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在鄉村與城市的邊緣

熊家良

編者按：新詩向現實回歸，揭示社會的痼疾、人間的冷暖和底層的掙扎，告別長期以來那種自我吟哦、凌空蹈虛的創作陋習，這是新世紀以來當代中國一個重要的文學命題。從這個角度講，作為“打工族”代言人的鄭小瓊的出現，可以看作新世紀中國詩壇的重大收獲之一，其所具有的社會學價值和美學意義是相當突出的。本期，我們將集中推舉她的部分代表作，并特邀六位從事新詩研究的學者對鄭小瓊詩歌文本或作宏觀評論，或作微觀的細讀，以飧讀者。

每個人的內心，都潛藏著一種對自身身份的難言的焦慮。人是文化造就的動物。而身份是人對自己與某一種文化的關系確認，對身份的認同，既是一種文化現象，也是一種心理過程。長期以來，身份制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對中國人的作用和影響是持續而深刻的。改革開放以前，我們所處的是一種身份社會，身份是劃定的、清楚的，也是相當固定的。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城鄉身份之別?！俺鞘袘艨凇焙汀稗r村戶口”是兩種不同的身份標記，身份的不同決定了“城里人”與“鄉下人”一生命運的差異。城鄉之間的鴻溝很難跨越，“農轉非”曾是許多鄉村青年的夢想，但對他們來說，城市的燈火總是那樣遙不可及!

鄉下人大規模進城得益于市場經濟在中國的落實。市場經濟的啟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在“新生活”的召喚之下，農民們尤其是青壯年紛紛拔腳上田，奔赴城鎮；放下鋤頭，操起機器，成為人在工廠工作戶口卻還在農村的亦城亦鄉、亦工亦農的“農民工”。傳統意義上“被困在土地上”的農民日益減少，日漸增多的是向城市流動的農民工，這些農民工迄今預計已逾1億5千萬人，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盡管中國的農民工義無反顧地行走在城鄉之間，實現了有史以來中國農民最徹底的一次解放，但由于二元體制和二元社會的障礙，這些年來一直作為邊緣化的特殊群體而工作和生活著。他們的基本權利和合法權益沒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證，社會保障缺失，安全事故頻發，生存境況堪憂，而且，后顧之憂無法排除。這種現象成為“底層寫作”現實關懷的一個重要命題。鄭小瓊的某些詩歌，就是從社會學的意義上，以藝術的形式對這一現實的形象表現。她把現代化、時代、個人因生活變故、處境改變，導致身份意識失落莫辨的復雜感受傳達出來，充滿了“角色自塑與意識重構”的艱難、惶惑與痛苦。

就打工詩歌的創作而言，鄭小瓊應該算是“后起之秀”，在她2001年正式發表作品之前，打工詩歌就已經有了近20年的歷史。而且，打工文學的作者成百上千，那么鄭小瓊出現的意義何在?我以為，她是努力為農民工打造一張“身份證”而確立了自己的獨特位置!

且看她這首題名《黃麻嶺》的短詩：

我把自己的肉體與靈魂安頓在這個小鎮上

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線，小小的卡座

它的雨水淋濕的念頭，一趟趟，一次次

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愛情，美夢，青春

我的情人，聲音，氣味，生命

在異鄉，在它黯淡的街燈下

我奔波，我淋著雨水和汗水，喘著氣

——我把生活擺在塑料產品。螺絲，釘子

在一張小小的工卡上……我生活的全部

啊，我把自己交給它，一個小小的村莊

風吹走我的一切

我剩下的蒼老?；丶?/p>

這是鄭小瓊《黃麻嶺》組詩中經常被人提起的一首。當年20歲的她，懷著對現代文明的憧憬，勇敢地逃出家鄉那個沉悶壓抑的小醫院，跳上南下的火車時，還不知道命運之輪將會把她帶向何方?等到她在黃麻嶺這個珠三角的南方小鎮暫時安置下來時，希圖安頓的不僅是她流浪的身體，更有漂泊的靈魂。每當她一次次從出租屋里出來，聞著荔枝花的清香，沿著黃麻嶺的街道走向工廠，來到流水線的卡座前，對青春、愛情、前途和理想，還懷揣著希冀與信心!每一絲氣味，每一種聲音，每一次生命的律動，都沖撞著她年輕的心。盡管新的工作意味著早出晚歸，伴著黯淡的街燈，淋著雨去，流著汗回，除了吃飯、睡覺，打工成為生活的全部，但她似乎也無怨無悔。她愿意把自己的身心全都交給黃麻嶺，成為新一代的城市產業工人。初來乍到的年輕女孩有著美好的夢想，以為都市時刻都敞開胸懷，讓她“在這個異鄉扎根，長成蓊郁的大樹”(《東莞的味道》)，但當她把根從南充鄉村的田野里拔起，卻栽不進這東莞城市群的水泥地里去。而是像浮萍一樣漂泊，從一個小鎮到另一個小鎮，從一個工業區到另一個工業區，從一個工廠到另一個工廠，從一個工種到另一個工種，不斷感受來自現實的鋒利與脆弱。

在緊張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鄭小瓊是個沉默的失語者。她把少得可憐的一點時間拿來寫作，讓黃麻嶺在她的文字中呈現、復活：“我認識的這個南方海洋邊的村莊，我在它的身上行走，走過了許多年，看見荔枝林下，屋舍，樓房，廠房，燈光下外鄉人與毛織廠的姑娘……開花落花的水仙，停停走走的車輛俄都把它們喚作黃麻嶺，我看見自己，在它的身體上生長”(《黃麻嶺·村莊》)。應該說，鄭小瓊對黃麻嶺是有感情的，她把“青春丟失在這里”，希望換取城市公民的名分。但是這名分的獲得相當艱難，含混的身份模糊難辨。也許這是特殊的國情吧，正如鄭小瓊意識到的：“其他國家工業化時程中，根本沒有產生過像我們國家一樣有著龐大數量的身份屬性如此模糊不清的農民工的群體，身份屬性的模糊不清在現實間就意味著他們的權利得不到保障”。沒有暫住證會被收容；沒有戶口，孩子很難上到學；沒有醫保，沒有勞保，更沒有養老保險；沒有固定工作，“今天不知道明天的命運”。在現實面前無所適從，無能為力，無可奈何，漂泊是他們的特征，滄桑是他們的烙痕，從身體到靈魂。

暫住、暫住，城市只是暫時收留了他們。盡管這意味著忍耐與等待，意味著欠薪，意味著薪水常常難以兌現，等到傷了，殘了，衰了，老了，就得離開城市?！八跈C臺、卡座、工地上老去／他的背后，一座座高樓林立的城市，又把他們遺棄”(《黃麻嶺·厭倦》)。在有關黃麻嶺的詩中，鄭小瓊曾不止一次地寫到荔枝林。這荔枝林勾起她對故鄉的“眺望與思念”，她看見遼闊而瓦藍的風吹過荔枝林，“荔枝林間，我擁有的鳥鳴，清澈。干凈”，好似“她遺忘的童年，搖搖晃晃地從荔枝林經過”。但這畢竟不是故鄉，而是個現代化的工業城鎮。風吹落了這些打工者像荔枝一樣飽滿而柔嫩的青春，而被他們自己縫進了布匹、鐵器、塑料、樓臺……

多少年了，我看見這么多她們／來了，去了，像荔枝間的葉子一樣，老了，落下，整整六年，我都在這個，村莊里觀望等待，看她們是怎樣地從遠方來，又回到遠方，多年以后，我還看見她們，就像看見現在的情形，背著沉重的行李／與閃亮的希望來到黃麻嶺，帶著蒼老與疲憊／回去，多少年了，我一直活在她們中。

——《黃麻嶺·村莊》

此時此地的鄭小瓊，不僅是個觀察者和表現者，而且是個親歷者和在場者。她所遇到的現實是：她和她的打工兄弟姐妹們盡管付出了青春與健康，但仍然是沒有明確身份的人。哪怕在此勞作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這里都難以成為他們的生根之地，一切都將隨風

而逝，留下斷指和夢想，徒?！吧n老”的肉體與靈魂，最后打道還鄉。所以，在鄭小瓊看來，這里只是她的“呆不下的異鄉”?！按舨幌隆钡睦碛墒且驗闆]有名分，身份不明。在“黃麻嶺的荔枝林間”，她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一個流浪異鄉的人，“在生活的風中踉蹌”。

“田園將蕪胡不歸”(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如果說陶淵明的心是不愿被官場擠壓，從而掛冠歸隱，任性自然，樂安天命；鄭小瓊的心則是被冷酷的城市擠壓，試圖在“接近大地、莊稼、樹木、河流、山野的過程中”找到一條返回內心的道路。但是很不幸，那個熾熱、溫情、真誠、樸素的鄉村已不復現。青壯打工去，守屋老與幼，十室九空。滿目蕭條，“黃昏籠罩的屋舍／像擱淺的魚”(《黃斛村紀實·返鄉之歌》)；水不再清，樹不再綠，“河中的絲草，不再有伶俐的口齒”(《黃斛村紀實·秋天，彎曲》)，人也不再那么淳樸、善良，賣淫、賭博，“把欲望，道德，內臟都涂上膽汁，這苦，只有一個保持老式傳統的神像才閱讀”(《黃斛村紀實·春天，水》)。在城市工業現代化的擠壓下，傳統像冬天一樣崩潰，古老的鄉村已“被物質時代的抽水機抽空”，變得十分脆弱，成了“回不去的故鄉”，這就是“中國內陸傳統的村莊在改革開放中，在由傳統的鄉間秩序向工業化推進的這個過程所遭受的境遇”(鄭小瓊《關注農業關心農村關愛農民——廣東作家四人談》，《文學報》2007年9月6日)。兒時的理想是改變家鄉，現在家鄉變了，卻是面目憔悴，人事不堪，同樣無法安頓“肉體與靈魂”，因而“返回過去，一件多么沮喪的事”。面對這種前無去路、后無退途的兩難處境，詩人內心凄涼，酸澀絕望。從鄉村里走出來，不再務農，但未能改變農民身份；進入城市走進工廠，仍然不是城市公民不是產業工人。傷了，殘了，老了，都得回到鄉村去，可是家鄉已不宜居留，自己也不再是農民，回家能做什么?農民工群體在這城鄉二元的格局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從而產生對城鄉兩個社會的剝離感，成了無根的人。進退失據，何去何從?變成了鄭小瓊的詩歌“天問”：

這年代。她恨透了城鄉二元，地域內外之分

她不能再讓那頁戶口簿幽禁成鄉村的宮女

她浮動的肉體跟欲望，成為水泥，鋼筋

筑路，建橋，成為從鄉村到城市的梯子

——《黃斛村紀實·春天。水》

反抗身份曾是文學熱衷的話題，也是鄭小瓊詩歌中的重要意義符號。在鄭小瓊對身份的省思與反抗中，我們看到了階級意識和性別意識?？梢哉f，中國目前的農民工處于社會的最底層，生活得最艱難，幾乎一無所有。他們雖然呆在城市，但“它的繁華是別人的，它的工廠、街道、服裝商鋪是別人的，它的春天是別人的，只有消瘦的影子是自己的／他們是我，我是他們”(《黃麻嶺·他們》)。作為“他們”中的一員，鄭小瓊一直保持著在場感和疼痛感，她能感受到農民工“有著鐵一樣的沉默與孤苦”，這使我們常常想起《國際歌》里的詞句，希望能把爐火燒得通紅。然而這些打工族眼下大多還是“緘默而隱忍”的，“我看自己正像這些鑄鐵一樣／一小點，一小點的，被打磨，被裁剪，慢慢地，變成一塊無法言語的零件，工具，器械／變成這無聲的，沉默的，喑啞的生活!”(《黃麻嶺·聲音》)她要代這些被剝奪了身份、被剝奪了言語，甚至被剝奪了意識的底層勞動者發出憤怒的“聲音”。始終站在農民工階層的行列，做一名代言人，從而與安子等少數“成功者”區別開來，她們倆的詩歌立場和態度是完全不同的。

作為女性詩人，鄭小瓊尤其能感受打工妹的遭遇與感受。這些女孩子們曾經有過多么光鮮明亮的青春：“她們的美麗挽起了黃麻嶺的憂傷和眺望”(《黃昏》)。但她們卻在超負荷的勞動中承受著比男工們更沉重的壓力，“她目睹她只是被擠壓的鐵中的一塊／沿著打工的機臺彎曲，成形／在螺母的旋轉中，在聲光的交織間，她被生活不斷的車、磨、銼、銑……／她無法拒絕那些巨大的外力烘烤與鍛打”(《鐵具》)。在這樣的強力下，沒有多少人能夠頂下來，女工們的前途是暗淡的：“有多少暗淡燈火中閃動的疲倦的影子／多少個贏弱、瘦小的打工妹在麻木中的笑意”(《釘》)。那笑容里更多的是苦意!對于那些上了年紀的女工們，鄭小瓊更添了一份同情與不平。她們當年背著沉重的行李與閃亮的希望來到城市，找一份工打，十幾年下來，身體“像松散的廢舊的機臺…一疾病像深秋的寒夜”。這是每月幾張百元鈔票換來的代價。但是，想做“奴隸”還不得，“年齡在風的舌尖打顫”，到了三十七八歲，就連這份工也打不上了，“十幾年的時光銹了，剩下……老／落葉一樣的老……在秋風中／抖動著”(《三十七歲的女工》)，帶著蒼老與疲憊回鄉，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正是出于對命運身份莫辨的傷感，才有了以鄭小瓊為代表的“底層寫作”與“打工詩歌”。生存真相的揭示，苦難根源的思考，既有平白結實的敘述，更有一身正氣一腔熱血!殷明認為，“鄭小瓊在無意識中，獲得了某種身份的象征，通過身份的‘定位，又獲得了抒情、言志、狀景、敘述和思辨的話語權。在不言階級頂多言階層的當下，鄭小瓊‘定位在金字塔的最下面一個階層。她以這個階層的體驗和認知，進入我們的內心，以及當下的時空?！?《后工業時代決絕的哀嚎》，見鄭小瓊博客)她的詩歌調子從不輕松，這緣于生活本身的沉重?！梆囌吒杵涫?，勞者歌其事，苦者歌其辛，愛者歌其情”，這是自《詩經》以來的現實主義文學的“草根”傳統。但是多少年來，在“大傳統”的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威權的擠壓下，這個傳統越縮越小，成了“小傳統”而后繼乏人。鄭小瓊和她的詩友們自覺不自覺地承接上這一傳統，以原生態的敘述讓我們感受到真相的力量。

鄭小瓊在一次發言中說：“用詩歌建立內心的秩序，保持著一種人性的善良與正義；用詩句來抵抗權力與資本世界帶給內心的損傷，保留著人類對內心的理想與尊嚴，更加熱愛我們內心的本身?！?《我思故我詩》，見《工人日報》2008年7月18日)從這里我們發現了她的一個新的身份——社會公民!

(責任編輯：呂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