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詩學視域下兒童主體性的張揚

劉新敖

（湖南城市學院 中文系，湖南 益陽 413000）

文化詩學視域下兒童主體性的張揚

劉新敖

（湖南城市學院 中文系，湖南 益陽 413000）

王泉教授的著作《兒童文學的文化坐標》通過兒童文學與文化詩學的聯姻，立足于兒童文學的創作現狀，為兒童主體性的形成和發展建立一個審美空間和話語空間。在兒童文學領域，兒童主體性的張揚，從縱向來說，形成于多元文化空間的交替、變更及遞進發展的歷史空間之中；從橫向來說，形成于地域文化“在場”和“不在場”的矛盾及其多樣性和流動性之中。兒童文學的文化坐標，正是形成于此。

《兒童文學的文化坐標》；文化詩學；兒童文學；主體性

文化詩學作為文學理論語境、文化語境交織下的產物，從一開始就面臨著一個基本理論問題：在語言、文本、審美與文化等諸要素的相互建構中，如何確立文化詩學研究的主體？如果將研究立場確立于文學文本研究則是一般的文學研究，而過多側重于文化研究則又使其成為單一的文化研究。這一問題在王泉的兒童文學研究的著作《兒童文學的文化坐標》中得到了有效解決——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兒童文學與文化詩學的聯姻。

兒童文學與文化詩學的聯姻即兒童文化的文化輻射或者說文化對兒童文學的指引，對于文學研究本身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話題。作為致力于兒童文學研究的學者，作者正是立足于兒童文學的創作現狀，以文化詩學為基本闡釋方法來開展其研究的，而聯結兩者的基本途徑正是作者所標舉的兒童主體性的張揚。它一方面是聯結這兩者的基本途徑，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兒童文學研究的目標所在。正如作者所指出，兒童文學以刻畫兒童的成長為己任，追求人生哲學的厚重感。它多傾向于表現生命、生存、人性等人類普遍性話題，同時給兒童以清新的審美視野、道德視野，加深了他們對同齡人的了解、溝通，為他們尋求同一性提供了一個參照系數，促使他們正常的社會化過程。兒童文化的重任之一，就在于為兒童主體性的形成和發展建立一個審美空間和話語空間。

兒童主體性的張揚，從縱向來說，形成于文化的歷史空間之中。盡管作者主要將研究個案限定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兒童文學創作之中，但不難發現，兒童文學的發展軌跡在某一程度與社會文化的演變規律相契合。多元文化空間的交替、變更及遞進發展，為兒童文學的創作提供了多元的話語表達空間和審美空間，也為兒童主體性的形成和張揚提供了基本場域。

無庸質疑，作為本土化的文化產物，兒童文學的發展不可能離開本土的民族傳統文化而生存。無論是儒家所提倡的關注社會、國家和民族的憂患意識和積極入世的文化心理，還是道家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詩意棲居的生活理想，都在兒童文學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曹文軒、秦文君、梅子涵、孫幼軍、周銳等作家以自己的兒童文學創作實踐作出了答復。以曹文軒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人格和以秦文君、梅子涵為代表的道家文化人格正是中國兒童文學創作與中華傳統文化溝通的源泉。作者堅信，兒童主體性確立的基石就在于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兒童文學作為一個詩化文本的意義空間，如果缺乏與文化發展的相互建構，則會毫無張力可言，兒童主體性的發展也只是一個全然脫離當下的烏托邦。作者顯然洞察到了這一點，他密切關注社會文化的發展方向，并進而將現代主義文化與后現代主義文化與兒童文學的相互關系問題納入自己的學術視野。90年代以來的兒童文學作家自覺在創作中吸收了現代主義的文化精神，形成了一種具有現代先鋒意識和創新精神并對傳統持批判和超越態度的文學觀念和美學傾向。主要表現為游戲精神的張揚與幽默的美學追求，兒童文學對于現代主義文化的吸取并不意味著對傳統文化的摒棄，相反，它在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中得到交融、碰撞和發展。在現代主義文化語境中，兒童主體性的張揚形成于作家們運用兒童的眼光、心理、語言和思維方式去表達兒童喜歡的游戲和幽默。如果說在傳統文化語境中，兒童文學對其批判和接受更多表現為文化對兒童主體性的塑造的話，那么，在現代主義的話語空間之中，兒童文學則主要表現為兒童主體性對于成人話語權利的一種制約和它對于現代主義文化的一種建構。正是這種多元語境的共生催生了鄭淵潔、周銳、冰波、張秋生、黃瑞云、劉征等作家的童話和寓言，這些童話和寓言的共同特點是緊扣兒童性，充分張揚了兒童的主體性。如果說兒童文學與現代主義小說的相互影響是對兒童主體性的極力張揚的話，那么，后現代主義文化對于兒童文學的影響，則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撥。無論是生態文化語境下的動物小說、都市文化語境下的少年小說，還是直面后現代的新生代科幻小說,“80后”的狂歡化寫作，都體現著個體表達的極度張揚、對于工具理性的深刻反思以及消解中心等后現代的真實圖景。

作為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青年學者，作者就文化發展對兒童文學創作所帶來的弊病作出了一針見血的批評。隨著現代傳媒對兒童文學的介入，兒童文學創作成人化的趨勢明顯，新時期童話苦難的缺失與成人化趨勢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產生的一種世俗化。在這種背景下，回歸童年，重鑄兒童的主體性就勢在必行。新生代科幻小說在帶來兒童主體性極度張揚的同時，也被深刻地打上了現代技術中心論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又消解了人的主體性，這是后現代的文化策略所在，也正是兒童文學發展的陷阱所在。對于文壇的“小鬼當家”現象，作者也是異常冷靜地指出，這些狂歡話語的背后缺乏必要的價值支持系統，摒棄意義的狂歡注定是淺薄的，無異于作繭自縛。這些有的放矢的批評正中當前兒童文學創作的弊病，對于兒童文學的健康發展大有裨益。

兒童主體性的張揚，從橫向來說，形成于文化的地域空間之中。從學理上來說，文化地域空間和兒童主體性的張揚形成于“在場”和“不在場”的張力。地域文化是經由長期的歷史積淀所形成的，因此，它在影響兒童文學作家創作時，顯現出“在場”和“不在場”的矛盾統一。一方面,作家的創作心態始終受地域文化的影響，從這一點來說，它是‘在場’的；而另一方面，由于作家生活的地域的變化，出現了對一種地域文化的饑餓感而加倍懷念童年生活的地域，導致了對另一地域文化的漠視?！霸趫觥焙汀安辉趫觥钡膹埩π纬捎趦蓚€主體層面：其一是兒童文學創作主體在地域文化語境中的“在場”和“不在場”；其二是兒童主體在地域文化語境中的“在場”和“不在場”。兩者在由地域文化空間和兒童文學文本所構建的審美空間中相互影響。兒童主體在地域文化語境中的“在場”主要體現于兒童主體性對于作家創作的影響以及兒童文學作品在接受過程中，兒童作為讀者對作品所描述的地域文化的一種自我認同感；兒童主體的“不在場”則主要是作家對另一地域文化的漠視的結果，它表現為對于地域文化的自我認同感的缺失。有必要強調的是，在地域文化語境中探討“在場”和“不在場”的基本理論前提是兒童主體性的凸現。正如作者所言，地域文化對兒童文學創作之影響深受童年經驗之制約，在地域文化“在場”和“不在場”的矛盾中，兒童主體性首先在這一點上得到確立，曹文軒在回溯地域文化中表現出的豐富而美麗的痛苦即是例證。

此外，兒童主體性張揚所需的審美空間還形成于地域文化的多樣性和流動性。從東北作家王立春、佟希仁的關東文化書寫，到臺灣作家蓉子、管家琪的海洋文化書寫，再到湖湘文化、巴蜀文化、關中文化書寫，兒童文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副色彩斑斕的文化地圖。與兒童文學的“在場”和“不在場”相對應，這種地域文化呈明顯的多樣性和流動性。地域文化的多樣性表征著這一地域文化的潛在意識，正是它為90年代以來兒童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但地域文化的流動性同樣說明，兒童文學豐富的文化地圖實質上并未離開過多作家們或者讀者群所關注的熱土——自然。從這個角度來說，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凸現，歸根結底，它是在哲學層面上對人的關注和思考，兒童主體性在這一意義上得以凸現。地域文化的豐富多樣性直接影響到兒童文學創作的多元性。但無如何多樣，自然地域與人文地域均為90年代以來的中國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提供了不同的發展空間。正因為如此，兒童文學創作與地域文化的關系才上升到一種哲學層面的人與自然的關系。當兒童文學作家在創作中去表現這種‘自然’時，‘自然’已成為一種人化的‘自然’，而當讀者在閱讀作品中的地域文化時，又會還原到‘自然’本身。作者顯然注重了這一過程中的流動性，兒童主體性正是通過自然地域與人文地域、人與自然、閱讀者與創作者的對話得以張揚。

如果說兒童文學的文化坐標形成于這種縱橫交錯的詩化的文化領域之中的話，其交匯點則在于兩者所建構的對話空間。在文化的歷史空間和地域空間中，對話在這幾個維度上展開：首先是民族文化傳統與現代文化的交融與對話。對此作者旗幟鮮明主張應在兒童文學中吸取傳統文化的優良傳統并與現代先進文化相結合來塑造兒童的主體性，對于它們為兒童文學帶來的負面影響則應批判和摒棄。其次是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族文化的對話和交融。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族文化的對話與交融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為地域文化之間的對話和交融。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鶴表現草原文化和土家族作家李傳鋒表現巴楚文化的動物小說以及楊志軍表現漢藏文化交融的《藏獒》，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文化風格，為兒童的成長注入了新鮮血液，為兒童主體性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再次是成人和少年的對話。這正是作者所標舉的“回歸童年”的主張?；貧w童年，不僅僅體現于創作之中，而且同樣體現于兒童文學的批評之中。正如作者所說，兒童文學要充分面向自然，所描寫的對象要依照自然規律，切忌使用成人話語，更應反對那種以社會意識形態為中心的文化霸權主義。同樣，對于兒童批評也應充分享受自由，不能搞話語霸權，只有如此，才能促使兒童文學和兒童的全面、自由發展。

童慶炳在《文化詩學的學術空間》一文中指出，文化詩學的學術空間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文學的歷史文化和現實文化語境的研究；文學的文化意義載體的研究；文學與別的文化形態互動研究。應該說，《兒童文學的文化坐標》一書以兒童主體性的張揚為切入點，實踐了童慶炳對于文化詩學學術空間的預言。在全球化的時代，當下的中國更需要自己的文化坐標而不是任何偶像。文化偶像應讓位于文化對話，以及對生命的體認和對人的終極關懷的珍視。在作者看來，兒童文學的文化坐標的建立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空間指向，它是以兒童主體性發展為己任的一種文化輻射。這種文化輻射站在兒童的立場，以兒童興趣為中心，因而，作者以廣博的視野和立體的思維考察 90年代以來的兒童文學創作實踐的目的也只有一個：高揚兒童的主體性，更好地促使兒童健康成長。

從這個意義上說，《兒童文學的文化坐標》一書不僅是一本深度和廣度結合的學術著作，更是一本適合廣大家長和中小學教師實施兒童素質教育的優秀讀物。

[1] 王泉. 兒童文學的文化坐標[M]. 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15.

[2] 童慶炳. 文化詩學的學術空間[J], 東南學術, 1999(5):8-11.

Abstract:Professor Wang-quan’s work the Cultural Coordinat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connecting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poetics on the basis of the current creation status, has constructed an esthetic space and discourse space for the formation of children’s subjectivity. Children’s subjectivity in the field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ormed from the alternation, change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multi-cultural space in historical space if we study it longitudinally, and it is formed from the contradiction, diversity and fluidity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absent if we studied it transversely. The cultural coordinat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formed here.

Key words:the Cultural Coordinat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cultural poetics; children’s literature;subjectivity

（責任編校：彭 萍）

Manifestation of Children’s Subjectivity under the Horizon of Cultural Poetics

LIU Xin-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Hunan City University, , Yiyang, Hunan 413000, China）

G 236

A

1672–1942(2010)04–0108–03

2010-03-28

劉新敖（1981-），男，湖南婁底人，講師，主要從事文藝美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