淵源中探本真 傳播中見變化

王宏濤

西北大學李利安教授的《觀音信仰的淵源與傳播》(以下簡稱《淵源》)一書于2008年6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發行。這是國際學術界在佛學研究尤其是佛教信仰研究方面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淵源》一書凝聚了作者十幾年苦心鉆研的成果，呈現出眾多創新性特點。我認為以下這幾個方面尤為重要：

第一，研究思路新穎別致，全書結構完整緊湊，內在邏輯嚴謹貫通。黃心川先生在本書序言中指出?！氨緯淖畲筇攸c是將觀音信仰研究納入了一個信仰體系之中”。作者在探討觀音信仰的淵源時，勾勒出觀音信仰在印度最早從海上救難這種現世救度信仰發展到來世的凈土接引信仰，再到智慧解脫型信仰和密教觀音信仰。作者在探討觀音信仰向中國的傳播時，從觀音信仰的“客體”與“主體”兩個方面展開考察，將印度的觀音信仰向中國的傳播過程分為“最初輸入”與“其在中國引起的共鳴”、“全面輸入”與“中國人的選擇接受”、“輸入完成”與“中國人的進一步接受”三個階段。從主客兩個方面考察，更加清晰而真實地揭示了觀音信仰從域外向中國傳播的曲折歷程。而主客體結合所呈現出來的文化傳播歷程又經受了實踐性的經驗。作者在闡述古代印度觀音信仰向中國傳播的各主要階段的論述中，均辟出專節對古代觀音信仰被中國人接受后在實際生活中的運用情況進行專門的考察，以中國的各種僧傳、筆記小說、佛教造像為具體事例來說明觀音信仰的實踐推廣。實踐環節的增加使對觀音信仰入華歷程的考察從“客體——主體”的框架發展到“客體——主體——實踐”的結構，從而使研究的深度大為增加，思想內涵也更加豐富。最后，作者又將傳人中國并在實踐中逐漸凝結而成的觀音文化劃分為“觀音宗教文化”與“觀音世俗文化”兩個方面，前者是觀音信仰的基本義理和修持儀軌，包括對觀音神力的崇拜和為獲得這種神力而進行的宗教修持活動，后者是以世俗文化方式表現出來的觀音信仰，主要表現在哲學、倫理、文學、藝術、民俗、養生等方面。這就使得本書的邏輯結構進一步發展為“客體——主體——運用——文化”四個層面，不但內容更加豐富，而且視角更高。

第二，《淵源》一書在菩薩研究方面呈現出許多獨特的研究方法。如按照不同時期對觀音名稱的不同翻譯方法將觀音信仰在中國的傳播劃分為“初譯”(光世音，以竺法護為代表)、“舊譯”(觀世音，以鳩摩羅什為代表)、“新譯”(觀自在，以玄奘為代表)三個階段，這種按名稱、分階段、分別闡述的方法可為類似的其他研究提供借鑒。再如，作者按照觀音類經典的不同將觀音信仰的經典依據劃分為“凈土往生系統”、“受記系統”、“華嚴系統”、“般若系統”、“救難系統”、“菩薩行系統”、“密教系統”等七大系統，并根據佛經原典賦予觀音的各種不同的功能創造性地將觀音信仰劃分為“稱名救難型”、“凈土往生型”、“智慧解脫型”、“密儀持咒型”、“行善福報型”、“解疑釋惑型”等六種主要類型。再如，作者將觀音信仰的中國化分為了“觀音身世”、“觀音顯化”、“觀音靈感”、“觀音道場”四個方面，分別涵蓋了觀音的神秘身份、觀音的神奇法力、觀音的信仰效應、觀音的空間場所等不可或缺的信仰內容。而在考察與中國傳統的道教、儒教的關系時，又分別強調了道教影響下的觀音神格化、儒家思想影響下的觀音倫理化兩個不同的趨向。這些研究方法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可以為我們進行類似研究時提供借鑒。

第三，注重對觀音在印度的起源和演變的研究，加強了我國大陸學術界佛教研究的薄弱環節?！稖Y源》一書用了約十五萬字的篇幅對印度的觀音信仰進行了縱向的系統考察。作者首先對觀音信仰在印度的起源進行了詳細而又令人信服的考證，認為“自古相傳的在印度大陸南端解救‘黑風海難和‘羅剎鬼難的信仰，成為觀音信仰的主要來源?！倍^音的原型就是那匹“救海難的寶馬”。接著作者又對這種救難型觀音信仰如何向凈土接引信仰和智慧解脫信仰擴張進行了探討，然后繼續順著歷史演進的次序，對印度觀音信仰的密教化進行研究，從而揭示了印度觀音信仰從救難型向凈土接引型、智慧解脫型以及密教化方向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同時作者還對流傳在印度民間的觀音信仰進行了研究，從而為讀者展現了一幅全景式的印度古代觀音信仰的生動圖畫。這方面的研究正是中國學術界多年來從未有人系統涉及的領域，對我們理解中國觀音信仰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四、解決了學術界長期爭論不決的很多問題，精彩論述很多，創見迭出?！稖Y源》一書對觀音信仰的起源與演變以及向中國的傳播進行了比較細致的研究，涉及很多具體的內容，在很多方面解決了目前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譬如觀音到底如何起源?最早的觀音信仰形態是什么?觀音信仰的不同內涵在歷史上到底是什么關系?觀音信仰何時以及怎樣傳人中國?觀音信仰在中國的中國化到底是如何體現的?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結構與基本特點是什么?類似的這些創新性觀點很多，作者自己在后記中總結出15個方面，我認為這15個方面僅僅是其中比較重要的創新而已。另外，很多具體的問題在本書中也得以探討，并獲得全新的解釋。如“觀世音”這個名字是不是在唐代由于要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諱而去掉了其中的“世”字，作者在做出了縝密的考察后，得出了否定的結論；作者還指出現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如有的學者混淆了《普門經》與《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的區別；有的學者誤置法云與吉藏之間的關系；有的學者將支曜所譯的《成具光明定意經》誤作支謙所譯，并將觀音在此經中的譯名誤作“窺音”，而將支謙所譯《維摩詰經》中所用“窺音”一詞誤作“觀音”。類似的糾錯在書中有很多處體現。

第五，揭示了中印文明交往的基本特征，對當今文明交往具有現實借鑒價值。由于印度佛教向中國的傳播及其中國化是中國歷史上歷時最久、規模最大的一次外來文化的輸入與中國化的過程，體現出和平、互補、廣泛、深刻等許多文明交往的特征，所以，研究觀音信仰的淵源及其向中國的傳播，就是在揭示一種外來文化人華歷程、在華命運走向及其所包含的內在機制與豐富的個性特征，也可以說是在探索一種跨時代、跨地域、跨民族的文化傳播，探索一種獨具特色的文明交往形態以及這種交往形態所帶來的深刻影響。作者以觀音信仰的淵源與傳播為考察對象，對佛教文化的跨國傳播做出很多哲學思考，并在此基礎上反思中印兩國之間的整個文明交往。所以本書不只是簡單地考察歷史，勾畫線索，把握脈絡，而是在研究觀音信仰從印度到中國的歷史進程的同時，思索和分析文明交往這個既具有豐富內涵，又具有廣博外延的理論問題。作者探討觀音文化的最終的目的還是希望“可以為人類文化傳播與交流的研究提供具體的例證和有益的借鑒。在中西方文明交往空前活躍并深刻影響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今天，應該說，本書所揭示的中印佛教文明交往歷程與交往特征的確具有很強的現實啟示作用。

學術無止境，這本著作的出世，并不意味著觀音信仰研究的完成；恰恰相反，作者只是為觀音信仰的研究打開了一扇大門，借助這一大門也使我們看到了觀音文化中許多領域還需要進一步挖掘。首先，藏地號稱是“觀音教化之地”，藏傳佛教是中國佛教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由于語言的限制，藏地的觀音信仰未能體現在本書中；其次，日本學者在觀音信仰方面有很多研究，盡管涉及印度觀音淵源以及向中國輸入的部分并不是很多，但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很重要，本書如能全面借鑒和吸收的話，一定會使得觀音文化的研究獲得進一步的拓展。第三，作者對敦煌文獻中有關觀音的文獻雖有涉及但還非常薄弱，而敦煌文獻對于解釋印度觀音信仰的中國化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盡管這并不是《淵源》一書的研究主線，但卻是其自然的延伸；第四，《淵源》一書尚未對印度觀音信仰終止向中國輸入的宋代以后中國觀音信仰的演變進行研究，說明本書在觀音信仰研究方面依然存在進一步擴展的空間。

無論如何，《淵源》一書都是值得一讀的高品位的學術專著，我們對于作者付出的辛勤勞動表示尊敬，對于作者的眾多創新表示由衷的祝賀，并期待著作者能有更好的作品不斷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