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的語篇分析觀

陳瑜敏 黃國文

(中山大學,廣州,520275)

1. “悉尼學派”和語篇分析

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創立者M.A.K. Halliday近年來多次強調,他的語言學是“適用語言學”(appliable linguistics),創建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目的之一是為解決(潛在的)語言消費者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提供一個理論(Halliday 2006;黃國文等2006)。過去幾十年來,該語言學理論在語篇分析中得到廣泛應用,這是作為適用語言學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密切聯系社會現實生活的重要表現之一。

自1975年Halliday建立悉尼大學語言學系以來,悉尼及周邊地區一直是國際上系統功能語言學者活躍的地區之一。馬丁(James R. Martin)是悉尼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馬丁及其同事善于運用語篇分析中總結的語言學規律來指導教學實踐,并注重在語篇分析的實踐中發展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包括提出了基于語篇體裁的讀寫教學法(genre-based literacy pedagogy),創立了評價分析框架(APPRAISAL analysis framework,也有人稱之為“評價理論”),等等。近年來,悉尼學派還與社會學和教育學者密切合作,開展了關于教育語篇特征、知識結構的研究(見Christie & Martin 2007;Freebodyetal. 2008)。以馬丁為代表的悉尼學派始終將語篇分析研究與社會文化生活緊密結合,這與Halliday“適用語言學”的思想一脈相承。本文通過評介馬丁近30年來在語篇分析領域的主要論文,對悉尼學派的語篇分析思想作一梳理。這些論文均被收錄在近期出版的《馬丁文集》(CollectedWorksofJamesR.Martin)之《語篇分析》卷中。

2. 語篇分析的論著

《語篇分析》卷收錄了馬丁與其同事從1985年到2008年20多年間撰寫的關于語篇分析的11篇文章。這些文章的內容涉及語篇分析中的語篇體裁研究、讀寫教學法、評價分析框架、積極話語分析、多模態話語分析等多個方面。下面的介紹將圍繞這幾方面展開,同時提供一些延伸閱讀,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3. 評介

《語篇分析》卷中的各章節按照文章發表年份排序,但本文的介紹并不完全按照章節的次序,而選擇把主題相近的文章放在一起討論,以便更好地梳理和把握理論體系的發展脈絡。這些主題涉及語篇體裁研究、人際意義研究、多模態話語分析等三部分。

3.1 語篇體裁研究

該卷中的“關于闡釋文的分析”和“抽象化之波:闡釋文的組篇”兩篇文章討論的主題都是闡釋文(exposition)這一語篇體裁,并且都與寫作教學密切相關,但兩篇文章的側重點各有不同。前文討論了闡釋文寫作與敘述文寫作的差別,從詞匯語法、語篇、語域和語篇體裁等各個層面考察了闡釋文的語言學特征,強調要在寫作教學中培養學生和教師的“語篇體裁意識”(genre consciousness)。文章指出,闡釋文是從“旁觀者”而非“參與者”的角度來描述事物/事件,而敘述文是記敘特定個體經歷的具體事件,與敘述文相比,闡釋文較為客觀、籠統、抽象,通常闡述的是某一類人或事物不受時空限制的較穩定特征。在語言特征方面,闡釋文一般較少運用明確表達作者個人情感態度的詞匯(如:The excursion isfun.)或心理過程(如:Ilike...),而采用對情感態度取向進行非個性化的客觀處理的做法(如:Itisgoodto have...),并且在表達作者個人態度時,常常伴隨著支持這種態度的理由。根據論點性質的不同,闡釋文可分為兩類:道德闡釋(如社論、政治演說和辯論等)和事實闡釋(如課堂教學、學術論文和講座等)。馬丁在文章中討論的主要是事實闡釋,他從及物系統、主位、銜接、語域、意識形態等多方面考察了事實闡釋的語言學特征,初步提出了對闡釋文的分類(解釋型、解讀型、評價型、辯論型),并對比了這幾類闡釋文在綱要式結構(schematic structure)方面的異同。文章提出,學生的語言學知識水平、教師的態度以及學校課程設置和考試制度等因素都會對闡釋文寫作學習產生影響,語言學研究者的任務在于向教育工作者提供語法描述和語篇分析,引導教育者更好地了解語言、從事教學。

“抽象化之波:闡釋文的組篇”一文的關注點包括闡釋文中的主位結構、信息結構和語法隱喻。通過對一篇學生習作的多個修改版本的分析,作者討論了主位在組織語篇中的作用,指出名物化等語法隱喻手段在進行小結和充當評價性小句的主位成分、預測語篇發展中的作用,表明不同程度語法隱喻的使用有利于構建語篇中多個層次的抽象化程度。對語法隱喻研究感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閱讀Halliday(1985:342-366),Halliday和Martin(1993),Martin(1992),Simon-Vandenbergen等(2003)以及Taverniers(2002)等學者的論著。悉尼學派對語篇體裁的新近研究還表明,闡釋文屬于歷史語篇體裁中辯論型體裁的一種(除了闡釋以外,辯論型體裁還包括挑戰和討論),具體可參閱《語篇體裁的關系——文化的映射》一書中的相關論述(Martin & Rose 2008:116-121)。

“瘋狂的語言:是方法還是紊亂”從側面探討了語篇體裁問題。文章對比了兩種“瘋狂的語言”的語言學特征:一種是現實生活中腦外傷病人或精神分裂癥患者所說的語言(真正的思維紊亂),另一種是文學作品中作者有目的地使用近似“瘋狂”的語言(一種文學手法)。分析表明,從局部的語音和詞匯語法的使用來看,精神病患者的語言并不令人覺得異常,但從語篇體裁的角度看,他們產出的整個語篇是破碎的、不連貫的,比如患者在說話時對主位的選擇就沒有體現語篇體裁的特征?；颊叩恼Z篇通過詞語搭配和語音或語法上的排比來推進,缺乏統領全篇的主題和目的。換言之,現實中癲狂話語的詞匯語法不能體現更高一層級的語域、語篇體裁和意識形態,由此導致患者無法跟社會中的其他成員進行正常的溝通和交往。然而在文學作品中,“瘋狂的語言”是不少寫作者常用的手法之一,是寫作者“前景化”(foregrounding)的重要手段。馬丁進而分析了前景化這一文體學特征,即文學中的某些選擇系統地由語域、語篇體裁、意識形態以外的某種因素支配,語境因素并不能窮盡預測語篇的某些特點。文學作品中通過前景化所達到的懸而未決的意味并不會像現實中瘋癲的話語那樣影響對語篇的整體理解;相反,前景化是一種獨特的文學表達方式,為寫作者的主題服務。Halliday(1982a)從詞匯語法層和語義層的分離、“去除自動”(de-automatization)來討論前景化特征。而馬丁則認為,Halliday(1982a)所說的“去除自動”更多的是指語言層面和語境層面的部分分離,雖然文學語言(譬如詩歌)并不完全體現當前的社會語境,但卻為特定的文學主題服務。前景化包括相對于語言系統的前景化和相對于特定語篇的前景化,兩種前景化都為主題的表達服務。馬丁在文章最后指出了構建基于語言學理論、將文學話語和非文學話語區別對待的分析模型的重要性。

“危險,有鯊魚！——學生寫作的評估和評價”一文的主題同樣是悉尼學派的語篇體裁理論,這篇文章在首屆澳大利亞系統功能語言學會議(The Inaugural Australian Systemic Linguistics Conference,Deakin University,1990)上宣讀,反映了馬丁、Anne Cranny-Francis、Alison Lee和Robin McCormack等學者關于語篇體裁教學法的學術對話,從中可以看出當時(20世紀90年代初期)澳大利亞教育語言學界“語篇體裁與過程”之爭(“genre versus process” debate)。過程論者試圖將英語中敘述文等寫作方式強加于其它學校課程之上,認為閱讀和寫作是學生發展自我的手段;語篇體裁研究者則認為,敘述型語篇體裁并不能代表學校課程和現實社會生活中多種語篇體裁共存的真實情況,他們重視不同社會語境中語言的使用,提出不能低估歷史語篇、科學語篇中“事實寫作”(factual writing)(Martin 1985/1989)的價值。關于教育語言學界這一激烈爭論的介紹可參閱Reid(1987),Threadgold(1988)和Thibault(1989)等。

圍繞對語篇體裁教學法的討論,四位學者對同一篇學生敘述文習作(即“鯊魚語篇”)分別進行了四種不同角度的解讀:(1)機構英語解讀,(2)社會符號學解讀,(3)語言學解讀,和(4)心理分析。各學者對這幾種解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McCormack的機構英語解讀反映了傳統讀寫教學對英語寫作的看法,他認為英語寫作體現的并不是對概念和程序的掌握,而是道德文化方面的成長,要達到高年級“反思性短文”(reflective essay)的寫作要求,學生需要從個體經驗中提煉出敘述成分,再將敘述成分轉變成寫作者的寓意,將情感和理性聯系起來。其中“鯊魚語篇”中的“夢境設計”是兒童文學中常用的寫作方法,它將平淡無奇的日常情景與冒險獨立等價值觀聯系起來;同時McCormack也承認,在這個過程中來自邊緣化社會文化群體的學生處于劣勢地位,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與中產階級兒童一樣的社會化過程。Anne Cranny-Francis對“鯊魚語篇”進行了社會符號學解讀,認為該語篇屬于常規的“虛構、幻想的語篇體裁”,語篇中一系列的能指(鰭—沖浪板—巖石—鯊魚—鯊魚牙齒)推動了敘述的發展,在意識形態層面反映了一種試圖顛覆現有權勢關系的破壞性力量;她指出,批判性的教學法有利于學生理解各種語篇體裁的使用和慣例,尤其有利于邊緣化的群體掌握話語的權勢。馬丁運用語言學理論(Halliday 1985;Martin 1992)對“鯊魚語篇”進行語篇分析,考察的方面包括及物系統、語氣、主位結構、評價意義、名物化、指示、詞匯銜接、小句復合體和語篇體裁結構等方面,分析揭示了敘事語篇在詞匯語法層面和語篇語義層面的語言學特征;他提出,在讀寫教學中需要一個多角度考察語篇在體裁、語域、詞匯語法、音系學等特征的“多模塊模型”(a multi-modular model)。最近十幾年來,系統功能語言學者在這方面作出了一定努力,所涵蓋的方面包括語篇體裁分析、語言的技術性與抽象化、評價意義、信息流、多模態話語分析等方面,具體可參閱Freebody等(2008)。Alison Lee對“鯊魚語篇”作了心理分析,并提出與讀寫教學相關的三個思考的方面,在此不一一贅述。對悉尼學派語篇體裁教學法感興趣的讀者可參考Martin(2000/2006,2001)以及Martin和Rose(2007)中的相關介紹。

同樣圍繞語篇體裁研究的文章還有“對中斷的評價:中學敘述文的主題象征”。這篇文章與前面介紹的三篇文章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增加了對評價意義的關注,評價分析框架的前期發展在這篇文章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闡釋。該文在Plum(1988)和Rothery(1990)研究的基礎上,探討了人際意義(尤其是情感子系統)在構建敘述文語篇體裁(以軼事為例)中的重要性。文章首先概述了當時對敘述文研究的成果,包括故事語篇體裁(story genres)的系統網絡以及復述(recount)、軼事(anecdote)、例證(exemplum)和對個人經歷的敘述(narrative of personal experience)等四類語篇體裁的綱要式結構。值得一提的是,悉尼學派的新近研究表明,故事語篇體裁的系統網絡中還包括新聞故事(news story)和觀察(observation)兩種語篇體裁(Martin & Rose 2008:78)。馬丁指出,在理解“語篇體裁”(genre)這一概念時要注意它是一個動態開放的符號系統,在分層次的(stratified)語境模型中(Martin 1991,1992,1999),語篇體裁可被視為體現敘述文隱含的價值觀等主題意義的表征(token)。文章還考察了語場和語旨等語域要素如何構建語篇體裁、表現主題,同時討論了敘述的中斷(disruption)和對中斷的評價(evaluation)這兩個參數。文章初步提出了考察情感系統的五個方面(是積極還是消極、是外在表現還是心理感受、是對特定事物的情緒反應還是籠統持續的心理狀態、情感的強烈程度和情感類型)。馬丁此后對情感系統的研究(如《評價的語言——英語中的評價意義》)(Martin & White 2005:46-52)基本遵循了這五個方面,并補充了意圖和反應之分等內容。文章指出,情感可被直接嵌入(inscribed)或由概念標記(ideational token)間接激發(evoked,后改為invoked)(Martin & White 2005:67)。語場中斷、語旨評價和語篇體裁的階段性特征三者之間密切相關,語場中斷通常伴隨著從積極評價到消極評價的轉變,這一特征貫穿語篇體裁的各個階段。其中,“評議”(Evaluation)這一語篇體裁階段對敘述文的解讀十分關鍵,通常由“指向”(Orientation)和“尾聲”(Coda)等部分來加強,在表現故事主題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文章最后提出,需要運用語言學、符號學理論來研究敘述文語篇,讓學生掌握主流的閱讀定位,同時了解其它可能的閱讀方式,從而獲得讀寫教學的成功。

3.2 人際意義研究

對人際意義的研究是馬丁重要的理論貢獻之一,除“對中斷的評價:中學敘述文的主題象征”以外,本書關于人際意義研究的章節還有“宏觀提議:意義的程度之分”、“人際意義、勸導和公共語篇:符號的沖擊”和“哀悼:聯盟的方式”?！昂暧^提議”一文選自論文集《語篇描述:對籌集資金語篇的多樣化分析》,該書匯集了多位語言學家對同一“Zero Population Growth”(ZPG)語篇的語言學分析?！昂暧^提議”一文在Halliday(1979,1982b)對小句和語篇關系研究的基礎上,探討了該語篇在概念意義方面的構成性特征(constituency)和人際意義方面的韻律性特征(prosody)。文章提出,人際意義包括密切相關的兩個方面:表達說話者與聽話者關系的“行為”(action)和表達說話者個人態度的“反應”(reaction)。從“行為”角度看,語篇可被視為宏觀提議,在語篇語義層面由交換結構(exchange structure)來體現,在語法層面則由祈使語氣體現;從“反應”角度看,評價意義在語篇中的分布并不是任意的,程度高的評價意義通常與引起注意、提出要求相聯系,而程度低的評價意義往往與對服務的闡述相關。人際意義的體現形式具有連續、積累的特點,以韻律的形式貫穿于整個語篇。文章還探討了體現意義程度之分的語法資源(如amplification的韻律體現)。研究表明,語言內在的多功能性除了與語境層面的語域要素相對應以外,還與語篇體裁的結構相對應;語言的意義和結構密不可分,需要超越形式語言學的理論方法來探討語篇語義和小句。

如果說“宏觀提議:意義的程度之分”區分了人際意義中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和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而“對中斷的評價:中學敘述文的主題象征”主要關注情感態度、評價意義等主體性特征,“人際意義、勸導和公共語篇:符號的沖擊”一文的重點則放在協商等主體間特征。該文考察了澳大利亞主流報紙之一SydneyMorningHerald刊登的一則讀者來信中的情態系統,分析指出,人際語法隱喻在語篇中的靈活使用增強了措辭的表現力,情態的語法隱喻包括運用投射(projection)來彰顯說話者作為情態評估(modal assessment)的來源(如:I reckon that...),也包括運用名物化(nominalization)將情態評估的主體隱藏為不容挑戰的客觀事實(如:It is a dead certainty that...)。除導向性(subjectivity ORIENTATION,objectivity ORIENTATION)外,情態系統的其它方面還包括價值(high/median/low VALUE)、表現(implicit/explicit MANIFESTATION)和種類(modalization/modulation)。文章分析表明,情態在對話中是進行協商的重要資源,而在獨白中又是進行閱讀定位的重要資源。馬丁指出,情態系統所能體現的意義潛勢并非都能被社會各階層掌握,這就需要明確的批判性讀寫教學,培養批判性語言意識(critical language awareness),讓學生掌握相應的語法資源及其意義潛勢。

“哀悼:聯盟的方式”最初發表在學術期刊Discourse&Society的“9·11”事件專號上,分析的語料是HKMagazine雜志在“9·11”事件十天后發表的社論“Mourning”。該文的分析重點也是人際意義中的評價系統,將此文與“對中斷的評價:中學敘述文的主題象征”(1996)作比較,可以看出評價分析框架的發展和完善過程。HKMagazine的讀者群包括來自不同背景的多個群體(包括在香港工作的西方人士、海外華人、在西方國家學習和工作的華人等等),文章通過分析“Mourning”一文中態度、分級、介入系統的運用,研究評價性語言資源如何聯盟多元化的讀者,從而達成閱讀取向中情感態度的一致。分析表明,在情感態度的定位上,“Mourning”社論中對“9·11”事件中生命喪失的悲傷情感(affect)逐漸轉為對“9·11”之后在亞洲不同地區發生的歧視有色人種個案的評判(judgement),最后的評價取向為對悲劇之后正常秩序被破壞和理性喪失的“哀悼”。具體來說,在態度系統(attitude)方面,情感關注的是情緒,評判關注的是品格和原則,鑒賞關注的是品位和偏好,同情與批評可以并存;就分級系統(graduation)而言,開篇飽和而強烈的情感逐漸轉弱,評判和鑒賞被置于超主位和宏觀主位,以渲染語篇的態度取向;從介入系統(engagement)看,情態、投射等語言資源的運用協調語篇中多種聲音的互動。在理論層面,馬丁指出,協商一致(negotiating solidarity)是涉及不同情感種類和不同社會群體的復雜過程,隨著語篇的展開,評價意義會重新定位讀者的閱讀取向,語篇中理智(sense)與情感(sensibility)形成動態互動:從意識形態(ideology)看,語篇是圍繞理性、事實來展開的;從價值論(axiology)看,語篇的修辭力量有利于聯盟讀者、在情感態度取向上使之成為一致的團體。

3.3 多模態話語分析

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指導下的語篇分析開始關注語言以外的意義資源(Iedema 2003:32)。進入21世紀后,這一趨勢不斷增強,其理論方法被廣泛應用于印刷文本、多媒體視聽材料、網頁超文本和三維立體實物,研究對象涵蓋了交際中常見的多種符號模態(如圖像、聲音、動作等)?！把胖?‘自由’在單個語篇中的演變”、“中產階級的想象:生活方式雜志中的再度殖民化語篇特征”和“模態間關系與和解信息:雙方的合力”都涉及多模態話語分析。

“雅致:‘自由’在單個語篇中的演變”最初發表于學術期刊DiscourseStudies的創刊號,隨后被Teun A. van Dijk(2007)主編的五卷本《話語研究》(DiscourseStudies)的第四卷收錄。這篇文章有三個突出的方面:(1)提出了積極話語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PDA)的概念;(2)論述了多模態話語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MDA)在語篇分析中的意義;(3)闡釋了對單個語篇的研究在語篇分析中的作用。文章分析的對象是Nelson Mandela的自傳LongWalktoFreedom書后的一則自傳體復述(autobiographic recount),考察的方面包括及物系統、語氣系統、主位、語法隱喻、詞匯隱喻、時態、語篇的格律、邏輯語義關系等語言學特征,同時還對該自傳相對應的插圖本TheIllustratedLongWalktoFreedom進行多模態話語分析。分析表明,語法隱喻的運用使“自由”的表述在語法上更為機動靈活,對Mandela生平的線形描述和他對自由不斷加深的理解交織成“螺旋式的”語篇特征。文章還考察了帶有照片、批注和文本的多模態語篇,所使用的分析工具是Kress和van Leeuwen(1996)的社會符號學分析法,涵蓋的內容包括構圖意義方面的已知—新信息、理想—真實信息,互動意義中的視覺接觸、社會距離以及再現意義中的矢量等方面。

馬丁在這篇文章里提倡一種跟批評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形成互補的“積極話語分析”。雖然積極話語分析和批評話語分析都強調話語理論的社會實踐性,但批評話語分析主張批判和解構,而積極話語分析則重視鼓舞和激勵。馬丁強調,語篇分析不可避免要涉及多模態話語分析。長久以來,語言以外的符號模態(如圖像、聲音、動作等)被籠統地概括為語境,在語篇分析中也往往沒有得到系統的描述。文章提出,語篇分析者需要從社會符號學的角度來解讀語境,將語境作為意義系統來考察。對多模態話語分析感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閱讀Baldry和Thibault(2006),Bateman(2008),Kress和van Leeuwen(2001,2006),Iedema(2003),Lemke(1998,2002),Martinec(2005),O’Toole(1994),O’Halloran(2008),van Leeuwen(1999,2005),胡壯麟(2007),李戰子(2003)和朱永生(2007)等的相關著述。文章最后對比了語篇分析的兩種方法:對數量少的語篇進行細致的語言學分析和對大量語篇進行分析的語料庫方法。馬丁指出,兩種方法的區分在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考察的參數越多,能顧及的語篇數量自然越小,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對系統的研究不能脫離語篇,對語篇的考察也不能忽視系統;對具體語篇進行細致的語言學描述,有利于了解語篇的社會影響以及語言變化對語篇體裁的影響。

與上面介紹的“人際意義、勸導和公共語篇:符號的沖擊”和“哀悼:聯盟的方式”一樣,“中產階級的想象:生活方式雜志中的再度殖民化語篇特征”一文考察的對象也是報紙、雜志等公共語篇。這篇文章關注這樣一個問題:語言學/符號學為進行詳盡的語篇分析提供了理論支持,雖然從理論上說,對一個語篇進行窮盡的分析是可能的,但是實際上語篇分析者一般不會這么做,因為窮盡的分析往往不經濟,有的甚至是毫無意義或不可能的,分析重點的取舍常常取決于分析者的研究目的、研究興趣和分析能力(黃國文1988,2001)。在分析具體語篇時,哪些方面是值得分析的？為什么要分析某些方面而不是其它方面？馬丁對此的回答是:意識形態無處不在,語篇分析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揭示語篇背后的意識形態。馬丁首先歸納了系統功能符號學(systemic functional semiotics,SFS)從分層級角度(hierarchy)和從互補角度(complementarity)進行語篇分析的理論方法,并小結了功能語篇分析的功能/層次矩陣。從分層級的角度看,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 精密度(delicacy):分類——從籠統到明確;

■ 級(rank):組成——從整體到部分;

■ 體現(realization):分層次——從抽象到具體;

■ 示例化(instantiation):穩定性——從系統到實例;

■ 個體化(individuation):編碼導向——從特定文化中的所有意義潛勢到特定個體的語域/語篇體裁集合。

其中的體現、級、精密度等概念較為人們所了解?！绑w現”用于描述符號系統各層面之間的關系,以語言為例,包括音系層、詞匯語法層、語篇語義層以及語境層中的語域和語篇體裁;“級”描述的是某個層面中的單位或成分的等級關系,以詞匯語法層為例,小句由詞組(或短語)組成,詞組(或短語)由詞組成,詞由詞素組成;“精密度”是指系統網絡從左到右不斷細分,一個系統的特征可以成為精密程度更高系統的入列條件,例如小句的語氣系統包括指示和祈使,其中指示可以進一步分為陳述和疑問。如果分析對象是多個關聯的語篇,我們可以從“示例化”的角度來考察該語篇所屬的語篇類型、語域和語篇體裁的規律性特征,還可以從“個體化”的角度研究同一作者或同一流派一系列作品的風格。

此外,從互補的角度進行語篇分析,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 從發生學(genesis)的角度看,互補的方面有單個語篇發生、個體發生、系統發生;

■ 從模態(modality)看,有語言、圖像等;

■ 從元功能(metafunction)看,有概念功能、人際功能、組篇功能;

■ 從軸(axis)看,系統和結構是互補的方面。

元功能為功能語篇分析者所熟知。其它互補的方面,就發生學來說,logogenesis(話語發生)指的是單個語篇中語言學特征的變化,ontogenesis(個體發生)考察個體不同階段在語言學上的發展,phylogenesis(種系發生)研究語言學特征歷時的演變。模態指的是交際的渠道,更準確的表述是符號模態(semiotic mode)(Kress & van Leeuwen 2001:20),常見的符號模態包括語言、圖像、聲音、空間和身體動作等,系統功能符號學主要以話語中涉及的符號系統的數量來界定多模態話語。在研究系統的同時,還可考察意義的粒子型、韻律型、格律型實現方式。

“中產階級的想象”以一份澳大利亞雜志中包含的文本、人物肖像、風景照片的多模態語篇為語料,分析了該語篇在排版、評價資源、格律、語篇體裁、構圖、色彩銜接等語言學和符號學特征。分析表明,該雜志中鼓吹的生活方式僅為少數上層中產階級所擁有,這實際上是非原著民的中產階級進行再度殖民化的表現。

“模態間關系與和解信息:雙方的合力”是馬丁在2006年澳大利亞系統功能語言學會議上宣讀的論文,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多模態語篇與多元讀寫:符號學理論與教學實踐”(Multimodal Texts & Multiliteracies:Semiotic Theory & Practical Pedagogy),主要會議論文被收入由Len Unsworth(2008)主編的論文集《新讀寫與英語課程:多模態視角》(NewLiteraciesandtheEnglishCurriculum:MultimodalPerspectives)。與“雅致:‘自由’在單個語篇中的演變”(1999)類似,“模態間關系與和解信息”一文的兩大關注點同樣是多模態話語分析和積極話語分析。這篇文章的分析對象是一本面向小學高年級讀者的兒童圖書PhotographsintheMud,主要探討圖書中的語言和圖像如何聯盟讀者、傳遞“和解”這一主題信息,撫平二戰時日澳兩國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戰爭給兩國人民帶來的心靈創傷。研究指出,語言和圖像具有互補的特征,譬如語言中的主位推進等格律特征可以由圖像中顯著的參與者、框線來互補,語言中的作格(agency)特征可以由圖像中的矢量互補,表達態度的語言資源可以由圖像中人物情感的體現、色彩渲染(ambience)來互補,投射、介入等語言特征可以由視覺聚焦(focalization)互補。馬丁認為,不能把兩種模態的互補特征簡單地等同起來,模態間關系的解讀必須聯系語篇體裁。就PhotographsintheMud來說,對圖文互補關系的解讀必須聯系該敘述文關于和解的主題信息(另見“對中斷的評價:中學敘述文的主題象征”(1996)對敘述文主題信息的論述)。此外,文章還論述了圖標化(iconization)在聯盟社會群體中的作用,正如在概念意義中,下定義等語言技術化過程(technicalization)能將現實加以濃縮提煉,在人際意義方面,圖標化能把特定社會團體共享的價值觀物化(materialized)為具有象征意義的聯盟圖標(bondicon,如白鴿象征和平),以及其它物化形式如儀式、口號、旗幟、吉祥物等等。PhotographsintheMud中的圖標化過程涉及故事中的角色(如士兵和他們的妻子)和象征物(如櫻花)。語言和圖像的合力表現了“和解”這一主題,從這個意義上說,PhotographsintheMud可以被視為一則教育語篇?？偨Y歸納出各種語篇體裁中的模態間互補方式是社會符號學面臨的挑戰之一。

4. 結語

我們從作為“適用語言學”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和悉尼學派的相關研究談起,以《馬丁文集》之《語篇分析》卷為主線,對馬丁的語篇分析思想作了評介。最后,我們嘗試小結以馬丁為代表的悉尼學派在語篇分析研究方面的一些特點:

(1) 對語篇體裁(genre)的關注是貫穿其語篇分析研究的一條主線,以馬丁為代表的悉尼學派注重語篇體裁理論在讀寫教學中的應用,而讀寫教學中的實踐也促進了悉尼學派語篇體裁研究的發展;

(2) 關注語篇語義層面的人際意義研究,在系統地研究賦值語義方面,提出并發展了分析框架;

(3) 重視對語篇進行系統、細致的語言學分析,強調語篇分析的社會實踐性,關心弱勢群體,提倡積極話語分析,重視話語對社會生活的積極、建設性影響,所分析的語料涉及教育領域、社會生活、時政新聞等多個方面;

(4) 重視交際的真實情況,提倡多模態話語分析,從社會符號學出發,在系統功能語言學研究的基礎上分析、解讀語言以外的多種交際模態。

Baldry, A.P. & P.J. Thibault. 2006.MultimodalTranscriptionandTextAnalysis[M]. London: Equi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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