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項原來不讀書”

馮錫剛

記得“四人幫”粉碎后不久,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選編的《唐詩選》。它囊括了自初唐至晚唐的130多家、600多首有代表性的作品。出乎意外的是,晚唐詩人章碣廣為流傳的詠史詩《焚書坑》竟付闕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后來忽然記起,1970年代前期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在下達的幾批材料中有與這首詩相關的一條,不外是“借古諷今”罷。這才明白,《焚書坑》未能入編,實系池魚之殃。

作為政治家詩人的毛澤東,對這首流傳千載、寓意深刻的詠史詩情有獨鐘,在風雷激蕩的上世紀的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三次書寫,成為研究這位擅長以詩詞為政治斗爭利器的政治家心路歷程的絕好材料。

【毛澤東與傅斯年的“窯洞對”】

1945年7月初,抗日戰爭已進入第八個年頭,重慶國民參政會黃炎培、章伯鈞、傅斯年等六位參政員組團訪問延安。關于這次延安之行,人們熟知的是黃炎培與毛澤東關于民主政治的“窯洞對”,卻鮮知傅斯年與毛澤東關于陳勝、吳廣、項羽、劉邦的“對話錄”。事情的起因是毛澤東談及傅斯年在五四運動中作出的歷史性貢獻。時為北京大學學生領袖的傅斯年是五四運動的一員健將,毛的這番話固有東道主的禮數成分,也還是基于史實。傅斯年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報以“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也是出于禮數,傅斯年向毛澤東求字。7月5日,毛澤東致信傅斯年:“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泵珪鴮懙臈l幅全文是: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書呈孟真先生

毛澤東

“唐人詠史一首”即為章碣的《焚書坑》,“坑灰未燼”一般的版本為“坑灰未冷”。將信和條幅對照來讀頗有意味。既然“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何以“述唐人詩以廣之”?針對傅斯年的“過謙”,毛以“劉項原來不讀書”自況,從特定的語境看,似乎以“不讀書”的“過謙”來回報這位學富五車的史學家。從毛澤東自身的學養和后來對教授、學者的態度來看,這類“不讀書”的自況卻并非單純的自謙。1936年,毛在延安的窯洞中與美國記者斯諾徹夜長談,其中回憶到1918年下半年自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經歷:

我職位低微,無人理我。我的一項任務是登記來讀報紙的人的姓名,但對他們大部分人來說,我這個大活人是不存在的。從這些來閱讀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的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這番回憶似有可議之處。傅斯年、羅家倫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還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的事。那時毛澤東已離開北京南返。從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來說,自然早在1918年之前就開始了,但那時的“頭面人物”是陳獨秀、胡適、魯迅、蔡元培等人,也包括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但無論如何不可能包括時為北大學子的傅斯年、羅家倫。毛澤東在1936年的回憶中獨獨提及此二人,似是時間的錯位。推究起來,這種錯位似由傅、羅擁護蔣介石所致,更重要的是毛的這些回憶所流溢著的抱怨與嘲諷。有學者曾分析,這番遭遇在好勝、自尊、敏感的青年毛澤東心里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

這樣看來,毛澤東對傅斯年印象似乎不佳,如果不是出于現實政治的需要,以其心性,未必有與傅深談的興致。但時隔27年,毛澤東在剛剛結束的中共七大當選為主席,“毛澤東思想”已載入剛剛通過的新的黨章,這位眾望所歸的中共領袖正躊躇滿志地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運籌帷幄。而“統一戰線”正是七大政治報告中所總結的致勝的三大法寶之一,故毛澤東對來訪的國民參政員不僅禮數有加,而且寄予希望。

然而毛澤東終究是毛澤東,“遵囑寫了數字”不僅是謙謙君子的禮數,“述唐人詩以廣之”更是巧妙地表達了這位政治家引領潮流的信念所在——正是“不讀書”的“劉項”才成就了推翻暴秦的大業。章碣的本意在嘲諷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愚蠢,毛的用意則在推崇“不讀書”的揭竿而起的造反者。在深諳國情的毛澤東看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本質上是農民革命。從1927年秋收起義,走井岡山道路,經過18年的艱難曲折,毛澤東已成為擁有近一億人口(其中絕大部分為農民)的解放區的領袖。從這個意義上說,毛以“劉項原來不讀書”自況,看似自謙,實為自信。

【為“焚書坑儒”辯護】

四年之后,江山易主。1949年3月,毛澤東的老朋友、“國黨三仁”之一的柳亞子作《感事呈毛主席》,首聯為:“開天辟地君真健,說項依劉我大難?！薄罢f項依劉”姑且借用胡喬木主持編輯的《毛澤東詩詞選》一書中的解釋:“勸說項羽歸從劉邦?！?954年秋,葉劍英在一首五律中有這樣的尾聯:“忽憶劉亭長,蒼涼唱大風?！弊髡咴?980年明確回答有關人員:“劉亭長”指毛澤東。

詩無達詁,以上所引柳亞子、葉劍英詩作,只是巧合,為的是說明毛澤東1950年代第二次書寫《焚書坑》。1959年12月,毛澤東為弄清章碣的籍貫,致信秘書林克,再次完整地書寫此詩。在那樣一個年頭,日理萬機的毛澤東大腦中又冒出這首詠史詩,究竟出于怎樣的需要,因信件內容的單一,又缺乏同一時期相關材料的參照,已很難作確切的考證。但此次書寫《焚書坑》的“古為今用”顯然不同于14年前的“述唐人詩以廣之”,則毋庸置疑。筆者以為,以毛澤東1949年之后對秦始皇的評價來看,絕無認同章碣本意的可能。毛澤東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辯護,廣為人知的是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關于破除迷信的講話。那天毛澤東興致很高,先是坐著講,說到“厚今薄古”就站起來了,毛說“秦始皇是個厚今薄古的專家”,林彪插話“秦始皇焚書坑儒”,似有異議。毛澤東當著一二千與會代表的面發表了這樣一番高論: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者,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上У氖?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這番話似未涉及焚書,但從整個語境來看,其意不難明了。毛澤東看重輿論宣傳,主張輿論一律。曾對秦始皇焚書坑儒嚴加斥責的郭沫若,在聞知毛的這番話后,于后來的《論秦始皇》中有如此發揮:“以焚書而言,其用意在整齊思想,統一文字,在當時實有必要?！边@位頗能體會上意的學界班頭,大概是說出了毛澤東的心里話。

既如此,毛澤東在1959年12月再次書寫《焚書坑》也許是一時的興會。但筆者以為四個月前在廬山發生的那場嚴重的政治紛爭恐怕是不容忽視的潛在因素。面對彭德懷對“三面紅旗”的質疑,毛澤東力排政治局多數成員希望緩解事態的意愿,并說“不同意批彭就上山重新組織紅軍?！苯Y果彭德懷(時任國防部部部長)、黃克誠(時任總參謀長)等人以“軍事俱樂部”的莫須有罪名遭到整肅,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正在受到信用的林彪取代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擔任軍委副主席的十大元帥大半被除名,僅保留林彪、賀龍、聶榮臻三位副主席的頭銜。為了肅清彭德懷在軍隊的影響,廬山會議結束后即在北京召開有千余名高級將領與會的軍委擴大會議,罔顧事實地批判彭的“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追究所謂的“里通外國”,甚至將因同情彭而被迫檢討的朱德的檢討書下達到縣團一級?！凹t軍之父”朱德的威望因此遭到貶損。

【“文革”前夕三書《焚書坑》】

并非巧合的是,正是從1959年10月開始,毛澤東以《七律·讀報有感》刺責赫魯曉夫,從此這位政治家詩人的創作主題便轉向“反修”。1966年4月,正是“文革”之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暮春時節,毛澤東讀到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4月12日編印的《文電摘要》上登載的《在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半讀》一文,于14日揮筆寫了一則長達七百余字的批語,憤懣之情溢于字里行間:

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只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還是如此。他們也有“術”,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說,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資產階級復辟,培養修正主義分子以外,其他一樣也不會。一些從事過一二次四清運動從工人農民那里取了經回來的人,他們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勁,這就好了。唐人詩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踊椅礌a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p>

批語的結論是:“學校一律要搬到工廠和農村去,一律實行半工半讀,當然要分步驟,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這類學校,以免貽患無窮?！?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不知何故,批語并未下達。是激情過后的再行斟酌,抑或另有更緊要的舉措而無暇顧及?毛澤東在4月14日這天第三次書寫《焚書坑》的同時,還寫下許多關乎大局的文字,其中最重要的是對中共中央關于撤銷“二月提綱”通知稿(即后來經毛多次修改和增寫大段文字的《五一六通知》的初稿)的批語和修改,最令人驚心動魄的是這樣一段文字: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

以上這段文字除了“反知主義”,又從另一層意義上表示了對“劉項原來不讀書”的殷憂——“不讀書”的“劉項”,對于政權的安危無疑更具決定意義。這是對“儒生”和“劉項”的雙重警戒。

也許是巧合,正是4月14日這天,郭沫若在人大常委會議上即席發表講話,稱自己幾十年來所寫的幾百萬字的著作沒有一點價值,要全部把它燒掉。

“文革”的烈火燒起來了,它毀滅了多少我們曾經珍視的東西。這真是“竹帛煙銷帝業虛”啊。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