吶喊與突圍：鄭小瓊詩歌的文化擔當與新詩精神的成長

張有根

鄭小瓊的詩無疑是“粗鄙”的：她帶著一股田野率性粗獷的風不期而至，她熱烈奔放、憤世嫉俗、一腔正氣而詩情澎湃，由于有太多的話要傾訴，以至于情緒外化、大聲吶喊甚至不加節制，難免“泥沙俱下”。但是這里我以為她的“粗鄙”實際上是她作為一個底層寫作者對一種詩歌文本的主動選擇，是她對一種詩歌狀態的自覺的美學追求——她拒絕“美”，她以自己的細膩和敏感為我們再現了這個工業化時代流水線下粗鄙化和平庸化的殘酷的生活真相，描繪出了我們時代的《百丑圖》。鄭小瓊說：“我的詩歌是灰的，因為我的生活是灰的?！彼膶懽魇恰皩彸髮懽鳌?。龐德在一首詩中說：“這個時代需要一個形象／來表現它加速變化的怪樣／需要的是適合現代的舞臺／而不是雅典式的優美模樣?！北绕稹皩徝缹懽鳌眮?，她的詩給我們提供了這個欲望無限膨脹的工業化時代的“丑學”畫卷，讓我們真切地看到了我們時代的危相?！皩彸髮懽鳌笔青嵭…傇姼璧幕颈磉_狀態，包含了社會批判、精神還鄉和文化擔當等多重主題的互滲。這是一種正在勃動的詩歌現象，它為我們提供了一份關于詩歌的新的社會學文本。

一、鄭小瓊：新時期詩歌精神成長的第三個高度?

新時期詩歌自朦朧詩的崛起之后大體走過了由朦朧詩而后現代主義詩歌再到個人化寫作的回歸的獨特的里程。

朦朧詩崛起于那個思想被囚禁、心靈被扭曲、人性遭踐踏的政治黑暗的年代，高揚英雄主義、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大旗，第一次發出文學對階級性、黨性表現的反抗的聲音，重新發出對人性啟蒙、自我回歸和詩歌尊嚴的呼喚，并且開始了對新的詩歌美學的追求，代表著一種對“五四”詩歌精神立場和審美品質的回應。

后現代主義詩歌追求詩歌的純粹的個人經驗，消解情感、消解理性、消解深度，甚至把詩歌視為語言的生理“排泄”，試圖建立一個詩歌的本原的前文化世界。后現代主義詩歌對朦朧詩的理性與崇高進行反叛，它的對本我和私人世界的表現，使詩更貼近了它的生命情感、生存體悟的本質。但后現代主義詩歌背離文化和崇高，喪失了詩歌精神和詩歌本質，把詩視為快餐文化和娛樂文化，違背了詩歌的藝術規律，從而傷害到了詩歌的品質。

而個人化寫作對北島們和韓東們批判性繼承，兼容并蓄。由于詩人普遍的人生自覺和多元視角的書寫，使詩歌從朦朧詩的政治社會中的公民情緒寫作與后現代主義詩歌的個人情緒發泄中脫身而出。更為關注生命本體。矚目于人道主義和人文情懷，關注當下生存條件下的人的詩性存在，賦予詩歌更多的歷史關懷、當下關懷，一定程度上標示了詩歌精神的回歸。但是自海子早殤，當前的個人化寫作的天空還缺少重量級的大詩人與大作品的支撐。這需要詩人們更多的沉潛，承載起歷史與生命的深沉的負重，咀嚼人生困苦，體味人世興衰，以大慈悲、大胸懷和大筆力成就大詩歌。

大詩歌時代的到來是與詩歌精神的成長與成熟相伴隨的。在這種對新時期詩歌發展走向的回眸中，我們看到有兩座山峰在歷史的蒼茫中若隱若現，這就是北島和海子。他們代表了中國新詩精神成長道路上的兩個高度。在北島出走、海子早殤十多年之后，鄭小瓊兀然出現在中國人文的視野中。詩人正以自己精心營造的獨特的詩性世界進行著對種種強權的消解、反抗，對道德世界的堅決捍衛和對自由、平等、幸福的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實現著自己作為一個草根思想者對生存窘境和精神困頓的文化突圍。

二、審丑：文化擔當與詩歌精神的成長

詩歌精神是基于人類意識和行為指向的崇高境界之上的對靈魂自由的永恒追求。對人類精神家園的守望和營建，對生命存在的終極關懷，對諸如善良、公正、悲憫等人類所有美好品格的擁抱，和對邪惡、黑暗、卑鄙和庸俗等人類一切惡行的抗拒……它是人文精神中最高貴的部分，是人類一切優秀品格和美好精神的升華。在這個意義上說。鄭小瓊的詩歌代表了最高貴的詩歌精神指向。而異于北島們的理性啟蒙寫作和海子的生命關懷的神性寫作，鄭小瓊的寫作體現了更多的當下關懷和基于此的文化擔當，當下關懷賦予她的詩歌以現實主義的質地，而她的基于特定群體生存狀態的文化反思則賦予其詩歌以思想的厚重感。

(一)“生活殖民”的文化反抗

鄭小瓊的底層寫作早已超越了文明與愚昧沖突的書寫樊籬，她將筆觸深入到對中國市場經濟建立初期社會階層的分化與身份的轉移、社會變革背景下生存困惑和道德困擾，她給我們描繪了工業化時代城市崛起、鋼鐵和速度、功利和競爭、價值觀念傾斜、人文精神淪落的全幅世俗畫卷。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論是對現代社會各種弊端所進行的病理性分析，他認為，現代社會的危機在于社會系統的惡性擴張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地化”。在哈貝馬斯的理論中，勞動被視為帶目的性的行動，即帶目的的工具理性，它總是要通過計算來達到一定的目的?！跋到y”領域主要是由工具理性行為主導，哈貝馬斯將以權力和金錢為媒介的政治和經濟系統作為它的基礎，而將系統與工具理性行為連接成一個整體的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這種工具理性正不斷擴張甚至侵犯了生活世界領域。在后期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物質再生產中的危險的不平衡波及到生活世界，產生了主體性的危機乃至病理現象。這時人們不再有堅強的人格自我同一性感覺了。這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鄭小瓊詩歌一再揭示了這種非人性的“殖民化”對人的異化：

“啊，啞語的鐵。掛滿了異鄉人的失望與憂傷，這些在時間中生銹的鐵，在現實中顫栗的鐵／——我不知道該如何保護一種無聲的生活，這喪失姓名與性別的生活／這合同包養的生活”(《生活》)

“黑夜如此遼闊，有多少在鐵片生存的人／欠著貧窮的債務，站在這潮濕而清涼的鐵上／凄苦地走動著，有多少愛在鐵間平衡／塵世的心腸像鐵一樣堅硬，清冽而微苦的打工生活／她不知道，這些星光，黑暗，這些有著陰影的事物／要多久才能脫落，才能呈現出那顆敏感而柔弱的心”(《機器》)

在這個日益功利化的時代，金錢、權力和物質生產的過度膨脹，整個生活世界都淪為了它的“殖民地”，人成了“殖民地”圈養的奴隸。這個可怕的狀態嚴重擠壓著人們的靈魂，人性和良知等所有美好的東西被邊緣化了，甚至被推向了它的反面，又反過來把人們帶到了一個人性被奴役的窘迫而非自由的狀態。鄭小瓊的現實主義書寫已具備了新人文精神的因素，提出了對這個工業化時代價值層面的文化反思，有著超越一般人道主義同情和平等意識的文本價值。

(二)政治批判、道德守護的文化自覺

鄭小瓊在底層書寫中，一邊對“民工”這個特殊群體生活狀況進行了揭露，一邊對歷史與現實制度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反思，并且由此直指社會道德的肌體。這類詩歌主要是鄭小瓊的長詩創作，包括《人行天橋》、《魏國》、《進化論》、《幸存者如是說》、《幻覺者的面具》、《訪問》等作品。此類作品更多體現出鄭小瓊詩歌想象的綺麗多姿、情感宣泄的汪洋恣肆和

文化反思的敏銳幽邃，表達了詩人對社會墮落、道德淪喪和文化殖民的諷刺批判，體現出她政治批判、道德守護和文化良知的擔當。

“這暫住的國度，這暫住的世界／我像狗一樣寄住在這國家的城市／我鄉下人的血統我不屬于城市的人／我鄉下人的血統讓我喪失法律的樹蔭／我鄉下人的血統……我把自己與時代燜在憤怒的高壓鍋間”(《掙扎》)

因為“鄉下人的血統”，因此“像狗一樣寄住在這國家的城市”，并且“喪失法律的樹蔭”。鄭小瓊在這里提出了對現存二元社會結構體制的批判和對不公正社會的質疑，并以詩人的敏感“危言聳聽”地指出我們的時代已如“憤怒的高壓鍋”。

“……此刻的黑暗連太陽都懼怕／沿街飄起股市投機分子／跟一個從鄉下來的女孩出賣肉體的尖叫／蛇在復活之中，世界的嗓門一天一天／喑啞下去……”(《完整的黑暗》)

她給我們描繪了一幅世界末日圖景：太陽被黑暗吞沒、邪惡在復活，正在發聲的是投機者和賣身者，而世界正一天天“喑啞”乃至失語……

她的寫作獲得的是一種糅合著時代與歷史、控訴與理性、欲望與倫理、現實批判與文化思慮的綜合可能性：

“他們像引進好萊塢電影和計算機一樣引進美國的文化史／來把它當作指南針一樣指導我們的詩歌創作塢煙瘴氣的中國詩壇上傲然勃起一根西方的陽具俄的朋友周發星不懂得如何接軌／只好躲在最荒涼的大山中《獨立》?！?《人行天橋》)

在全球一體化過程中，一種主流世界的權力話語正在蠶食中國固有的民族文化，鄭小瓊一句“烏煙瘴氣的中國詩壇上傲然勃起一根西方的陽具”說盡了對文化殖民的擔憂和諷刺。

她喜歡把這種反思引向荒誕：

“我的恥辱來自我有嘴，卻不敢說出，我的恥辱來自我有手，卻不敢反抗，我的恥辱來自我有靈魂，它膽怯而懦弱，我的恥辱來自我是人，卻逐漸喪失善良?！?《恥辱》)

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表明在資本原始積累條件下，人所創造的整個世界都變成了異己的、與人對立的東西。而榮格“人格面具”理論指出如果“人格面具”過度膨脹，會導致人格結構中其他組成部分如阿尼瑪、阿尼瑪斯和陰影受損，產生人格分裂的危機。顯然，在這里鄭小瓊給我們描繪了一個被異化乃至人格分裂的人。這種荒誕感的書寫體現了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文化反思的深度與責任感。

(三)權力世界的文化解構

鄭小瓊的詩有著箭矢一樣的銳利，她發出了中國社會底層平民意識復蘇之后的一聲尖叫。從而構成了當下詩歌一道獨特的風景。她的銳利直刺我們這個時代的癥結，并且作出了文化層面的解構：在儒家文明語境中，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呈現出圍繞權力分配的等級制分布，中國文化或可稱為等級文化或權力文化。這是一個權力泛化的社會，我們都活在一個權力的磁場中。這雙權力之手是經濟的強權、政治的強權、制度的強權乃至男權等等。這些都是詩人要抗拒的。面對蜷伏在商業文化表層之下的當代中國權力文化，鄭小瓊詩歌表現出了某些公共知識分子的精神特征：

“市場經濟沒有同情心，弱肉強食，我鄉下的姐妹只能／成為他們床上的大餐，他們喪失人性的著作成為市場經濟的／羅盤，刻進了國家的尸骨，刻進了一個鄉下貧困者的肋骨”(《舊日的蜘蛛》)

詩人借助“鄉下姐妹”，描繪了一幅燈紅酒綠之下“強者”對“弱者”的獸性掠奪的圖畫，由此讓我們透視出中國當下市場經濟初級階段條件下弱肉強食的社會病象。

“三個農婦因為充滿感動／被迫剝光的衣褲，剝光她粗大的體毛來拉動／經濟，將你燜在高速發展的湯中，經濟學家如此說／用犧牲一代少女來帶動GDP。魏國的環境需要改善”(《魏國》)

當今中國市場經濟似一匹脫韁之野馬一路狂奔，走向了不歸之路，這是一個巨大的“場”，每個人都身陷其中，不能自己。而這一切都在一雙無形之手的操縱之下，這就是經濟強權。鄭小瓊作為一個來自權力等級制金字塔最底層的弱勢群體，在社會“分權”過程中，始終處于被剝奪話語權的境地，因而她憤怒：農婦被迫剝光衣褲用體毛來拉動經濟，一代少女被用來“帶動GDP”，“鄉下的姐妹只能／成為他們床上的大餐”，這一切都是具有強烈的現代意識的詩人要詛咒的：

“她的經血涂抹一只饑餓的蝙蝠／她的經血噴涌的姿勢像一只穿越太陽的蝙蝠”(《進化論·蝙蝠》)

“經血”一詞在鄭小瓊的詩中反復出現：“她渴望經血在蝙蝠身體長出陽具”、“……在深紅的巖石與經血的反光中／一只女性的蝙蝠無法逃避它的宿命”、“她的經血在南方的下水道里流淌。更多的蝙蝠在撕咬／男人們”、“我的經血之間無法／勃起權欲的陽具……”、“經血的痂在綢制的長袍隱藏廈深的傷附觸在黑色的羽毛上，成為時代分娩的痛”、“……田園消逝／剩下經血的霓虹、可口可樂、權威的鋼鐵”……這里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有意識的“審丑”，詩人正是以“經血”之類粗鄙的話語方式，將丑惡還原，一拳擊中強權者的高傲的鼻梁，強烈沖擊著人們被奴化了的思想觀念和被固化的思維狀態。

“我以半個女權主義者倡議在本年度舉行一次美男節，把男人們的陽具放在展覽館T型臺，像測量著女人們的乳房一樣測量著它們”(《人行天橋》)

鄭小瓊向來是一個忽視性別寫作的詩人，她的詩是中性的，然而這里詩人強烈地指證出自己內心深處的性別意識與權力意識。詩人在報復性的假設中，對以“陽具”為代表的權力世界提出了嘲弄和消解，并提出了對社會體制的強烈抗議和質疑：“啊，你去年的／暫住證，在好漢們的臉上刺下金字／他們把時代的良心燜死在體制的鐵鏈與枷鎖中?！?/p>

她以自己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寫作探索著草根思想者自身和新詩的雙重精神突圍。

三、鐵：文化焦慮之下詩歌精神的異己符號

裹縛在鄭小瓊詩歌文化擔當的峭拔挺立的精神內核之外，她的詩呈現出冷峻和堅硬的“零度寫作”的外部特征。她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零度寫作”的獨特的語詞世界：鐵、塑料、機器、可樂拉罐、塑料泡沫等工業化時代的外在符號和卑怯、孤獨、絕望的自我存在相互交織，與此相對應的是流水線下無情的工業世界、市場經濟乃至各種異己的力量，以及她的機器化大生產語境中一個外鄉人精神的迷失。

“零度寫作”一詞源于羅蘭·巴特的《寫作的零度》。羅蘭·巴特試圖消解已有小說的成規，提出了零度寫作的可能，要求作者從文本中隱匿，進入一種零度寫作的狀態，讓文本自行言說。于是鄭小瓊找到了“鐵”?！拌F”是鄭小瓊寫作中的核心元素，也是她所創造的最有想象力和穿透力的文學符號之一。女也說：“當我自己不斷在寫打工生活的時候，我寫得最多的還是鐵……我一直想讓自己的詩歌充滿著一種鐵的味道，它是尖銳的，堅硬的?！?/p>

“黑夜如此遼闊，有多少在鐵片生存的人／欠著貧窮的債務，站在這潮濕而清涼的鐵上／凄苦地走動著，有多少愛在鐵間平衡，塵世的心腸像鐵一樣堅硬，清冽而微苦的打工生活，她不知道／這些星光，黑暗／這些有著陰影的事物，要多久才能脫落／才能呈現

出那顆敏感而柔弱的心”(《機器》)

“釘子和墻，它們彼此進入／重合、粘貼。在對方的血液里／壓斜的釘子上懸掛著人情、親戚、世俗，孩子，柴米。傾斜著的／時間的銹／如果釘子與墻困倦／懸掛物落下／空氣便會用它的空／將它們分離／最好讓堅強執著一點，像／那對年老的人。相互攙扶／慢慢生活著”(《婚姻》)

在生活強權的擠壓下，她找到了“鐵”作為自己靈魂發出艱難呼吸的出口。她在自己卑微瑣碎的生活和堅硬冰冷的“鐵”之間，建立起了隱秘的對應關系?！拌F”成了一個象征。它冰冷，缺乏人性的溫度。堅不可摧而無所不在；作為一種現代工業元素，它與現代機器和現代工業制度的結合，構成了工業化社會里的冷峻無形而不可抗拒的普泛的異己的物質力量。鄭小瓊向我們描述了一個淪陷于“鐵”的世界。一種被“鐵”包圍而肢解了的生活，一顆為“鐵”的世界所壓迫而近乎窒息的心靈?！拌F”的意象在鄭小瓊筆下不斷繁殖膨脹而壯闊強大，而“屬下”們在“鐵”的重壓下日益渺小而孱弱?！拌F”就像一雙無形的強有力的手，把恥辱抹平，把痛苦掩埋，不留一絲痕跡，最后，人也淪為“鐵”的一部分：“我在五金廠，像一塊孤零零的鐵”(《生活》)。

海南大學劉復生副教授指出：“新詩的產生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中國文化焦慮的產物，在百年來的發展中，它也不停地書寫著中國文化的失敗感?！编嵭…偨栌伞拌F”的底層書寫透射出強大的藝術含量和張力，從藝術深處反映出的是詩人對工業時代背景下當下生活的形而上的深深焦慮：對中國社會轉型期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對立現狀的現實焦慮，對古老中國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伴隨著社會裂變的陣痛性的基于現代性本身的焦慮，對人類自身在全球一體化過程中不可知的未來命運的文化焦慮。在種種強權構成的絕對權力世界中，詩人的生命個體卑微弱小，如同堂·吉訶德面臨著強大的風車，有些膽怯和恍惚，還是勇敢地迎了上去，直面強權，她正以自己精心營造的獨特的詩性世界進行著對種種強權的消解、反抗和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盡管這種抗拒可能是徒勞的。正如她說的：“……更悠遠的寧靜，是水，它穿越我們眺望的峽谷腳不能抵達我們眺望的村莊……”(《完整的黑暗》)?！拔覀兲魍拇迩f”——我們的彼岸世界在遠方，但它給了我們以希望?！拔覀円呀浶蚜?。我們只是剛剛開始!”這是一位詩人說的，這也昭示著鄭小瓊之于中國當代詩歌將意味著什么——一個詩人正在出發，她將以自己的寫作帶來并啟迪一個“大詩歌”的時代，“詩歌復興”正在變得可能。

(責任編輯：范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