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匯率傳遞：理論解釋及其在貿易保護中的作用

摘要:匯率是開放經濟環境下的核心工具變量,匯率變動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商品相對價格變動是匯率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隨著國際貿易壁壘的逐漸多樣化以及反傾銷、保障措施使用逐漸的廣泛,對匯率傳遞的研究也逐漸滲透到貿易保護政策上來,為此弄清匯率不完全價格傳遞現象存在的原因,從而發揮匯率傳遞在貿易保護中的作用。

關鍵詞:匯率傳遞;貿易保護;理論體系

中圖分類號:F75265文獻標識碼:A

作者簡介:畢玉江(1974-),男,河南蘭考人,上海立信會計學院經貿學院教師,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國際經貿理論與政策。

基金項目: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人民幣升值與我國外貿順差調整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08EJB003;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新項目,項目編號:08YS177。

匯率在維持一國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開放經濟環境下的核心工具變量。對于匯率傳遞問題的關注開始于世界由固定匯率體系向浮動匯率體系轉變的時期,目前它仍然是關于外部調整研究的重要內容。本文嘗試對不完全匯率傳遞的原因進行解釋,在明確匯率變動對價格體系的影響和傳導機制的同時,分析匯率傳遞在當今國際貿易保護中的作用,并為今后的研究提供方向指引。

一、匯率的價格傳遞效應:理論預期與現實差距

匯率變動對價格的影響是匯率傳遞(EPT,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研究的主要內容,EPT的基本思想是假定廠商只關心以本幣表示的收益,這樣,匯率的波動就帶來了是由出口國還是由進口國來承擔相應價格調整成本的問題。傳統的匯率傳遞理論以一價定律為基礎,一般假定本國是一個小國,世界市場完全競爭,本國是一個價格接受者。在沒有運輸成本、關稅和其它貿易障礙的情況下,國際套利使商品價格滿足一價定律,匯率變動會引起進出口價格同比例變動,在這種情況下,匯率傳遞是完全的,而且價格對名義匯率沖擊會做出即時的調整。

然而,實證研究卻顯示,匯率變動對價格水平的傳遞在多數情況下是不完全的,這方面的文獻可謂數不勝數。Woo(1984)曾研究了匯率變動與美國價格水平之間的聯系,認為傳遞效應大約為40%。Goldbert 和Knetter(1997)的研究表明匯率變動對美國進口商品的價格傳遞大約是50%。Burnstein et al.(2002)研究了九例貨幣貶值事件,他們發現,消費者價格對匯率變動沒有產生大的反應。卜永祥(2001)的研究表明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變動1個百分點,會帶來零售物價指數047個百分點和生產者價格指數053個百分點的同方向變化。

二、不完全匯率傳遞的理論解釋

對匯率傳遞進行的研究逐漸形成了匯率傳遞的理論體系,它們主要是圍繞不完全匯率傳遞的原因展開研究的。這些研究可分為靜態收益最大化理論(Dornbusch,1987;Knetter,1989),沉淀成本(sunk cost)理論(Baldwin and Krugman,1989;Dixit,1989)以及本地貨幣定價(LCP:local currency pricing)理論(Obstfeld and Rogoff,1995;Engel,1999)等。它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不完全匯率傳遞進行了解釋,并都在實證研究中獲得了一些數據支持,但從根本上這三種理論分支都認為市場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傳遞的程度。

(一)匯率不完全傳遞的理論解釋之一

Dornbusch(1987)使用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研究本國廠商和進口競爭品廠商的策略行為如何會導致進口價格對匯率變動不敏感的結果。他假設經濟存在確定的、外生性名義匯率運動,匯率運動和較低的貨幣工資彈性對某些廠商產生了成本沖擊——本國市場上的外國企業和本國的出口型企業——從而帶來了行業范圍內的價格和產出調整。這一調整過程主要受三種因素的影響:市場的一體化程度;本國和外國同類商品的替代程度;市場的組織結構。在市場細分的情況下可貿易品的生產商就可能獲得實行三級價格歧視的市場力量,根據目標市場的不同對自己的商品收取不同的價格。在同質產品的古諾模型分析框架下,廠商最大化其利潤,從而得到均衡價格對匯率的彈性為:Е=[SX(]n*[]N[SX)][SX(]ew*[]p[SX)]。它決定于兩個主要影響因素:外國廠商的相對數量[SX(]n*[]N[SX)]和外國供應商相對成本對價格之比[SX(]ew*[]p[SX)]?。吮砻餍袠I競爭程度越強,進口在總銷售量中所占比重越大,價格對匯率越敏感。

Hooper 和Mann(1987,1989)的研究表明傳遞程度與利潤加成和生產成本對匯率的彈性成反比關系。當本幣升值時,如果向本國出口的企業獲益越多,則本幣進口價格下降就越小,傳遞就越不明顯。如果以本幣表示的外國生產成本上升,而本幣升值時成本上升較小,則本幣進口價格上升幅度就小,即傳遞程度也較小。

Dornbusch和Hooper-Mann的模型都表明傳遞程度與消費中的進口品比例和行業的競爭性成反比關系,這一模型巧妙地與下面討論的“據點”(beachhead)模型緊密聯系在了一起。

(二)匯率不完全傳遞的理論解釋之二

1980年代后期出現的一種理論觀點對匯率調整的延遲現象提供了更進一步的說明,這一視角實際上和廠商的長期市場戰略相關,認為出口企業在進入外國市場時需要支付相當數量的沉淀成本,正是這些沉淀成本延緩了匯率變動對出口價格的傳遞程度。

有關貿易的沉淀成本和滯后效應(hysteresis)的文獻(Baldwin和Krugman,1989;Dixit,1989)表明大匯率變動的貿易效應不會僅僅由于匯率反向變動而得到逆轉。如果出口企業已經支出了沉淀成本在目標國建立“據點”(beachhead),則在某種程度上出口價格和貿易流對匯率變動的響應是不完全的。

使用沉淀成本對匯率不完全傳遞進行解釋的模型主要是滯后模型(Hystersis models)。Krugman 和 Baldwin(1987)以及Baldwin(1988)的研究表明,如果外國企業由于面對顯著的沉淀成本或消費者的轉換成本比較高而不敢輕易進入美國市場,則美元升值可能使得采取進入策略就是有利可圖的。企業的市場份額上升意味著它的需求曲線會發生變動,這反應了更高的需求彈性,從而降低傳遞程度。一旦進入了該市場,即使發生了大的美元貶值的情況,新企業趨向于保持它的價格穩定而不會采取提價或退出市場的策略,因為將來存在更大的再進入成本。但為了保持價格穩定廠商必須調整它的收益率。滯后模型表明匯率變動的傳遞關系在一定范圍內是穩定的,但超出這一范圍的匯率波動可能會改變市場結構和長期傳遞關系。

Baldwin(1988)發現美國匯率與總體價格水平的傳遞關系在1982年存在結構斷點,這一時段是美元高度升值的時期。在同一時期總的進口品市場份額顯著上升,在20世紀80年代的其他年份情況也大致如此。長期傳遞水平的下降加之進口品市場份額的上升驗證了滯后模型的假設。

(三)匯率不完全傳遞的理論解釋之三

由于一些研究表明匯率變動對消費者價格的傳遞接近于0(Engel 和Rogers,1996;Campa和Goldberg,2002,等等),這說明匯率變動很少顯著地改變相對消費者價格。因而,在Mundell-Fleming類型的模型中占據主要地位的支出轉換效應似乎在消費品層次上卻無關緊要。正是基于這類實證分析結果,一些經濟學家(如Betts和Devereux,2000;Devereux和Engel,2002)得出貨物名義價格是以本地貨幣定價的結論。

Devereux 和 Engel(2002)認為,在存在名義剛性和LCP的情況下,消費者價格在匯率變動時可能確實只存在微小的響應。價格是以生產商還是本地貨幣設置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生產者貨幣定價(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PCP)模型結論支持彈性匯率制度,而LCP模型則懷疑彈性匯率制度的優越性。LCP和PCP模型得出的匯率變動對進口和出口價格的傳遞程度是不同的甚至相反。Obstfeld和Rogoff(2000a)的研究表明匯率與貿易條件的相關性在LCP時為正,在PCP時為負。Choudhri et al.(2002)發展了一個融合LCP和PCP的一般化模型,嘗試對不同的LCP和PCP模型進行整合,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結論。

Obstfeld和Rogoff(1995)的分析創造性地將名義粘性和不完全競爭納入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并建立了分析經濟主體行為的微觀基礎。通過求解經濟個體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可以對宏觀政策進行明確的福利分析。而名義粘性和壟斷競爭的假設前提又使模擬沖擊的傳導機制更貼近實際,因此新開放宏觀經濟學較之傳統國際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大大前進了一步,并成為目前國際經濟學研究的主導方法。就匯率與價格的關系而言,在粘性價格環境中,生產者名義價格是預先確定的,一期過后才能得到調整。對于相對小的沖擊,產出變成由需求決定,由于壟斷廠商通常以高于邊際成本的水平設定價格,因此在預設價格情況下滿足未預期的需求是有利可圖的,因而在短期,彈性價格情形下通?？梢缘玫綕M足的邊際收入等于邊際成本的方程在粘性價格情形下不再成立,產出完全由需求決定。雖然價格是以生產商貨幣預先設定的,但是廠商產出的外幣價格必須隨匯率變動而改變。因而粘性價格情形下,匯率變動與價格變動之間的關系為:P&=(1-n)E&,P&*=-nE&,P和P*分別為本國和外國基于消費的貨幣價格指數,n為本國廠商在世界同類商品廠商總數中所占的比重。オ

(四)其他的解釋途徑及方法

隨著世界各國經濟聯系的日益緊密,對不完全匯率傳遞的研究也逐漸深化,認識也更加全面,分析過程也引入了跨國公司、理性預期、非貿易商品等與現代國際貿易密切相關的因素。

Krugman(1986)的研究將匯率引起的國際市場價格歧視稱為“按市場定價”(Pricing to market,PTM),PTM方法結合了具有微觀基礎的匯率傳遞研究成果。在PTM框架下,細分的目標市場允許企業通過改變價格加成而使得產品價格保持平穩,以達到穩定國外市場份額的目的,從廠商的市場策略角度對不完全匯率傳遞做出了合理闡釋。

長期收益最大化模型(Dohner,1984;Froot 和Klemperer,1989)表明進口價格的決定隨本幣預期的將來價值一起變動。在Froot 和Klemperer(1989)的兩期模型中,長期收益在第一期依賴于市場份額。向本國出口的外國企業需要在市場份額上所作的投資依賴于其對本幣將來價值的預期。一次“永久”的本幣升值會降低第二期的成本,提高將來的利潤,因而提高企業現期的市場份額。但是如果現期的升值被認為是臨時的,則該企業將來本幣收益的外幣價值與現期相比就會有所下降。企業的響應就是在市場份額上不做投資,因此價格下降就少,與永久性升值相比傳遞程度就有所降低。

對于匯率傳遞程度不斷下降的趨勢,Wilamoski(1994)認為進口商品屬性的結構變動可能提供了合理的解釋。進口商品中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的比重發生變動,或者國家來源構成發生變動等等都可能造成傳遞程度發生變化。如果資本品的傳遞效應較低,則進口結構朝向資本品的變化就可能為匯率傳遞程度下降提供一個解釋。此外,如果來自某個國家的整體進口份額上升,而該國又具有低的傳遞性,則總體的傳遞效應也可能降低。傳遞程度可能在不同的制造業產品之間不同,或者在不同來源的商品之間也不相同。

(五)匯率傳遞研究的新發展動向

關于匯率傳遞的研究正朝向更加明確的政策研究轉變,最近的研究主要圍繞合適的匯率政策,一般均衡模型中匯率制度的優化以及對國家外部沖擊的調整等議題展開。還有一個新方向就是匯率傳遞關系的穩定性。

Taylor(2000),Goldfajn和Werlang(2000)認為在某些國家,匯率傳遞效應正在隨時間變化而下降。Taylor(2000)使用了一個簡單而有效的模型表明匯率的持續沖擊以及受沖擊影響的廠商比例將決定廠商對匯率變動的反應方式,他由模型分析得出一個可檢驗假設,即匯率的傳遞是內生于一國的通貨膨脹狀況的。他認為,在全球競爭壓力提高和穩定的低通貨膨脹的經濟環境中,企業難于將匯率變動對價格的影響完全轉嫁到出口商品上,進而推導出結論認為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的影響也降低。

隨著跨國公司的不斷成長壯大,公司內貿易(intrafirm trade)逐漸成為國際貿易重要的組成部分。一些學者認為公司內部交易可能對常規的經濟刺激沒有反應,然而相反的觀點認為在不同的國家設立制造業子公司增強了信息流在廠商內部的國際交流,允許它通過在國家間轉移生產活動對國際價格變動做出更加快捷的反應,Rangan和Lawrence(1999)提供了公司內貿易對匯率變動具有顯著反應的證據。

Aksoy和Riyanto(2000)在垂直相關市場結構下為研究匯率傳遞問題提供了一個理論分析框架。他們假定廠商在最終品市場上進行古諾競爭,在投入品市場上進行Bertrand競爭。匯率沖擊對最終商品市場的影響可分解為兩種效應:貶值通過使外國競爭者的成本增加直接提高了本國企業的競爭力;此外,由于匯率沖擊也影響投入品市場,因而它也會產生間接效應。貶值會提高進口投入品在本國的價格,增加本國生產最終品的廠商的成本。這種分解在以往的匯率傳遞研究中往往是被忽視的。匯率傳遞程度依賴于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的相對重要性。通過在中間品市場和最終產品市場達到均衡,他們得出結論認為垂直一體化市場上的匯率傳遞程度系統性高于垂直分離市場的傳遞程度。

對于流通環節較多的商品,從進口直至到達消費者,它們實際上包含了大量的非貿易的市場投入。此外,商品也可能經歷了不完全競爭的流通網絡,因而在消費者價格和原始價格之間的聯系可能進一步弱化。Corsetti和Dedola(2002)提供了對這些現象的正規模型分析,他們表明當存在分銷成本時,企業也可能面對匯率波動的抵消因素,這會導致國際價格歧視和不完全傳遞匯率傳遞。

當然,這些對不完全匯率傳遞進行研究的經濟理論之間并非孤立的,而是互相交織,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在Dornbusch(1987)的分析中,匯率變動對均衡價格的影響受許多因素的制約,他指出的四種因素包括:商品之間的替代性,市場組織結構,本國和外國廠商的相對數量以及市場需求曲線的函數形式。在利潤最大化的框架下進行分析的同時也考慮到了市場結構的影響。

三、傳遞效應對國際貿易影響的深化

最初研究匯率傳遞效應的理論無外乎目標都是匯率變動的政策效應,比如對貨幣政策的國際傳導機制的影響,匯率貶值的貿易促進效果的衡量,等等。然而近年來,隨著國際貿易壁壘的逐漸多樣化以及反傾銷、保障措施使用的逐漸廣泛,對匯率傳遞的研究也逐漸滲透到貿易保護政策上來。

Finberg(1989)研究了美元貶值和美國發起的針對巴西,日本,韓國和墨西哥的反傾銷指控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美元相對于外幣貶值導致明顯的反傾銷指控增加,特別是針對日本的。他認為這是由于美元貶值會立刻降低外國公司以自己貨幣表示的向美國出口品的價格,而這個價格正是美國商務部確定存在傾銷的主要依據。因此,如果存在不完全匯率傳遞,或者外國企業調整價格的速度較慢,則裁定傾銷成立的可能性就大。

Knetter和Prusa(2000)修改了上述文章的結論,并得出完全相反的結果。他們發展的模型表明匯率也影響損害確定結果,但結論可能是不確定的。因為美元的升值會壓低進口,因而,使得損害確定更加不可能發生。因此,匯率對反傾銷裁定的影響依賴于是確定存在傾銷還是確定存在損害。他們檢驗了美國,加拿大,歐盟以及澳大利亞總體的以及雙邊的反傾銷發起案件,與Feinberg(1989)的結論相反,他們發現美元升值導致反傾銷活動增加的強有力的證據,這說明要成功地發起反傾銷,損害確定更加重要。

總地來看,匯率傳遞本身是研究匯率變動對進出口價格的影響程度的。在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日常匯率的大幅度波動已經司空見慣,許多發展中國家更是將調整本幣平價作為促進出口的重要手段。然而,隨著世貿組織在國際貿易中起的作用逐漸擴大,各國貿易保護的不斷調整,匯率平價的調整對價格水平的影響逐漸與貿易保護聯系起來。不合適的匯率調整可能對本國貿易產生相當復雜的負面影響,這也是今后匯率傳遞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之一。

此外,匯率傳遞程度是否很低這一問題對發展中國家具有尤為重要的政策含義,因為它影響到貿易差額的調整以及一國對匯率制度的選擇。正確估計各類進出口商品價格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有助于我們恰當地評估匯率變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并進而正確評價匯率政策對一國整體價格水平乃至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有效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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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呂洪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