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樣整理和注釋《溥儀日記》

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一生能折射中國的20世紀，他的存世日記也因此具有重大歷史價值。本文是《愛新覺羅·溥儀日記》一書整理、注釋者王慶祥先生談自身經歷的真情實況：他怎樣因李淑賢授權而獲得整理和注釋溥儀日記的寶貴機遇，又是怎樣整理和注釋溥儀日記的，《溥儀日記》再版時應該主要解決哪些問題。它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1996年6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愛新覺羅·溥儀日記》一書。該書封面上作者署名為“愛新覺羅·溥儀遺稿、李淑賢提供、王慶祥整理注釋”。當時，溥儀夫人李淑賢還健在，這一署名方式主要就是尊重她的意見而確定的。

李淑賢授權

1979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與溥儀的遺孀李淑賢相識。在北京東城北小街草原胡同23號院內一問不起眼的廂房里，我驚奇地見到了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遺留的大量日記、信件、文章、發言底稿、與各界人士的談話記錄等親筆手稿，還有各種出席證、請柬和家庭影集。這些原始的文字和圖片資料，真實再現了溥儀特赦以后的嶄新風貌。我當時特別激動，“這些太珍貴了!它能讓我們更多地了解溥儀的一生”。我當即提出合作整理溥儀遺稿，李淑賢欣然同意。1980年6月以后，李淑賢親筆簽署了多項授權書、協議書，我們的合作關系就此正式確立。

溥儀一生勤于日記，在前半生歲月里就曾寫下許許多多的日記篇章?，F在還能看到他8歲時所寫的日記，因為當時年紀小，每天所記都很簡短，但從中也能了解遜位小皇帝所受的教育，讀過哪些書，見過哪些人，他每天怎樣生活等。后來他寓居天津、度過偽滿年代、被俘并成為戰犯，其間日記大部損毀，卻也有痕跡可尋。雖然天津時期的日記被溥儀親手燒掉，然而，歷史檔案中還保留了那些年代里形成的多本溥儀的《召見日記簿》，翔實地記載了溥儀每天見過哪些人，這是他政治活動最重要的第一手見證。一些關鍵的歷史情節得以再現：溥儀離津出關是主動行為，還是被“劫持”?是個人意志還是受到欺騙?他到底是真改造好了，還是偽裝?他怎樣看待新世界、新中國、新社會?

溥儀特赦后的日記存世較多，這位當過皇帝的公民，以關心時局的普通人身份，記述了當時國內、國際上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更從在全國政協機關工作的特赦人員的角度，記述了作為同事的前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情況和相關史實。特別是記述了他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接見，以及聚餐、談話等，他怎樣看待領袖人物毛澤東、周恩來等很多鮮為人知的事情。

在日記中，溥儀還一筆筆記下了他與新婚妻子的婚姻家庭生活。他娶了李淑賢后，兩人生活在國家供給的房子里，溥儀依然保持著每天寫日記的習慣。從某一特定角度說，他們是一對不幸的夫妻，沒有衾枕之樂，不能生兒育女；同時，他們又是一對幸福的伴侶，相伴為生，相依為命，誰都離不開誰。兩人還經常開玩笑、侃大山，有時李淑賢被溥儀逗得捧腹大笑。應該說溥儀是位很友善的人，能夠真誠對待一位普通工友。這就是我們可以從日記中看到的溥儀，看到他特赦后過著怎樣的生活。

溥儀的絕筆日記寫于他去世5天前。那篇日記簡短且字跡潦草，除了“蒲老開方”外其它的幾個字都不認識。甚至連日期都沒有記下。我與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原處方核對，才確定日記的日期為1967年10月12日。

怎樣整理和注釋

根據公開出版的需要，以及李淑賢的意見，我對溥儀日記做了大量整理工作，主要涉及6個方面。這些都很重要，不做整理，這本書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一、格式和文字整理

這方面整理包括正確辨識字跡、調整混亂文序、規范行文段落和標點符號、換補文字誤漏、準確標識日期，以及必要的文字規范如刪字刪句刪段等。這一項項整理還涉及溥儀日記的內容，如事件、人物、單位等，都必須弄清楚。

二、內容整理

根據適合條件，把并非溥儀寫入正規“日記”冊中的文字，編入《愛新覺羅·溥儀日記》一書。這是在內容整理方面，我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具體包含6類情況。

1、把1956、1957年溥儀到各地參觀的實錄和觀感編入日記

收入《愛新覺羅·溥儀日記》一書中溥儀1956年和1957年兩年內的“日記”(第46頁至96頁)，其實只是溥儀在撫順關押期間隨同戰犯管理所組織的參觀團，到外地參觀之際而在當日寫下的實錄和觀感。管理所領導要求溥儀和偽滿幾名大臣，每人寫一份“認罪書”或稱作“悔罪書”。后來又統一給這種材料取名“我的前半生”。溥儀、張景惠等每人都寫了一篇“悔罪書”，也都叫“我的前半生”。應該說明的是，這與溥儀特赦后在群眾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我的前半生》不是一碼事，體例和內容完全不同，而且只寫到1957年7月為止。

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戰犯出獄時，中央領導非常關注溥儀，希望了解他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期間的表現，就讓管理所領導把那份“悔罪書”用鉛字8開本印出幾十冊，以供閱讀參考，而印到白封皮上的名字即為《我的前半生(未定稿)》，其中就有溥儀在哈爾濱、長春、沈陽、鞍山、撫順等地參觀的內容，溥儀自己保留了這種8開鉛字本一套3冊，他去世后一直由李淑賢保存。1980年李淑賢把這套資料和溥儀日記原稿等一同交給我整理。為了彌補溥儀并未在其人生中極為重要的改造時期留下日記的缺憾，征得李淑賢同意，我把這些經過考證、核實的內容，編入《愛新覺羅·溥儀日記》一書。

2、“大海撈針”，找回已失日記中若干得以保存的篇章

溥儀1960、1961、1962三年的日記以及1964年(除3月11日至4月29日以外其它時段)、1965年(除1965年4月15日至年底時段)、1966年(除5月至8月間時段)這三年之部分日記，均已經失掉。為了彌補這一重大缺欠，我付出“大海撈針”的努力，堅決要把已失日記中若干因當年曾被抄錄于另本而得以保存的篇章，即那種寫在非正規“日記”冊中、而且是散落在上百萬字溥儀遺稿中間的“記事性記載”文字一一尋找出來，再按時序編入《愛新覺羅·溥儀日記》。對此，書中也有明示“是溥儀親手摘抄在有關筆記本上而幸運地保存了下來”。

3、把在別處找到的相關詳細記載合并入日記本文

溥儀日記中本文存在，但屬簡記。我又從溥儀的非日記性筆記本上費力找到了相關詳細記載，把它們按時序編入《愛新覺羅·溥儀日記》中，以補充同日由溥儀寫入正規“日記”冊中的文字之不詳或不足。溥儀遺稿中“1963年5月22日”相關詳細記載即這種情況，全書約有30例。我在《關于整理和注釋的幾點說明》第二項中專門談到這種情況：“同日日記而分寫兩處的，整理時合并，但隔行單列不相混淆，并對移入的部分加注說明?！?/p>

4、以收入《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的定稿代替溥儀的記錄稿

1959年12月14日，周恩來接見首批特赦戰犯并講話，溥儀在筆記本上留下了這次講話的親筆原始記錄，題為《1959年12月14日周總理對我們講話》。在溥儀的筆記本上，還有一篇《周總理講話、語錄(第一次接見時)1959年12月14日》，這是事后親歷者相互對照、傳抄而形成的，溥儀又親筆抄寫在他的筆記本上了。還有第三篇《補錄周總理談話1959年12月14日》，這是事后由溥儀親筆補錄在筆記本上的。由于其內容涉及國際關系和對臺關系某些不宜公開事項，這在當年是不可能原樣發表的，也是非親歷者不可能看到的。

以上三篇原始記錄與收入《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一書的正式談話記錄，除大致意思相符，具體用詞、組句、成篇都不同。在周恩來《接見首批特赦戰犯溥儀等十一人時的談話》幾種文本并存的情況下，我經過比對，乃選定收入《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一書文本，用以取代溥儀的原始記錄稿和“對照、傳抄”稿。

5、把書寫在溥儀日記行文之外的記載納入正文

就是說，本篇日記中的一兩句話，在原文中并不存在。而是寫在日記行文之外，實為某種備忘性或提示性記載。例如1965年10月5日日記正文行文外，有一句：“他說從皇帝到人(公)民，是史無前例[的]奇跡?！苯浛甲C而把它納入《愛新覺羅·溥儀日記》正文，并加注釋：“此句是溥儀補寫在日記正文之外的，現據內容插入正文?！边@種情況全書有46例。

6、史實糾誤，排除“硬傷”

溥儀原文或有“硬傷”即出現重要史實錯誤，經查閱存檔歷史資料，對溥儀原文“硬傷”，加以考訂和糾正。這一項整理全書有19例。例如1963年3月22日日記，溥儀原文為“第二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經查閱歷史檔案，我將“第二屆”改為“第三屆”(《愛新覺羅·溥儀日》)P137)。又如1965年10月5日日記，溥儀原文為“政協祭嚴濟慈先生的追悼會”。經考證，我改定為“政協祭嚴口口先生的追悼會”，并加注文“是日，全國政協為嚴希純先生開追悼會，溥儀卻誤記為別人了。嚴希純逝世前任全國政協常委和中國政公黨中央常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學委會主委等職?！?/p>

三、注釋，文字量已超過正文

因為溥儀身份復雜、經歷豐富，其日記涉及一千多位中外人物和眾多的歷史事件，又恰可折射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的社會變革，內容博大，這勢必影響到注釋文字的數量和質量。整理他的日記必須廣加注釋，才便于讀者接受。從某種意義上說，注釋溥儀的日記，等于編一部溥儀辭典。同時，這也是印證和傳播歷史史實的好機會。為此，我整理溥儀日記特別著重注釋，其文字量已超過正文。就我的能力以及目前占有的資料而言，可能還是難以盡如人意。

四、有創意的“篇后附錄”

關于“篇后附錄”，我在《愛新覺羅·溥儀的遺稿與日記》一文中說到這一發現與創意的由來：“溥儀日記中的某些記載過于簡略，以致內容不能明了，對此而有其他可靠資料能夠補充或佐證的，都盡可能注出或作為‘篇后附錄而完整引證出來，似有助于環境的補充。本書‘篇后附錄較多地利用了董益三先生的日記資料。董先生是溥儀特赦后的同事，他們都是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專員，同室辦公，朝夕相處，在60年代中期前后五年多時間里，他們不但有共同的業務生活、政治學習生活、勞動生活和參觀旅游生活，兩人還成為鄰居和相知的朋友，發生了比其他專員間更密切的個人和家庭之間的交往。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年代里，董先生幫助溥儀分析形勢、正確處理面對的各種難題，使兩人的情誼在新的考驗中得到深化和發展。當我在80年代初走訪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時，他熱情而直率地提供了自己的日記(1962年～1967年)以及當年的工作筆記等珍貴手稿資料。董先生的生活規律性極強，日記準確、詳明、生動、具體，富有思想性和史料性。他提供的資料不僅能夠核實溥儀日記中的許多記載，而且有助于豐富溥儀日記的內容，使其失于簡略的涉及專員共同生活的記述，得到了必要的補充性的具體說明。尤為難得的是，董先生日記中還有數量不少的關于溥儀言行的生動的直接記述。引證董先生的日記、工作筆記作為‘篇后附錄和注文，等于保存了一批有關溥儀思想和生活軌跡的重要佐證資料，他填補了溥儀遺留的部分空白?！?/p>

五、保護原文原意

溥儀作為中國末代皇帝，又經歷了20世紀中國最重大的社會變革，他的日記恰可折射中國近現代歷史，重要而珍貴。因此，整理他的日記必須慎之又慎，重在保護原文原意。

對溥儀原文?；蛞蛭淖种貜?，或因字跡不清，或因記載簡略以至語意難明，或因關涉隱私，或因受限于當時的政治因素，或因其它種種原因而刪字、刪句、刪段。內容取舍涉及要對本文從多角度考量，要與溥儀日記關聯、比照，藉以認定是否可以如此取舍。我做這項整理時，一般都以刪節號表示，并在注文中明示，對讀者有交代。此類刪文。全書可以列舉82例。

例如1957年6月9日-12日日記(在長春參觀第一汽車廠)。溥儀原文：“還有在幼兒園也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感動。當無數天真活潑的兒童，向我們表示歡迎并伸出那可愛的小手打招呼，有的還發出感人的聲音說著：‘叔叔你好!也有的說：‘叔叔抱抱我!等等的話。真使我‘自慚形穢，我暗想到：你們今天歡迎的這一群人們，都是在過去曾經騎在你們父兄的頭上，壓迫過他們，榨取過他們，甚至還曾經殺害過他們的血腥兇手啊!可是現在呢，卻都怡然自得地受著這群可愛孩子的歡迎!”我整理后刪去溥儀原文中“還有”、“當”、“們”、“在過去”、“的”、“曾經”等多余虛字，增加了“這些話”三字，使文字精煉、通順、規范(《愛新覺羅·溥僅日記》P85、86)，而實質內容，凡屬表達一定意義的用詞、用字，都要盡可能保留而不隨意改變，如需變動，一般采取“虛改實留”的原則。不能把溥儀日記作為手中玩物，隨便“創造”，改變原文，篡改內容。

再版時的建議

我整理溥儀日記主要是在上世紀80年代完成的。受到時代和個人認識的局限，有缺欠。我在《愛新覺羅·溥儀的遺稿與日記》一文中就談到了這一問題：“關于本書的整理，首先應當指出，溥儀日記中記錄的某些講話、記述的某些見聞以及其中反映的某些觀點，由于受到當時政治背景、特殊環境或其他因素的影響，現在看來是不合時宜的，這當然不應苛求于寫日記的人。對此，除刪節一些內容外，均加注釋說明。如加注引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有關段落加以說明。盡管如此，當年的日記不能不帶有當年的痕跡，‘而且作為個人的日記，受到經歷、感情及特定環境和條件的影響，在記人記事方面也難免帶有個人感情色彩或看問題的片面與偏見，謹請研究者和廣大讀者聯系歷史背景正確對待之?！睂Α朵邇x日

記》再版，我提出一些建議。

一、恢復因政治因素而刪除的內容

日記的主要功用就在于記錄時代，展現真實。因政治因素而刪減內容，現在看來很不合適。例如1957年8月28日～30日日記(二次參觀沈陽)，整理時刪去原文中“也使我認識到，章、羅等右派分子集團的陰謀詭計的可恨可恥”一句(《愛新覺羅·溥儀日記》)p95)，“反右”是當時背景下很真實的情況，刪去此句不合適，完全可以不刪除。此外還有誤刪的，如整理1966年12月23日日記時誤刪“每天睪丸酮注射二次，佚劑一片”一句，更應該恢復。

二、糾正失誤

整理、出版《愛新覺羅·溥儀日記》是一項巨大工程，工作量極大，雖歷數年精心整理，也不可能絲毫不出現失誤。此類情況可以列舉出56例之多。例如1957年6月4日～8日(在哈爾濱參觀)。溥儀原文為“綠樹漣漪相襯成趣”，《愛新覺羅·溥儀日記》(P67)錯改為“綠樹漣漪相見成趣”，文義已不通；1967年7月6日日記原文：“下午，王毓超突來訪”，《愛新覺羅·溥儀日記》(P688)誤以“下”為“上”，寫成“上午”等。

三、天津時期溥儀《召見日記》增加注釋

《召見日記》中可見大量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例如當年健在的清朝遺老，民國政府的高官，英、美、法、德、意、西班牙等歐美國家駐天津的政界和軍界人物以及來訪的各國政要，特別是日本軍界、政界、文化藝術界各類代表團等，他們在天津會見溥儀都存有現實或長遠的目的，其中還有一些人物正是后來偽滿14年中與溥儀又發生多種關聯的人物，例如德穆楚克棟魯普、邢士廉、謝介石、陳曾壽、鄭禹、土肥原賢二、吉岡安直等。當時溥儀會見過的人物中，還有一些后來又與新中國發生過某種關聯，例如章土釗、周善培等。對這些人的政治傾向、簡單經歷以及他們與溥儀的交往加以注釋。有利于顯示溥儀會見他們的政治目的、內涵和實踐，很有必要。希望了解內情的國內同行學者共同做好這項工作。

四、把《溥儀生平大事記》作為附錄編入書中，不可缺失

存世溥儀日記固然珍貴，但畢竟由于歷史原因缺失過多，如能把經過考證而確認的溥儀生平細節列入大事記附于書中，則非常方便讀者和研究者了解并理解溥儀存世日記。應特別側重屬于“大事”的細節，側重把時間定位在某年某月的某日，而使之真正可與溥儀日記相輔相成。

(本文編輯張云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