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近代“國學”概念的提出
——兼論中國近代國學思想形成的幾種分析路徑

朱俊瑞

(杭州師范大學 政治經濟學院，浙江 杭州 310036)

21世紀儒學研究

梁啟超與近代“國學”概念的提出
——兼論中國近代國學思想形成的幾種分析路徑

朱俊瑞

(杭州師范大學 政治經濟學院，浙江 杭州 310036)

“國學”概念的提出和爭論發生在20世紀初，曾經與“國學”交替使用的“中學”“舊學”“國故”“國粹”等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讓位于“國學”，與梁啟超對國學的獨特闡釋有著一定的關聯。梁啟超把國學與“舊學”從區分到合并，確立了“國學”的學統；國學與“新學”的對立，樹立了“國學”的中心位置；“新國學”與國故運動的交鋒，標明了“國學”的完整內容。

梁啟超；國學；漢學；新學；新國學

“國學”最早的確切含義是指國家一級的貴族學校，西周時期的學校分為“國學”和“鄉學”兩種，設在周王朝都城和諸侯國都城的學校為國學，是大貴族子弟的學校；各地所設的鄉學則是一般貴族子弟的學校。后來“國學”泛指“京師官學”，主要是“太學和國子學”。[1](P.76)晚清以降，“國學”被賦予了新的涵義，近代所謂的“國學”，“其概念在清末與二三十年代曾幾度引起爭論，終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無法統一”，“但也大致有其特定的指稱對象和范圍”，一種有代表性的意見是把“國學”引申為“中國傳統學術”。[2](P.2)張岱年也解釋說，20世紀初，“國內一些研治經史的學者編印《國粹學報》，其后章太炎著《國故論衡》，又作了《國學概論》的講演，于是國學的名稱逐漸流行起來。稱中國學術為國學，所謂國是本國之義，這已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稱了”。[3](P.1)至于曾經與“國學”交換使用的“中學”“舊學”“國故”“國粹”因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被棄而不用，“國學”因何被約定俗成獨領風騷，無關本文的宏旨。但就思想家個體而言，概念的使用和轉換往往是思想變化的界標。梁啟超正是在對“舊學”“西學”“新學”“國故”等問題的思考中，提出并選定了最能代表“中國學術”的概念，即國學。

一 “國學”與“舊學”(清代漢學)

近代“國學”概念的使用，梁啟超可謂始作俑者。1902年夏秋間，梁啟超致函黃遵憲，提出創辦《國學報》。在黃遵憲的回信中，可以間接看出梁啟超的辦報宗旨和基本設想：“《國學報》綱目體大思精，誠非率爾遽能操觚，仆以為當以此作一《國學史》，公謂何如？”又說：“公謂養成國民，當以保國粹為主義，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至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國矣”?？磥?，梁啟超信中至少出現了“國粹主義”“舊學”兩個概念。從黃遵憲的否定性意見中，還反映出梁啟超關于“國學”“國粹”問題的思考受到日本的影響：“持中國與日本較，規模稍有不同。日本無日本學，中古之慕隋、唐，舉國趨而東，近世之拜歐、美，舉國又趨而西。當其東奔西逐，神影并馳，如醉如夢，及立足稍穩，乃自覺己身在亡何有之鄉，于是乎國粹之說起。若中國舊習，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背藝圆町惒灰嗽谥袊蔑@“國粹主義”外，黃遵憲反對籌辦《國學報》的另一個理由是時機不成熟，認為中國此時需要“大開門戶，容納新學”，倡言“國學”、發揚“國粹”應該是充分“新學化”或“西學化”后的事情。他謝絕梁啟超的邀請，并稱“公之所志，略遲數年再為之，未為不可，此大事后再往復”。[4](PP.292-293)

1902年《國學報》議而未成，但學術界還是認為這是“近代國學概念的重要肇始”[5](P.278)。但仍有兩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追問：

其一，梁啟超是否因黃遵憲的反對而放棄了“國學”的主張？本文認為，在《國學報》未面世的情況下，把《國學報》與同時期的《新民叢報》對照分析，也不失為判斷梁啟超是否放棄“國學”思想的可行方法。梁啟超籌辦《國學報》的宗旨是“養成國民，當以保國粹為主義，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這種塑造國民的思想，與他創辦的《新民叢報》不僅時間上相近，在宗旨上亦無大的區別。更準確地說，《國學報》是把《新民叢報》“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的主題集中展現。所以，《國學報》雖然未果，但梁啟超擬辦《國學報》的緣由及國學思想基本內涵可以從《新民叢報》中得到間接證明。尤其是在1904年的《新民叢報》上，梁啟超開始明確使用“國學”一詞，其代表作《新民說》也彰顯“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的宗旨。據此有理由相信，《國學報》中未能展示的思想胚胎在《新民叢報》中得以正常發育。

其二，梁啟超倡導的“國學”具體內涵是什么？尤其是《國學報》“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中的“舊學”應作何解？朱維錚對此有專門的分析。他認為：“‘國粹’一詞，是明治維新后日本學人造作的。首先將它引進中國的是誰？或以為是梁啟超，則尚待考證。1902年秋天，梁啟超有創辦《國學報》的計劃，他的理由是‘養成國民，當以保國粹為主，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這論調同梁啟超以往憎惡‘舊學’即清代漢學的說法完全相反，而酷肖章太炎的口吻。這個計劃，受到黃遵憲的反對而胎死腹中，但仍由章太炎力倡，而在1905年‘國學保存會’創辦的《國粹學報》刊行，才得以實現。十八年后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將清代漢學表征的‘復古’思潮，比作歐洲的‘文藝復興’，其實也是由章太炎在清末首倡，并由《國粹學報》的主將劉師培等多方發揮過的意見”。[6](P.43注釋)

朱維錚的研究提出了一個重要論斷，即梁啟超“國學”概念的提出與他對“舊學”即清代漢學(下文中帶引號“舊學”專指清代漢學)的態度轉變有關。這又導出了新的問題：梁啟超此時提出的“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中的“舊學”是否特指清代漢學？梁啟超是否因放棄對清代漢學即“舊學”的“憎惡”而提倡“國學”？

1902年，梁啟超自信進入了學術選擇的成熟時期。他在這年發表的《三十自述》，雖然仍有“所以報國民之恩”的焦慮，但對中國學術派別的取舍態度鮮明。他以激動的心情回憶說：“時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辭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為學方針，先生仍教以陸王心學，而并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盵7](P.2223)

由此看來，1902年前后，梁啟超仍帶有激情地要將自己滿腦子清代“舊學”“摧陷廓清”，絲毫看不出用“酷肖章太炎的口吻”倡導“漢學”之意。因此在1902年擬辦《國學報》時，梁啟超不會對“漢學”抱有好感。事實上，甚至到1904年前后發表的《新民說》“論私德”(1903年10、11月、1904年2月，載《新民》第38-39、第40-41、第46-48號)中，還集中表述了對“漢學”的“惡感”*梁啟超對中國傳統學術的不滿，在此之前主要是批判科舉制度時間接評論其“無用”等等，詳見1896年《變法通議·論科舉》。另外，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還回顧了《時務報》時期對中國學術的態度：“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而集中表述他對漢學的不滿，《新民論》中當屬第一次。：

乾、嘉以降，閻、王、段、戴之流，乃標所謂漢學者以相夸尚，排斥宋、明，不遺余力?！魸h學者，則立于人間社會以外，而與二千年前地下之僵石為伍，雖著述累百卷，而決無一傷時之語；雖辯論千萬言，而皆非出本心之談。藏身之固，莫此為妙?！仕螌W之敝，猶有偽善者流；漢學之敝，則并其偽者而亦無之。何也？彼見夫盛名鼎鼎之先輩，明目張膽以為鄉黨自好者所不為之事，而其受社會之崇拜、享學界之尸祝自若也，則更何必自苦以強為禹行舜趨之容也?！瓭h學家者，率天下而心死者也。此等謬種，與八股同毒，盤踞于二百余年學界之中心，直至甲午、乙未以后，而其氣焰始衰。而此不痛不癢之世界既已造成，而今正食其報……哀哉！[8](PP.626-627)

按照梁啟超《新民說》的構想，改造新民的主要途徑是“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又要“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8](P.550)，中國傳統的學術又是“淬厲”的重要方面，但這種造就“不痛不癢之世界”的“漢學”，理應排除在“國學”之外；這種“幾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也當在“廓清而辭辟之”之列。[8](P.587)因此，梁啟超最初擬辦“國學報”中的“國學”與章太炎的“國學”在內涵上有明顯的不同。

這種不同，到了1904年發生了變化?！缎旅裾f》“論私德”發表后不到一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的“論近世之學術”部分(1904年9、10、12月，載《新民》第53-55、58號)，對漢學的評價的確有了變化，只是這時與梁啟超擬辦《國學報》已隔兩年。如果說1904年下半年梁啟超開始放棄對舊學即“漢學”的“憎惡”，似乎更有說服力。*這種推論如果正確，首先當感謝朱維錚先生的啟發。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到1904年發表“近世之學術”部分時，開始明確用“國學”代替“中國學術”，并以比較客觀的態度評析此前厭棄的“漢學”。他說：“夫本朝考據學之支離破碎，汩歿性靈，此吾儕十年來所排斥不遺余力者也。雖然，平心論之，其研究之方法，實有不能不指為學界進化之一征兆者。至其方法，何以不用諸開而用諸閉，不用諸實而用諸虛，不用諸新而用諸陳，則有別有種種原因焉?！盵9](P.273)

梁啟超對漢學的開脫，主要是自來于其對漢學產生背景的“同情之理解”。他分析說：“吾論近世學派，謂其由演繹的進于歸納的，饒有科學之精神，且行分業之組織，而惜其僅用諸瑣瑣之考據。然則此學派之所以不盡其用者，原因何在乎？曰：是不一端，而時主之操縱，其最也。自康、雍間屢興文字獄，乾隆承之，周納愈酷。論井田封建稍近經世先王之志者，往往獲意外譴；乃至述懷感事，偶著之聲歌，遂罹文網者趾相屬；又嚴結社講學之禁，晚明流風余韻，銷匿不敢復出現。學者舉手投足，動遇荊棘，懷抱其才力智慧，無所復可用，乃駢輳于說經?！N其腦力及其日力于故紙之叢，茍以逭死而已?！盵9](P.276)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清代“漢學”問題上，梁啟超與章太炎之間的學術淵源，筆者更贊同王俊義和夏曉虹的見解。王俊義認為章太炎“對清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1900年出版并于1904年修訂再版的《訄書》中。特別是修訂后的《訄書》曾在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引起極大震動”。而在“同一時期研治清代學術思想史的學者中成就更為突出、影響更大的當推梁啟超。他幾乎與章太炎撰寫《訄書》的同時，也于1904年發表了自己研治清代學術思想的處女作——《近世之學術》”。[10]夏曉虹也認為：“雖然梁啟超曾為1900年刊行的章太炎名著《訄書》初刻本題寫過書簽，在1904年續撰的第八章論述清學的《近世之學術》部分(實含有原先所擬《衰落時代》與《復興時代》之內容)，也曾參考同年面世的《訄書》重訂本中《清儒》諸篇，或引錄或駁詰，而若比較二人的著作體式，章書更近于唐代劉知幾的《史通》與清人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已說明梁作還該另有取法?！盵11]

因此，梁啟超1902年籌辦《國學報》中的“國學”與《新民叢報》中的“舊學”，基本上是排除了清代“漢學”后的中國學術，而1904年展示的國學，則代表了中國學術的全部。本文認為，梁啟超在1904年《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重提“國學”一語，有特殊的意義：

1.梁啟超找到了表達貫通幾千年中國學術的最佳詞匯，即“國學”。

梁啟超1902年開始發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時，把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界為七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四、老學時代，魏、晉；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七、衰落時代，近250年；八、復興時代。到1904年發表六、七部分時，開始明確用“國學”代替“中國學術”，除了思想方面的變化外，首先有表達方式方面的刻意追求。

對于一種學派的界定方式，梁啟超表現出極高的天賦和悟性。黃梨洲說：“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即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茍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明儒學案·發凡》)梁啟超對其中的“一二字”別有新解：“標舉一兩個字或一兩句話頭，包舉其學術精神之全部，旗幟鮮明，令人一望而知為某派學術的特色?！?/p>

“凡講學大師標出一個宗旨，他自己必幾經實驗，痛下苦功，見得真切，終能拈出來，所以說是‘其人得力處’；這位大師既已循著這條路成就他的學問，他把自己閱歷甘苦指示我們，我們跟著他的路走去，當然可以事半功倍而得和他相等的結果，所以說是‘即學者入門處’?！盵12](P.4896)

以“國學”替代“中國學術”，既有梁啟超“其人得力處”，更含有使“國學”導入“學者入門處”的用意。

2.“國學”取代“舊學”，表面上看是梁啟超對清代學術的包容，實際上梁啟超開始思考整個“中國學術”的“治學精神”，即中華“學統”。清代漢學家既然列為“學統之正派”，自然應在“國學”史上添加重墨濃彩的一筆。

梁啟超對“舊學”(清代漢學)態度的變化，除了同情清代漢學家在政治高壓下的“趨利避害”外，在研究的結果上，他開始確立漢學在國學中的地位：“乾、嘉間學統之正派”，“惠、戴之學，固無益于人國，然為群經忠仆，使后此治國學者，省無量精力，其功固不可誣也！二百年來諸大師，往往注畢生之力于一經，其疏注之宏博精確，誠有足與國學俱不朽者?！盵9](PP.277-278)針對清代“桐城派”對漢學的非議，梁啟超則反駁說：“漢學固可議，顧桐城一派，非能議漢學之人，其學亦非惠、戴敵，故往而輒敗也”，“桐城派巨子……自謂尸程、朱之傳，其實所自得者至淺??！姬傳與東原論學數抵牾，故經學家與文學家始交惡云。自宋歐陽廬陵有‘因文見道’之說，厥后文士，往往自托于道學。平心論之，惠、戴之學與方、姚之文，等無用也！而百年以往，國學史上之位置，方、姚視惠、戴何如哉？”[9](P.278)

相對于半年前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對漢學家“與二千年前地下之僵石為伍”“藏身之固，莫此為妙”的嘲諷，現在的梁啟超則只是惋惜漢學“不盡其用”，并從對漢學家的指責移向了對專制政治壓制的批判。在后來的《清代學術概論》等著作中，除了集中梳理清代漢學的科學精神外，更張揚了清代漢學家的學術人格，把清代漢學的地位更推進一步。

3.“國學”的提出主要是區別于近代的“西學”或“新學”。

如果聯系同時期發表在《新民叢報》上的系列論文以及他“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的設想，不難看出，1902年梁啟超擬辦的“國學報”中的“國學”主要是指清代以前的中華“國粹”。到1904年底，梁啟超在“國學”問題上的態度基本確立，即已經告別了昔日對“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的豪情，代之以對中國幾千年學術思想的眷戀和對青年“邃于國學”的期盼。國學不再是與“舊學”相對舉，而是與西學構成了對應關系。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的最后，梁啟超特別指出：“吾更欲有一言，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于國學，然后能收其效，以嚴氏與其他留學歐美之學僮相比較，其明效大驗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國學為我青年勸也?！盵9](P.284)不言而喻，接受西學必須“邃于國學”。這種結論來自對中西學術關系的經驗分析，也明確表達了他對“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的不滿。

另外，梁啟超在1902年《國學報》和《新民叢報》中提出的“淬厲舊學”含有整理“國粹”之意，但“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啟超并沒有使用更富有民族情感的“國粹”，反而采用相對中性的“國學”來表述“中國學術”或“中華學術”?！皣鴮W”概念相約成俗并得以流行，而感情分明的“國粹”“國故”“舊學”等語匯則逐步淡出中國現當代學術界的視線，這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一種解釋。

二 “國學”與“新學”

梁啟超、黃遵憲在醞釀“國學”時，連帶論及的另外一個概念是“新學”?！皣鴮W”與“新學”是否構成直接的對立關系呢？事情也并非如此簡單。

梁啟超提出“國學”概念的時間正是近代新學風行之時。[13](P.210)梁啟超又是康有為新學體系中的“一員最有力之大將也”*素癡：《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轉引自夏曉虹《追憶梁啟超》，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頁。。丁偉志認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既是一個以維新變法推行‘新政’為宗旨的新的政治派別，又是一個創制出一套‘新學’體系為‘新政’做立論根據的新的學術派別。把‘新政’奠基于‘新學’的基礎之上，以‘新學’——新的知識、新的學理、新的價值標準、新的文化觀念——來闡明和論證變成法，行‘新政’之必要，這正是維新派思想家高出于當時其他各種有識愛國之士的地方，也正是他們區別于和高出于洋務大員的地方?！盵14](P.176)這是從近代政治變革和學術發展的意義上予以肯定。陳其泰認為：“在晚清新學創造的實踐中，梁啟超、夏曾佑所走的道路是成功的。他們接受了由龔自珍和魏源奠定、康有為所發揚的進步公羊學說的傳統，站在哲學思考的高度，信奉萬事萬物處在變易之中和人類歷史樸素進化的觀點，強烈要求革新政治、以救亡圖存為己任，同時，他們熱心學習和傳播西方進化論和其他進步學說，決不以公羊學家自限，不墨守清代經師附會經義的舊規，并且摒棄主觀武斷的方法，努力運用近代進化論這一新鮮哲學觀探求新知?！盵15](P.342)這是從近代學術文化轉型意義上對“新學”的肯定性評價。

梁啟超何以在“新學”方興未艾之際另樹“國學”的旗幟？王先明認為主要是近代“新學”中的學術缺陷所導致。他認為：“國學無疑是相對于新學而起的一種學術文化思潮”，“至少，國學的興起與新學發展的偏向不無關系”，主要表現是：“第一，以大量輸入西學和搬用西方詞語為手段的新學，難免形成學術文化發展方向上的‘歐化’傾向，從而疏離了民族學術文化的根性，這在民族危亡時代必然引起學術救亡和文化復興的民族情感的涌動?！薄暗诙?，在新學的創建和發展過程中，‘外來之新思想’尚未能真正扎根于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土壤之中從而完成中學與西學的整合”。由于近代新學在“無選擇的”輸入外國學說的情況下，也形成了新學與生俱來的缺陷：其一，對于西學汲取的“稗販、籠統、膚淺、錯誤諸弊”。其二，新學的創建具有強烈的“功利性”，“缺少一種求真求是，以學術為目的的精神，使學術本身變成了手段”。其三，“新學未能形成一個相對穩定和成熟的體系，并以此成為規范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模式”。[13](PP.238-248)這又是一種對“新學”的否定性判決。

從梁啟超的文稿中，可以發現他講的“新學”可以分為二種：一是指洋務以來的所有“西學”；二是指康、梁“新學”。對于這兩類不同的“新學”，他的評價也完全不同。

對于近代尤其是洋務以來的所有西學或“新學”，梁啟超從學術的本源上予以全面的否定：

一切所謂“新學家”者，其所以失敗，更有一種根原，曰：不以學問為目的而以為手段。時主方以利祿餌誘天下，學校一變名之科舉，而新學亦一變質之八股。學子之求學者，其什中八九，動機已不純潔，用為“敲門磚”，過時則拋之而已?！獠恢矊W問之為物，實應離“致用”之意味而獨立生存，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質言之，則有“書呆子”，然后有學問也。晚清之新學家，俗求其如盛清先輩具有“為經學而治經學”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16](P.3105)

但對于“光緒間所謂‘新學家’”之新學，亦即康梁“新學”，梁啟超用“不中不西即中即西”自表其短，但自始至終凝結著自我辯解、先抑后揚的情結。他分別從“西學”的傳播和“中學”的改造兩個方面對康梁“新學”予以辯解。

西學傳播中的“無制限的盡量輸入”或“梁啟超式輸入”，難免有一定的盲目性，梁啟超主要是從正面予以肯定：

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眾。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志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蓋如久處災區之民，草根木皮，凍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頤大嚼，其能消化與否不問，能無召病與否更不問也，而亦實無衛生良品足以為代。[16](PP.3104-3105)

西學傳入的過程，也是康梁改造舊學的過程。梁啟超也曾指出康梁“新學”存有“摭古書片詞單語以傅會今義”“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等等弊端[16](PP.3100-3101)，但更從社會進化的角度評價了康梁“新學”在“舊學”改造中的歷史地位：

戊戌學問和思想的方面，我們不能不認為已經有多少進步，而且確已替將來開出一條大進步的路徑。這里頭最大關鍵，就是科舉制度之撲滅?！健拔煨缇S新”前后，當時所謂新黨如康有為、梁啟超一派，可以說是用全副精力，對于科舉制度施行總攻擊。前后約十年間，經了好幾次波折，到底算把這件文化障礙物打破了。如今，過去的陳跡很像平常，但是用歷史家眼光看來，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間一件大事。[17](P.3249)

1924年在《亡友夏惠卿》一文中，梁啟超又對康梁“新學”進行概括性的總結：

我們當時認為：中國自漢以后的學問全要不得的；外來的學問都是好的。既然漢以后要不得，所以專讀各經的正文和周秦諸子。既然外國學問都好，卻是不懂外國話，不能讀外國書，只好拿幾部教會的譯書當寶貝。再加上些我們主觀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學非哲學似科學非科學似文學非文學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們所標榜的“新學”，就是這三種原素混合構成。我們的“新學”要得要不得，另一問題。但當時確用“宗教式的宣傳”去宣傳他。[18](PP.5207-5208)

依據上述的論證，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1.如果把“新學”界定為光緒間所謂“新學家”(即康梁“新學”)倡導的那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學問，這種“新學”的優點可以概括為“宗教式”的熱情、“激進式”的破舊、“朵頤大嚼”般的享受等等，并不含有用“國學”取而代之之意。丁偉志、王學泰也多從這種意義上正面肯定康梁新學。

2.近代以來的新學(包括康梁“新學”)，在學術的本源上遠離了學術所以為學術的宗旨，或者說，也背離了“為學術而學術”的“國學”學統。挽救這種“失敗”新學的辦法，只能是努力使之回歸“為學術而學術”之路。在這種意義上，“國學”與“新學”的確是一種對立關系?？盗骸靶聦W”除了上述問題外，在西學汲取中存在“稗販、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王先明據此認為梁啟超倡導國學意在解決新學的偏向，也是合理的。

3.解答上述兩種矛盾觀點的關鍵是要緊扣梁啟超上述言論發表的“時間”。梁啟超對康梁“新學”的反省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后。以此推斷梁啟超的“國學”是替代康梁“新學”，說服力未免不足。

4.梁啟超在近代新學風行之時提出“國學”概念，但不能籠統地講“國學”與“新學”是一種對立關系。真正對立的“新學”有特定的對象性，是那種以崇拜西學為特征的新學。換言之，梁啟超在1903年前后倡導國學不是試圖克服康梁“新學”自身的“雜亂”或“膚淺”，而是力圖校正一種畸形發展的“新學”，即已經偏離了梁啟超設定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新學之學。對脫離“中體西用”的新學的不滿*梁啟超所倡導的近代新學的基本內核不只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而是一種以中學為主體的中西學術的并立，即“中體西用”。這種“中體西用”當然不同于張之洞那種以捍衛專制體制為目的的“中體西用”，而只是一種中西不同學術關系的考量，學者們多有分析，茲不贅述。，是他倡導“國學”的關鍵。

三 國故運動與梁啟超的“新國學”*“新國學”的提法取自蔣廣學所著《梁啟超是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終結》(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梁啟超的‘新國學’并非一家、一派之學說”，“新的國學必須在處好先秦各家學說、佛教哲學以及各種新興學科的關系后才能建立起來，才能得到健康的發展”。五四后梁啟超在國學問題上有一句話：“在學術界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筆者贊同用“新國學”來概括梁啟超后期的國學思想，至于“新國學”的內涵則應有具體的分析。

對一戰后世界潮流的反省使中國不少思想家走向了東方文化，梁啟超也因此被學者們歸類到東方文化派中。*五四時期的文化派別一般分為馬克思主義者、西化派、東方文化派。東方文化派又被細分為梁啟超、張君勱為代表的的玄學派；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張士釗為代表的甲寅派；吳宓、胡先骕、梅光迪為代表的學衡派。鄭師渠認為，東方文化派內部雖然派別林立，個人的情況也多不同，但他們對于戰后世界潮流的變動的感悟“理路相類”，“歐戰是西方文化過于趨重物質文明而忽略精神文明的必然結果”，世界的文明之路應該從東方文化中吸取詩情?？傊?，“調和中西，實現中國文化的復興”是東方文化派共同的文化取向。這種調和中西的思路，梁啟超在《歐游心影錄》中表述為：“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鄭師渠據此認為梁啟超是東方文化派中表達中西文化調和思想“最具體”的人物之一。[19](P.17)學術界也大多認同梁啟超晚年趨向保守的觀點。但這種觀點也值得商榷。

用“中西調和”或趨向保守可以說明梁啟超后期思想的某些方面，持此說者首先在判斷標準上有明顯的紕漏：

1.僅以梁啟超的“西學”為準線評述其后期“中西調和”的保守性，方法未必妥當。在這種單一的視域下評述梁啟超的思想，等于用梁啟超的“左手拉右手”，無法說明梁啟超在西學和“中學”方面的真正變化。比如，以“中學”為背景，容易發現其在“國學”問題上的一貫立場和五四后的新發展；以“西學”為基點，看到的往往是梁啟超在“西學”認識上的變化。不同的視域所得結論可能會截然不同。如果研究他的“國學”思想，應當以“中學”為主要線索，把握其在“國學”問題上連續性、繼承性的一面?！爸形髡{和”是事實，但走向“保守”則未必。*關于五四后思想家“調和”的智慧，學術界圍繞著“杜亞泉現象”已多有肯定，茲不引述。但在同類問題上對于帶有“政治性”問題的梁啟超，還沒有平等對待。

2.五四后對學術派別的分類和性質的判定基本上是以“西學”為準繩，實際上是預設了“西化”的無上權威性和絕對性并以此作為評判一切的價值標準；或以“政治正確”作為學術分類裁定其歷史地位的天然尺度。這種簡單認定新勝舊、今勝昔的樸素進化論，形成于晚清，在“五四”時期達到高潮。流風余韻，至今不絕。

梁啟超“新國學”思想的形成帶有鮮明的文化思潮背景，它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回應。更準確地說，五四后梁啟超“新國學”概念的提出與五四時期的“整理國故”運動有直接的對應關系，*關于梁啟超的古書辨偽與整理國故的關系，已有論述。詳見吳銘能《梁任公的古文獻思想研究》，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2月版，第114-118、275頁。該書對本文分析梁啟超后期國學概念的形成極有幫助。但不能將之視為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補充，更不能把“新國學”視為對新文化運動的反動。

僅從表面上看，梁啟超在“在同盟會成立后，尤其是章太炎主持《民報》后，他就很少言及國粹了”[20](P.94)。在民國初年國內圍繞著整理國故而展開的有關“國學”“國故學”的爭論中，梁啟超的確沒有參與熱鬧的“正名”活動*民國初年有關“國故”“國學”“中學”“國粹”“國粹學”“國故學”“中國學”“新國學”的正名，是民國初年“整理國故”的一大景觀。有關問題的爭論羅志田做了詳盡的論述，詳見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這種置身于學術思潮之外的做法似乎不太符合梁啟超的風格，但“冷淡”表象的背后卻含有梁啟超對“國學”不證自明的理解，讓他牽掛的是整理國故運動的方向問題。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科學”和“人權”為最初的宗旨，新文化運動的走向卻在不斷地自我調整和分化。按照胡適的解釋，五四時期的新思潮的流向至少應該包括“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21]。胡適一路的“許多過去新的先鋒，都轉而向著整理國故去深厚自己”。[2](P.46)在整理國故方面的影響，桑兵總結說：“20世紀20至30年代前半，是國學研究的鼎盛期。由于在新文化運動中暴得大名的胡適等人提倡整理國故，使得國學研究成為時尚。國學教育和研究機構競相設立，不僅青年后學踴躍投考，還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專門雜志和出版社紛紛出臺，一些報刊則特辟國學專欄，以論文、專著、教科書和叢書的形式發表了大量國學論著；既有的國學倡導者仍繼續鼓吹，一批少壯新進之士又加入行列；標明國學的學術性結社明顯增多；響應者除集中于京滬外，還擴展到西北、東北、閩粵及香港等地?！盵2](P.10)這里所說的“既有的國學倡導者”，應該包括梁啟超在內。

遺憾的是，學術界只是關注了新派的“國故”，卻忽視了梁啟超已經從正面“殺出”，迅速以自己得心應手的“國學”與之過招接應。從思想史的脈絡上，“整理國故”表達在先，梁啟超表述“新國學”在后，似乎梁啟超被動地參與了“國故運動”的合奏。但梁啟超的參與重在保持特定的“音調”。他說：“近來國人對于知識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國故的名詞，我們也聽得純熟，誠然，整理國故我們是認為急務，不過若是謂除整理國故外，遂別無學問，那卻不然?！蹦敲?，區別于國故運動的“學問”是什么？就是那種當時讓歐洲學者驚嘆、梁啟超自歐游回來正在興致盎然地展示的中國“人生哲學”。[22](P3343)無論是內容還是方法上，“新國學”都是對整理國故運動的矯正而非簡單的補充或否定。筆者將另文專門分析。

總之，國學與“舊學”從區分到合并，梁啟超確立的是“國學”的學統；國學與“新學”的對立，樹立的是“國學”的中心位置；“新國學”與國故運動的交鋒，標明的是“國學”的完整內容。梁啟超的國學教育思想隨著“國學”概念的“能量轉移”不斷注入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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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沈松華)

LiangQichaoandtheProposalof“GuoXue”ConceptinModernChina——OntheApproachestoAnalysingtheDevelopmentof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inModernChina

ZHU Jun-r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icienc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The proposal of and debate on the concept of “Guo Xue” occurr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oncepts, such as “Zhong Xue”, “Jiu Xue”, “Guo Gu” and “Guo Cui” had been used alternatively, but were finally replaced by “Guo Xue”. And this was related to Liang Qichao’s original explan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from distinguishing “Guo Xue”and “Jiu Xue” to combining the two conceptions. He defined the scientific tradition of “Guo Xue”. In contrasting “Guo Xue” with “Xin Xue”, he set up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Guo Xue”.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Xin Guo Xue”and the “Guo Gu” movement identified the integrated contents of “Guo Xue”.

Liang Qichao; Guo Xue; Han Xue; Xin Xue; Xin Guo Xue

2010-02-25

朱俊瑞(1965-)，男，山東昌邑人，歷史學博士，教育學博士后，杭州師范大學政法經濟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

B259.1

A

1674-2338(2010)02-0019-08