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盜竊了蘇聯

黃立茀

【“大眾私有化”變了顏色】

蘇聯人民經過74年的艱苦奮斗,使俄國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發展為強大的工業國,躍身為世界第二超級大國。蘇聯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1990年,國家所有制經濟占90%以上。1992年1月俄羅斯開始實行大規?？焖偎接谢?俄的私有化,實質是對全體人民70多年勞動積累的巨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

1992年1月,俄羅斯啟動私有化第一階段——證券私有化階段。1992年10月1日起,全國居民每人發放一張價值一萬盧布(當時約合32美元)的私有化證券,可用于購買企業股份,也可出售和饋贈。當時共發放近1.5億張,約占國有資產的35%。同時,主要對小型企業,也對一些大中型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造。當時進行私有化改造的企業,3/4以上選擇了職工持本企業股份51%的優惠方案,加之老百姓人人領到了私有化證券,使俄羅斯私有化確實顯現出“大眾”的色彩。1994年7月1日后進入私有化第二階段——現金私有化階段。這一階段,需要支付現金購買企業的股份。

令人深思的是,隨著私有化進一步推開,“大眾私有化”變了顏色——廣大人民并沒有進一步成為國有財產的所有者,卻逐漸出現大規模國有資產向少數人集聚的現象。1996年11月,七大金融寡頭之一的別列佐夫斯基稱,金融寡頭集團控制了俄一半以上的經濟。新俄羅斯經濟精英的出身結構更耐人尋味。俄學者的研究表明,新經濟精英群體61%出身于原蘇聯官員。這個數據披露以后,俄羅斯國內外輿論界驚呼:俄羅斯形成了“寡頭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這意味著蘇聯人民創造的大規模國有財產落入了少數人的腰包!

丘拜斯在為自己設計的私有化辯護的書籍《俄羅斯式的私有化》中,揭露了這批人的行徑:“當時(指蘇聯)存在的精英們”,“ 盜竊”了“全民的財產!”

【原始市場中的財富神話】

為什么恰恰是蘇聯時期的少數官員得以盜竊全民的財產?他們是怎樣攫取全民財產的?

這要從指令性計劃經濟中官員壟斷性的經濟管理權力說起。

蘇聯實行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政府是全國經濟資源全能的配置者,經濟官員代表國家掌握著配置經濟資源的權力,也就掌握了巨額的國家財富。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沒有市場變現官員管理的經濟資源,但官員負責制訂企業的計劃指標,決定企業利潤的多少,誠如戈爾巴喬夫所言,在短缺經濟下,他們成為企業的“皇帝和上帝,主宰和恩人”,并獲得“壟斷的權力”的“伴生物——禮品、賄金、互相利用等”。還在戈爾巴喬夫改革以前,部分經濟官員已利用這種缺乏監督的權力從企業大肆撈取好處,邁出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第一步。

但是,蘇聯經濟精英真正大規模攫取國有資產,是在蘇聯向市場經濟轉型,出現了原始市場(自發市場和自發私有化),形成了變現經濟資源管理權的條件以后開始的。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入主克里姆林宮,1986年開始進行經濟分權的改革。

戈爾巴喬夫的本意,是通過下放經濟管理權力,激活合作社、租賃企業、個體勞動及國營企業等各種經濟主體的積極性,為國家創造財富。而一些經濟管理官員和廠長卻窺測到了經濟混亂中蘊藏著個人致富的巨大商機,他們“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悄悄地搞起了自發私有化。

研究俄羅斯產權改革問題的專家拉德金指出,1987年《國營企業法》頒布以后,在各個經濟層次上已經開始進行多種形式的自發私有化。丘拜斯則將自發私有化歸結為兩種主要的形式。他回憶說:“常見的侵吞國有資產的方法有兩個。第一個是簡單地把國有企業的財產改變為某個新建的股份公司的資產的組成部分。第二個是通過簡單的‘租賃加贖買把國有資產變為私人所有”。

“企業的經理們、各個部委級機關的領導人們完全按經濟邏輯行動起來了……以低價簽訂出售企業產品的合同,以低價把企業的廠房和生產設備出租給一些下設的公司,發放后來根本就不會返還的貸款等等……經理簽署了與某廠家為期5年的租賃合同。合同中規定了令人發笑的租金。而那里有多少資產進入了人們的腰包啊……”

經濟管理官員攫取財富的另一平臺是自發市場。蘇聯時期由于輕工業落后,生活用品經常短缺。戈爾巴喬夫改革以后,由于經濟運行出現混亂,生活用品供求缺口日益加大。各類商品儲備大約短缺75~80%。肉類、灌腸制品、動物油、干酪、糖果點心類食品、洗滌劑、彩電、照相機這些商品“一卸車”投入市場,就銷售一空。1980年代中期以后,“短缺”幾乎成為分析蘇聯經濟形勢時用得最廣的一個詞。

自發市場出現的另一個原因,是蘇聯工業產品與國際市場有巨大的差價。以1991年上半年價格為例,世界市場棉花價格約為蘇聯的8.57~15倍;植物油約為6.53倍;牛肉約為2.8倍;小麥約為2.86倍。據前政府總理蓋達爾回憶,1991年底,市場上盧布與美元的比價為170盧布兌換1美元,但如獲得正式石油出口配額,則1盧布即可換1美元,換言之,石油出口的利潤高達170倍!

在巨大利潤的刺激下,人們倒買倒賣,蘇聯形成了俄羅斯學者所稱的“自發的、不受任何控制”的市場。誠然,自發市場也向普通百姓敞開財富之門,但是由于平民百姓沒有配置經濟資源的權力,只能掙個辛苦錢——正如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羅伊·麥德維杰夫所回憶的:普通百姓可能成為國際小倒爺——用個人汽車運走俄羅斯的套娃、銹品、蘑菇,從波蘭、匈牙利等東歐國家和中國買進服裝、鞋靴、化妝品、傳真機、計算機等。跑一趟,可以賺得數百、數千美元。而經濟管理官員們在自發市場上卻是大手筆——他們能夠搞到國際市場短缺商品的出口配額(1989年需要出口許可證的商品占蘇聯出口商品總數的70%),進而搞到石油、鋁等國際市場緊俏的原料,用成列的火車運往西方,拿回百萬、千萬美元的利潤?？傊?在自發市場興起之初的1988~1989年間,經濟官員“擁有創造財富神話所需要的權力和關系,卻還沒有嚴峻的競爭對手”。他們在自發市場中不斷地變現著自己的權力,其結果正如歷史學家弗·約爾丹斯基總結的:“大型的財富”“以飛快的速度”積累起來,而這些蘇聯經濟官員也神話般地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

1991年12月底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實施經濟休克療法,經濟運行陷入混亂和失控,通貨膨脹率高達8000多倍,俄羅斯的原始市場近乎瘋狂,出現了商品、金融、產權全方位的投機市場。在投機市場中,蘇聯時期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官員的財富以滾雪球的速度膨脹起來,迅速完成了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俄羅斯形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寡頭資本主義”。

【誰盜竊了蘇聯?】

研究俄羅斯精英問題的專家奧·克雷施塔諾夫斯卡婭指出,俄羅斯新經濟精英從來不是做小本生意的人,也不是窮人——他們是蘇聯時期掌握著權力的人。丘拜斯開列了通過自發私有化發財的人群的社會身份:他們“是一些黨的、經理層的、地方的和工會的精英代表”。一位俄羅斯學者的研究表明,俄羅斯經濟精英1988年時52.6%是身居高位的權貴官員,33.4%是一般官員,只有14%是非精英。奧·克雷施塔諾夫斯卡婭還對新經濟精英在蘇聯時期的政治身份作了具體的研究和區分,指出,1993年時俄羅斯的經濟精英近61%出身于原蘇聯官員,其中,37.1%出身于共青團領導,12.9%出身于蘇共領導,4.3%出身于蘇維埃領導,37.1%曾為各部機關的領導,其中5%過去地位最高的領導者,領導職務是由蘇共中央政治局直接任命的。根據同一研究,俄羅斯新銀行家群體的88.2%由蘇聯國家銀行工作者組成,私有生產機構的42.8%由蘇聯生產領域工作者創立。

上面的數據雄辯地說明,俄羅斯新經濟精英多數由蘇聯時期的官員演化而來——過去,他們高踞蘇聯社會的上層,今天,他們又高踞俄羅斯社會的上層。不同的是,過去他們僅掌握著國有經濟資源的管理權,用指令性計劃控制國家的經濟;如今,他們擁有了這些經濟資源的所有權,用手中的財富掌握了俄羅斯主要的經濟命脈。他們是蘇聯向市場經濟轉型這場社會資源再分配的大贏家,他們得到了蘇聯時期夢寐以求的個人財富,但是付出的成本,卻是一個由他們的先輩締造的偉大的黨的垮臺,一個由他們的先輩締造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和曾經擁戴、追隨他們的多數人民創造的財富被無聲地掠奪。

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下列歷史鏈條:蘇聯官員—→原始市場經濟(自發私有化、自發市場、投機市場)—→不受約束的經濟管理權力變現為個人財富—→部分蘇聯官員演化為俄羅斯財富精英。這一驚心動魄的歷史鏈條,給處于經濟轉型過程中的社會主義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

第一,需要從原始的市場經濟轉變為法治的市場經濟。正如吳敬璉先生指出的,在這一過程中,需要提升政治文明,確立民主制度和法治國家。這樣的政治文明中,“任何權力主體都要受到約束”。

第二,需要進行全面的改革,徹底轉變政府職能,使政府從經濟資源的全能配置者,轉變為公共產品提供者。政府的職能,是培育制度環境,維護市場秩序,保證經濟的正常運轉,彌補市場失靈等。

第三,需要經常、有效地加強執政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思想教育。如此,方能避免重蹈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劇變、人民創造的財富被掠奪的覆轍。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俄羅斯東歐史室主任、研究員、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