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憫與憂傷

龔奎林

1

在橋瀝(高速公路與一級公路交叉處)，

盆景中的常綠植物，大雨積水洼地

黝黑的園藝工人的塵土似的生活

高速巴士，貨車，它們馱著時代快速

轉動，黑色的瀝青道，白色斑馬線

冬青低矮似流水線工人，低頭憂郁地

走過，暴雨沖刷著生活的塵土與不幸

他們談論著數年未漲的工資，他們談論

跳槽，雙休日，加班費，她們談論著

欲望，喜悅，悲傷，但他們決不會

像我一樣，沉浸在莫名的自卑

談論著人生的虛無，細小而無用的憂郁

2

被剪裁的草木，整齊地站在電子廠間

白色工衣裹著她們的青春，姓名，美貌

被流水剪裁過的動作，神態，眼神

這是她們留給我的形象，在白熾燈的

陰影間忍受年輕的沖撞，螺絲，塑膠片

金屬片是她們配音演員，為整齊的動作

注上現實的詞句，肉體無法寬恕欲望

藏在雜亂的零件間，這細小的元件

被賦予了龐大的意義，經濟，資本

品牌，訂單，危機，還得加上爭吵的

愛情，可以肯定在電子廠，時代在變小

無限的小……小成一塊合格的二元管

3

鉆孔機在鐵上鉆著未來，美夢從細小的

孔間投影，紅色的極管，綠色的線路

金黃色的磁頭間，它們的小，微小

我們在每一件小事或者庸常中活著

啊，活著，小人物，弱小者，我們

活著的，不遠處來來往往的人群

他們活在我的詩句，紙間，他們

龐大卻孱弱，這些句子中細小的聲音

這顆顆脆弱的心。無法觸及龐大的事物

啊，對于這些在無聲中活著的人

我們保持著古老的悲憫，卻無法改變

時代對他們無聲的冷漠與嘲諷

——《在電子廠》

費孝通曾經以“鄉土中國”作為研究中國農民生存狀態的歷史框架，他認為鄉土中國帶有極大的封閉性和自足性，并由此帶來了中國鄉村文化鮮明的特色：“不流動是從人和空間的關系上說的，從人和人在空間的排列關系上說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個人為單位的，而是以住在一處的集團為單位的?！?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費孝通的這一言說顯然是著眼于幾千年來封建思想統治下的鄉村文化和鄉村政治而言的。但在近代化以來，鄉村與城市的相互流動在被動的殖民化與主動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越來越頻繁，農村人進城已經成為時代潮流。打工成為追尋現代性富裕之路的一種夢想和自我價值實現的一種體現，當然，更包含著一種孤獨、艱辛與苦痛。誠如鄭小瓊所說，“打工是一個滄桑的詞”，因為它不僅飽含著一種無奈與辛酸以及離開家園尋覓存活的方式，更包含著生產方式上的話語權的遺失。當打工者們作為個體“移民”遠離鄉村“走異路，逃異地”(魯迅語)，從他省進入珠三角這個改革開放最前沿時，他們親身體驗了政治經濟文化轉型所帶來的城市／鄉村、異地做鄉、富裕／貧苦的二元對立的現代性裂變，形成了時空意義上的轉換與隔絕，因此，故鄉與打工地成為一組矛盾的話語，在這種比照中故鄉構成了“自我”的他者和“落后”的體認，成為坐在陌生城市里的文學者們的想象域，而打工者的底層生活以及坎坷經歷也就自然成為敘事者和研究者關注的對象。鄭小瓊等人的“打工詩歌”成為了忙碌的打工者表達自身情懷的快捷方式，從而折射出人生、社會、話語和精神的變遷。鄭小瓊的《在電子廠》就是這樣一首具有典型精神意義的詩作。

來自四川南充的鄭小瓊，其創作無疑與她自身的生存體驗和人生閱歷有關，南充是個經濟較為落后而生活卻為悠閑的城市，但東莞的快節奏和經濟繁華引起了鄭小瓊的心理落差，沿海與內陸城市的二級對立以及打工者的卑微生活使她對底層有了豐富的生存理解和經驗認同，當這種體驗轉化為詩歌素材時無疑攜帶著強大震撼力，于是，其詩作不僅對打工者寄予同情與悲憫，更揭露出艱難生存狀態下的被資本和權力異化的現實處境。同時，鄭小瓊的醫學背景(她畢業于南充衛生學校)顯然使她的詩歌具有一種直刺癥結核心的解剖性鋒芒，再加上女性敏感情懷和詩性氣質的優勢，使得她的包括《在電子廠》在內的詩歌具有了面對底層獨立而真摯的悲憫的人文關懷和憂傷的精神向度。

“黝黑的園藝工人的塵土似的生活，高速巴士，貨車，它們馱著時代快速／轉動”，詩歌開始將處于底層的“園藝工人”放置在高速運轉的工業化場景中來寫照，這是對時代背景的直接切人。園藝工人等打工者盡管面對種種價值剝奪，但他們不甘于屈服命運的裁決和歷史的宿命，努力通過自己的勞作去創造塵世的幸福。然而，資本利益的欲望呈現和原始積累的巧取豪奪使人類喪失了基本的人性，人的自私與冷酷日益吞噬著我們純潔的心靈，也規訓和改造著這些來自異鄉的底層打工者：“冬青低矮似流水線工人，低頭憂郁地，走過，暴雨沖刷著生活的塵土與不幸／他們談論著數年未漲的工資，他們談論／跳槽，雙休日，加班費，她們談論著，欲望，喜悅，悲傷”，打工者灰色的辛勤勞作成就了現代化城市，在城市的底座下卻埋藏了無數打工者的血汗、淚水和悲哀，然而沒有人去關注他們的利益和生活，他們牛馬般的付出與微薄的工資不成正比，卻不得不接受這種不平等的生存方式，當年的“勞工神圣”早已化成云煙，人性被踐踏卻已司空見慣。作為打工者的鄭小瓊與工廠流水線上的打工者具有了精神同源同構的屬性，《在電子廠》以一種赤裸裸的觸目驚心的原生態風格呈現在讀者面前，真實地還原出打工者的心理變遷、靈魂軌跡以及悲憫情懷。

沉重和苦澀雖然鑒照出底層生存者的卑微和掙扎，然而不能否認，堅韌的希望、頑強的抗爭以及分享艱難的悲壯與夢想依然頑強地留存于他們內心深處，“他們決不會／像我一樣，沉浸在莫名的自卑／談論著人生的虛無，細小而無用的憂郁”，詩歌由此引出了對打工者個體面對苦難的哀歌、悲憤、恐懼和無力，書寫出他們共渡難關的愛的勇氣和人性光輝。我們的時代一直在遮蔽和規訓很多真實的歷史場景，《在電子廠》卻恰恰能規避甚至某種程度上還原被遺失的記憶和細節。如同“被剪裁的草木”一樣，這些打工者在打工生活中被日益規訓：“白色工衣裹著她們的青春，姓名，美貌”也就說，打工者淹沒在流水線的生產中，她們唯一關注的就是通過辛苦的流水線工作獲得自己微薄的報酬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價碼。

于是，“這細小的元件，被賦予了龐大的意義，經濟，資本／品牌，訂單，危機，還得加上爭吵的，愛情”，這就是打工者的工作生活。因此“可以肯定在電子廠，時代在變小，無限的小……小成一塊合格的二元管”，工廠外部的精彩與她們無關，狹小的生活空間和單調工作使她們在現實面前沒有太多的幻想和希望?！般@孔機在鐵上鉆著未來，美夢從細小的／孔間投影”，在這里貫穿的是人性與良知的交融，既有精神的深度也有體察社會的苦心，然而這種美夢卻總是如此的“小，微?。覀冊诿恳患∈禄蛘哂钩Ｖ谢钪贿h處來來往往的人群／他們活在我的詩句，紙間”，面對此情此境，詩人字里行間寄予著詩人對打工者的無限同情和對“剝削者”的無限憤恨。

是的，當下社會進入了消費時代，物質資本和欲望資本正全面滲透和控制著人類的物質與精神生活。辛苦勞作的打工者在價值剝奪中逐漸喪失了自己的利益、希望和夢想，不得不在人生困境處處圍城中“庸常的活著”，這難道就是底層打工者的結局嗎?從晚清以來，我們一直渴望進入現代性生活圖景和國家敘事中，我們一直致力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直在證明我們不是“東亞病夫”而是“東方雄獅”，我們一直尋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我們一直渴求“人民當家作主”，就是這樣一種宏大敘事的現代性話語場中，我們忽視了權力的規訓和收編，激情成了主宰思維的主要方式，底層成了被忽視的名詞，“人民”和“勞工神圣”已經統歸了一切指稱，遮蔽了底層的存在。而當上個世紀后期商品經濟大潮席卷曾經被激情燃燒的大地時，底層和打工的稱謂如同火山爆發一樣又重新回到了民間。資本社會的邪惡嘴臉也開始張牙舞爪，底層的生活困境使打工者不得不到異鄉去尋找“活著”的前提，這就是我們的兄弟姐妹。鄭小瓊在這里敘述著令人憂傷的歷史與底層打工族的不幸記憶，其隱憂與焦慮凸顯于其中，那種無聲的吶喊顯得異常悲壯而孤獨?！八麄儯嫶髤s孱弱，這些句子中細小的聲音／這顆顆脆弱的心，無法觸及龐大的事物，啊，對于這些在無聲中活著的人，我們保持著古老的悲憫，卻無法改變，時代對他們無聲的冷漠與嘲諷?！泵鎸Y本社會的日益侵蝕和工廠主的利益剝奪，打工者們默默地忍受著悲涼的處境，并承受著各種“無聲的冷漠與嘲諷”，這是詩人對現實進行的批判與反思。

(責任編輯：呂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