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始末

王蘭潔

歷史學的魅力就在于：似乎是簡單的事，一鉆進去才發現復雜；似乎早有定論的事，再回顧，又發現了新的疑點。諸如此類。

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被迫向臨時中央提出辭職書，黯然神傷地離開了他參加締造的黨的權力核心。但是，對于共產國際、聯共(布)、斯大林和中共中央給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他并未心甘情愿地領受。從1927年11月到1929年10月，陳獨秀屢次致信中央，坦陳對于中國革命的認識，然而卻與中央路線格格不入。特別是1929年5月陳獨秀在接觸了托洛茨基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后。更是與托氏產生了強烈的思想共鳴，從而使自己越來越游離于中共的組織之外，并最終導致被開除黨籍。

以“我實在不能工作”為由。陳獨秀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

大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沒有勇敢地承擔應負的責任，而是采取了諉過于人的態度。將失敗原因一股腦地歸咎為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在實際行動上，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于7月12日對中央實行改組，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和張太雷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陳獨秀被迫停職，“不再視事”。鮑羅廷建議陳獨秀到莫斯科與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但被陳獨秀斷然拒絕。陳獨秀說：“中國的問題為什么要去請教外國人。蘇聯的問題斯大林為什么不來請教中國人?我不去給他們當反面教員。要反省，我在中國反省，絕不去莫斯科!”7月13日，陳獨秀致函中共中央，以“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工作”為由，提出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

7月23日，共產國際派代表羅明納茲與紐曼來華接替羅易與鮑羅廷指導中國革命。羅明納茲來華后馬上召見了瞿秋白和張國燾，向他們明確宣布：中共中央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違反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決定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陳獨秀不能再任總書記，甚至還要受到開除黨籍的處理。

1927年8月7日，這個在黨史上彪炳千秋的日子成為陳獨秀政治生涯終結的起點。這一天，在羅明納茲的監督下，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秘密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在未通知陳獨秀到會的情況下，針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猛烈批判，甚至人身攻擊。作為中共一至五屆的最高領導人，對于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當然需要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對此，他本人也有清醒的認識。他曾自我表白道：“自1927年中國革命遭受到悲慘的可恥的失敗后，我因親自負過重要責任，一時實感覺無以自處，故經過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個人的反省期間?！比欢?，八七會議對他的不正常的組織處理，陳獨秀卻一直耿耿于懷。

八七會議后，陳獨秀陷入一種十分復雜的心態，他心里既感到憤怒，又有說不出的委屈。他承認在當時整個“機會主義”的大氣候中。他只是“認識不徹底，主張不堅決”而犯了錯誤，而這些均是“忠實的執行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

事實上，退出革命中心舞臺的陳獨秀并未閑下來，他既沒有停止對中國革命前途的思索，更沒有停止對反革命軍閥政客的論戰，并且時時向新的黨中央“獻計獻策”，正如他所說：“我不忍眼見無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就這樣長期的在不正確的路線之下，破滅消沉下去?！?927年11月12日、13日和12月13日，陳獨秀曾寫過三封“致中共中央常委諸同志信”。他認為：“國民黨雖然不能長久統治鞏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潰，因此，我們以群眾力量掃蕩他們奪取政權的時機尚未到。在實際行動上若取時機過早的政策，更是錯誤”，“只能以暴動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為目的，此時尤不可存‘以暴動取得政權的幻想”。因此，陳獨秀主張“偏重經濟的斗爭”，提議用“不繳租、不完糧、不納稅、不還債”的“四不”口號喚起廣大的農民群眾。廣州起義爆發后，陳獨秀又表示：“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然而，對廣州起義采用“工農政府”、“獨裁政府”、“蘇維埃政府”這些口號有所質疑，而是認同“工農兵平民代表會議政府”。同時，就起義中的策略提出了不同意見。如與譚平山合作反對蔣介石等。

陳獨秀的上述主張，因為與當時中央“左”傾盲動路線本質不同，所以，雖然黨中央有“非常欣慰”、“非常之必要”等表示。黨中央諸常委也及時回信，但陳獨秀敏感地發現“常委諸同志”其實沒有采用他的建議，反而“當做笑話到處宣傳”。陳獨秀的革命低潮論，與“左”傾盲動路線相比，固然在策略上符合大革命失敗后的客觀形勢。但終究是以“二次革命論”似乎應驗后的思想作為出發點的：強調革命失敗，偏執于革命低潮、退卻主張，割裂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的聯系。歸根結底。他仍舊忽視革命武裝力量及其斗爭的歷史作用，這既構成他與黨中央路線方針的對立，也成為他后來思想上接受托派主張的內因。

無論怎樣，“六大”召開前，陳獨秀與中央諸常委還處于一種互稱同志，開誠布公的狀態中，盡管期間陳獨秀曾為了"Tk大”是否去蘇聯與中央發生過嚴重的矛盾沖突。陳獨秀向張國燾表示：“再不愿參加中共的領導工作，不為自己辯護，也不出面批評別人?！比绻傲蟆焙笮蝿蒉D好，他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將不持反對態度，以后如果要他到莫斯科當一個政治難民，他是可以考慮的。在托氏理論的“啟迪”下。陳獨秀“徹底的系統的了解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之

真實根源之所在”并找出“新的出路”

從1929年5月起，陳獨秀的“個人反省期間”結束了。正當陳獨秀苦苦尋求大革命失敗的“真實教訓”和中國“新的出路”時，托洛茨基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傳到中國，又通過當時中國托派小組織的某些成員，傳給了陳獨秀，陳獨秀從托氏理論中得到了莫大的寬慰和鼓舞，尤其是被中國托派奉為經典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和《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后的中國問題》這兩份政治文件深深打動。經過反復的思考和論證，是年夏天，陳獨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事情在悄悄起變化。

1929年7月，震驚中外的中東路事件爆發。以此為契機，陳獨秀于7月28日、8月5日、8月11日給中央寫了三封信，雖然第一和第三封信主要是就中央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宣傳方針向中央提出批評性的建議，但8月5日的信則顯示出陳獨秀與中央的矛盾之所在。實際上，8月5日的信也只是“開始”，還有更重要的“最后兩封信”，即10月10日和10月26日致中央的信。圍繞著中國革命的有關問題，陳獨秀與中央發生了嚴重分歧。

首先，對大革命失敗原因與責任的看法。陳獨秀說：“1925-1927年革命之失敗，其主要原因，是黨整個的根本政策是機會主義的?！钡?，究竟機會主義錯在哪里，陳獨秀與中央的解釋卻大相徑庭。中央所指的“機會主義”。是指陳獨秀對國民黨實行右傾投降主義政策，陳獨秀則認為是大革命時期使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階級聯盟”政策。他說：“中國

黨犯了很深的機會主義(過去，現在，并且將來)，其主要原因是國際對于中國革命根本政策之錯誤，即是以少數派的‘階級聯盟代替了多數派的‘無產階級獨立的領導革命政策之錯誤”，“我是當時領導機關一主要分子，當然也要負責任；誰希圖自己躲避過去的責任，都是無恥!”并且特別強調了決定這個錯誤政策的是共產國際，因此共產國際必須承擔大革命失敗的主要責任，如不追究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錯誤及責任，便是“掩蓋了失敗之真實教訓”，便會“因而斷送革命之前途”。

其次，對于中國革命性質與任務的看法。黨的“六大”正確指出，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政治上、經濟上封建殘余仍占優勢，并保持統治地位，因此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陳獨秀則認為：“中國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開始了中國歷史上一大轉變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征，便是社會階級關系之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勢地位”，“國民黨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國民黨政府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封建勢力“變成殘余勢力之殘余”，提出以“無產階級貧農專政”來代替“六大”確立的“工農民主專政”。

再次，關于革命形勢與策略的看法。對于革命形勢，針對瞿秋白領導的中央提出的“不斷高漲”的提法，陳獨秀說：“現在是一種什么時期呢?我們怎樣工作呢?前一個革命高潮已經過去，后一個革命高潮還未到來，并且還沒有到來的征象，現在還是兩個高潮間過渡時期”，“現時群眾雖有些斗爭，而拿他當做革命高潮到來的象征還不太夠”，“革命高潮過分的估量與宣傳，和盲動主義有直接的關系，這是需要特別說明的”。對于革命策略，陳獨秀反對“八七”會議確定的“武裝暴動”的總方針，主張以“國民會議”的合法運動取消革命。陳獨秀認為：“無產階級及農民群眾，在黨的‘暴動!暴動!繼續暴動!這樣命令之下，受了一時不能回復的損傷”?！拔覀兊狞h應該向民眾指出目前適當的政治出路，即民眾自己起來，為召集代表民眾自身利益的國民會議而奮斗”，“工農蘇維埃在目前只是宣傳口號”。

可以說，上述幾封信反映了陳獨秀在得到托洛茨基關于中國問題的文件后“徹底認清”大革命失敗的“真實教訓”并“找出新的出路”的歷史過程，正如他所說：“從此以后，我們才徹底的系統的了解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機會主義之真實根源之所在!”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陳獨秀與中央的對抗日趨激烈，互不相讓，最終導致與中央的徹底決裂。

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開除陳獨秀黨籍”，由此揭開肅清黨內反對派的斗爭序幕。

對于陳獨秀在政治路線上與中央對著干，中央早有察覺。

1929年6月，即陳獨秀剛剛與托派接觸時，黨的六屆二中全會就指出：“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活動，近已侵入中國黨內，它在目前中國黨內理論水平低微與黨歷史糾紛尚有殘余的條件下，很有可能與黨內一般落后的、消極的、離開工作、不滿意指導機關的黨員相結合，以助長黨內小組織傾向與派別觀念的暫時發展，而形成中國的反對派?！?/p>

8月13日，當陳獨秀等人在黨的會議內外積極宣傳他們的托派主張，并背著中央與托派組織談判“聯合”時，中央專門發出了《第四十四號通告》，指出中央發現反對派“在黨內與黨外有他的秘密組織，有他的秘密的出版物”；“現在中國機會主義思想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見解，正憑借著托洛茨基的理論……反對現實黨的路線，企圖掩蓋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我們與托洛茨基反對派斗爭的，主要是思想上理論上的斗爭”。同時提出“要從組織上……堅決地消滅反對派在黨內的任何活動以鞏固黨的一致”，“須將其活動的領袖毫無留戀地開除出去”。

8月28日，國際代表和中央代表約陳獨秀談話，指出他不應該輕率地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因“中央政治路線沒有原則錯誤，加之時局緊張”，中央不會同意在黨報上公布他8月5日的信件，如果陳獨秀仍一意孤行，只有“開除出黨”的一條路了!陳獨秀指責這是“用專橫態度來掩護錯誤”，“真如反對派所指摘國際領導機關在政治上組織上官僚化之一證”。于是，他在9月自行組織托派小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公開扯起黨內反對派的旗幟。

10月6日，中央致函陳獨秀，向他發出書面警告，指出：“黨在組織原則上不容許有兩個路線同時存在，尤其不容許有少數同志與黨對立，破壞黨的組織系統。而你在政治上已采取與黨對立的錯誤路線；你與同你意見相同的人。在上海黨的下層有超越組織的活動。你必須站在黨的利益上立即停止這種活動。中央決定你在黨的政治路線之下，在中央擔任編輯工作，限定你一周內作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并編人中央直屬支部參加黨的活動”?？墒?，陳獨秀卻在10月10日向中央發出“最后的警告”，表示：“你們還拿出開除黨籍的話來威嚇我，阻止我發表意見。我現在正式告訴你們：在你們，絕對沒有理由可以開除發表政治意見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為全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結合下層的革命群眾和機會主義的上層領導機關奮斗而不計其他!”最后，他告訴中央：“若用這樣方法無理由的開除同志，如果由此造成黨的分裂，是應該由你們負責的!”

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于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指出：“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反對派對于目前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都走入了取消主義的觀點，最近陳獨秀同志致中央的信(8月5日信，筆者注)，便是一個很好的代表”，“是很明顯的公開的反共產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黨的路線”。最后，中央做出如下決定：“(一)各級黨部如果發現了這樣的小組織必須馬上解散，對于參加的同志須予以組織上的制裁。(二)經過討論以后，仍然固執他的取消主義的思想，不執行黨的策略，不服從決議的，應毫不猶豫的開除出黨。(三)獨秀同志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p>

為盡快解決黨內反對派問題，10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作出決議，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和蔡振德的黨籍，“并請求中央開除陳獨秀，從布爾什維克中將這種列寧主義的叛徒肅清出去”。在得知江蘇省委決議后。10月26日，陳獨秀與彭述之聯名致信中央，對于中央對托派小組織活動的警告，指責是“濫用中央威權，鉗制黨員對于政治問題公開討論，對于政治意見不同的黨員，無理由的發狂的阻止其發表意見，并且超越黨的組織路線即不征求支部的意見，不顧支部的異議，悍然由上級機關任意開除和中央政治意見不同的黨員，以掩飾自己完全破產的政治路線，以保全領導機關少數人的威信”。并且表示：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是不怕開除黨籍的。顯然，陳獨秀已經知道自己正面臨被“開除黨籍”的危險，可以說這封信是陳獨秀與中央的“絕交書”。

1929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關于開除陳獨秀黨籍并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黨籍的決議案》。決議指出：陳獨秀的“中心意見在他最后致中央的兩封信中，已完全表示他反國際反黨反中央的路線出來了”；屢次拒絕共產國際及中央決定，“并拒絕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兩封信中公開地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整個的黨之一貫路線的旗幟，公開地承認已為共產國際及聯共黨所開除的托洛茨基為同志；這充分證明陳獨秀彭述之等已經決心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客觀上就是已經開始轉變他們的歷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布爾什維克黨決不能容留這樣永不真實地承認自己錯誤與接受國際和中央決議，公開的與國際開除的反對派一致的分子在黨內，決不能容留他們在黨內散布叛變無產階級，叛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尤其不能容許有這樣反國際反黨的小組織在黨內存在”。

自此，陳獨秀在組織上徹底割斷了與中共的最后聯系。

應該說，陳獨秀被開除黨籍，這一事實本身就極具戲劇性，對他個人而言也是一個悲劇，它必然帶給人們深深的震撼和嘆息。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