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的問題是監管干部

楊建業

老李終于累死了。這位云南紅河縣垤瑪鄉的司法所所長,在發燒三天后,才去鄉衛生院打點滴。待叫來醫生時,李龍偉心臟已停止了跳動。診斷結論是:勞累過度,突發腦溢血。除了鄉司法所所長,他還兼任鄉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法律援助站站長等職,每日超負荷地工作。13年來,老李共化解各類矛盾糾紛五百余件,這個一個人的司法所和調解委員會幾乎年年被評為“全省人民調解工作優秀集體”。他逝世后,人們清理其遺物,全部存款只有36.76元的工資余額。(《華商報》2009年4月24日)

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人在莊嚴地工作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而另一些人卻尸位素餐,級別待遇一樣都不能少。據媒體報道,河南鄲城的縣委辦公室,除配有7名副主任外,還有6名主任科員、3名副主任科員;加上縣政府辦公室1名主任、9名副主任……從“一把手”可一直排到“二十一把手”,結果是“有人沒事干,有事沒人干”,許多單位領導干部嚴重超編。

老李的累死和鄲城縣黨政辦“二十一把手”的尸位素餐,是否為當代官場上的一種“劣幣驅逐良幣”呢?如今的領導干部,還能像當年的老一輩革命家那樣能上能下嗎?

1927年時陳毅元帥在黨內地位不低了,但八一南昌起義后,周恩來卻派他去一個團當政委,說:“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标愐愦鸬?“什么小不小!你叫我當連指導員我也干,只要拿武裝我就干”。1934年羅榮桓調任紅八軍團政治部主任,他的兩個過去的部下,一個任軍團長,一個任軍團政委,都成了他的領導,但羅毫不計較,堅決服從組織決定,還做為之鳴不平的干部的思想工作:“我們參加革命,為的是打倒反動派,不是為了當官……不要論資排輩,要服從組織決定。不應該計較地位高低……”而1957年,由于戰爭創傷留下腦震蕩后遺癥,時任新疆軍區后勤部部長的甘祖昌將軍,謝絕了組織讓他到上海、青島等地療養的安排,提出回江西蓮花縣農村老家參加勞動,開始了他從將軍到農民的后半生。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交代家人:“領了工資,先交黨費,留下生活費,其余的全部買農藥、化肥支援農業……”還有屢屢推辭當司令的粟裕大將、情愿當副職的徐海東大將、識大體顧大局不計較地位的王樹聲大將、從工作考慮主動要求降職去發展炮兵的朱瑞將軍、不當軍長當師長的徐彥剛烈士、甘愿讓賢辭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張鼎丞同志……讀著那些動人的事跡,誰不為老一輩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而感佩之至呢?風清氣正,上行下效,那個年代的基層干部中,焦裕祿式的好干部絕非個別。

但如今,還是那個鄲城,一次縣里某直屬單位開會,由于領導太多,主席臺實在擺不下,結果沒坐上主席臺的某領導竟當場拂袖而去……如此語境下,再要求這些人發揚“能上能下”的優良傳統,豈非對牛彈琴、緣木求魚?

還有,鄭州原紀委書記王治業,居然以黨的紀律檢查工作者的身份貪污行賄近400萬!事發后,當地政府還裝聾作啞,直至新華社河南分社寫了內參,中央領導作了批示,才有所動作。湖南隆回縣公安局政委王崢嶸,本身就是做政治、黨務工作的,卻在敗壞黨的形象方面身手不凡。他居然利用手中的權力,讓女兒冒名頂替一個農家女孩上了大學。而他當年干這種“貍貓換太子”的勾當時,還是一個“全省人民滿意的公仆”哩!(《中國青年報》2009年5月5日)……這些觸目驚心的事實表明,一些基層政府和黨組織的教育機制、監督機制、懲處機制已全面淪陷,以至于基層官員黨紀松弛、作風敗壞、貪腐橫行,可謂建國以來所未有。長此以往,怎能不動搖執政黨在人民中間的威信?

時代變了,倘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理念和嚴明無私的黨紀法紀也隨之而變,悲劇遲早會出現。而當今時代,要想從嚴治理各級黨政機構和官員,既要狠抓黨的作風,也要在制度設計上下功夫。嚴重的問題是監管干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說什么叫“與時俱進”,這就是最大的與時俱進吧。

(作者系西安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