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現實主義的發展及批判

毛 麗

（華僑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福建 泉州 362021）

結構現實主義的發展及批判

毛 麗

（華僑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福建 泉州 362021）

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現實主義一直是舉足輕重的一個國際關系理論流派。從卡爾到摩根索，再到沃爾茲，現實主義經歷了一個理論化程度越來越高，科學化程度越來越強的發展過程?？柕於ㄆ淅碚摶A，摩根索構建其理論大廈，而沃爾茲則使之成為一個完整的宏觀科學理論體系，把現實主義提升到另一個高度，形成了結構現實主義。由于結構現實主義高度的科學性和簡約性，以及國際關系的背景發生了巨大變化，它也遭到了來自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多方面的批判。但是作為一種宏觀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新現實主義仍然有很強的發展空間和生命力。

結構現實主義；國際關系；沃爾茲；新自由主義

一 引 言

在現代歷史上，對國際關系進行理論思考的傳統源遠流長，尤其在16世紀以后，各種有關國際關系的觀念、思想和學說更可謂層出不窮，而現實主義思想則在一戰后成為國際關系的主導理論范式。一戰以后，各國最為關心的是如何消除像一戰那樣的災難，如何實現世界和平，在這種強烈愿望的主導下，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提出了十四點計劃，強調普世道德原則；重視國際組織，國際法和國際輿論的作用；主張自由貿易，民主體制和民族自決。[1]P9-14其典型產物則是著名的國際聯盟?；趯κ狞c計劃的批判，卡爾在其代表作《二十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系研究中的重大作用》中指出，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是烏托邦主義，因為普世的道德很難界定，也很難依賴國際輿論，每個國家都是以自我利益為出發點和標準，只會有國家輿論，而不會存在所謂的國際輿論；軍事權力，經濟權力，支配輿論等權力仍然是國際關系中的最重要因素；同時，國家之間的利益是根本沖突的，要實現國際利益的和諧是不可能的。對威爾遜理想主義的批判也構成了卡爾國際政治思想的核心內容，也奠定了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并最終引起了國際關系的第一次大論戰。

但真正首先對現實主義思想的基本內涵進行了系統闡述，使之構建起理論大廈的非摩根索莫屬，摩根索在其代表作《國家間政治：為權力與和平的斗爭》中提出了現實主義的六個原則，歸納起來可以概括為：人性觀，利益觀和道德觀。[2]P4-15摩根索認為人性是利己的，他們追求權力和利益的最大化，人性惡是國際關系的第一推動。國家也一樣，始終把自我利益作為中心考慮，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為了解決沖突，國家之間為爭奪權力而進行的斗爭就是一個不可變更的事實。摩根索把權力當成了國際關系的最終目的。而在道德上，他也強調，國家的利益就是國家的道德，普世道德即使存在，也不可能有多大作用，因為各個國家利益的差異性就決定了普世道德不能規范國家的行為，國家行為只受國家自我利益的支配。從摩根索的這三大觀點中可以看出，權力始終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權力政治是核心，他把國家的行為動機歸結為一點:獲得、維持和增加權力。至此，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就構建起來了，其核心是權力政治，支柱便是摩根索關于人性，利益和道德的三個觀點。

摩根索構建了現實主義的理論大廈，但最終使現實主義形成一個科學體系的則是肯尼思·沃爾茲。沃爾茲的理論仍然以權力為核心，強調權力政治，但也與摩根索的觀點有了很大區別。首先，沃爾茲認為，國際關系的第一推動不應該是人性，因為人性是無法證明和測量的東西，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以它作為國家關系的第一推動力是不科學的，國際關系的根本推動力只能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沃爾茲將國家間的安全困境歸結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在他看來，也正是這個深深地根植于國際體系的結構難題阻礙了國家間的合作。同時，沃爾茲的無政府狀態是以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論”為依據的，其目的是說明在一個缺乏公共權威的社會狀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必定是一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因為，每個人都有生存的本能，要保證生存就必須增強自身的實力，一個國家增強實力，不管有沒有威脅其它國家的意圖，都必然被其它國家視為威脅，于是其它國家為了保證安全，也必然加強自己的實力，在一個沒有強大利維坦的無政府國際狀態下，這種對權力的相互爭奪必然導致戰爭。其次，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的第一考慮不是權力，而是生存。在一個無政府的自助體系中，權力只是一種手段和工具，他們憂患的都是自我的生存問題，他們攫取權力是保證自身的安全和生存。這就把摩根索的以權力為目的變成了以生存為目的，而把權力視為生存的手段和工具。再次，沃爾茲認為軍事權力是國家權力的第一要素。要保證生存，就必須依靠軍事權力，外交等和平方式都以軍事實力為后盾，只有軍事實力是保證生存的最重要權力因素，國際關系中的事件都只有通過軍事實力才能決出結果。

任何一個科學化的體系層次的國際關系研究理論，都應該包括三項內容：最具有根本意義的體系層次的特征；國際體系單位的確立；體系與單位之間的關系陳述。在沃爾茲的體系理論當中，國際體系層次最有意義的特征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體系單位則是民族國家，其實，所有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單位都被界定為民族國家；而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與國家行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以無政府性為自變量，以國家行為為因變量的因果關系，即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決定國家行為，也就是“結構選擇”。自此，現實主義成為一個完善的科學理論體系，也因為沃爾茲十分強調結構的作用，他的現實主義被稱之為“結構現實主義”，也就是新現實主義。

二 結構現實主義的基本取向

對近代以來的“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體系進行系統的闡述，才能揭示出其根本的思想內涵和價值取向。結構現實主義既有對傳統現實主義的繼承，也有對現實主義的發展，從繼承與創新的角度，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對結構現實主義進行剖析：

（一）類似于“自然狀態”的無政府狀態與為權力而爭奪的“戰爭狀態”

托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維坦》中，提出了著名的每個人反對每個人的戰爭的“自然狀態論”?；舨妓箛H關系思想立論的基石正是“自然狀態論”，它的理論基點是人與人之間在身心兩方面的絕對平等，身心兩方面能力上的絕對平等必然將會使人人都具有同等的、可以相互毀滅的能力，而這種同等的、可以相互毀滅的能力在缺乏公共權威制約和規范的自然狀態中必然會導致人際之間永無休止的相互爭斗。[3]P25具體地說，霍布斯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釋成一種自然狀態：人的生存本能驅使人采取措施自我保護，而保護自我就要增強自身的實力，一個人增強實力的行為會被其它人視為威脅，于是每個人都競相增強實力，以保證不受別人威脅或保證生存，沒有一個凌駕于眾人之上的利維坦來約束大家的行為，這就必然導致安全困境，在這種狀態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是一種常態。

而國際社會也處于這樣一種自然狀態中。國際體系是一個自助體系，既無世界政府，又無國際警察，各個國家只能依靠自己來保證生存，而要保證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強國力，國力越強就越安全，反之生存則受威脅。這樣的國際體系無政府性就類似于于霍布斯的自然狀態，在這種自然狀態下，每個國家都不惜一切來增強自己的國力，國家實力的競爭則必然導致戰爭狀態，戰爭不可避免。在這種無政府狀態中，沃爾茲把權力界定為一種工具，但是它仍然是最核心的一個概念，國際關系的實質就是在類似于霍布斯自然狀態的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對權力的爭奪，而權力的爭奪又會導致戰爭狀態，所以，雖然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比摩根索的傳統現實主義更樂觀一點，但他仍然強調權力政治，強調為爭奪權力而進行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二）民族國家的基本特征

國際關系的主體大體可以分為國家行為體和非國家行為體兩大類，非國家行為體又包括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等，想要建立一種宏觀的科學的理論體系，體系單位也必須高度簡約化，國際關系主流理論，如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都把民族國家作為其基本的研究單位，結構現實主義也不例外。結構現實主義強調國家的三個性質：

第一，國際關系的基本研究單位是國家。梅奧爾曾指出：國際社會的基本特征是以主權國家為中心，以主權國家之間的交往為主要內容的。主權國家之所以能夠作為國際關系的基本研究單位，主要是由它自身的性質決定的，一個國家具有主權，即對內對外的最高權力。雖然結構現實主義承認其它國際行為體的存在，和它們一定程度上的意義，但國家是其中最具實質意義的一個，所以民族國家被確立為國際關系的基本研究單位。

第二，國家利益的單一性和穩定性。國家是一個一元體，它的內部雖然情況復雜，有很多影響國家利益的因素，如社會制度、民族狀況、階級階層狀況、經濟發展水平等，但作為一個整體，它在一個特定的時空范圍內，能夠確立一個整體利益，即經過各方的討價還價最終會形成一種整體利益。只有這些整體的統一的目標才能構成國家利益。[4]P42—43當然，國家的一個超越時空的根本利益毫無疑問是國家的生存，但在一個特定時空層面內國家也可以確定一個整體的、單一的利益，并具有相對穩定性。

第三，國家是理性行為體。一個國家在一個特定國際狀態下，對待每一件關系到國家利益的事情，都可以提出很多相應對策，并選擇一種可以最大限度實現自己利益的政策加以實施。這就是艾利森的手段——目的關聯模式：國家采取某一種行為，這種行為必然是為某一目的服務的，并且也被認為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5]P694結構現實主義所說的國家理性可以說是赫伯特·西蒙所說的實質理性，即只強調行為體根據自己的目標，按照預期效用的大小，排列和選擇政策方案[6]P294。國家的理性就決定了國家行為的可預見性，因為每個國家在面對某一特定情況的時候，根據理性出發，都會作出基本相同的理性決策。

結構現實主義關于國家的這三個基本論斷，就把國家簡約成為了超歷史的、功能相似的理性行為體，這樣做無疑對宏觀理論的建立起到了很關鍵的推動作用，也對結構現實主義的科學理論體系的建立有很大貢獻，但這樣做是否會影響到結構現實主義對國家行為的解釋力，這也值得我們探討。

（三）國際體系結構是影響國家行為的最重要因素

體系層次的國際關系理論必須首先確立影響國家行為的最根本體系特征，即體系層次什么因素對國家的戰爭與和平，沖突與合作的行為起最根本的影響作用。在這個問題上，結構現實主義提出國際體系結構是影響國家行為的最重要因素，并提出了著名的“結構選擇”理論。

沃爾茲的國際體系結構具有自在性，并且是體系層次影響國家行為最重要的因素。國際體系的建立就如同經濟學中的市場一樣，市場的建立依賴于市場當中個人的交換行為，但一旦市場建立起來，就不再受市場中個人的支配，而成為一種自在的存在，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規律，如價值規律等。市場中的個人必須按照市場規律行事，如果違背市場規律則會破產。國際體系的建立也一樣，它的建立必須依賴于各個國家之間的互動行為，但是體系一旦建立便成為一個自在的體系，如果某個國家不按國際體系的規律辦事，必然會走向死亡，而如果按照體系規律辦事則會不斷發展。所以，如果想在國際關系當中成為贏家，取得優勢，就必須遵循國際體系結構的規律。

由于國家的第一考慮是生存考慮，為了生存，國家就必然遵循國際體系結構的需要，制定有利于生存和發展的政策并加以實施。在國際關系理論體系中有很多關于體系結構的理論學說，如吉爾平的霸權穩定論，奧根斯基的權力過渡學說，他們都強調單極穩定；沃爾茲和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米爾斯海默都主張兩極穩定；而均勢理論則強調多極穩定，不論主張幾極穩定，都是一種國際體系結構，這些理論說到底都是強調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戰爭與和平行為的影響。所以，國際體系結構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是自變量，它決定了國家的行為，這就是沃爾茲“結構選擇”理論的核心。

三 對結構現實主義的批判

由于經濟事務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日趨重要，各種非國家行為體，如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等地位越來越重要，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也越來越大，很多現象結構現實主義都不能解釋，這就招致了很多來自各方面的批判，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全面復興和溫和建構主義興起以來，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更是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對結構現實主義的批判有很多方面，但主要是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對無政府邏輯的批判

沃爾茲的理論實際上應該是一種“無政府狀態決定論”，而這點也正是造成沃爾茲的理論不斷地遭受批評的一個主要原因。[7]P256-258現實主義堅持“一元無政府性”。新現實主義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其理論研究的起點，在無政府假定的基礎上，進一步假定國家是主導行為體，而且國家行為體是單一、自私、理性的。沃爾茲認為，無政府性導致了國家的自助行為，導致了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和權力爭奪，導致了安全困境的產生。它的基本邏輯是：國際體系處于無政府狀態，沒有一個維持秩序的最高權威，同時國家又是理性和自私的，所以必然導致利益沖突，由于各國均以自己的利益為最高利益，沖突是不能調解的。所以爭奪權力就成為國際體系成員的必然選擇。

對現實主義無政府邏輯的批判來自溫特的建構主義。溫特沒有否認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但他反對現實主義從中推導出的單一無政府邏輯和權力政治觀。溫特認為將無政府狀態作為給定條件并不正確，無政府狀態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國家造就的，一切都要取決于國家之間共有的觀念結構。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在宏觀層次上至少存在三種結構，即霍布斯結構、洛克結構和康德結構。[8]P314-315

霍布斯結構認為，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敵對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可以無限制的使用暴力以反對他人，是一種每個人反對每個人的戰爭邏輯。而在洛克結構中，角色界定是一種競爭關系，國家之間是競爭對手，這種結構中雖然也會使用暴力，但是有限度的，合作是可以通過努力達成的，是一種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生存與允許生存的邏輯。而康德結構則認為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友誼關系，是一種大家互相幫助的邏輯，國家之間可以解構一種無政府結構，而建構另一種結構，無政府結構不止一種，也不是物質的，而是一種觀念結構。因此，國家之間的合作從根本上是可能的，因為國家之間的互動可以建構一種從根本上就和平的無政府文化，而國際關系的無政府文化大致可以說是：霍布斯文化已經成為歷史，現在正處于洛克文化之中，而最終會走向康德文化。

其實，在這三種無政府文化中，洛克文化比較符合現實狀況，也比較具有說服力，霍布斯文化未免太過悲觀，它完全忽視了人的主觀愿望和各國在國際行為互動中建立起來的制度的約束作用，現實也證明，通過國家間的共同努力和平是可以實現的，戰爭并不是國際關系的常態。而康德文化則有一種主觀唯心主義意味，把人的觀念力量看得高于一切，它忽視了利益在國際關系中的導向作用，也把人的道德水平看得過高，這種康德文化只能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

（二）對權力觀的批判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結構，也就是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決定了國家的戰爭與合作行為。并且認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最佳途徑是獲取并握有適當的國家權力。[9]P2現實主義者賦予權力極其重要的地位，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國家追求的最終目標，新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國家利益實現的重要手段，是在國際關系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沃爾茲認為國際政治結構除了無政府狀態這一原則以外，國家間權力的分布及其變化也會影響到結構的變化?？傊?，權力政治是現實主義的核心，為爭奪權力而引起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對新現實主義權力觀的批判是來自多方面的，而最主要是來自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認為現實主義只看到了國際體系中的權力，認為“國際事務在本質上都是沖突的”、“國家間利益沖突不可避免，國家必然自助，政治事務的最后仲裁者就是權力”[10]，這些都忽視了國際制度的因素。國際制度的建立雖然要依賴于霸權國的權力，但一旦建立起來，就不再是權力的附屬物。同時，由于國際制度具有普遍性和權威性，可以通過提高或降低交易成本，提供可靠信息等方式來獎勵國際關系中的合作行為，懲罰不合作或是欺騙行為。獎勵合作行為發生在國家之間有共同利益，但是卻由于可靠信息不足而致使合作不能達成的情形下，這是一種服務性質的作用，國際制度通過各種機制提供可靠信息，使雙方都能了解對方的具體情況和意圖，最終促使合作的達成。而懲罰不合作行為則是由國際制度的權威性來決定的，國際制度具有橫向效應和縱向效應，縱向效應使國家在同一問題領域內，考慮到自己的長遠利益而不得不首先考慮合作行為；橫向效應使國家在不同問題領域內，由于要考慮整體利益，也不得不放棄不合作或是欺騙行為，而首先考慮合作的行為。正是因為國際制度從這兩方面對國家行為的限制，國家之間的合作是完全可以達成的，而不是向現實主義說得那樣：為爭奪權力的戰爭不可避免。

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觀是一種悲觀的觀點，認為理性的國家為了生存會不顧一切的爭奪權力，這樣它就忽視了其它因素對國家行為的重要影響，正是由于國家的理性特征，戰爭對一個國家來說，其成本可能是毀滅性的，很多國家正是為了生存才會選擇合作，因為合作的成本較低，其帶來的收益更有利于生存。出于生存的目的，理性國家既可能合作也可能戰爭，并不是只有為爭奪權力而進行戰爭這一種狀態，而是選擇戰爭還是和平要考慮成本、實力以及絕對收益和相對收益等多種因素，不只是權力這一種因素可以決定的。

（三）對新現實主義過分簡約和抽象的批判

新現實主義為了能夠建立一種高度科學化的宏觀理論范式，將很多概念都高度簡約化和抽象化，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將國家這一概念的簡化。在新現實主義理論中，沃爾茲將國家描述為一種超歷史的、功能相似的單位，完全忽視了國內各種因素對國家行為的影響。一個國家內部的狀況，如經濟發展程度、民族傳統文化、階級階層狀況、官僚體制、政黨之爭等各種因素都必然影響到一個國家的國際行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就很不贊同新現實主義完全忽視國內階級狀況和階級利益的做法，因為它認為這違背了馬克思以階級為基本研究單位的準則。比較政治學派也批判新自由主義把國內和國際政治完全分開的做法，它認為將二者完全分開不利于準確把握一個國家的國際行為，只有將二者相結合，才能全面、準確分析和預測國家的行為。其實，是否要將國家簡約化和非歷史化是一個困境，要建立高度科學的宏觀理論體系，必須抽象出一個簡約的單位行為體，如果要考慮國內各種因素則無法形成體系層次的理論；但又不可否認這種高度科學化的理論在其解釋力方面確實存在不足。因此，在對待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苛求一個理論做到面面俱到，目的不同可以選擇不同的研究層次，要建立宏觀理論體系，則高度科學化；要具體研究某一個特定國家的行為，則可以從次體系層次著手，分析其內外古今各種因素對其國家行為的影響，目的和層次不同，研究方式必然也不一樣。

雖然新現實主義面臨著來自多方面的批判，但它作為一種科學化程度很高的國際關系宏觀理論，仍然有很強的生命力，并且有很好的發展前景。在冷戰后現實主義呈現出多取向發展的態勢，如以米爾斯海默的進攻現實主義為代表的最大現實主義，以及在各個層面上發展起來的最小現實主義，他們雖然在某些程度上對現實主義有所修正或偏離，但基本都還在現實主義框架內?，F實主義的理論范式現在仍然存在很大的市場，尤其是在新一代的青年當中影響很廣泛，所以，我們應該客觀看待現實主義理論范式，并進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1]Charles W. Kegley,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Challenge[M].New York: St.Martin’s,1995.

[2]Hans J.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3rd.ed[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96.

[3]Cornelia Navari.“Hobbes,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the Laws of Nature”,in Ian Clark and Iver Neumann eds., 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6.

[4]Stephen 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M].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5]Graham Allison.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9.No.2,September 1969.

[6]Herbert Simon.“Human Nature in Politic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 No.2, June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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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M].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9][美]肯尼思·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中文版序言[M].蘇長和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美]羅伯特·基歐漢.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M].郭樹勇,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D815.9

A

1673-2219（2010）10-0080-04

2010－06－09

毛麗（1987－），女，四川達州人，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學。

（責任編校：王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