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讀往來

往返于現實與歷史之間

廣東廣州 董天策(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博導,本刊特邀審讀員):從題材內容上看,《同舟共進》2009年第7期有個明顯特點,各欄目的文章要么談論現實,要么講述歷史。所以,點評這期雜志,我很快寫下“往返于現實與歷史之間”的標題。不過,這一標題并未概括出整期雜志更深層次的特點,那就是敏銳、深刻、理性。接下來我就圍繞這幾個關鍵詞來談談閱讀體會。

“敏銳”主要體現在專題策劃“郡縣治則天下安”中。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曾指出,縣域“是承上啟下、溝通條塊的樞紐,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載體”。近年來,中央高度重視縣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與建設,采取了許多重要措施。在此背景下,《同舟共進》推出“郡縣治則天下安”的專題,從不同角度探討縣域治理問題,表現出相當敏銳的政治眼光。在這組文章中,或探討縣域治理瓶頸的突破,或分析令人憂慮的基層政治生態,或論述地方政權的“真空化”,或辨析皇權時代知縣的權與責,或說明地方官的甘苦,或強調縣委書記崗位的至關重要,可以說各有見解。雖然并未得出統一的認識或結論,但如此集中地探討縣域治理,不僅凸顯這個異常復雜的議題,而且不同的見解、經驗與教訓可以形成一種對話,引起人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與思考,達成了傳播學中所說的“議程設置”效果,其價值不可低估。

“深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篇文章中。薛涌的《金融決定大國興衰》一文振聾發聵。文章從世界金融的歷史發展中闡明了“大國經濟離不開大國金融”的觀點,進而指出,建立世界金融中心與建立“世界工廠”是非常不同的事業,“上海至少要成為世界上說話最自由、出版最方便、對外資訊交流最順暢的地方之一,否則世界金融中心就無從談起” 。這就意味著,世界金融中心的建立離不開政治文明的建設,這一結論尤其值得國人三思。秋風的《回歸“小革命”的有限藍圖》一文,指出近代以來中國“小革命”(以和平手段推動政府實行憲政)的努力被“大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舊世界建設新世界)所淹沒。應當說,近代中國選擇“大革命”的路徑有其歷史必然性,但“大革命”所帶來的問題卻是應當引起高度重視的。因此,回歸“小革命”,建設穩定而健全的憲政秩序,正是當下中國所應著力解決的問題。論述深入淺出,鞭辟入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李揚帆的《中國近代之敗,實為意識之敗》對兩千年中日交往的歷史作了深刻而獨特的反思。文章指出,自漢唐以來,中國始終秉持一種“高調的日本觀”,“高調日本觀中的中華文明優越感會導致日本反彈這一后果,長期不被中國統治階層適當認知?！边@一見解高屋建瓴,切中國人對日關系的思想認識之弊。作者最后提出,“中國近代之敗,實為意識之敗,而非力量之敗”,雖不無偏頗,但在某種意義上確有道理。

“理性”主要體現在“人物春秋”“口述歷史”兩個欄目?！叭宋锎呵铩敝嘘惒?、丁盛兩位主人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具有不同的經歷,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卷入了過去所謂“路線斗爭”的漩渦并因此人生跌宕?！丁熬乓蝗鼻昂?我為毛主席站崗》,再現了毛澤東在“九一三”事件前后,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在釣魚臺的日子——江青秘書談江青》,讓我們從細微處了解到江青的為人處事與政治野心。文章的內容、風格亦各異,但政治斗爭的詭譎與殘酷,政治人物之間的是非與恩怨,歷史事實的真相與假相,卻相互糾纏,許多地方有待澄清和重新認識,并非像教科書中所述的那樣簡單?！锻酃策M》能夠刊登這樣的文章,不僅體現了文章作者本身的理性,也體現了刊物在思想認識上的理性。我相信,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更多的史料會被披露出來,更多的歷史秘密也會逐漸公開,歷史的公論將會給世人一個明晰的答案,后人從歷史中吸取的經驗教訓也將越來越豐富。

除了上述提到的專題、欄目與文章,其他欄目還有不少好文章,限于篇幅,不一一詳述。

大膽探尋黨建與改革的可行對策

廣東廣州 董天策(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博導,本刊特邀審讀員):從理論上說,刊物的欄目設置已基本鎖定了刊物的內容?？餀谀炕环矫嬗欣谛纬杀容^穩定的內容取向與辦刊風格,一方面也對編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保持欄目的一貫風格,又要形成每期的新亮點?！锻酃策M》2009年第8期的亮點何在?我以為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為大膽探索黨建問題。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政黨建設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迫切課題,正是從這樣的認識出發,《同舟共進》推出了“政黨掃描:靠什么保持生命力”專題,對政黨制度、政黨現代化、執政黨生命力等重大問題進行了探討。

楊懂《政黨制度的“中國道路”》澄清了對中國政黨制度的某些模糊認識,闡明“中國不是‘一黨制而是‘多黨合作制”,“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的關系不是對立的,而是團結合作的新型關系”,“中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國家進步、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正成為不少國家研究的對象”。沈寶祥的《政黨現代化需要立題、破題》指出,“加強和推進黨的建設,從實質上說是如何實現黨的現代化的問題?！碧貏e是“作為執政黨,如何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如何有效監督干部特別是第一把手、如何防止絕對權力的形成、如何防止和克服執政黨干部的特殊化,在這一系列既是重點又是難點的問題上,國外一些政黨的探索和經驗是有價值的?！?/p>

本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理念,專題介紹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越南共產黨、英國工黨、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以及國民黨的一些做法。正如題記所說,“最有生命力的政黨不是思維和理念一成不變的政黨,而是善于根據社會變遷和民意變遷調整自我的政黨”。對于推進我國執政黨的現代化建設,這顯然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專題文章之外,《再議“權大還是法大”》可以說也是一篇探討黨建的好文章。文章指出,根據憲法所宣告和規定的原則,“黨在國家之中,黨在人民之內,法比權大,應無疑義”。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現實中“權大與法大的問題并沒有徹底解決,這是同黨章、憲法規定的精神相違背的”。文章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黨的身上”,只要“從中央到黨的每個基層組織都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權大與法大的問題自然能徹底解決”。

二為結合實際議論改革。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有關文章并未泛泛而論,而是緊扣實際探討具體的改革層面與改革路徑。竹立家提出了對干部選用體制改革的思考,劉山鷹《強力反腐與共渡難關》認為,“經濟危機給中國造成了很大的困難,但同時也給中國調整社會利益結構提供了空前的機遇”,而“這個調整就是強有力的反腐敗”。文章短小精悍,言之有理,是一篇極其重要的時策論。相比之下,王志安《哪幾方面的改革最值得期待》則溫和地指出,對于中國經濟來說,金融危機“可以成為理順經濟結構、提升內部改革的重要契機”。

許多應當推行的改革往往并未及時施行,原因何在?陳四益《忽然想到——就事論事》對黨風政風建設中的“就事論事”而終究“無濟于事”的現象提出了批判批評。作者不無憂慮:“中國的改革若聽任利益集團坐大,甚至由其操控了實權,那就是改革的失敗。希望這樣的局面不要出現?！?/p>

樂觀地說,陳四益的希望是可以成為現實的。笑蜀的《公民社會與“山寨秩序”的博弈》為我們提供了信心。文章說,“一把手說了算的體制”造就了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山寨王國”,這不能不令人沮喪;然而,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公民社會正在健康地成長,“公共輿論場”正在積極地起步,這能帶給我們希望,鼓舞我們的信心。請看,針對目前教育部“空降”大學校長的做法,劉道玉校長就大聲疾呼:“由組織人事部門選拔校長的做法,嚴重地危害了教育事業,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應當把遴選大學校長的權力交給大學的教授們!”盡管劉道玉的呼吁要變成現實還有待時日,但《同舟共進》刊登劉道玉的文章,本身就印證了公民社會的成長,沒有理由不為之歡欣鼓舞!

加拿大多倫多 溫相:貴刊2009年第6期《儒將蕭克》一文,文中轉引蕭克生前名言曰:“歷史的事實是最大的權威”,“搞歷史研究的同志必須求實存真,不能作違心之論”。有感于斯,特別想到蕭克在長征中的一段往事,小記于此。

1936年1月2日,紅六軍團主力開至便水地區。1月4日,任弼時、賀龍、蕭克等開會決定集中兵力在便水反擊尾追而來的敵十六師章亮基部。1月5日起,紅軍同國民黨軍在便水展開對決,這次戰役打得不理想,紅軍兵力分散,沒有形成鐵拳,雖然殲敵一千余人,而自身也傷亡千余人,特別是戰斗中紅六軍團擅自撤出,給其他參戰部隊造成被動。所以,1月19日的省委、軍分會聯席會議上,紅二、六軍團首長對紅六軍團有關領導在便水戰役中的處置失當提出批評,并鑒于便水戰役未能打開局面,敵軍大約十五個師又尾追在即,這才決定改變“劉家坪會議”的有關決議。(《任弼時年譜》第268頁;賀彪著《紅二方面軍從湘鄂邊到陜北長征紀實》,第183頁)

賀彪(原總后勤部副部長)在《紅二方面軍從湘鄂邊到陜北長征紀實》第183頁中明確指出:“紅六軍團擅自撤出戰斗,也給其他部隊造成被動,部隊受到損失?！敝醒胛墨I研究室主編的《任弼時年譜》(第268頁)則直接指出:“對紅六軍團有關首長在便水戰斗中處置失當進行了批評?！?/p>

蕭克時任紅六軍團軍團長。其實,勝負乃兵家常事。名將有五關斬六將的時候,有時也難免“走麥城”,不必為尊者諱。筆者敬佩蕭將軍求實求真的精神,因此提出以上拙見,以為補充。(2009年6月12日)

廣東廣州 張寶鏘(廣東省政協第六、七、八、九屆特邀委員,原中國新聞社廣東分社社長):我今年雖已90歲了,但今天還是特意來看看編輯部的同志,并訂閱了三年雜志,購買了兩套《同舟共進》精華系列書籍?！锻酃策M》過去辦得好,現在辦得好,堅持了好傳統。另外,《炎黃春秋》2009年第7期吳江同志的文章《文化現象雜說》一文引用了《同舟共進》2009年第2期“為教育‘把脈”專題不少文章,我為你們感到高興。(2009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