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雁冰提倡“薪浪漫主義”新考

潘正文

內容提要：本文對沈雁冰當年提倡“新浪漫主義”的問題進行了新的資料發掘和考索，指出“一戰”前后國際和國內流行的“新理想主義”哲學思潮，是其重要背景。進而指出，沈罹冰所提到的“新浪漫主義”，固然在譯介上包含著現代主義的作家、作品；但他具體所要“倡導”的“新浪漫主義”，則主要是指以“哲學”上的“新理想主義”為內涵，具有無國界的“人類愛”這一特殊色彩的“人道主義”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文學研究會的“愛”與“美”的文學就是與其相呼應的現實表現形態或變形。

沈雁冰與“新浪漫主義”的關系，是茅盾研究乃至整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因為它不僅關涉到茅盾的文學道路問題，而且關涉到文學研究會乃至“五四”以來占據現代文壇主流地位的“為人生”、“寫實主義”文學的發展歷程和走向問題。目前學界雖然對沈雁冰“提倡”“新浪漫主義”的問題做過非常充分的研究，但不少問題并沒有最終圓滿解決，還需做一翻切實的考據。

建國后，學界對沈雁冰提倡新浪漫主義問題的認識，經歷了兩大階段。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研究者一般傾向于，沈雁冰當年提倡的“新浪漫主義”，是指“現代主義”。因為茅盾在1957年的《夜讀偶記》中指出，何謂“新浪漫主義”?“現在我們總稱為‘現代派的半打多的‘主義就是這個東西”，他還進一步指出，“我們也不應該否認，象征主義、印象主義乃至未來主義在技巧上的新成就可以為現實主義作家或藝術家所吸收，而豐富了現實主義作品的技巧?！庇谑茄芯空咂毡閺摹皠撟鞣椒ā钡慕嵌?，去考察和研究沈雁冰當年對“新浪漫主義”的倡導，比如：“象征”手法的應用，追求“主觀”與“客觀”的融合，“觀察”與“想象”的結合，揭露“現實”與描寫“理想”的結合。確實，沈雁冰當年在談到“新浪漫主義”的《小說新潮欄宣言》、《為新文學研究者進一解》、《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么》等文中，陸續出現過以上這些相關的詞匯和論述。不少研究者為此還從茅盾日后的小說創作中找到了看起來非常有說服力的證據，比如《子夜》中的“象征”手法，吳老太爺到達上海時光怪陸離的“觀感”，吳老太爺突然死亡的“神秘”氣息，茅盾對上海投機市場的仔細“觀察”與在人物塑造上的“想象”，揭露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窮途末路的“現實”和憧憬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理想”?，F實主義的精神加上吸收現代派的創作方法，沈雁冰當年提倡“新浪漫主義”的問題，似乎得到了圓滿的解決。然而，這種解讀，與沈雁冰當年提倡“新浪漫主義”的實際情形，有著非常大的出入。因為他在1919年到1924年間，所有提到“新浪漫”一詞的文章中，都不是把重點放在“創作方法”上，并且明確提出，他看好的并不是“新浪漫”的創作技巧，而是其“健全的人生觀”，即使是在他轉而提倡“自然主義”的《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中，他也說得非常明確，倡導“自然主義”為的是學習其創作技法，而在“人生觀”上則以“新浪漫”為“健全”。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學術研究氖圍的好轉和研究的深入，沈雁冰當年提倡“新浪漫主義”的問題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重視，程金城、王中忱、曹萬生、黎舟、王嘉良、錢林森、王向遠等學者就相關問題相繼發表了學術論文，研究上取得了較大的突破和進展。在80年代，以王中忱的《論茅盾與新浪漫主義文學思潮》一文最富有代表性，文章雖然沒有給出明確的結論，但通過對沈雁冰與“新浪漫主義”關系的歷史過程的考察，王先生指出：“對于新浪漫主義中所包括的現代派作家最為強調與重視的藝術直覺，茅盾表示出相當的淡漠?！边@實際上暗示了沈雁冰提倡的“新浪漫主義”，與“現代派”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距離。進入90年代后，黎舟先生、錢林森先生均撰文指出：“茅盾所說的新浪漫主義并不完全等同于現代主義”，他想要倡導的，實際上是以羅曼·羅蘭為代表的“新理想主義文學”。以上諸家的觀點雖然各有側重，但基本上達成了以下的一些共識：1、沈雁冰提倡的“新浪漫主義”，不能簡單等同于“現代派”。2、沈雁冰提倡“新浪漫主義”，與他“為人生”的文學主張并不沖突。但在沈雁冰究竟為何要去提倡“新浪漫主義”的問題上，目前學界有多種解釋，分歧非常大。1、誤解說。這一派觀點認為，當時國內外對“新浪漫主義”一詞在認識和使用上的混亂，導致了沈雁冰誤認為“新浪漫主義”可以引導正確的“人生觀””，并把“唯美派”排斥在“新浪漫主義”之外，同時也沒把“表象主義”(象征主義)包含在“新浪漫派”之中，卻把羅曼·羅蘭包括進了“新浪漫”派當中。2、進化說。這種觀點認為沈雁冰受“進化論”的影響，以為中國文學假如要趕上世界的潮流，就必須提倡西方最新的文學品種“新浪漫主義”，其依據是沈雁冰在《為文學研究者進一解》中所列出的“古典主義一浪漫主義一自然主義一新浪漫主義”的進化次序。這種觀點，在80年代一直比較流行，直到近年，仍有學者持類似的觀點。3、客觀與主觀說。這種觀點指出，沈雁冰當年受國外文學思潮的影響，認為自然主義的遺傳決定論、機械決定論，是一種客觀論文學，只見黑暗不見光明，而“新浪漫主義”加入了“理想”、“個性”等主觀因素，更為合理。這三種理由雖然說法不一，但非常有意思的是，最終研究者們還是比較一致地將沈雁冰提倡“新浪漫主義”的問題，落實在了“創作方法”上。也就是說，80年代以來的新研究成果，雖然和此前相比取得了很多方面的突破，但在沈雁冰為什么要提倡“新浪漫主義”這一最為關鍵的問題上，仍然在重復著從“創作方法”上去解釋的老路，而沈雁冰提倡“新浪漫”時提出的它可以指導“健全的人生觀”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那么，沈雁冰“提倡…新浪漫主義”究竟是意欲何為呢?我們不妨先對沈雁冰提倡“新浪漫主義”的過程作一翻考索。他最早提到作為“新派”的“現代主義”作家、作品的文章，見于1919年7月至12月連載于《學生雜志》的《近代文學家傳》，他將“神秘派”、“表象主義”和俄國的“心理派戲劇”視為外國文壇的“新派”，并認為“新派”與“舊派”(按：指“自然主義”)的孰高孰下現在還未能分明。他在1920年1月的《小說新潮欄宣言》中，第一次使用了“新浪漫派”一詞，認為它是從寫實主義的“客觀”重新向“主觀”的回歸，而又不同于舊浪漫主義的“空想”的“主觀”，它以象征主義為前導，而“表象主義”(按：象征主義)是從“寫實”過渡“到新浪漫的一個過程”。在1920年1月至8月間，沈雁冰介紹過的外國“新派”文學，有比利時象征主義作家梅特林克、俄國的帶有神秘、頹廢色彩的作家安特列夫、英國象征主義作家葉芝、瑞典表現主義作家斯特林堡等等。但是，“譯介”并不等于是“倡導”，如對于鄧南遮、王爾德等現代主義的作家及其作品，沈雁冰都有翻譯和介紹，但與此同時，他又基本上對之持否定態度；再如，在翻譯和介紹葉芝時，他說只是為了“增加國人對于西洋文學研究的資料和常識”，“當然不是鼓吹夏脫(按：今通譯為葉芝)主義”；又如他在《未來派

文學之現勢》中雖然對未來派作了介紹，但并不主張未來派的文學。所以，沈雁冰對于“現代主義”作家、作品的常識性介紹，并不能簡單等同于他明確要“提倡”的“新浪漫主義”。在他看來，出于國內文壇急需了解世界文學最新動向的現實情況，而譯介這些他并不完全認同和滿意的現代派作家、作品，是無可厚非的，因為這有利于普及文學常識。但至于要在中國文壇倡導什么樣的文學，沈雁冰則充分認識到，這必須考慮到中國的現實需要。他雖然信仰文學上的“進化論”，但他也提出，“最新的不就是最美的、最好的”，“我以為新文學就是進化的文學。進化的文學有三種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質；二是有表現人生指導人生的能力；三是為平民的非為一般特殊階級的人的”，“如拿這三件要素去評斷文學作品，便知新舊云者，不帶時代性質?！彼?，“進化論”并不是沈雁冰倡導“新浪漫主義”的理由，他并不會因為“新浪漫主義”是世界文學的最新潮流，就提出要去倡導它。他所關注的“焦點”，是文學“表現人生指導人生的能力”，也就是他所說的指引“健全的人生觀”問題。直到1920年8、9月間的《非殺論的文學家》、《為新文學研究者進一解》中，沈雁冰將巴比塞、羅曼‘羅蘭的“新理想主義”引入了“新浪漫”的范疇之后，他對于“新浪漫”的態度才轉而為肯定。他認為新浪漫主義是一種運動，這種運動初期始于心理派小說家和象征派詩人從藝術上對于自然主義的反撥，漸次發展，終于以羅曼。羅蘭、巴比塞的“新理想主義”為“主要趨勢”。其后，只要是明確肯定和倡導“新浪漫主義”之時，沈雁冰的所指已經不再是“現代主義”各派——如象征主義、唯美主義、表現主義、未來主義、達達主義等等的“泛指”，而是專門用于指“新理想主義”。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沈雁冰提出要提倡“新浪漫”的文學，主要的著眼角度并不僅僅在于文學的藝術方法本身，他更注重的是借倡導“新浪漫”來推動“新思潮”的發展，也就是他所說的“指導人生”的問題。在《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么》中，沈雁冰對自己文學倡導的目的，表述得非常明確，那就是，“用文藝來鼓吹新思想”，因為“自來一種新思想發生，一定先靠文學家作先鋒隊”，“凡是一種新思想，一方面固然要有哲學上的根據，一方面定須借文學的力量”。他認為，文學應當以“哲學”作骨子，并進而指出：“哲學上的新理想主義”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遂有一種新理想主義盛行起來了。這種新理想主義的文學，喚作新浪漫運動?！?。也就是說，沈雁冰之所以反復地將“新浪漫”與“人生觀”聯在一起來加以肯定，原因在于他是從“哲學”(新思潮)的角度來理解和倡導“新浪漫主義”(新理想主義)的。

那么，沈雁冰所理解的“哲學/文學”意義上的“新理想主義”(新浪漫)究竟是何所指呢?筆者在查閱當年的相關期刊時發現，在沈雁冰之前，李大釗、陳獨秀都在文章中使用過“新理想”一詞來作“哲學/文學”上的指稱。李大釗在1919年《新青年》第6卷5-6號連載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就用到過“新理想主義”一詞：“近來哲學上有一種新理想主義出現，可以修正馬氏的唯物論，而救其偏弊。各國的社會主義者，也都有注重于倫理的運動、人道的運動的傾向，這也未必不是社會改造的曙光”，“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的組織?！痹谶@里，李大釗所謂的“新理想主義”，指的是“互助、博愛的人道主義”，他把它稱為人類的“靈”的一面，而把“唯物論”所重點論述的“經濟基礎/社會制度”稱為“物”的一面。他主張社會改造必須經濟制度(物質)和倫理(心靈)改造雙管齊下，方能見效。其后，陳獨秀也在1920年2月《新青年》第7卷2號的《自殺論——思想變動與青年自殺》一文中，也使用了“新理想主義”一詞。他提出，人類社會的哲學思潮大致上經歷了三個階段，古代思潮是“理想主義”的，近代思潮是“唯實主義”的，最近最新的思潮則是“新理想主義人新唯實主義”的，“最近最新的思潮底代表，就是英國羅素(Bertrand Russell)底新唯實主義的哲學，和法國羅蘭(Romain Rolland)底新理想主義的文學，和羅丹(Rodin)底新藝術”。不久，他又在《告新文化運動的諸同志》一文中解釋說：“我們所歡迎的新思潮，不是中國人閉門私造的新思潮，乃是全人類在歐戰前后發生的精神上物質上根本改造有公同趨勢?！薄跋窨肆_馬底資本論，克波客拉底互助論，真是我們持論的榜樣?！?按：前者指馬克思，后者指克魯泡特金)陳獨秀在這里提出的“新思潮”，包括了馬克思的“唯物論”(“物質/制度”改造)和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精神/倫理”改造)，而羅曼·羅蘭和羅丹都是“互助論”的信仰者，所以，陳獨秀所謂的“新理想主義”、“新藝術”，實質上是指以“互助、博愛”為內核的人道主義文學。他也和李大釗一樣，主張社會改造必須兼顧“物質”(唯物論：馬克思、羅素)和“心靈”(互助論：克魯泡特金、羅曼·羅蘭、羅丹)。

李大釗，陳獨秀對“新理想主義”的“哲學/文學”的贊許，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思潮的影響有關。當時，西方普遍認為，一戰的惡果是“迷信物質”，“迷信科學萬能”，過分強調“競爭”的“民族本位主義”造成的。要避免此類慘絕人寰的大戰的出現，就必須重視人類的“精神”、“倫理”建設，以“互助”、“博愛”的思想來建設“世界大同”，這樣才能避免戰爭的再次發生。1918年蔡元培游歐回國，在演講中到處宣揚“互助論”，認為“一戰”之后，一定是“競爭”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消滅，“互助”的“大同主義”發展。在此前后，高一涵，陳獨秀，李大釗，都紛紛在《新青年》等雜志上撰文鼓吹放棄“民族競爭”，轉向“互助”、“人道”的“世界大同”學說?！拔逅摹睍r期新文化界對于“新理想主義”哲學和文學的倡導，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形成的。

沈雁冰對“新理想主義”哲學和文學的認識，顯然與“五四”時期新文化界的這一撥思潮有關，并由此促成了他將“新浪漫主義”按照“新理想主義”來加以理解。1918年，沈雁冰就提出：“自歐洲大戰開始以來，全歐假擾，影響且及于亞東”，“吾學生因社會環境之惡劣，舊日教育之熏陶，思想界不能合于世界大同之境，無待諱言?！?919年，沈雁冰又在文章中對托爾斯泰主張的“心力”與“體力”調和，“根據大同思想的新生活”表示心儀。其后他還翻譯了羅素結合了“社會主義”重視經濟體制(物質)改造和“互助主義”的重視倫理(心靈)改造的《到自由的幾條擬徑》，并對其主張表示贊同。1920年1月，沈雁冰又在文章中明確表示，“我是希望有一天我們大家以地球為一家，以人類為一家族，我是相信遲早要做到這一步，吳稚暉先生說的‘世界早晚欲大同，我是很相信的?！薄拔覀儛鄣氖侨祟惾w，有什么國，國是攔阻我們人類相愛的!”。正是對于“互助主義”、“世界大同”、“人道和平”的前理解，構成了沈雁冰對于世界“新思潮”的基本認識，而這

種認識又影響到他直接將“新理想主義”視為“新浪漫主義”的代表和標竿。他指出：“最能為新浪漫主義之代表作品，實推法人羅蘭之《約翰·克利斯朵夫》。羅蘭于此長篇小說中，綜括前世紀一世紀內之思想變遷而表現之，書中主人公約翰·克利斯朵夫受思潮之沖激，環境之迫壓，而卒能表現其‘自我，進入新光明之‘黎明”。很多研究者因為沒有注意到沈雁冰這段話的思想源流背景，認為這里所謂的“表現自我”，就是一般意義上的倡導“個性主義”和“主觀”。其實，這完全是一種誤解，因為羅曼·羅蘭借約翰·克利斯朵夫來追求的“自我實現”：“就是要建立一個國際性的祖國，一個理想世界，在這個世界上，沒有階級之分、人種之分、民族之分、國家之分，大家都是世界公民，都是兄弟姐妹?！趪H性的祖國里，人類之間只有安慰和熱愛”。沈雁冰在另一篇倡導“新浪漫主義”的文章中，正是這樣解釋的：“羅蘭的大著‘Jean Christophe(按：《約翰·克利斯朵夫》)便是他的新浪漫主義的代表”，“他書中打破了德法的疆界，既然德法的疆界可以打破，自然一切的疆界都可打破”。意思很明確，沈雁冰所看中的正是《約翰·克利斯朵夫》中主人公克利斯朵夫身上那種超越德國、法國的民族和種族界限的“人類愛”，視全世界為一家的“博愛大同”式“人道主義”情懷。1920年，沈雁冰在《非殺論的文學家》中對于巴比塞的“新浪漫主義/新理想主義”文學的肯定，其實也正是對于巴比塞主張“非殺論”(反戰)、“人道”的肯定，在不久后寫作的《歐美新文學最近之趨勢》中，沈雁冰更進一步指出，巴比塞的“新浪漫主義/新理想主義”代表作《光明》，最大的特點就是寫青年“入于戰場而終能超于戰場，不為戰爭而戰爭”。正是“一戰”后“反戰”思潮和“人類大同”的人道主義思想的流播，擴大了“反戰”的人道主義作家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和巴比塞《光明》、《火線下》在中國文壇的影響，沈雁冰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將“新理想主義”理解成“新浪漫主義”的代表的。

沈雁冰對于“新理想主義”文學的這種理解，在“五四”時期并不是一種孤立現象。周作人在談論到日本的“新派”文學時，也曾用“新理想主義”一詞，來指稱武者小路實等人提倡“互助、博愛”的人道主義文學。謝六逸也指出，以武者小路實篤為首的白樺派的“新理想主義”藝術，“是肯定人生的，是有理想的，有光明的。他們的基本思想是人道主義與愛的思想”，“尤以托爾斯泰的世界主義與人道主義的思想對于他們的感化最大”。同時，郁達夫、郭沫若也都曾在文章中指出，反抗既成國家制度的羅曼·羅蘭和“提倡新光明運動”的巴比色(Barbusse)，是新理想主義的代表，羅曼·羅蘭、巴比塞是提倡世界主義宣揚“人類愛”的作家，我國當今“從事文藝運動的人”。應該“與國外的世界主義者相呼應……使我們中國得早一日成為世界主義的新國”。沈雁冰自己則明確指出，文學是“溝通人類感情代全人類呼喊的唯一工具，從此，世界上不同色的人種可以融化可以調和”。

沈雁冰對于“新理想主義”的“人類愛”的認定和倡導，得到了文學研究會從理論到創作上的支持?！段膶W研究會叢書緣起》宣稱，新文學的理想就是“把人們的一切階級、一切國界、一切人我界，都融合在里面?！编嵳耔I提出，新文學的使命就是把人類的“同情心”從“殘忍冷酷的國旗與階級制度底下”解放出來”。這種對于“人類愛”的理想追求，相應地誕生了文學研究會“愛”與“美”的“人道主義”代表作之——冰心的《國旗》。小說描寫的是不同國籍的兒童之間的朋友之愛對國家之愛的突破與超越，那阻隔了“天真的，偉大的愛”的國旗，最后“幻成了一種新的標幟”——人類“大同”。小說旨在闡明，國家是妨害人與人之間相愛與互助的障礙，只有消除國界所造成的隔閡而向人類“大同”凝眸，人類才能真正步入充滿了“愛”與“美”的理想國?！缎≌f月報》上署名“赤子”的文章贊道：“《國旗》是一篇極好的作品……在此發見了她對于國家的觀念。她覺得國界是不應當分的，人類是應當合一的，因此她對那隔開人類的友愛的‘國旗下以最猛烈的攻擊……這篇里表現的作者，最為偉大，現在的世界正急切的需求這等的作品呵!””?？梢?，文學研究會的“愛”與“美”的文學創作，與沈雁冰所倡導的“新浪漫主義”(新理想主義)，是具有某種協同性的。

雖然沈雁冰自1922年起就將文學倡導的重點轉向了“自然主義”、“寫實主義”，不過他認為這只是在“創作方法”上的一種汲取，

至于在“人生觀”上，他一直到了1924年仍然認為以“新浪漫主義”為合理。到了1925年，中國國內的形勢急劇變化，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受到了大小軍閥所勾結的國外勢力的種種威脅，民族危機意識在知識界再度激化，“無產階級革命”被一大批左翼知識分子認為是改造中國社會制度進而拯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因此，沈雁冰撰寫了《論無產階級藝術》一文，認為羅曼·羅蘭主張通過，“人類愛”來實現“世界大同”的“民眾藝術”(“新理想主義”文學)，“不過是有產階級知識界的一種烏托邦思想而已”，并轉而提倡高爾基那種以階級斗爭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新唯實主義”文學(按，指唯物主義)。此時，民族危機意識再度高揚所引起的中國思想界和文學界的思潮變化，可以在周作人那里得到印證。他在此時也放棄了世界主義的“大同”幻想，“又回到民族主義上來了”。同時，沈雁冰這種由思想觀念轉型而引起的文學觀念的變化，在文學研究會中并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在1925年“五卅”慘案之后，鄭振鐸、胡俞之、葉圣陶等人創刊了《公理日報》，為民族危亡急劇呼吁。此時，“階級文學觀”逐漸代替“人道主義”文學觀，并成為了文學研究會的主流，按鄭振鐸的說法，是“五卅運動在上海的爆發把整個中國歷史涂上了另一種顏色，文學運動也便轉變了另一個方面”。至此，文學研究會的“愛”與“美”的文學走向式弱，其步調與沈雁冰否棄羅曼·羅蘭的“新浪漫主義”大體一致。至1929年，茅盾在《西洋文學通論》里已經不再把巴比塞視為與羅曼·羅蘭相同的“新理想主義”作家了，而將已經由“人道主義”轉向同情蘇俄的“階級革命”的巴比塞，劃歸到了以高爾基為代表的“新寫實主義”行列；堅持“人道主義”文學，并因拒絕“階級論”而和巴比塞論爭的羅曼·羅蘭，在茅盾眼中則成了“個人主義”、“資產階級”文學的一個代表，并由此將他與真正的“現代主義”(也被認為是“個人主義”、“資產階級”的藝術)歸并為一處加以否棄。茅盾這時給“新浪漫主義”的新定義是：“只是不安社會中彷徨者的麻醉劑和逃遁的暗角罷了”。茅盾的這種認識，在1929年前后并不是一種獨立的現象，王獨清后來有一段話可與之相印證：“巴比塞一篇批評羅曼羅郎底主義的文字激起了一場論戰。羅曼羅郎表示出了他改造社會的主張，他以為甘地所取的手段便是唯一可贊美的手段。人道主義與暴力革命的主張在雙方文字中很顯明地爆著它們的火花?！幌蛄_曼羅郎是我表敬意的現代作家之一。而這次我卻像被巴比塞吸引住了?！?/p>

通過以上考察我們可以發現，沈雁冰與“新浪漫主義”的關系，沈雁冰與“現代主義”的關系，雖然兩者之間不無關聯，但實際上它們基本上屬于兩個命題，不能簡單等同。沈雁冰雖然譯介過許多現代派的作家、作品，但這只是出于普及知識的需要-而他明確提出要倡導的“新浪漫主義”(這代表著沈雁冰心目中的文學方向)，實質上是指以“新理想主義”哲學為骨子，包含著“人類愛”這一特殊色彩的“人道主義”文學。文學研究會的“愛”與“美”文學，正是與之相呼應的文學種類，或者可視為是某種變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