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識相知葉與楊

盧　荻

【相識:從莫斯科到中央蘇區】

葉劍英與楊尚昆是患難與共、肝膽相照的老戰友?！八麄兘煌鶗r間長達58年,密切共事的時間段有8次之多”。

葉、楊初次相識于遠離祖國幾千公里之外的莫斯科。1927年12月,震驚中外的廣州起義失敗之后,起義的重要領導者葉劍英從廣州秘密轉移香港。1929年初,中共中央派葉劍英赴蘇聯學習。葉劍英進入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前身為中國勞動者大學,簡稱勞動大學或中山大學)學習政治理論,并積極準備俄語。他被編入特別班,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等是同學。在校期間取名“尤赫洛夫”,并任中共特別班支部委員。

當時楊尚昆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已有兩年多時間。他在莫斯科結識了陳紹禹(王明)、張聞天等人。而王明由于緊跟中山大學校長米夫,深得米夫的賞識。當時莫斯科流傳“28個半布爾什維克”的說法,王明就是這一派別的最高領袖。楊尚昆與王明等人來往較密切,因此也受到“重用”,任中山大學中共支部局委員、宣傳部副部長。論黨內職務,楊尚昆是葉劍英的上級。

由于王明在校長米夫的支持下大搞宗派活動,“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葉劍英也差點被開除黨籍。許多學生對此大為不滿,將意見反映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決定停辦勞動大學,讓這些中國學生和干部回國接受革命斗爭的考驗。1930年夏秋之交,葉劍英和吳玉章、徐特立、林伯渠等二十余人乘火車離開莫斯科,途徑海參崴回國。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葉劍英為總參謀部部長(后稱總參謀長)。接著,葉劍英兼任紅一方面軍參謀長,協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開展反“圍剿”戰爭。

莫斯科勞動大學停辦后,楊尚昆一度擔任職工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劉少奇)譯員。1931年2月17日,他從莫斯科回到闊別5年的祖國。

在中央蘇區,葉劍英和楊尚昆再度重逢,并一起參加反“圍剿”戰爭及有關軍事會議。楊的夫人李伯釗則在葉劍英主持的紅軍學校工作。

【長征路上:彭、楊向中央“索要”葉劍英】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撤離中央蘇區,開始著名的長征。從這時起至黎平會議,葉劍英以軍委第一野戰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身份主持軍委總司令部的日常工作。1934年10月16日傍晚,楊尚昆和彭德懷率領紅三軍團1.77萬人在雩都出發長征。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遭受的嚴重損失,引起了廣大干部、戰士對王明軍事路線的懷疑和不滿,紛紛要求糾正錯誤、改換領導。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又稱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任團長。

葉劍英原為紅軍參謀長,由于在1934年七八月間連城戰斗中失利,早就對葉劍英有意見的李德借機把葉調任中革軍委四局局長。葉劍英晚年憶及此事說:“那時李德打擊我,把我的參謀長撤了?！比~劍英也因此未能參加遵義會議,但他十分關心遵義會議的進展,得知會議結果時十分高興,連夜向部隊傳達會議精神。

1935年2月,在第二次攻占遵義的老城、老鴨山戰斗中,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不幸犧牲。戰后,紅三軍團領導人彭德懷、楊尚昆商議,認為葉劍英是接任軍團參謀長的最佳人選。他們致電中央,提出“點將”要求。從此事可看出彭、楊與葉劍英相識、相知很深,對葉的軍事才干十分欣賞。3月上旬,葉劍英在危難之際奉命赴三軍團任參謀長,葉、楊又在一起生活和戰斗了。

【“密電事件”中的葉、楊】

193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張國燾依仗人多槍多,向黨中央鬧獨立。這期間,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積極主張做好兩軍的團結工作。他看到一方面軍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從大局出發,建議從一方面軍抽調一批干部到四方面軍工作,同時從四方面軍抽調了3個團的兵力補充一方面軍。張國燾也點名要葉劍英等一批領導干部和參謀人員去四方面軍。7 月 21日,中革軍委決定以原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為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治委員,并應四方面軍領導要求任命葉劍英為參謀長。

張國燾擁兵自重,政治野心繼續膨脹,他率領左路軍到達阿壩之后,拒不執行中央要左路軍迅速出班佑向右路軍靠攏、全力向洮河以東發展的指示。

9月8日深夜,中共中央和右路軍領導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王稼祥7 人開會,著重討論南下與北上問題。會后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劉伯承,指出目前紅軍行動已處在最嚴重關頭,懇切希望他“改道北進”。這封電報簽署的時間是9月8日22 時。就在同一時間,張國燾卻單獨給徐向前、陳昌浩發出指示,要他們立即帶領右路軍南下。9月9 日,中共中央再電“國燾并致徐、陳”,認為張給右路軍南下電令“完全不適宜”,強調“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即速北上”。 張國燾接到電報后,不但不聽毛澤東等人的勸告,反而公然違抗中央的北上戰略方針和歷次決定,給陳昌浩發出了密電(即“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有學者對密電事件存疑——編者注)。

時任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立即將此事報告毛澤東。毛澤東感到事態嚴重,隨即同張聞天、秦邦憲趕到第三軍軍部駐地,與在那里養病的周恩來、王稼祥等一起緊急磋商。黨中央為堅持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武裝沖突,決定率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脫離險境,先行北上。

這天下午,楊尚昆正好到三軍團探視病中的周恩來和王稼祥,在回駐地的路上,碰到毛澤東、張聞天、博古3人。毛澤東向楊尚昆作了簡單的交代說:張國燾不安好心,公然違抗中央北上的決議,并要挾中央南下。我們只好單獨北上,明天拂曉行動。你快回去和葉劍英、李維漢聯系,走時把總政治部的干部帶出來。毛澤東再三叮囑:一定要高度保密,一定要小心啊!

那時,中央機關住在班佑,三軍團在巴西,相隔都不遠。楊尚昆回到潘州,在設有右路軍總部的喇嘛廟里找到葉劍英,兩人避開了其他人,悄悄地商量起來。晚上,葉劍英召集軍委直屬隊負責人林伯渠、李維漢、楊尚昆、李克農、蕭向榮等人開會,秘密通報了張國燾發來密電的情況?？紤]到當時的處境,葉劍英指出:“我和尚昆不論是早走、晚走,還是同直屬隊一起走,都不利于整個行動。為了確保行動萬無一失,待直屬隊出發后,我們另走一條路?！?/p>

楊尚昆回憶說:葉劍英是最先收閱張國燾來電的,據他說,內容是速令右路軍南下。葉劍英發覺張國燾起了歹心,趁陳昌浩正在作報告的機會,把電報先送給毛主席。那個電文不長,大約有一二百字的樣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張包香煙的紙上,讓葉趕緊將原電送給陳昌浩和徐向前。為了避免紅軍內部釀成嚴重事件,并保障中央的安全,中央斷然決定單獨北上。劍英同志對我說,中央機關、政府機關的行動已由羅邁(即李維漢——編者注)布置,辦法是以部隊全部出動為南下籌糧去割青稞麥子為名,朝三軍團方向走,約定的時間是9日凌晨兩點分頭行動。

9日凌晨大約一點四十五分左右,葉劍英就起來了,把大衣一穿,拿出地圖就往外走。他先到蕭向榮那里,告訴蕭趕緊把地圖藏起來,不要丟了,這是要命的東西。當時,全軍只有一份甘肅地圖。

葉劍英和楊尚昆趕上第三軍團部隊,已是拂曉時分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正在一個打麥場上焦急地等待他們。見了面,毛澤東高興地說: 哎呀!你們可出來了,好!好!我們真為你們擔心。會齊隊伍后,一行人立即向紅一軍團所在地俄界進發,隨后繼續北上。因為有葉劍英帶出來的軍用地圖,他們很快走出困境。這時,毛澤東稱贊葉劍英說:“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p>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舉行擴大會議,著重討論與張國燾的斗爭及今后的戰略行動方針問題。葉劍英、楊尚昆等人在發言中一致擁護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據楊尚昆回憶:在討論張國燾的錯誤時,大家都很氣憤,我和劍英等主張開除張的黨籍。毛主席說:“還是希望他們出來。你們這樣就做絕了,開除了張的黨籍,后面沒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雖然已經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了,但還控制著四方面軍啊!”毛主席的話,使我們恍然大悟。因為那時候,中央和張國燾的斗爭,只限于黨的高層,我們這一邊連師級干部都沒有傳達,而張國燾呢,已在四方面軍中造了許多攻擊黨中央的謠言,許多指戰員連北上和南下之爭的焦點在哪里還鬧不清楚。如果不使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把真相弄明白,就宣布開除張的黨籍,只會把事情弄糟。所以俄界會議的決定中,仍稱張國燾為“同志”,也沒有給他什么處分,并且規定“這一決定只發給黨的中央委員”。俄界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嚴正指出張國燾“完全拒絕”中央耐心的說服、解釋、勸告與誘導,采取了“絕對不可容許的”“分裂紅軍的罪惡行為”。

【“搶救運動”中同受沖擊】

1941年5月,延安整風運動開始。

5月下旬,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總學委會,領導整風,毛澤東為主任?？瞪鸀楦敝魅渭婷貢L,主管常務,地位十分顯赫。中央總學委為領導整風運動的最高機構,毛澤東是一切重大決策的設計者。中央總學委在毛的直接領導下行動,也只對毛個人負責。中央學習組的48名成員分為9個小組(一說為10個小組),第三小組組長任弼時,副組長楊尚昆、徐特立;第九小組組長李富春,副組長葉劍英、胡喬木。葉劍英與楊尚昆又經常在一起學習了。

整風運動全面開展起來以后,中共中央決定同時進行一次普遍的審查干部的運動。這個運動本來是要解決敵我矛盾問題,肅清并改造潛入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中極少數的特務、破壞分子。雖然中央在決定中強調整風和審干二者在性質上互相區別,不能混淆,但事與愿違,運動中出現了嚴重混淆敵我兩類矛盾的問題。尤其是 1943 年夏在延安開展的“搶救運動”,問題更為嚴重。葉劍英、楊尚昆及其家屬都受到嚴重沖擊。

楊尚昆與夫人李伯釗都是1920年代后期被派往蘇聯學習的留蘇生。李伯釗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后,長期領導紅軍的宣傳鼓動工作,是紅軍文藝宣傳的開創者之一。在長征途中,李伯釗曾被分配至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任宣傳干事。由于不了解上層的爭論與分歧,在毛、張草地分家后,她寫過《南下歌》和《誰的罪過》等歌曲。1942年毛澤東為召開文藝座談會,曾向李伯釗了解根據地和八路軍的文藝情況,李就此向毛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解釋和說明了一些情況”。在黨校一部的審干中,李伯釗向所在支部進行了“認真的檢查”,并向黨組織遞交了幾萬字的自傳材料,對自己的思想和歷史進行全面的反省。

李伯釗有留蘇背景,在以反教條主義為中心的整風運動中,受到沖擊自不待言,然而她畢竟長期在紅軍中工作,受到的審查相對來說仍屬于“和風細雨”式的。相比之下,那些在國統區工作的老干部就沒有這樣幸運了。在黨校的審干、搶救中,來自國統區的大批老干部被打成“特嫌”。葉劍英的前妻危拱之尤其引人注目。危拱之曾參加廣州暴動、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參加過長征,是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女知識分子干部,早在瑞金時期就因所謂“托派嫌疑”遭到開除黨籍的打擊?？箲鸷?危拱之被派往河南工作,1940年被推選為中共七大代表, 1942年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1943年3月,上級組織以參加整風學習和幫助黨審查河南干部為由將危拱之等調入中央黨校一部。不久危拱之在黨校被打成“河南紅旗黨”(指打著紅旗的假共產黨員)特務,從1943年秋至1945年春被長期隔離審查。危拱之因不堪迫害,悲憤難禁,手持剪刀朝自己喉嚨猛扎,血涌脖頸,但幸未死成,“身心遭受嚴重損傷”,精神一度失常。

葉劍英針對軍委直屬機關“搶救運動”中出現的嚴重混淆敵我矛盾等問題,向中央負責人提出看法:“延安哪有這么多特務呀?如果這樣的話,那延安還能存在?這樣搞法不行?！贝耸碌米锪藰O力主張搞“搶救運動”的康生?？瞪换镆匀~劍英長期在國統區工作、社會關系廣泛為由,不時在毛澤東面前告“陰狀”,說葉右傾,還制造借口,搞逼供信,蓄意迫害葉的親屬,直至兩次剝奪葉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權利。后來,毛澤東提出九條方針,強調“調查研究,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才糾正了“左”的做法。葉劍英在軍委直屬隊自始至終堅持實事求是,抵制“搶救運動”的過火行為。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參加第二次會議的人比第一次要多。這次會議劉少奇、周恩來和彭德懷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外,葉劍英與楊尚昆均列席會議。

據楊尚昆回憶:會議的氣氛相當緊張。會上出現了“左”的偏激情緒,有人把教條宗派說成是反革命集團,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條宗派面目已經統統暴露了,現在的問題就在經驗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瞪踔辽匡L點火,企圖把矛頭轉向在長江局工作過的周恩來、葉劍英等人,要公開批判周恩來。在這關鍵時刻,被毛主席阻止了。

楊尚昆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后期支部局的委員之一,曾被列入“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因此在9月會議上受到很大的沖擊。楊尚昆不得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整風擴大會議上作檢查。有些人對他提出很厲害的批評。1945年5月9日,楊尚昆在黨的“七大”的大會上發言,表示通過整風學習和同志們的幫助,加深了對執行王明路線的認識。他對自己的錯誤作了鄭重的自我批評,終于過了關。

毛澤東在總結講話中說:治病救人的方針是有效的,如尚昆同志就說了這種經驗。

【一次成功的冒險:利用美機運送大批中共要人】

1944年,葉劍英、楊尚昆等人接待前來延安參觀的中外記者團,不久又迎來了“中國通”戴維·包瑞德上校率領的美軍駐延安觀察組。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同美方的合作。

葉劍英、楊尚昆給予美軍觀察組人員許多幫助和支持。比如,幫助他們架設電臺,使觀察組來到延安的當天上午就與重慶的美軍中緬印戰區總部建立電訊聯系。作為回報,觀察組也為延安提供了不少方便。觀察組有定期航班來往于延安、重慶之間,主要是為美軍運送供應品。這對中共也是一個很大的便利,一些緊缺的物資,如藥品、電訊器材等可托觀察組帶到延安。中共的一些人員也可以搭乘他們的飛機。

這種友好關系一直保持到美軍觀察組撤離延安。由于葉劍英、楊尚昆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美軍觀察組成了中共同美國政府溝通的一個重要渠道。

抗日戰爭剛結束,中國上空已籠罩著內戰的陰云。在“打”的方面,中共的準備明顯不足。由于召開黨的“七大”,各解放區的主要將領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陳賡、薄一波、蕭勁光等都在延安,來不及返回駐地。因此,要使八路軍迅速完成由分散的游擊狀態到大兵團運動作戰的轉變,實現擴大解放區、痛擊來犯的國民黨軍隊的戰略目標,最迫切、最關鍵的一步,就是要以最快捷的方式將在延安的高級將領送往前線?？墒?中共沒有任何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如果從地面走,從延安到太行山就得一個月,更不用說到華東和華中地區了,況且途中還要經過日軍占領區和封鎖線,安全也是個大問題。

面對這一急待解決的難題,葉劍英與楊尚昆一起商量。一向以謹慎、穩重著稱的葉劍英提出一個極為大膽的建議:能不能借助美軍觀察團的飛機把我軍將領送往前線。楊尚昆認為這樣做雖有些冒險,但問題不大。八路軍有些人以前也經常搭乘他們的飛機,都沒有出過事。

葉劍英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覺得葉、楊的主意不錯,經過與周恩來等人一道慎重考慮,決定冒一次險。周恩來指派葉劍英、楊尚昆同美軍駐延安觀察組交涉,派幾架C47運輸機把一批將領送往太行山根據地,再轉到前線。葉劍英工作經驗豐富,積極尋找時機。8月中旬的一天,在延安外事組與美軍觀察組的一次聚會上,葉、楊不露聲色地像往常一樣與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商量,能否讓一批“干部”搭乘他們的飛機到太行山麓的十八集團軍總部,以參加對日寇的最后一戰,至于這些干部的姓名、職務則略而不談。美軍觀察組也無意詢問。包瑞德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方的要求,并把這當作長期愉快合作的一個小小回報,甚至沒有想到應該請示一下上司。

8月20日清晨, 第一批林彪等11位干部匆匆趕到延安東關機場。機場上停著一架美國制造的DC型飛機,即道格拉斯運輸機。由于長期使用已顯得相當破舊,綠色的機身,矮小的艙門,起飛時靠人推動才能啟動。盡管如此,這種飛機仍是當時最實用與最安全的,它可以隨時在簡陋的場地降落,甚至只需一塊較大的平地就夠了。運輸機安全飛抵太行山根據地。

8月26日,劉伯承、鄧小平等第二批人員起飛。

那么, 這兩批乘坐美軍運輸機的干部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據考證,這20人是:劉伯承、鄧小平、林彪、陳毅、薄一波、滕代遠、陳賡、蕭勁光、楊得志、鄧華、李天佑、江華、聶鶴亭、陳錫聯、陳再道、王近山、張際春、宋時輪、傅秋濤、鄧克明。這些人是中共各戰略區的主帥與高級將領,他們絕不是普通“干部”。這架普通的運輸機上兩次集結了這么多中共黨政領導和高級軍事指揮員,在黨的歷史上絕無僅有。這一方面說明了當時任務的緊迫,另一方面也表現出黨中央非凡的膽略。中央非常關心這次飛行,專門派葉劍英和楊尚昆到機場檢查并組織登機,要求每個人都要帶上降落傘,以防萬一。將領們到達目的地后,立即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指揮所部對日偽實行勝利的反攻。

關于這一重要歷史事件,楊尚昆在回憶錄中曾記述這樣一個細節:“臨登機時,大家照相,陳毅同志詼諧地說:如果摔死了,就用這張照片開追悼會!”

美軍飛行員一次不明真相的飛行,使中共完成了本來需要大約兩個月才能完成的戰略性運送任務。這其中,葉、楊二人的運籌、組織功不可沒。

不久,在葉劍英與楊尚昆的安排下,又有兩次特殊的空運行動:一次把聶榮臻、蕭克、羅瑞卿、劉瀾濤、鄭位三等高級將領從延安空運到晉東北的靈丘;另一次把張聞天、高崗、李富春等一批黨政要員從延安送往東北,都是乘坐美軍觀察組的飛機。

在日本投降、國共爭分奪秒作戰略部署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采取世所罕見的大膽之舉,將各戰略區的主帥和將領迅速送至戰場,其重大意義不可估量。

【推動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

1978年底,楊尚昆于“文革”后復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葉劍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多次到廣東視察、休養。這期間,葉、楊兩人交往甚多。

廣東遇到重大問題時,楊尚昆與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總是向葉劍英匯報、請示。據楊尚昆秘書孫鐵鐘回憶,1979年2月底至3月初,在習仲勛和楊尚昆的主持下,省委常委集中8天時間開會,聽取書記、常委下鄉調查研究的情況匯報,結合1978年以來利用港澳資金、技術和訂單,在寶安、廣州等地試辦來料加工業務以及在蛇口辦工業等初步嘗試,研究全省工作重點如何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常委一班人進一步統一了認識: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就是要充分發揮廣東毗鄰港澳、華僑眾多、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人緣地緣優勢,加快經濟發展步伐;要在邊境地區劃出一塊地方搞出口加工區,請求中央多下放一些權給地方。隨后,習仲勛、楊尚昆等省委領導把常委會的精神向正在廣州的葉劍英委員長匯報。葉帥十分欣喜,指示廣東省委要趕快向中央、向小平同志報告。

為改善廣州的投資環境,從1979年開始,廣州先后上了三個大型外資賓館項目:白天鵝賓館、中國大酒店和花園酒店。這三大外資賓館,無論投資的規模、賓館的先進性、管理的科學化、質量的保障等,在當時我國的旅游賓館行業中,均堪稱第一。楊尚昆對這三所賓館的建設,從談判到選址,從審查設計到奠基、開業,都曾親自參與或主持。

白天鵝賓館投資5000多萬美元,花園酒店投資9億多港幣,中國大酒店投資1億多美元。如此大規模的基建投資項目,又是中央限制發展的“樓、堂、館、所”,按照當時國家規定,省里根本無權審批,必須報請國務院。楊尚昆聽了相關情況,也感到棘手。正在這時,他和習仲勛去看望葉帥,匯報了此事。葉帥說:有中央50號文件在手,你們自己審批就行了。葉帥的指示,簡明扼要,畫龍點睛。從此,按照中央50號文件授予的權限,外商投資項目按其投資額大小,分別報請省市審批,有的要報中央備案,簡化了審批程序,提高了辦事效率。葉劍英、楊尚昆為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作出了貢獻。

1986年10月22日,葉劍英逝世。楊尚昆懷著悲痛的心情寫下《深切的懷念由衷的敬仰》,感慨“黨失中堅,國失棟梁”之余,回憶了在“葉參座”身邊的革命時光,表達了對這位老戰友深深的眷念。

(作者系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文史學者)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