見，胡適解讀作品的出發點是理性、責任感、有益于世道、深謀遠慮等等，而《紅樓夢》恰恰與這些相距甚遠，它執著于熱情洋溢的個人情感，追求一種天真適性的詩意生活，逃避社會責任，堅持人的悲劇性存在的哲學思考，享受一種純粹而超逸的審美情趣。所有這些，既與胡適內里信奉的儒家人生哲學不合，也與胡適外在激進的全盤西化的文化表態不卯，其不見待是自然的。

《誤讀》除了通過比較將胡適定位為“信奉儒家人生哲學且缺少詩人氣質的現代學者”之外，還進一步探討了胡適之誤在學術方法上的本質，即“以判斷代替理解”，論者指出“胡適的現實感過于強烈，凡不符合他的現實需要的歷史上的人物和作品，都會受到他的鄙薄和詆毀。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一例，他的《紅樓夢》價值論也是一例”，“他不只是用理性去衡估《紅樓夢》，而且是用具有現代意味的理性去衡估《紅樓夢》，所作的評斷當然是隔閡膚廓，很不妥當的”。流風所及，他開創了一種不得體的學術路數，后來的“影射史學”借古論今借題發揮，根據現實斗爭的需要來演繹古人古事，與胡適的共同點是無視古今之異，隨意地評判歷史，只是一者以歐美思想和方法為參照系，一者以馬克思主義的“蘇式”思想和方法為參照系?！墩`讀》認為，在古代文學的研究中，判斷比理解容易得多，而理解則比判斷更有價值，正確的學術態度應如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提出的“了解之同情”。陳寅恪云：“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陳氏之言至今仍具現實針對意味，“了解之同情”也正是陳文新教授一直以來積極倡導和自覺踐行的學術原則和方法。他辯證地指出，“在學術研究中排除現實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沒有主體的現實感的參與，學術研究就缺乏基本的動力和意義。但這種現實感不能成為排斥客觀性的理由。學術研究的合理性就在于它充分尊重客體本身，雖有現實感，仍致力于同情之了解”，由他主編的十八卷本《中國文學編年史》正是這一學術理念的體現。

胡適一方面認為《紅樓夢》在見解和文學技術上無甚可取，另一方面卻不惜花費精力為之做了考證，其原因在于，胡適欲通過對《紅樓夢》的考證來倡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科學方法。換句話說，在胡適看來，《紅樓夢》的價值不在于它的見解和文學技術，而在于它與實事的相關程度?！靶录t學”的研究范圍因此確立，即作者問題和版本問題；“新紅學”的學術范式也因此確立，即將傳統的考據學與西方實證主義相結合的科學方法；“新紅學”的核心論點因此必然是：《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墩`讀》敏銳地指出，胡適具有自覺而強烈的“科學”情結和“自傳”情結e以此為前提，胡適建構了“新紅學”。1952年12月，胡適在臺灣大學講“治學方法”時說：“我對于小說材料，看作同化學問題的藥品材料一樣，都是材料……目的不過是要拿這些人人都知道的材料來灌輸、介紹一種做學問的方法?！弊鳛槲逅男挛幕\動的領袖，胡適鐘情于科學和民主是順理成章的，但胡適的誤區在于將某一領域內適用的方法和原則，不適當地推廣運用到另一領域。小說是文學，化學是自然科學，兩者的研究對象和方法自應不同，胡適卻等同對待，無疑是片面的，他用考據學、?？睂W的方法包辦整個人文科學，其偏狹顯而易見。其次，胡適思考問題的方式過于簡單而粗糙。作為一呼百應的文化領袖，他追求論說的清晰條理和極端化的情緒表達，但其負面影響不容忽視。事實上，缺少理性和穩健使得執著于科學的胡適在考慮和表達問題時反而不那么“科學”了?！墩`讀》精辟地指出：“胡適所熱心提倡的科學方法，實際上是科學初級階段的產物，其核心是不斷實踐，不斷發現”。

對于胡適的“自傳”情結，《誤讀》引述了胡適本人及梁實秋、胡頌平、唐德剛、顧頡剛等人的大量材料說明，胡適剝傳

記文學、日記、言行錄、口述歷史等反映個人生活經歷的微觀史料是極端重視的，而微觀史研究常常脫離相關歷史進程，無視相關知識背景，可以輕率隨意地做出種種斷言。在這方面，胡適是如此，周汝昌也是如此?！墩`讀》指出，“胡適、顧頡剛并非不明白《紅樓夢》中存在虛構，關鍵在于他們對待虛構的態度。他們認為，只有史實是重要的，虛構的部分沒有價值，這是一種讀傳記的科學眼光，而不是讀小說的人文眼光?！庇捎跓o視想象力在曹雪芹創作中的重要性，胡適等遂一味在《紅樓夢》中尋找事實。

如果說胡適由于時代特征、文化身份和個人氣質的原因，其立場具有某種“片面的深刻”的話，俞平伯、周汝昌等“新紅學”代表人物則將作者和版本問題進一步展開為曹學、探佚學、版本學和脂學幾個分支，在考證的方法論引導(或稱誤導)下就走得更遠了?！墩`讀》對俞、周等人的說法也進行了必要的清理。俞平伯的基本前提是認定后40回乃高鶚所續，然后進行循環論證：從后40回中尋找與前40回的伏筆不吻合的地方，又用這些不吻合之處來證明前80回和后40回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陳著認為，從學術史角度看，斷言后40回為高鶚續作，乃是疑古思潮的產物，“最近于事實的推測還是：后四十回主體是曹雪芹原作的殘稿，高鶚等即據以補綴而成”。而對“新紅學”的另一重鎮周汝昌及其他一些新奇的探佚和索隱，陳著只得感嘆其“膽子大”、“想象力豐富”。周汝昌于20世紀80年代后將“新紅學”定位為“新國學”，是為了把“紅學”變成一個比“新紅學”更大的筐子，以容納種種有趣而荒唐的奇談怪論，從而使《紅樓夢》研究巧妙地避過文學層面。

通過上述清理，作者已十分明確地向我們揭示了《紅樓夢》在現代被誤讀的癥結所在，即用理知的而非詩情的眼光要求《紅樓夢》有益于國計民生，用科學的而非人文的眼光將《紅樓夢》視作曹雪芹的自敘傳，而這些與曹雪芹的本意是不相干的。還是空空道人說的，“是書大旨談情”，如果我們不把握這條主線，那么同樣的誤讀也將發生在宮體詩、婉約詞、小品文、抒情小賦等一大批古代作品的接受過程中，因此《紅樓夢的現代誤讀》一書既具有個案解析的意義，也包含整體啟發的價值。在閱讀感受方面，該書立論謹嚴而文筆清暢，材料豐富又不乏趣味，將嚴謹的學術論證出之以娓娓道來的敘述語調，是一本值得向紅學研究者和愛好者推薦的著作。

(責任編輯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