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重物輕”：中國面臨歷史新機遇

薛　涌

中國的經濟崛起靠的是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但檢視現代史上的大國崛起,靠廉價勞動力是無法維持大國地位的。中國要真正崛起,必須依靠建立在優越的勞動生產率基礎上的昂貴勞動力。這就需要我們從宏觀歷史的角度對高勞動力成本的優勢作一番考察。

市場經濟的祖師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高工資不僅刺激國富增長,而且也是國富增長的自然癥候。比如,在英國治下的北美殖民地,也就是后來獨立成為美國的地區,工資水平高于英國,最有發展的前景;英國是歐洲工資最高的地區之一,經濟增長也相當強勁;中國則是到亞當·斯密生活的時代為止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但是下層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因此中國的發展早已到了頂峰、陷入了長期的停滯。

必須注意到,在亞當·斯密發表上述見解時,英國工業革命基本還沒有發生,美國還不存在,中國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然而,沒過多久,亞當·斯密的預言一一變為現實。也許,中國可能在未來幾十年內再度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是,如果中國不改變目前這種國富民貧、大國小民的狀況,亞當·斯密200多年前的預言對今日的中國也同樣適用。

【英美為什么能主宰世界?】

現代世界史,基本被英美兩強所主宰。在這期間,雖然兩國不斷受到來自德國、日本、蘇聯等新興力量的挑戰,但最終仍能維持長盛不衰,乃至有人稱現代世界實際上是被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所主宰。

那么,這種資本主義的力量在哪里?

最近,英國著名的經濟史學家羅伯特·艾倫出版《全球化視野中的英國工業革命》,對西方幾十年來的研究作了總結。傳統上對工業革命的解釋,多集中于供應一端,即技術的發明創造,如珍尼紡織機、蒸汽機、鐵路的誕生,或工廠等新型企業組織的形成,認為是這些技術和組織的突破把世界經濟帶入了現代。但是,這套學說到了20世紀越來越受質疑。特別是近幾十年來,學者的目光拓展到了需求層面,他們發現:促發工業革命的那些技術因素,在歐洲大陸基本都有,比如荷蘭、意大利、德意志地區的科學水平,足以把世界帶進蒸汽機時代?？上?先進的科技在這些地區因為不具備市場潛力而沒有被開發。工業革命之所以在英國發生,是因為英國掌握著足以使這些技術創造利潤的市場。

那么,這一市場從哪里來?用我們自己的語言來概括就是“人重物輕”。在18世紀,英國是歐洲勞動力價格最高的國家之一(大概僅次于荷蘭),逼得雇主挖空心思節省人力,最后采取了機器生產的模式。而在歐洲大陸,勞動力成本比較低,與其購買昂貴的機器,還不如使用廉價的人力。另外,英國蘊藏著大量的煤炭資源,特別是美洲的開發,使英國額外獲得了大量廉價的原材料,大大降低了用機器代替人力的成本。美國的情況更是如此。比如,弗吉尼亞州有著名的“50英畝規則”:為了吸引稀缺的勞動力,每個白人男性只要登上弗吉尼亞的海岸,就可以自動獲得五十英畝的土地。在那里人有多“重”,物有多“輕”,由此可窺一斑。所以在美洲殖民地特別是后來的美國,用機器代替人力就更為迫切、更有利潤。事實上,美國在19世紀末之所以能夠超越英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許多英國發明的技術,因為在本國沒有足夠的市場轉而在美國首先得以應用。世界工業的中心也就從“人重物輕”的英國轉移到人更“重”物更“輕”的美國。

【人之輕重:東西歐的歷史分水嶺】

這一歷史經驗,對設計中國崛起的大國戰略非常有幫助,也給當今的中國以強烈的危機感。中國雖然經過了1/4世紀奇跡般的經濟起飛,但現狀不是“人重物輕”,而是“人輕物重”。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幾年前就報道說,一些外商到中國設廠后,寧愿放棄已使用多年的技術。因為即使是二流的設備,也比中國的勞動力要貴得多。這和英美工業化的模式幾乎是背道而馳。另外,中國的能源、資源匱乏,這種勞動力密集型的經濟又屬于能源、資源密集型。中國的經濟越是崛起,對能源和資源的需求就越大,使之變得越緊缺、越昂貴。2008年石油、農產品、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就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資源屏障。如果中國經濟沒有戰略性更新,這種屏障隨著未來幾年世界經濟的恢復會變得越來越高。

怎樣擺脫這種“人輕物重”的困局?西方的經驗會提供有益的啟發。

先說“人重”。如今歐洲史學家的一個主流意見是,東西歐從中世紀起分途為落后和先進地區,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之輕重。14世紀中期黑死病打擊了整個歐洲,人口至少減半,土地荒蕪,經濟凋零。這對中世紀的封建秩序構成了嚴重挑戰。在黑死病之前,人口膨脹導致人力貶值,土地緊缺,糧價上漲。擁有土地的封建領主在經濟上自然強勢。但是,人口減半以后局面就不一樣了:大量荒地使農民和農奴不再需要依附領主,可以找塊地方自立;勞工因為稀缺,其價格比黑死病前高出三倍,靠賣力氣吃飯的人意識到自己的價值在看漲,豈愿屈就于人?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封建的人身控制越來越難。

面臨這樣的挑戰,東西歐的封建勢力有兩種回應方式,并產生了深刻的歷史后果。在東歐,地方的貴族勢力利用自己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強化封建人身控制,把農奴拴在自己的土地上,不準他們利用新的經濟現實討價還價。而西歐特別是英格蘭,情況則復雜得多。在這里,國王和貴族一直處于競爭狀態,誰也無法壟斷政治權力。最后,大家只好回到市場規則上來。

也恰恰是這樣的制度安排,使東西歐發展出完全不同的經濟模式。東歐的“比較優勢”就是勞動力成本的低廉,這種成本不過是維持農奴生命的基本費用,與養牲口所需飼料成本差別不大;而西歐則是靠市場和勞動生產率來提高收入水平,這一地區的勞動者免于東歐式的封建壓迫,權利比較有保障,工價也比較高,同時佃戶只需繳納少量地租,這就更加刺激他們尋求技術革命了。另外,封建控制的松弛使大量過剩人口轉向利潤更高的手工業,這也算是一種產業升級。西歐的經濟變得多元化。后來西歐大量人口移民新大陸,不僅開發了新資源,也減緩了人口壓力。

【大國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

由此可見,大國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就像亞當·斯密所說,如果一國的大部分人口貧困不堪,這個國家就不可能強盛。他還特別針對中國的狀況指出,中國之所以陷入長期停滯,一是缺乏自由貿易,二是權貴獲得了太多的保護,小民百姓則完全沒有保護。這樣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

中國要真正成為大國,首先要做到“人重”,即捍衛人的價值,保護人的基本經濟利益?！暗托较葳濉北厝粠怼暗图夹g陷阱”。所謂“襯衫經濟學”,和當年東歐的情況非常相似,最后只能靠給先進地區供應廉價低端的產品度日。所以,提高中國勞動力的價格,是當今改革的首務之一。

那么,怎么才能提高勞動力價格呢?政府一紙命令,制訂最低工資線,也許有必要,但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最好的手段是靠市場。不過,西歐的經驗告訴我們,市場都是鑲嵌在一定政治架構中運行的。我們必須理解滋養市場經濟的政治架構。在這方面,中國的當務之急就是保護勞工的權利。整個西方經濟在二戰后發展得最好、最健康,這個時期恰恰是勞工的權利被保護得最充分的時期。

中國的最大問題是經濟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滯后。在老百姓的權利沒有得到充分保障的情況下進行市場競爭,強勢對弱勢就會進行更為不公正的壓迫。普通百姓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房子被拆遷而得不到合理補償,打工討不到薪,子女教育受歧視,沒有醫療保障,更談不上自由組織工會和向資方集體討價還價了。中國的低薪,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市場競爭的結果。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國,但工人月薪不到一千元的比比皆是。這是由于權力扭曲了經濟規律,政治秩序沒有保障市場秩序。不要忘記,中世紀以來東歐那種勞動者沒有任何權利可言的農奴制并不是不講市場經濟,相反,那些封建領主積極投入市場,廉價糧食販運到發達地區,降低了發達地區的生活費用。問題是這種戰略所帶來的“比較優勢”無法長久。東歐落后于西歐持續了幾個世紀,至今也沒有改變。中國要崛起,就不能在這條路上走太遠。

【老齡化:“人重物輕”的歷史機遇】

不過,中國仍然面臨著獨特的歷史機會,可以把“人輕”的劣勢翻轉過來。這一機會,就是即將出現的老齡化。

在老齡化社會中,勞動力供應急劇減少。這將使勞工在市場上有更多討價還價的砝碼。問題是,面對他們在市場上的要價,政府是支持、保護,還是抑制他們的權利?從戰后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看,是應該支持和保障勞工的權利,抑制資方在博弈中的資本優勢,使勞資雙方的力量相對均衡,增強市場交易的效率。當資本不可能通過乘人之危地壓低工價而升值時,就必須在技術和管理的創新上加大投入。當年美國通過提高最低工資的法案時,一位堅持雇傭刑滿釋放人員并支付慷慨工資的老板就說:“如果你的買賣僅因為最低工資提高那么幾毛錢就會垮掉,那說明你的創意太少、太缺乏競爭力了……你早該倒閉,讓我們這樣的企業來替代!”

中國也應該如此?？上?一些地方政府總是在勞資糾紛中站在資方一邊。這樣就抑制了“人的崛起”,從長遠看也抑制了“中國的崛起”。中國有集權主義的傳統,所有地方官都是中央任命,因而中央也經常感到有責任捍衛地方官的權威。其實,這等于代人受過,削弱自己的合法性。某些地方官經常出于自己的利益行事,甚至不惜損害中央政府的利益,不值得維護。比如,在鄧玉嬌案中,如果中央政府有類似英格蘭的“國王法庭”式的機構為小民伸張正義,或者通過陪審制度讓民間有充分的司法權力進行最后判決,那么國家的威信就會大大提高。相反,如果聽任地方權力把持一切,乃至坐視地方惡勢力圍毆調查記者,那就會造成負面形象?？傊?一套全國性的、嚴格受媒體監督的、獨立于地方政府的司法系統,是保證小民百姓權利之必需,是人之崛起的基礎。

另外,這種“人的崛起”,不僅需要基本的社會保障系統,如醫療保險、退休金制度等等,還必須有大量的教育投資。工業革命時的英國,識字率明顯比非工業化國家高。美國在經濟崛起過程中,也建立了龐大的義務教育制度。優越的教育體制使勞工的素質大幅度提高,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中國未來勞動力供應萎縮,更應懂得兵員“貴精不在多”的道理,在教育等方面加大投入,培養高素質人才。

【中國要發展自己的經濟戰略與生活戰略】

那么,在“人重”之外又如何獲得“物輕”的優勢呢?坦率地說,占據“物輕”的優勢,需要天時地利,這兩者恰恰是中國不具備的。中國的礦產資源相對貧乏。如今的世界也已經擠滿了彼此競爭、防范的民族國家,海外擴張的空間非常狹窄。而中印等資源密集型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大大提高了對原材料、能源、農產品的需求,使之越來越貴,“物”越來越“重”。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

回應這一挑戰,要從開源和節流兩方面入手。就開源而言,中國需要發展全球的能源、原材料乃至農業戰略。比如,積極發展同石油、原材料出口國之間的關系,甚至在全球范圍內購買和租種農地。這些都是以“物輕”為目標的經濟安全戰略的一部分。不過,這些措施必須在復雜的國際關系框架中展開,不管多么成功,對他國的依賴還是非常嚴重。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打破這種依賴,還必須在節流上作文章,發展自己的經濟和生活戰略。

到1995年為止,中國基本上做到了石油自給。但是,現在中國的石油3/5依賴進口,且大多來自非常不穩定的國家和地區,油路亦經過美國海軍控制的海域。這一局面,對未來的中國提出了兩個啟示:第一,排外的民族主義和中國的崛起是不相容的。中國已不是乾隆時代“物產豐盈、無所不有”的“天朝”,而是從能源、原材料到市場無一不求人的“世界工廠”。不管那些民族主義者對美國主宰的世界秩序多么怨恨,中國在這種世界秩序中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只要這種秩序存在,中國就可不費一槍一彈地利用暢通無阻的海上貿易航線和油路,享受“搭便車”的福利。第二,不管中國如何在海外拓殖、如何與有關國家合作,從中獲得的安全感也是有限的。即使中國所依賴的原材料和能源市場以及海運航線都穩定暢通,這些能源和原材料的價格也是無法控制的。也就是說,我們對物之輕重幾乎無可奈何。

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經濟和生活戰略的要害所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減低對“物”之依賴。在經濟戰略上,節能和環保是首要之務。中國馬上將取代美國成為導致地球溫室效應的頭號排放大國。中國面臨的國際壓力將越來越大。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看,這關乎是否屈服于外界壓力的問題,但從中國崛起的世界主義立場看,則是中國是否能克服未來的發展瓶頸的問題。

在環保和減排上,中國作出努力,所涉及的首先不是中國如何救世界,而是中國如何救自己。環保和減排要求的是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后果是減少對能源的依賴,甚至可能通過降低能源的需要而降低其價格,導向“物輕”的結局。這與中國的長期發展戰略正好完全吻合。

如今,以生產每1000美元的GDP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計算,中國是2.44公噸,在能源對外依賴上和中國不相上下的日本則僅為0.26公噸。如果中國的能源效率和排放標準達到日本的水平,中國就沒有必要進口石油了!

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戰略思維顯然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中美在減排等問題上的合作越來越積極。中國正在醞釀的機動車燃油效率標準也比美國為高?？梢?在環保、減排等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面前,中國正從被別人拉著走轉向先他人一步。這樣發展下去,中國就可能拉著別人走。這實在是中國扮演世界領袖的最好領域。

節能、環保、減排不僅是中國的經濟戰略,同樣也應該是中國的生活戰略。中國的中產階級有一種模仿美國生活方式的本能:私家車、大房子所代表的“美國夢”,也成為中國人的夢想。公共交通越來越被富裕階層所放棄。然而,私家車、大房子適合的是地廣人稀的美國生態,并不適用于中國。相反,像日本那種依賴公共交通、居住集約化的“小房社會”,才應該是中國的典范。

當今的世界已經不是18~19世紀的世界?！叭酥亍彪m然依然是發展的關鍵因素,但靠“物輕”成為大國幾乎不可能。更可能的現實是“人重物貴”。不過,貴的結果是慎于用物,降低社會在這方面的需求,進而減緩物貴的壓力,做到相對意義上的“物輕”。所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經濟發展的資源和能源成本,仍是大國追求的發展目標。在這個意義上,“人重物輕”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指導性的戰略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