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方法”的誕生

摘? 要：1921年，初版的《胡適文存》（一集）標志著貫穿胡適終身研究的“科學方法”的正式誕生。從《實驗主義》到《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通過杜威思維術與清代考據學的“嫁接”，實現了利用西方資源對傳統學術的改造與升華。在“科學方法”的洗禮下，胡適得以超越寫作于留學前的《藏暉室筆記之一·小說叢話》的舊紅學思路，寫出為五四前后中國學術轉型建立新“范式”的《〈紅樓夢〉考證》。作為胡適治學的根基與核心，“科學方法”其實內在制約了胡適的治學范圍。根據托馬斯·庫恩的“范式”理論，常規科學共同體選擇研究問題的一個準則是選擇那些在范式的設定下被假定是有解的問題。這也就解釋了胡適的新紅學為何始終停留在“著者”和“本子”上下功夫，以至于招來客觀代替主觀、史學壓抑文學的批評。但庫恩卻主張，常規研究的保守性反而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范式的潛能，并伴隨著危機和反常的積累，醞釀新一輪的科學革命。在這種意義上，或許能對胡適的治學道路有更深的理解和同情。

關鍵詞：胡適;科學方法;考據學;紅學;范式

1921年，《胡適文存》初版，胡適在《序例》中將其卷二、卷三范圍雜亂的講學文章，統稱為“方法論的文章”，實開其畢生學術“注重學問思想的方法”之先風。①縱觀胡適的學術生涯，“科學方法”不可不謂其學術焦點，他不但寫《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實驗主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這一類嚴正的方法論文章，還通過文法研究、時事議論、小說考證來討論做學問的方法，以金針度人。在50年代的口述自傳中，胡適還曾頗為自得地總結：“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椒ā瘜嵲谥髟琢宋宜氖嗄陙硭械闹??！雹谇也徽摵m的表白是否言過其實，這種對于“方法”的強調與癡迷，都說明“科學方法”已成為討論學術史上的胡適一個不可繞開的議題。

盡管胡適本人反復申說“科學方法”貫穿他的終身研究，但不少學者都指出，其早期討論或許更具研究價值。許冠三認為，胡適正面闡發方法學說的論文，以1918—1928年這一階段尤為豐盛，亦最具代表性。③陳平原更指出，1919年才是胡適的“方法年”，此后的無數文章都不過是在此基礎上引申發揮。④如此，1921年初版的《胡適文存》（一集）或許成為討論胡適的“科學方法”的絕佳入口。一方面，《胡適文存》收錄了《實驗主義》《杜威先生在中國》《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等正面展開“科學方法”論述的文章;另一方面，我們也得以通過文法研究、小說考證的講學文章，一窺胡適是如何將其留學時期的考據文章納入“方法論”自覺的譜系中，又是如何在小說考證中落實理論層面的“科學方法”。在短短兩年（1919—1921）的時間內，胡適通過杜威思維術和清代考據學的“嫁接”實現了其“科學方法”的本土化，更推出了以《〈紅樓夢〉考證》為代表的運用“科學方法”的典范之作，為五四前后中國學術轉型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范式”。

一、“科學方法”的資源：杜威思維術和清代考據學的“嫁接”

余英時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一文中曾高屋建瓴地點出：年紀輕輕的胡適之所以能夠在短短一兩年的時間內取得中國學術思想界的領導地位，是因為他填補了中國思想界的一段空白。晚清知識分子對所謂“西學”普遍缺乏親切而直接的認識，因此，對于中學和西學的異同及其相互關系的問題始終無法跳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格局。而胡適率先提出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態度，才把中國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從科技和政制的層面正式提升到文化層面，這才突破了舊有框架。①

在這樣一個思想史背景下，“科學方法”作為胡適治學的不二法門，無疑最能體現胡適中西合璧的學術資源與視野。對此，陳平原曾有精當的概括：

胡適之得以在中國思想學術界獨樹一幟，主要還是歸功于其將杜威“思維術”與清人考據學巧妙地結合起來，弄出一套“對于中國社會簡直是‘對癥下藥’”、因而極其容易推廣的“科學方法”。②

從《實驗主義》《杜威先生在中國》到《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文存》（一集）清晰地勾勒出胡適將杜威的“實驗主義”方法與清代考據學相結合的脈絡。在1919年寫作的《實驗主義》一文中，胡適介紹了杜威的思想論之“五步說”：疑難的境地;指定疑難之點;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判斷何種假定有效;證明這種解決方法是否有效。五步之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步，即最注意假設。③胡適向來強調自己對于“方法”的講究得益于杜威的影響，撇開作為整體的杜威哲學不談，在方法論的層面，他確實是杜威的信徒，這點毋庸置疑。很顯然，胡適后來一系列圍繞“科學方法”的闡釋，無不脫胎于此。

在1921年7月發表的《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中，胡適的著眼點已從對“實驗主義”的具體介紹轉到了方法論的提煉，他將杜威“實驗主義”的哲學方法概括為兩點，即“歷史的方法”與“實驗的方法”，④相較前文已更具個人述學“明白清楚”的色彩。果不其然，1921年11月，他將1919年首作、原載《北京大學月刊》的《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加以修改，又加上第八章，正式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十字真言。⑤如此，清代漢學家在文字學、訓詁學、?？睂W等領域使用的“不自覺”的方法終于和“實驗主義”“自覺”的方法并軌，胡適的方法論也因此基本成型。

以清代考據學為中介，胡適的“科學方法”得以在中國學界暢通無阻，這固然歸功于胡適一直以來對清人考據學的興趣，但也不能忽視背后出于策略的考量。⑥余英時曾指出，五四前夕中國學術思想主流仍舊是儒家。在章太炎所謂的“國故學”領域，經學仍高居首座，以下才是先秦諸子學、史學和文學。剛剛回國的胡適如果想在中國取得學術上的領導權，無疑需要在國故學界有出色的表演。⑦

頗為值得玩味的是，胡適晚年曾談及：“蔡先生看到我十九歲時寫的《詩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后，便要聘我到北大教書?！雹噙@一略帶戲劇性的說法，恰恰體現了“國學”功底對于進入當時以章門弟子為中心的北大的重要性。即使是在讓胡適“暴得大名”的文學革命領域，對于章門弟子錢玄同對其《文學改良芻議》的“大為贊賞”，胡適晚年仍舊念念不忘，甚至形容當時的情緒是“受寵若驚”。①初入北大的胡適在章門勢力面前的地位落差由此可見一斑。

因此便很容易理解，1918年2月，初入北大的胡適為何選擇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重載他在留學時期的兩篇得意之作——《爾汝篇》與《吾我篇》。然而，這一投石問路之舉得到的反饋并不樂觀?？婆e出身、研究老莊哲學的講師劉鼒和率先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回應，對胡適總結的“爾”“汝”的三條文法通則進行商榷與辯駁，雖言辭謙和，但舉出的證據頗為有力，已足以駁倒胡適的觀點。②不日，當時正在本科數學門就讀的學生毛子水也撰文反駁胡適，表示“爾汝二字，聲位相同，義亦不異”。③3月，與胡適同樣講授“中國哲學史”、曾在課堂上嘲笑“胡適不通”的文科教授陳漢章，也特意撰文從音韻學的角度駁斥了胡適的觀點。④無獨有偶，《吾我篇》重刊以后，毛子水再度發文反對，表示“古人用吾我余予諸字，亦無有定法”。⑤

早在劉鼒和對《爾汝篇》提出質疑時，胡適就有所回應，他表示“《爾汝篇》本適在美國留學時舊作，海外無書籍師友之助，其中謬誤自不能免”，雖以“留學舊作”為自己找了一個臺階下，但多多少少已間接承認了自己的問題。盡管認為劉鼒和的文章“其中略有數點尚有討論之余地”，也有答復的計劃，但隨著否定聲音的不斷出現，胡適最終還是沒有對上述一系列文章做出回應。⑥

實際上，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蔡元培、梁啟超等前輩名流對胡適的漢學功底、清儒遺風的嘉獎，其實未必符合事實。⑦從《爾汝篇》《吾我篇》在北大攪起的風波，便可知胡適小學功底的不足。⑧因此，今人討論胡適與清代漢學傳統的關系，不能單純強調兩者之間的關聯，更要注意其內在的隔膜。

在北大的首次“學術亮相”受挫以后，胡適再度提起《爾汝篇》和《吾我篇》，已是《胡適文存》的初版序例，這些“研究一個字的文法”的文章，已搖身一變成為“方法論的文章”，其唯一目的也被演繹為“注重學問思想的方法”。⑨晚年自述，胡適也強調，對于他早年的幾篇考據文章（《詩三百篇言字解》《爾汝篇》《吾我篇》），“我的首要興趣便是歸納法”，“那也是我第一次企圖發展我自己的治學方法”。⑩胡適的這些發言，多少道破了其敝帚自珍背后的真實動機：關鍵不在于考據本身，而在于考據背后的“科學方法”。

通過上文的梳理，或許可以更清晰地洞察胡適在杜威思維術和清代考據學間的位置。正如研究者所見，以胡適的背景、訓練、思路與抱負很難真正進入章太炎式的學術方式的內部;然而他卻另辟蹊徑，將以章太炎為節點的清代學術經驗轉化成“科學方法”的前代資源。①實際上，胡適對清代考據學的方法從來不是完全認可的。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他提出三百年古學研究的三大弊病——研究的范圍太狹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已表現出對清儒的不滿。②在《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中》，他更旗幟鮮明地批評乾嘉以來在故紙堆里刨根問底的漢學傳統，希望以西方自然科學“實驗的方法”“創造證據的方法”為中國學術增添新鮮血液。③由此可見，素來有“考據癖”的胡適的“考據”與清代漢學家的“考據”并非完全同質的，胡適曾自敘“我常常愛做一點半新不舊的考據”④，這“半新不舊”的說法，或許最能體現他與清代考據學之間隱秘的合流與分野。

要之，與其說胡適的“科學方法”是對杜威思維術與清代考據學的嚴絲合縫的結合，倒不如說是一種為了實現西方實證思想的本土化的“嫁接”。胡適“科學方法”的根基仍舊在于杜威的“思維術”，他在提倡“科學方法”早期對于清代考據學的頻頻提及，未免給人一種“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感覺。名為“嫁接”，卻并非一種批評。恰恰是通過這樣一種方式，胡適實現了利用西方資源對傳統學術的改造與升華，也正是在這個層面，胡適填補了當時中國思想界的空白。

二、“科學方法”的應用：以胡適早期《紅樓夢》研究為中心

討論“科學方法”，胡適最喜歡舉的例子是其小說考證的成績。陳平原認為，“可能因其‘假設’與‘求證’的脈絡清晰便于敘說;但也不排除包含胡適本人對其學術研究的自我評價”⑤，確為知人之論。不同于與清代考據學的隔膜，對于以文學革命“發家”的胡適來說，小說考證無疑是其本色當行。

在1921年初版的《胡適文存》（一集）中，收錄了《〈水滸傳〉考證》《〈水滸傳〉后考》《〈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三篇文章，從方法論的層面出發，實際上，已奠定了胡適后來一系列小說考證的基石。根據胡適晚年的總結：“中國（傳統）小說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種是歷史小說。這種小說是經過長期演變出來的。每部小說的開始，可能都只是些小故事;但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才逐漸變成一種有復雜性格人物的長篇小說?！薄爸袊鴤鹘y小說中的第二種，便是一些個體作家創作的小說?！雹蕖端疂G傳》和《紅樓夢》恰恰是這兩類小說的代表。對于這兩種類型的小說，自然講究不同的“科學方法”。如胡適所言，研究歷史小說，就要用“歷史演變法”?！拔覀儽仨氁獜乃窃夹问介_始，然后把通過一些說書人、講古人所改編改寫的長期演變的經過，——搞清楚”;研究個別作家的創作，“我們必須用一般歷史研究的法則，在傳記的資料里找出該書真正作者的身世;他的社會背景和生活狀況”⑦?？v觀胡適后來一系列的小說考證，無疑不是對上述兩種方法的應用與延伸。

無論是“歷史演變法”還是“傳記研究法”，很容易發現其本質與實驗主義的“歷史的態度”千絲萬縷的聯系。胡適曾在《實驗主義》一文中將實驗主義的兩個根本觀念總結為“科學實驗室的態度”和“歷史的態度”。所謂“歷史的態度”，“這就是要研究事務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變到現在的樣子：這就是‘歷史的態度’”。⑧這顯然是胡適小說考證的根基與思路。

在胡適的一系列小說考證中，《紅樓夢》研究無疑占有最為特殊的地位。這固然因為它很有可能是胡適最具價值的學術成果之一，但也不能忽視《紅樓夢》考證對于體現、傳播其治學方法的重要性。今人對于胡適紅學研究的關注，多集中于《〈紅樓夢〉考證（改定稿）》（1921）、《跋〈紅樓夢考證〉》（1922）、《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1927）、《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1928）、《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1933）這五篇“新紅學”扛鼎之作。但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胡適寫于留學前的《藏暉室筆記之一·小說叢話》（后文簡稱《小說叢話》）中的八則札記①，以及寫于1921年3月的《〈紅樓夢〉考證（初稿）》②這兩篇早期文本，或許對于進一步了解伴隨“新紅學”而興起的“科學方法”具有特殊的價值。

近年來，《小說叢話》中關于《紅樓夢》的八則札記越發受到學界的重視。苗懷明曾通過這幾則札記介紹了胡適早期對于《紅樓夢》的作者、內容本事、思想內涵、人物評價等方面的認知，強調“胡適曾是索隱派”③;段江麗更指出這幾則札記的材料、觀點在當時大多屬于習見，《小說叢話》很有可能是胡適有意模仿前輩學人，以“叢話”的方式，在讀書過程中對前人的觀點進行抄錄、借鑒與補充④。筆者并不試圖對八則札記做面面俱到的梳理，只是希望通過前兩則札記與后來的“新紅學”研究的對比，以期呈現“科學方法”的價值。

《小說叢話》第一則札記明確指出：“《石頭記》著者不知何人，然決非曹雪芹也?！焙m舉出兩條證據：一是在小說第六十九回有太平閑人張新之的評語：“作者無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雹菀皇亲髌吩诘谝换刂惶岬讲苎┣圻M行披閱和增刪，并沒明說他就是作者。綜上兩點，胡適判斷，曹雪芹絕非原作者。第二則札記說：“《石頭記》之作者即賈寶玉，賈寶玉即作者之托名也?！辈贿^，胡適舉出的證據同樣相當稚嫩——《石頭記》開卷第一回“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后，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薄胺蛟患賹氂?，則石而已。石頭所自記，故曰《石頭記》。石頭所自記，即賈寶玉所自記也?！雹奘^—假寶玉—賈寶玉的關聯，以如今的眼光來看，諧音固然是曹雪芹的創作特點，但若以此逆推“自傳說”，則未免缺乏說服力。很顯然，這一時期的胡適尚未接受西方實證主義思想的洗禮，他的觀點、材料與方法并未跳出舊紅學的范疇。尤其是就方法而言，他太過信任、依賴文本內部的說法，僅僅只能做一些無稽的附會，完全夠不上科學的考證。

從上文的兩則札記可知，早在留學前，胡適便有了《紅樓夢》乃作者自敘生平的猜測。不過，他又否定《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因此，對于“自傳說”的考察，只能在小說文本內部做做文章。實際上，《紅樓夢》乃作者自敘之說，在清末民初并非石破天驚之論。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就曾總結道：“綜觀評此書者之說，約有兩種：一謂述他人之事，一謂作者自寫其生平也。第一說中，大抵以賈寶玉為即納蘭性德?！林^《紅樓夢》一書，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說本于此書第一回‘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一語?！雹倏梢?，《紅樓夢》乃“作者自寫其生平”，其實是時人比較流行的觀點。在這種意義上，胡適晚年在臺灣大學作題為《治學方法》的演講時，將他的《紅樓夢》“自傳說”視為“平常的假設”“小膽的假設”②，也不無道理。

有意思的是，留學時期的胡適，在《紅樓夢》著者的問題上似乎又轉變了他的態度。1916年9月5日的一則日記寫道：“胡適曰：明詩正傳，不在七子，亦不在復社諸人，乃在唐伯虎、王陽明一派。正如清文正傳不在桐城、陽湖，而在吳敬梓、曹雪芹、李伯元、吳趼人諸人也?！雹鬯坪跻殉姓J曹雪芹是《紅樓夢》的著者。在后來的《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學革命的重要文本中，更徑直強調“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正宗”④，進一步明確了曹雪芹的著作權。這對于胡適的紅學研究實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如此，本來無跡可尋的“自傳說”才得以與曹雪芹的身世考證勾連起來。

“自傳說”從醞釀到成型，《〈紅樓夢〉考證（初稿）》是一個相當關鍵的文本。對于《〈紅樓夢〉考證》從初稿到改定稿的異同和變遷，宋廣波已做過相當精要的概括與梳理。⑤不過，具體到胡適如何以“科學方法”進行考證，則有進一步展開的必要。筆者將對兩篇文本圍繞“著者”問題的內容進行對勘，試圖勾勒胡適如何在“科學方法”的指導下推進、修正自己的研究，從而“證實”自己的“假設”。

在《〈紅樓夢〉考證》的結尾，胡適以方法論的角度收束全文：“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運用我們力所能及搜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后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這是考證學的方法?！雹捱@一段話，改定稿對初稿基本沒有改動，可見是胡適的“新紅學”研究自誕生時就確定的方法與宗旨。搜集材料——參考互證——得出結論的“考證學的方法”，不僅體現在孤立的兩個文本本身，更適合形容兩個文本的變遷。

若要證明《紅樓夢》乃作者曹雪芹自敘生平，必得考證作者身世與小說情節之間的吻合度。在初稿中，胡適通過《隨園詩話》《小浮海閑話》《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揚州畫舫錄》《有懷堂文稿·楝亭記》《丙辰札記》《陳鵬年傳》等文本的彼此印證，大致考證出曹寅的生卒、官職、才學等信息。其中，胡適尤其強調《陳鵬年傳》中提到的曹家曾接待過南巡的康熙帝一事，并頗為詳細地論證了《紅樓夢》第十六回中，趙嬤嬤與王鳳姐論南巡接駕的文字，與曹家接駕的史實之間的諸多對應之處。加之《紅樓夢》開端本就有作者自敘生平的提示，這便是胡適在初稿中論證“自傳說”的大致思路。

在初稿中，胡適憑借敏銳的眼光提出了不少設想，如根據趙嬤嬤說賈府接駕一次、甄家接駕四次，推測曹寅接駕不止一次，但因缺乏材料支撐顯得分量不足，尤其是對于“自傳說”的證明，唯一比較明確的關聯就在于曹寅曾接駕過康熙，說服力仍舊有限。因此，在改定稿中，胡適補充了大量的材料。在顧頡剛的幫助下，胡適先是考證出曹家祖孫三代的為官情況，又明確了曹寅曾四次接駕康熙的事實，甚至還考據出曹家世系表。并且，這些信息無不與小說中賈政一家的情況一一對應。憑借曹雪芹的好友敦誠兄弟的四首詩，胡適更明確了曹雪芹的身世與境遇：他有文學和美術的天才，曾做過繁華舊夢，但晚年貧困潦倒，更與寶玉的經歷暗合。如果說，初稿中的“自傳說”尚顯底氣不足，那么到了改定稿中，“自傳說”已得到了文獻強有力的支撐。

不過，改定稿和初稿的不同，并非僅僅是正向的發展，也有逆向的修正。在初稿的結尾，胡適曾寫道：“我的許多結論也許有錯誤的，也許有將來發見新證據后即須改正的?！雹僖徽Z成讖，在改定稿中，胡適對這句話加以發揮：“自從我第一次發表這篇《考證》以來，我已經改正了無數大錯誤了?！雹谄渲?，胡適在改定稿中修正的一個尤為重要的錯誤就是曹寅和曹雪芹的關系。在初稿中，胡適一開始接受了袁枚在《隨園詩話》中的說法，認為曹雪芹乃曹寅的兒子。熟悉八旗文獻掌故的清末藏書家楊鐘羲率先糾正了這個錯誤，他根據清宗室敦誠的《四松堂集》指出曹雪芹乃曹寅之孫。順藤摸瓜，胡適從《八旗人詩鈔》中發現了敦誠兄弟贈答曹雪芹的詩四首，不僅得知了不少關于曹雪芹生平的信息，更側面說明了曹雪芹和敦誠兄弟的交情之深。因此，胡適指出“他們的證見真是史學家說的‘同時人的證見’，有了這種證據，我們不能不認袁枚為誤記了”③。

和《小說叢話》中對于先人材料的盲目接受不同，這一時期的胡適開始有意識地考察不同史料的可信度。正如?？睂W中不同本子的可靠性存在差異④，考證作者生平的不同史料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因此，才講究“同時人的證見”。在后來的《古史討論的讀后感》中，胡適對“用嚴格的考據方法來評判史料”⑤做了一個更詳盡的說明：“我們對于‘證據’的態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證據。但史家要問：一、這種證據是在什么地方尋出的？二、什么時候尋出的？三、什么人尋出的？四、依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五、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偽（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⑥上述說法，也不失看作對此前小說考證經驗在方法論上的歸納與發展。

從《小說叢話》到《〈紅樓夢〉考證》的初稿和改定稿，胡適的紅學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科學方法”的指導下，胡適本人原本松散、不成體系的紅學旨趣終于定型，從這一典型個案中也依稀可見新舊紅學范式更替的前兆。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運用的這套方法在今天看來也許很平常，甚至顯得淺薄、過時，但對于百年前長期籠罩在索隱派陰影下的紅學研究來說，卻必須強調其開創價值與指導意義。無論我們對胡適的學術趣味或研究方法認可與否，我們都必須承認，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紅學時代。

三、“科學方法”的評價：作為“新范式”的得與失

討論作為學者的胡適，其最大貢獻莫過于在中國小說史和中國哲學史上起到的劃時代作用，即建立了庫恩所說的新范式（paradigm）。⑦無論今人對于其具體學術成果的內容本身如何挑剔，都不可否認其治學方法起到的“但開風氣”的成就。在胡適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一生中，其“科學方法”也因此成為各種學術討論、政治批評的焦點。

僅以胡適的紅學研究為例，對于其“科學方法”進行討論的文字可以說是不計其數。自上世紀20年代“新紅學”誕生以來，胡適的方法論一直備受挑戰。不僅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不斷對胡適的批評進行反批評，更有不少學者指出，胡適以考據學方法研究《紅樓夢》與索隱派是“異曲同工”，“不免是五十步笑百步”。①盡管備受爭議，“自傳說”仍舊主導了《紅樓夢》研究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并一度隨著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1953）的出版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此時，紅學已徹底淪為曹學。不過，從此以后，“自傳說”明顯后勁不足，開始走下坡路。在20世紀50年代批判運動的影響下，“封建社會階級斗爭論”壓倒了“自傳說”，取得了大陸紅學研究的正統地位。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余英時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等作品的出現，紅學研究終于回歸小說文本本身。在又一輪范式更替的背景下，胡適以“考證學的方法”研究《紅樓夢》的思路，雖然在矯正索隱派的謎學上厥功甚偉，但以歷史考證代替文學研究，無疑造成了對《紅樓夢》文學價值的壓抑乃至遺忘。如今，已成為學界的共識。

在層層累積的紅學學術史背景下，繼續討論胡適“科學方法”的得失，談何容易。一方面，此類研究已汗牛充棟，難以突破;另一方面，以今人的眼光來評價百年前的得失，多少有事后諸葛亮、求全責備的成分。因此，筆者更希望以一種實驗主義的態度，討論胡適的“新紅學”研究是如何走向曹學的，在這其中，“科學方法”又扮演著一種什么樣的角色。

實際上，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胡適不以文藝批評的角度研究《紅樓夢》有其特殊原因。宋廣波認為，這是因為彼時西方的文學理論尚未傳入我國，而胡適又醉心于建立在實驗主義和清代考據學基礎上的“科學方法”。②陳平原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注重證據的‘科學方法’，其實已經內在地規定了胡適的《紅樓夢》研究只能在‘著者’與‘本子’上下功夫。在胡適看來，只有這兩者，才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范圍’?！@就難怪胡適推出‘自傳說’時，只以索隱派為舊典范的代表，而只字不提早已存在且仍在發揮作用的評點派?！雹塾纱丝梢?，《紅樓夢》“自傳說”走向“曹學”的發展軌跡及其弊病，恐怕早就內在于“科學方法”的基因之中。

自余英時以來，以庫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paradigm）理論來討論胡適的新紅學研究，已頗為流行。根據庫恩的思路，科學演變呈現出這樣一種基本模式：前科學——范式的建立——在范式主導下的常規科學的展開——嚴重危機的出現——發生科學革命，建立新的范式。關于胡適的“科學方法”作為一種新“范式”的建立，以及隨著危機的出現又被新的“范式”所取代的過程，余英時已經做過相當精彩的分析。④不過，“在范式主導下的常規科學的展開”作為科學革命的重要一環，卻尚未得到充分的闡釋。在庫恩的范式理論的延長線上，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科學方法”之于胡適“新紅學”的內在建構。

根據庫恩的理論，所謂“常規科學”就是遵循范式或由范式制約的科學?？紤]到庫恩的范式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同樣適用描述科學以外的領域⑤，因此，不妨將其“常規科學”理解為遵循范式的“常規研究”。以胡適開啟的“新紅學”研究為例，“常規研究”即遵循“考證學的方法”、在“自傳說”基礎上進行的紅學研究。庫恩認為，常規科學作為一種解謎活動，其目的不是為了去發現重大的實質性的新事物，而是擴大范式所能應用的范圍和精確性。而“判別一個謎的好壞標準，不是看它的結果是否內在地有意義或重要”，而在于它是否“確信有一個解的存在”。這也就意味著，“科學共同體取得一個范式就是有了一個選擇問題的標準，當范式被視為理所當然時，這些選擇的問題可以被認為是有解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對這些有解問題，科學共同體才承認是科學的問題，才會鼓勵它的成員去研究它們”①。因此，就不難理解，胡適的紅學研究為何僅僅在“著者”和“本子”上下功夫。只有在這個層面，常規研究討論的謎題才是有解的。

盡管胡適本人也曾警惕乾嘉以來“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②的傾向，但是在“科學方法”的制約下，他的紅學研究終究也無可避免地走向對小說研究中難以落實的審美批評的忽視乃至抹殺。在“科學”的大旗下，胡適獨尊“實證”的方法論，無疑便造成了史學對文學、客觀對主觀的壓抑。實際上，這一“科學方法”的內在限制不僅僅體現在小說研究這一領域，更輻射至胡適學術領域的方方面面。有研究者指出，胡適以“實證”為核心的“科學方法”，“其實質是只承認對各個個別對象的分別認識，充其量只承認在若干個別認識基礎上所作的歸納，因而對研究對象缺乏整體性認識。像這樣的研究方式與問題意識，固然使胡適的學術活動能保持價值中立和判斷嚴密，但同時也使他的學術研究不能向縱深處拓展，只能限于‘但開風氣’的層次”③。上述批評，恰恰觸及了胡適“科學方法”的核心問題。

不過，有意思的是，對于受制于范式的常規科學的解謎活動，庫恩卻樂見其成。在他看來，常規科學的保守性恰恰是科學成功和進步的秘訣。一方面，這種保守性保證了研究能夠深入、細致和精確，最大可能發揮范式的潛能，使科學能夠切實進步。在這種意義上，胡適執著于在“著者”與“本子”上做文章，確實在著作權、作者家世、脂本考證等方面貢獻了不可多得的觀點與材料，延續胡適思路的紅學后人，更將“自傳說”發展到了它的極限;另一方面，庫恩認為，正是由于常規科學的保守性使得反常、危機乃至科學革命成為可能。對此，余英時已做過精彩的分析，④筆者不再贅述。

和人們對科學革命自帶的“革命性”想象不同，庫恩反倒認為“在科學中用現有工具盡最大的努力從事研究，往往比停下來考慮另外多種多樣的研究進路要好”。在庫恩看來，片面主張創新并不可取，維持“收斂性思維”與“發散性思維”之間的必要平衡和張力才是科學研究成果的秘訣⑤。從這一層面來看，胡適一生從“大膽假設”走向“小心求證”的學術變遷⑥，或許也不無他的價值與道理。在“科學方法”作為一種新范式建立前后，“發散性思維”自然占據上風。等到胡適的方法論站穩腳跟、走向常規研究以后，則往往表現出更高的保守性。這恐怕不僅僅是為聲名所累的胡適治學日趨謹慎的個人困境，也是學術史上每一輪范式更替的宿命。

在五四前夕中國傳統學術深陷內在危機時，應運而生的胡適以其接受西學思想鍛造的“科學方法”建立了新的范式，又隨著學術發展的潮起潮落被新的范式超越與取代。無論今人對胡適的“科學方法”或褒或貶，我們都無法否認，在試圖辨認與評判胡適的過程中，我們對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脈絡有了更好的認知。

①? 胡適：《序例》，《胡適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

②? 胡適：《胡適口述自傳》，《胡適全集》第18卷，第249頁。

③?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版，第152—153頁。

④?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頁。

①?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73頁。

②?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第160頁。

③? 胡適：《實驗主義》，《胡適全集》第1卷，第307頁。

④? 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胡適全集》第1卷，第361頁。

⑤? 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全集》第1卷，第388頁。

⑥?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第162頁。

⑦?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第185-187頁。

⑧?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冊，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版，第295頁。

①? 胡適：《胡適口述自傳》，《胡適全集》第18卷，第311頁。

②? 根據胡適的觀點，“汝字所指，定是一人，決非眾數”，但劉鼒和卻舉出了《尚書》中用“汝”表示眾數的例子——“邦之臧惟汝眾”（《尚書·盤庚篇》）?？傊?，對于胡適總結的三條文法通則，劉鼒和認為胡適的發現有一定的道理，“古書中此例自是不少”，但是“古來文字用法則不能決定以此為原則耳”。劉鼒和：《書〈爾汝篇〉后》，《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2月9、18日。

③? 毛準：《書〈書《爾汝篇》后〉后》，《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2月22、23、25日。

④? 陳漢章：《〈爾汝篇〉卮言一則》，《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3月2日。

⑤? 毛準：《書〈吾我篇〉后》，《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2月26—28日、3月1日。

⑥? 胡適：《〈書《爾汝篇》后〉附白》，《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2月18日。

⑦? 羅志田指出，蔡元培說胡適“生于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是個小誤解。但蔡‘序’特別強調胡適和漢學之間的關系，則是個大誤解?！薄昂m一生在學術上所為，基本上是清儒中漢學一派所為的考據，而當時一般人的認知，做考據便等于漢學家了。這恰是時人對胡適的新考據認識不足的表征?！绷_志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87頁。

⑧? 羅志田指出：“講文字音韻訓詁的小學本非胡適所長，在其開始努力‘調和’漢宋時，連清儒的主要小學著作都基本沒有接觸過;但他早年的幾篇論文，恰都是在小學的范圍之內?！绷_志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第187頁。

⑨? 胡適：《序例》，《胡適全集》第1卷，第1頁。

⑩? 胡適：《胡適口述自傳》，《胡適全集》第18卷，第281頁。

①? 李浴洋：《胡適“科學方法”視野中的“學術范式”更替》，《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5期。

②?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全集》第2卷，第3—6頁。

③? 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全集》第3卷，第131—143頁。

④? 胡適：《〈水滸傳〉考證》，《胡適全集》第1卷，第480頁。

⑤?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第158頁。

⑥? 胡適：《胡適口述自傳》，《胡適全集》第18卷，第402頁。

⑦? 胡適：《胡適口述自傳》，《胡適全集》第18卷，第402、405頁。

⑧? 胡適：《實驗主義》，《胡適全集》第1卷，第282頁。

①? 此稿具體寫作日期仍待考。最早見于耿云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4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版。曹伯言整理的《胡適日記全編》（第1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收入此稿時，加了如下按語：“本文系未刊稿，無寫作日期。所用的筆記本、封面題字、行文款式、無標點符號等，與《藏暉室日記》庚戌第二冊大體相同，題為《藏暉室筆記之一·小說叢話》，與他在中國公學時主編《競業旬報》，寫《無鬼叢話》，‘文苑叢談’等頗一脈相承，其中關于《紅樓夢》的看法，與他后來的觀點迥異。從這些方面看來，本文當是他出國留學前在上海時期所作，故置于此?！薄逗m全集》收入此札記時，編者根據胡適的眉批，將此篇系于1921年。筆者認為，胡適的眉批應當是后來加的。從內容出發，筆者更贊同曹伯言的觀點。

②? 本文最初發表于1921年5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初排本《紅樓夢》，現收入耿云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0冊）?！丁醇t樓夢〉考證（改定稿）》在《〈紅樓夢〉考證（初稿）》的基礎上改動了七八千字。和被視為“新紅學”開山之作的《〈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不同，《〈紅樓夢〉考證（初稿）》得到的關注相對有限。

③? 苗懷明：《風起紅樓》，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30—34頁。

④? 段江麗：《胡適〈紅樓夢〉研究旨趣的轉變與得失》，《中南大學學報》2021年第4期。

⑤? 根據張新之的批語，“胡老明公”是《紅樓夢》中先后給晴雯、尤二姐開下“虎狼藥”的胡庸醫胡君榮。張新之在第五十一回回末評語中說：“醫必姓‘胡’，非雜湊胡亂字樣，便是‘胡老明公’之胡，造大觀園是他，用虎狼藥亦是他，則編懷古詩及《紅樓夢曲》、書中一切詩詞酒令無非是他?！辈贿^，張新之推斷“胡老明公”應當是原作者的筆名的依據顯然說服力不足，但此時的胡適接受了他的觀點。

⑥? 胡適：《藏暉室筆記之一·小說叢話》，《胡適全集》第12卷，第34頁。

①?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國維文集》第1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0頁。

②? 胡適：《治學方法》，顏振吾編：《胡適研究叢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283頁。

③? 胡適：《1916年9月5日日記（節錄）》，宋廣波編校注釋：《胡適紅學研究資料全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

④?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胡適全集》第1卷，第14頁。

⑤? 宋廣波：《胡適與紅學》，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2頁。

⑥? 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胡適全集》第1卷，第587頁。

①? 胡適：《〈紅樓夢〉考證（初稿）》，宋廣波編校注釋：《胡適紅學資料全集》，第38頁。

②? 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胡適全集》第1卷，第587頁。

③? 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胡適全集》第1卷，第566頁。

④? 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全集》第1卷，第381頁。

⑤? 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適將《古史討論的讀后感》中蘊含的兩個基本方法之一概括為“用嚴格的考據方法來評判史料”。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全集》第4卷，第670頁。

⑥?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后感》，《胡適全集》第2卷，第110頁。

⑦?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序》，《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第172頁。

①? 參閱宋廣波對50年代以前胡適考證紅學面臨的挑戰的簡要梳理。宋廣波：《胡適與紅學》，第41頁。

②? 宋廣波：《胡適與紅學》，第251頁。

③?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第186頁。

④? 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頁。

⑤? 庫恩本人也曾指出：“這里所發展的科學觀提示出一些新的歷史學與社會學研究中類型的潛在前景?！盵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頁。

①? [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第32—34頁。

②?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全集》第2卷，第3—6頁。

③? 章清：《胡適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294頁。

④? 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2—33頁。

⑤? [美]托馬斯·庫恩：《必要的張力——科學的傳統和變革論文選》，范岱年、紀樹立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223頁。

⑥? 陳平原指出：“成為學術明星后，胡適治學日趨嚴謹，不大敢像早年那樣，‘亂發議論’。30年代還有些‘小膽的假設’（如關于《醒世姻緣傳》作者的考辨等），40年代后則基本上只從事‘小心的求證’?！标惼皆骸吨袊F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第162頁。

作者簡介：張佳婧，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